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一種無趣叫仕途
憂國憂民，紙上談兵
雖然寄情山水的日子讓人留戀萬分，但心中的那份信念迫使王陽明不得不放棄這種生活——不能就這麽混下去了，人活著總得有些追求。
弘治十年（1497年），二十六歲的王陽明打消了歸隱念頭，離開家鄉，再次回到北京。這次，回**在耳邊的消息讓他坐立不安：蒙古人在邊疆鬧事了，跑到大同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
邊關危急，朝廷上下都憂心忡忡，急切地需要派一名文武雙全的武將前去戍邊。但弘治年間，明朝已經沒有了朱元璋當初建國時的勇氣和魄力，實力大不如前。休養生息的時間久了，一旦談到打仗，不管是文臣還是武將都兩手冒汗，因為他們習慣了醉生夢死，這種衛國禦辱的重擔把他們壓得爬也爬不起來。
麵對國家的嚴峻時局，王陽明心裏很焦急。不就是推舉出一名大將，真的就那麽難嗎？他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感慨地說：“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平時不講將略，而欲臨時備用，不亦難乎！”也就是說，朝廷在選將時隻注重你能不能打，忽略了謀略，如今想選一位文武全才的將領，自然就難辦了。
邊患危機讓王陽明意識到兵家之學的重要，他感到隻專心於“心”學是不夠的，於是，他開始學習各種軍事典籍，把騎馬、射箭練習得更加嫻熟。
其實，王陽明少年時就嫻熟騎射，而且也接觸過兵法。他不僅僅隻是個書生，在餘姚讀書時，一個叫許璋的私塾先生就曾教過他騎射，還跟他講過很多軍事理念。許璋，字半圭，明代上虞人。他性格淳厚，吃苦修行，曾是王陽明在餘姚的塾師，傳授王陽明奇門遁甲諸書與諸葛武侯戰陣之法。
王陽明有這打底子，再鑽研兵法，自然就是小菜一碟。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克敵製勝時，心學和兵道是可以畫等號的，王陽明的紙上談兵是紙上談“心”。
不管做什麽事，隻要專注，一定會有奇效。王陽明就是如此，既然決定研究兵法，就要有研究兵法的樣子。他留心武事，抱來一大堆兵家秘書鑽研，比如：《孫子兵法》《尉繚子》《六韜》《吳子》《三略》等。
另外，每當遇到宴席，王陽明就把果核聚到一起列陣勢演練，入迷程度可見一斑。一個二十六歲的舉人“老爺”在賓客麵前做這種遊戲成何體統？了解王陽明的人知道他在憂國憂民，不了解王陽明的人還以為他有精神病。當時大家對他的評價是“好言兵，且善射”。
王陽明的努力換來了收獲，這時期對兵法的鑽研讓他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雖然未能成為戍邊大將，但後來能成功鎮壓農民起義和平藩，與這段時間的苦學是分不開的。
明代學者薛侃這樣品評王陽明：“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近代學者梁啟超也評價說：“陽明先生，百世之師。”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絕非偶然，而是靠實力的。《廣名將傳》選錄了從西周到明代的一百七十多位名將，其中就有王陽明，這足以說明王陽明文武全才，是古代名將之一。
王陽明認為一個將才，應該是道德、心理、智慧、技術都屬優秀者，他在治軍上主張儲備良將，曾這樣說：“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在將領的使用上，他主張“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也就是說，要信任和尊重將領。王陽明熟諳《孫子兵法》，精通戰爭謀略，他運用《孫子兵法》中“兵無常勢”，“因敵而製勝”的思想，從實際情況出發，對不同的作戰對象采取不同的戰略，往往能取得出奇製勝的效果。
在《明史》中，史臣這樣評價王陽明：“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對於文臣出身的王陽明來說，這是極高的讚譽。
雖然王陽明在對兵法的研究中獲得了極大的進步，也獲得了後人極高的讚譽，但這段時間他是苦悶的，思想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有這個念頭的王陽明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封朱熹上宋光宗奏疏，其中有這麽一段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居敬持誌，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想想自己二十多年的求學經曆，王陽明發現自己雖然讀了不少書，但沒有循序而致精，所以沒什麽大的收獲。既然找到了問題的症結，那麽後麵的事就好辦了。王陽明很快調整了讀書方法，按照朱熹開的“方子”，循序漸進，以窮“天理”。
