關於小說的嚐試

從長遠來看，吉卜林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他的短篇小說。在魯賓森接任編輯之前，吉卜林就已經寫好了一兩篇。他用夢幻般的句子描寫了拉合爾夜間和白天的景象，用同情卻並不感情用事的語氣記錄了一間鴉片煙館發生的事情，也有模仿愛倫坡式的神秘和想象寫成的故事。這些作品都刊登在1885年聖誕節吉卜林一家共同創作的《四重奏》一書中。

吉卜林一家人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商量為吉卜林的這些故事起一個概括性的名稱——《來自山上的簡單故事》。這期間，翠絲也為《軍民報》寫了一兩篇較為平實的故事，當然，後來並沒有收在吉卜林的專集裏麵。

駐印度的英國女士所感興趣的事情在吉卜林的小說中都有所體現，比如浪漫刺激的愛情、瀕臨破滅的婚姻等。

在這些早期的小說中，吉卜林並沒有體現出他的種族偏見。事實上，當時如果和一位不同種族階級的女人結合，一定會永遠破壞一位官員或軍人的前途。吉卜林明白自己沒有理由指責那些權威人士的種族偏見，不過，他對這些情人卻有著相當程度的同情，因為他們受著兩方麵種族的敵視。他對於那些能夠幫助這些情人克服種族障礙的人，也有著無限的尊敬。

在一篇小說裏，吉卜林還對英國人的種族偏見作了最刻薄的攻擊。他筆下的一位白人醫生在送走一個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孩後居然說：“這些小鬼，他們一點忍耐力都沒有。”從這些負麵形象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吉卜林多麽厭惡持有種族偏見的白種人。那個時代的吉卜林，從整體來講，似乎在為英國的殖民主義感到抱歉。

不久後，吉卜林奉調到加爾各答的記者站任職。在那裏，他看到了很多接受過歐洲現代化教育的當地人，並留心觀察他們。觀察的結果是他對印度的同情依然停留在有限的程度，並沒有增加。

吉卜林對加爾各答的衛生條件極為不滿，不過更讓他不滿的是印度政客談論獨立的言論，他認為印度永遠不能自治。自治隻是一部分“印度紳士”的希望，他們不能代表所有印度人。

令人驚訝的是吉卜林竟然沒有到過印度中部地區。雖然他的《叢林故事》一書使得他的同胞都知道英國海外屬地有這麽一個地方，但他卻隻是從他朋友的照相簿中認識了這個地區。

19世紀80年代的後五年間，吉卜林在報紙上發表了越來越多的文章，這使得他轟動一時，等他再次回到倫敦的時候，人們早已知道他在印度建立起來的名氣了。

把吉卜林的文章更進一步傳播的是印度鐵路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把吉卜林的文章按照主題加以挑選，印成專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吉卜林感興趣的主題有哪些。

《喜馬拉雅山之下》收集了愛情和風流韻事，也是人們普遍意義上認為的“法國風味”的文章。事實上，吉卜林的這些故事在法國也確實很受歡迎。同樣在法國受到歡迎的是《蓋茨比一家的故事》。這篇小說由一長串的對話組成，講述了一位軍官的婚姻和他的前途發生了衝突，最後他退出軍隊，選擇了愛情。對於這位軍官的這種選擇是不是值得的問題，吉卜林並沒有作明白的闡述。

《幽靈人力車》一書則包含了四個恐怖和冒險的故事。英屬印度是一個迷信社會，這裏對世界文明許多寶貴的貢獻之一就是通靈學。雖然約翰曾指責一位通靈學專家是他曾見過的“最有意思和最無恥的騙子之一”，但吉卜林卻對通靈學有極其濃厚的興趣。雖然通靈學的敲桌子聲和轉動茶杯的行為使吉卜林在小說中痛罵，但他對於鬼魂和心靈研究卻表現出一種近乎未接受過教育的人的那種“開明態度”，而且他很可能曾涉足過通靈學舉行儀式的場合。不論怎麽說，吉卜林一直喜歡寫些有神秘鬼怪出現的小說，但對於這些現象是確有其事還是隻是幻覺，卻沒有下過確切的評語。吉卜林的這種方式在現在來說可能是幻想小說作家的標準手法，但在19世紀80年代，這還是比較前衛的。

使吉卜林名噪一時的是一個有關軍人的故事——《三個士兵》。這個故事講述了馬文、奧托立和列羅這三個士兵的一些功績，不過人們認為這三個人是吉卜林憑想象創造出來的：“他們一個是愛爾蘭人，一個是英格蘭人，而另一個是蘇格蘭人……”

在這個故事中，吉卜林認真嚐試不用正統英語，而用愛爾蘭、倫敦和約克郡的土音和造句法來寫對話，但是他沒有成功。列羅說的根本不像約克郡的話，馬文說的話也沒有愛爾蘭話的味道，奧托立說的話也不是地道倫敦腔。但吉卜林的這種嚐試卻開創了在文學中使用土語、方言、俗話，以表現文中人物個性的形式。

這個關於士兵的故事引起了駐印度英軍總司令的注意。總司令邀請吉卜林和他一同視察軍隊，並要吉卜林向他說明軍營中一般士兵的想法，那真可以說是吉卜林風光無限的時刻。

總督和總司令都是仰慕他的讀者，吉卜林在印度還有什麽可求的呢？他在新聞工作圈裏已經做了七年的記者，也學會了怎樣用他的筆賺錢，而且剛滿23歲，就已經是印度最好的英文作家了。這時候，魯賓森勸他回倫敦去，以便徜徉在更深廣的文學海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