修煉一段時間後，王陽明依舊茫然失措，一頭霧水。先有格竹子，再有循序致精，都不能讓王陽明有所突破，他開始懷疑自己成聖的目標，從此與朱熹學說分道揚鑣了。
初入官場
轉眼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歲的王陽明第三次參加會試。這一次他沒有再次遭遇失敗，終於考中進士，“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二甲第七名也就是全國第十名。從此，王陽明正式躋身於官場，屬於他的時代到來了。
在明代以前，曆朝曆代大體上都沿用了秦始皇創立的君主之下設宰相輔政的政治體製，隻是相權的形式和職權的大小有所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直接承襲元朝舊製，在中央設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中書省由左、右丞相總理全國政治，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設左、右大都督，掌管軍事；禦史台設左、右禦史大夫，負責監察各機關衙門。另外，地方上設行中書省，統管地方軍政事務。
這種政治體製既然能沿用一千多年，說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朱元璋對此有些不滿，為了加強君主集權，他開始進行微調，最大的改變就是廢除宰相，仿宋殿閣製設內閣。內閣大學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階是正五品，雖然官位比較低，但這些人相當於為皇帝處理文件的秘書，與皇帝走得很近，實際上內閣成了最高的權力機關。
朱元璋、朱棣父子深知江山得來不易，所以輔官閣臣都隻是起顧問、參謀的作用，自己仍舊親自批示奏章。但後來的皇帝越來越懶，逐漸衍化出票擬製度，即令內閣大學士用小票墨書，對章奏草擬出處理意見，貼在各種奏疏的封麵上，再上報給皇帝，由皇帝審定後，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為批朱。結果給宦官幹政大開方便之門。
明末的魏忠賢，或亂批，或假傳聖旨，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宦官架空內閣，或者說淩駕於內閣之上，掌握著最高的決定權，結果導致朝政越來越腐敗。這種結果不是朱元璋願意看到的，但他不是神，豈能料到百年之後的事情。
再看王陽明，他被分配到了六部之末——工部見習。工部是一個掌管營造工程事項的機關，既然是搞建設，那麽就有不少油水可撈，是個難得的肥差。
雖然曆朝都屬工部最富，許多為官者都想在工部謀個差事，撈幾筆，讓自己的腰包鼓起來。但王陽明視金錢為糞土，誌不在此。他不甘平庸，一心想創建一番功業，雖然是一個實習生，也幹得熱火朝天。
這年秋天，工部特派王陽明去督造威寧伯王越的墳墓。
王越，字世昌，身材高大，力氣大善於騎射，頗有雄才大略。
據說，當年科舉殿試，王越早早就答完了試卷，不巧的是，刮來一陣狂風，試卷嗖地被刮跑了。在這種關鍵考試中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可怎麽辦？如果是常人，也許早就亂了陣腳，但王越是強人，他沒有絲毫慌亂之色，隨即奮筆疾書，在剩下不多的時間內又寫好一份考卷，最後驚險入圍進士行列。
這事兒還沒完，沒想到這年秋天，朝鮮使臣進京朝聖，竟然把王越的試卷又帶了回來。小小的試卷竟然從京城飛到了朝鮮，又被人拾起帶回京城，這真是不可思議。單單一張試卷就如此神奇，王越就更是一個傳奇了。
雖然王越以文官入仕，卻拿起兵器，當了武將。他曾經兩次領兵深入河套地區，與北元 [2]作戰，多次擊退蒙古軍隊，威震四方。他一生戰功卓著，為保衛明朝江山立下汗馬功勞，被封為“威寧伯”。
對於這樣的英雄，王陽明是極其崇拜的，在沒有考中進士之前，他就曾讀過有關威寧伯王越的文章，對於王越的才學和武功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有一天晚上還夢見威寧伯王越送他弓箭和寶劍。
如今，王陽明成了“包工頭”，為強人王越督造墳墓，他豈能為自己臉上抹黑？所以，他沒想著吃多少回扣，撈多少油水，反而秉公無私，不僅不貪汙公款，還為國家省了不少銀子，真可謂盡職盡責。除了為國家節省銀子外，在閑暇之餘，王陽明還組織民工演練“八陣圖”，比之前把果核聚到一起列陣勢演練直觀得多，他的統禦之才在這裏也得到了實踐。另外，這次的監工經曆讓王陽明明白：若想幹大事，就要指揮更多的人，擁有更大的權力。
上邊務八事
王陽明雖然是工部的官員，但並不僅僅局限於工部的事務，他還會考慮戶部、兵部的事情。在別人看來，他這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其實，王陽明之所以這麽做，無非是憂國憂民，不想隻當個“官混子”，除了喝喝茶、看看閑書，就沒啥要幹的了。他要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熱都毫無保留地奉獻出去，為大明江山的穩固盡心，為天下蒼生的幸福盡力。
這年，天空有彗星出現，京城內外，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都以為大禍將至。而且邊境不再安寧，虜寇猖獗。皇上急得茶飯不思，一邊向天祈禱，一邊向臣子們尋求良策。
主憂臣辱，作為臣子就應該為皇上分憂，於是，王陽明就針對當時朝廷死氣沉沉的現狀，上了一篇《陳言邊務疏》，現摘錄一段：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王陽明認為：現在的大臣們不思進取，爭名奪利，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利用特權賺取不義之財。社會風氣日益變壞，大家都養成了因循守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江山社稷已經到了即將崩潰的邊緣，但當權者卻一點都沒有察覺，依然歌舞升平、醉生夢死。改革變新勢在必行，隻有革除弊政，選賢任能，銳意改革，才能救大明於倒懸，救萬民出水火，讓江山社稷代代相傳。
王陽明的見解深刻而尖銳，他不僅提出改革建議，而且緊接著提出了改革的具體措施，供皇上參考，這就是所謂的“上邊務八事”：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
這些建議具體來說就是：
第一，建立軍事後備人才，以備不時之用。他自己就非常願意成為這樣的人才，隨時響應國家的號召。
第二，用人要不拘一格，古人雲：“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所以，王陽明認為，用人不可求全責備，要充分發揮人才的長處，一定要具有慧眼識人才的本領。
第三，精兵簡政，節省費用。戰爭就是燒錢，雖不要輕易言戰，但也不能懼怕敵人的侵略。兵貴精不貴多，王陽明就此提出精兵簡政的主張。
第四，軍隊屯田。敵人來了就戎裝待發，敵人退去後就讓將士們屯田。這樣，既可以減少向邊關運輸糧草的麻煩，也能保障邊關守軍的糧食供應，從而與敵人持久相持。
第五，賞罰分明、令行禁止。一支沒有紀律的隊伍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如果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後果是很可怕的，雖有百萬之眾，在關鍵時刻也起不了什麽作用。所以，為將者一定要賞罰分明、一視同仁。
第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激勵士氣。打了敗仗不要緊，關鍵要撫恤那些陣亡的烈士親屬，讓死者無憾，生者感動。然後向將士們揭露敵人的惡行，讓我軍士氣高漲，還會打不敗敵人嗎？
第七，分清主次，謀大利而棄小利。敵人士氣正旺，我軍不宜輕易出兵，被敵人牽著鼻子走。不要在意戰術上小勝小敗，而要把精力放在戰略上的勝利，見機行事，我軍才能以逸待勞，克敵製勝。
第八、嚴防死守，見機行事。我軍善於防守，敵人善於野戰。既然如此，我軍就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嚴防死守，趁機出擊。況且，我軍剛敗，敵人士氣正旺，此時不宜再和敵人交戰，應當據城堅守，養精蓄銳，然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定能完勝敵軍。
王陽明提到的這八點軍事改革主張，闡述了自己多年來對軍事研究的見解，體現出了高超的軍事才華和治軍方略。平心而論，王陽明的這些主張句句切中要害，但人微言輕，他的奏折根本就沒有機會擺到皇帝的案頭，早被內閣大臣們扔進垃圾桶了。
結果，奏折呈上去後杳無音信。沒辦法，誰讓自己沒有手握大權呢，如果手握大權，就不會坐冷板凳了。
刑部新來的年輕人
再怎麽說，王陽明也是大明的官員，遭到如此冷遇，他難道就沒有怨言嗎？其實，王陽明也是人，沒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但不同於他人的是，他能全麵地看待事物，把心態調整到最佳。
的確，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做事有困難是必然的，有困難才更能展現自己的價值，才能在過程中學到更多。若想成功，就要學會控製自己的情緒，不要被自己一時的情緒所左右。
督造威寧伯王越的墳墓這一差事，王陽明完成得非常漂亮，獲得了上司與下屬的交口稱讚。由於上司很滿意王陽明的表現，二十九歲時，王陽明便擔任了實職，被授為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一職，為正六品。官雖然不大，但握有實權。
雖然官職為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但不用去雲南，身在京師處理千裏之外的事務就可以了。在明朝，雲南是邊民生事的多發地點，大小事務雜亂無章，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關於刑部部屬的工作，王陽明在《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中這樣描述：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為，惟部屬為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恒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誌，無愧其職焉。則固有誌者之所願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
在王陽明的筆下，刑部部屬的工作最為繁重，而雲南和廣東更是難中之難。雖然工作幹得很辛苦，但機遇和困難往往是並存的。如果把最難的工作都幹好了，那麽其他工作就是小菜一碟了。所以，若想有所成就，就要把難題當作機遇，不能被苦難嚇倒。
不過，刑部官員必須要麵對禮與法、情與理的考驗。他曾這樣說：“然吾以為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擾。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可見，如果執法人考慮個人的禍敗就會損害理法，隻有聖人才能做到秉公無私，公正執法，所以，如何解決“心念”的問題，成為了考驗執法人良知的關鍵。在這種情與理的考驗中，王陽明變得越來越成熟。
弘治十四年（1501年），在刑部任職的王陽明奉命到直隸、淮安等府，會同當地巡按禦史 [3]審查囚獄案件。這些重犯大多是秋後問斬的死刑犯，王陽明雖然官職不高，卻是中央派來的官員，在審囚時有決議權，可以實現自己的意誌，這一度讓他非常高興。
通過審案，王陽明發現一些死囚十惡不赦，的確該殺，但也有一些是在嚴刑拷打下被迫承認自己犯罪的，還有一些早該被處決，因為花了大量的錢財買了命，等待出獄的機會……
王陽明仔細審閱卷宗，走訪證人，很快就處理了所有的事。一些重犯在他的幹預下翻案，不用問斬；而另外一些花錢買命的重犯被他揪了出來，等待秋後問斬。後來，王陽明的學生為了說明他工作的高效和仁義心腸，用了這麽一句話“所錄囚多所平反”，可見，王陽明是個實幹家。
或許是因為整天審案讓王陽明感到太壓抑，所以，辦完公差後，他抽空跑到安徽青陽九華山，冒雨遊覽了一番。
九華山古稱陵陽山、九子山，山體由花崗石組成，山形峭拔淩空，自然景觀美不勝收，令人讚歎不已、流連忘返，素有“東南第一山”的美稱。
詩仙李白曾多次遊覽九華山，看到此山奇秀無比，九峰的形狀如同蓮花一般，觸景生情，有“靈山開九華”之吟，故名“九華”。李白還吟詩“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讚美九華山的秀美景色，成為千古絕唱。
當時，明朝政府為了使九華山成為佛教名山，大修廟宇，很多人都來九華山參拜或遊覽。王陽明在九華山遊曆多日，他不走大路，偏偏選擇羊腸小道涉險尋幽，把九華山的大小廟宇、奇險景觀都暢遊了一遍。每到一處，觸景生情，王陽明自然要作詩表達自己的感歎之情，一路留下了很多詩篇，比如在無相寺，留有這樣一首詩：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
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
岩頭金佛國，樹梢謫仙家。
仿佛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王陽明尋幽探勝，樂而忘返，對九華山懷有深厚的感情。他作了一篇為時人傳誦的《九華山賦》。在文中，他運用比興手法，敘述了自己想要建功立業，但世道艱辛，轉而產生出世的念頭。不過，這不是他的本意，隻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逃避和消遣罷了。
在九華山，王陽明不僅遊覽了無相寺、化城寺等名刹，還拜訪了許多名人隱士，結交了不少僧人。比如，王陽明與化城寺的實庵和尚頗為投緣，二人誌趣相投，寄情於山水之間，好不快活。王陽明還根據實庵和尚的模樣、性格，寫下了一首散曲式的詩詞：
從來不見光閃閃氣象，也不知圓陀陀模樣；翠竹黃花，說什麽蓬萊方丈。看那九華山地藏王好兒孫，又生個實庵和尚。噫！那些妙處，丹青莫狀！
既然能寫出這種俏皮生動的文字，說明王陽明對外部的世界非常留戀。因為他的這一詩詞題贈，實庵和尚竟然在禪林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引起無數人前來瞻訪。之後，王陽明聽說一位因長年累月不洗頭而得名“蔡蓬頭”的道士，因為精通煉丹術而遠近聞名，他便去找喜歡談仙論道的蔡蓬頭搭訕。自己好歹也是京官，即使不夾道歡迎，也該給杯茶喝吧。但讓王陽明想不到的是，他遭到了冷遇，熱臉貼了冷屁股。
麵對蔡蓬頭敬而遠之的態度，心理素質非常好的王陽明沒有生氣，而是繼續客客氣氣地向他請教長生術。蔡蓬頭被王陽明黏得實在沒辦法，便從牙縫中擠出“尚未”兩個字，意思是說時機還沒有成熟，你就不要糾纏不休了。
王陽明以為蔡蓬頭是怕泄露了天機，便讓左右隨從離開，跟著蔡蓬頭到了後廳，接著拜請，沒想到蔡蓬頭還是那兩個字“尚未”。
這蔡蓬頭怎麽成複讀機了？王陽明不信這個邪，繼續軟磨硬泡。
而蔡蓬頭卻哈哈大笑，說：“雖然你很有禮貌地拜訪我，終究還是一副官相啊！”（終不忘官相。）說完，揚長而去。
“官相”，王陽明腦海中回**著這兩個字。的確，這蔡蓬頭真是一針見血，說到了他的心窩子上了。王陽明在朝廷任職已經有三年了，希望能有所作為，但黑暗汙穢的官場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內心向往那種純淨的仙境。外在的困擾與內心的追求讓他陷入矛盾之中，備受煎熬。自己還做不到真正的出世，反映到臉上，就成了蔡蓬頭所說的“官相”吧。
除了蔡蓬頭，在九華山的地藏洞還有一位奇異的和尚，拿野獸皮當被褥，把鬆果當食物，不食人間煙火。（坐臥鬆毛，不火食。）
這還是人嗎？是神才對啊。
這種高人，自然是要去拜見的。
王陽明攀岩走壁，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在一個黑黢黢的洞中找到了這個行為怪異的和尚。當時和尚正在睡覺，王陽明便坐下來耐心等待。突然，他發現和尚的腳丫子露在外麵，為了不讓和尚著涼，王陽明揉起和尚的腳丫子來。
和尚覺得王陽明不是酸腐文人，便睜開眼睛，說：“道路崎嶇，你是怎麽到這裏的？”（路險，何得至此？）王陽明說自己想修煉上乘功夫。和尚接著說：“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意思是說，王陽明沒有求仙的命，要向儒家的周、程二人學習。
王陽明接連碰壁，他開始反思：自己真的走不通仙家路嗎？
後來，王陽明重遊九華山，再次訪問異僧，對方已經不見了蹤影。他惆悵不已，發出了“會心人遠空遺洞”的感慨。
這次九華山之行，王陽明雖然沒能解決自己出世的問題，但他吸取了道家和佛家的精華，為自己思想體係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與佛老決裂
就在王陽明審決重犯，遊覽九華山時，一場詩文複古運動正在京城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弘治、正德年間，土地高度集中，百姓生活艱難，流離失所，各地陸續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再加上外族頻繁入侵，明王朝麵臨嚴重的危機。而八股取士牢固地束縛著文士們的思想，嚴重阻礙了社會文化的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上出現了以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發起的詩文複古運動，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當時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
雖然詩文複古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掃除了八股文的惡劣影響，但在八股文之外，還有傳統的、優秀的古代文學。李夢陽、何景明卻一味以模擬剽竊，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
麵對複古風潮，王陽明是清醒的。他認為“學古詩文”虛而無用，隻是白白地耗費生命。他主張從意識入手，讓士人樹立求聖的誌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這在一些人看來過於遙遠，不如模擬一篇文章來得快。結果，一向慣於盲目跟風的國人瘋狂複古，興起了一股國學熱。
人微言輕的王陽明非常失望，既然自己的主張無法得以實現，在文壇上格格不入，再待著連自己都感到無聊了。於是他以生病為由，向皇帝請假，回家養病去了。心智不成熟的人，最樂意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喜歡把自己放進“懷才不遇”的牢籠裏，抱怨連天。不得不說，如今的王陽明就覺得朝廷不識自己這匹千裏馬，內心多少有些怨氣。既然國家不給自己機會，那就隻好獨善其身，自個兒享樂去了。雖然隻是短短的三年，但王陽明卻在做官和出家兩條路上徘徊不定。當他在官場碰壁後就想到出家，但他卻割舍不下親情，他認為割斷孩提時就有的親情，是毀滅人性。於是，他又直麵現實報效祖國救國救民，毫無疑問，王陽明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在餘姚待了一年後，王陽明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又移居到西湖養病。
西湖一向以風景秀麗聞名天下，曆代文人墨客到這裏遊覽，寫下不少著名詩篇。宋代大文豪蘇軾就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千古絕唱。
西湖的美景讓王陽明的心胸開闊豁達了許多，長期積壓在心裏的苦悶和憂傷一掃而光。他以儒家入世的精神自勵，第一次感到“入世”的願望是如此強烈，決定要把入世進行到底。有詩為證，如下文的《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
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
白鳧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
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妝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
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麵來。
在這首詩中，心胸開朗的王陽明不由想起白居易、蘇東坡等人在國家利益麵前不計個人得失，更不自暴自棄，這讓他再度熱情高漲。雖然前途風雲莫測，但在先賢們的激勵下，他變得自信起來，堅定了對理想的追求，決定“複思用世”。
在西湖養病的這段日子，王陽明經常往來於南屏、虎跑諸寺廟之間，對僧人們的內心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認識到佛老空虛誤世的另一麵。
王陽明聽說在虎跑寺有一個和尚坐關三年，不語不視。能把自己封閉三年之久，這太不可思議了，他決定前去拜訪一下。
和尚果然名不虛傳，如泥塑般一動不動。王陽明沒有被和尚的外表所迷惑，他大喝道：“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什麽，終日眼睜睜看什麽？”
和尚不語不視，王陽明如何聽到和尚在說話和觀看呢？在人們看來，王陽明有些神經不正常，但接著出現了讓人意想不到的情況。
在王陽明的大喝下，和尚被驚得跳了起來。
三年了，總算有人看透了自己，道破了禪機，和尚打開了話匣子和王陽明交談了起來。
“家裏是否還有親人健在？”
“老母親還活著。”
“你想念老母親嗎？”
“無時無刻不在想念。”
說到這裏，和尚已經泣不成聲了。
王陽明輕撫和尚的肩膀，用“愛親本性”的大道理開導他。
該回家，還是繼續修行，這是個問題。
也許和尚正在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結果在王陽明的開導下，他選擇了前者。在謝過王陽明後，和尚收拾行李回家侍奉老母去了。
點撥開導修行的和尚還俗，這足以說明王陽明要與佛老決裂，回到滾滾紅塵中來，向自己既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前進。
主考山東鄉試
既然選擇了“入世”，就要回到屬於自己的戰鬥崗位。接著，王陽明回到北京銷了假，繼續當刑部主事。
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
弘治十七年（1504年）秋，機會來了。
聲名在外的王陽明被任命為山東鄉試的主考官。
鄉試是三年舉行一次的重要考試。如果考生能順利通過考試，就能成為舉人，這是能否躋身官場的重要一步。對王陽明來說，以區區一刑部主事的身份擔任如此級別考試的主考官，自然非常興奮。這種破例的任命讓他對自己的仕途信心倍增。再說，山東是孔孟二聖的故鄉，這裏精英薈萃，人才輩出。能在齊魯之地選拔人才，王陽明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大顯身手了，他要用自己手中的這支筆為朝廷做一點貢獻。
王陽明的認真讓山東的考生們抓狂了，因為王陽明不按常理出牌，他出的各科題目都很大膽。如第一題的題目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孔子的名言，意思是：用道義侍奉君主是大臣的本分，如果行不通的話就辭職，卷鋪蓋回家種地去。
這雖是孔聖人的名言，但不是任何時候都可拿來用的，背景很關鍵。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當時禮樂崩壞，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禮，周天子成了擺設，底下的人就沒有死諫的必要了。後來的孟子也主張“君有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去”。但王陽明生活在大一統的明朝，君為臣綱已經成了天經地義，講這種“不可則止”的話是犯忌。因為其中包含了士子對君主“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立場，往大了說，就是心懷異心，犯上作亂。
這不是危言聳聽，是真的會要人命。當初，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觀點，讓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大動肝火，派人刪節《孟子》一書。如果他還活著，看到王陽明竟然出這種考題，一定會把王陽明大卸八塊的。
所以，這種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題都是在找死，如果有人“盯著”王陽明的話，他鐵定會因為這種高貴的不合作精神而倒大黴的。
不過，幸運的是，王陽明生活的年代，社會氣氛和文化環境都比較開明寬容。他針對士人品節普遍滑坡的現實，提出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則，得到了以開明著稱的弘治皇帝的賞識。
王陽明出眾了，但考生們犯難了。對他們來說，就是打破腦袋也想不出主考官王陽明會出這樣的“偏題”。當這些秀才們拿到考卷時，整個考場炸開了鍋：有的人氣憤得直摔毛筆；有的人直揉眼，生怕自己看錯了；有人幹脆當場交卷——有這麽出題的嗎？我不陪你們玩了；也有人興奮得笑個不停，還喃喃自語“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雖然考生不滿，抱怨連天，但沒辦法，隻能怪自己命苦，遇到了“怪人”王陽明做主考官，自己隻能硬著頭皮答題了。
總之，這次在山東主考鄉試，王陽明從出題到錄取都堅持“經世之學”的原則。他憂國憂民的情誌的確讓人感動，也獲得了不少讚譽，但最終結果他做不了主。這讓他深切地體會到：若想成就大事，手裏要握有更大的權力才行。
在返回京城之前，王陽明到濟南周邊遊玩了一次。到了山東，除了去孔府孔廟，泰山是一定要登的。
泰山享有“五嶽之首”“天下第一山”的稱號。重疊的山勢，厚重的形體，蒼鬆巨石的烘托，雲煙的變化，使泰山在雄渾中兼有明麗，靜穆中透著種種神奇。置身於氣勢雄偉磅礴的泰山中，王陽明心境大開，精神振奮，他留下了《登泰山五首》，其中第五首這樣寫道：
我才不救時，匡扶誌空大；
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
孤坐萬峰顛，嗒然遺下塊；
已矣複何求？至精諒斯在。
淡泊非虛杳，灑脫無蒂芥。
世人聞予言，不笑即籲怪；
吾亦不強語，惟複笑相待。
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在詩中，王陽明豪情滿懷，抒發了自己有誌於“匡扶救世”的情懷。
九月，王陽明回到京城，被授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從六品），管理武將的選拔與升遷。看來，鋒芒畢露的主考工作沒能一炮打響，朝廷沒有給他更大的權力。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畢竟，王陽明人微言輕，而且他提倡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使他很難加入主流，因為上頭提拔他這樣的官員是要冒風險的。
由於大人物覺得王陽明輕易碰不得，小人物覺得王陽明是異類，結果，王陽明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處境有些尷尬。不過，王陽明非常喜歡軍事，能調到兵部工作，也是一件讓他很高興的事情。
京師講學
對於一般人來說，能到兵部武選清吏司上班，那是相當有麵子的。因為兵部不僅掌管著國防，還左右著武官的升遷。天下的官吏不是文官就是武官，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隻要能管“官”，這個衙門就硬氣得很，腰杆也會挺得筆直。
自古權錢是不分家的，有權就有錢，有錢大抵也不愁有權，權錢交易，在明朝的官場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了。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在官場待久了，即使秉性不壞的人也難以克製自己的欲望，所以清官成了明朝官場上的稀罕物。
說白了，官場就是一個大染缸，你是同流合汙，還是潔身自愛，全靠你的定力。如今，王陽明在油水頗豐的武選清吏司上班，他能出淤泥而不染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名鼎鼎的王陽明。
按理說，修習兵學也算是個不錯的安排，但這與王陽明的理想隔著十萬八千裏。武學可以發揮王陽明的特長，但六年才一會舉，人生能有幾個六年？傷不起啊。何況自己能否從眾多武職官員中脫穎而出還是個未知數，抱著鐵飯碗的王陽明有些鬱悶了。
王陽明要讓自己活得有意義，不能在官場混日子，他毫不猶豫地做出了抉擇：把全部心思都投在了自己的事業上。
既然暫時無望升遷，也不能讓時間白白地消耗掉，總得找些事兒幹。好吧，先過把當老師的癮，於是，三十四歲的王陽明開門授徒了。
王陽明之所以選擇當老師，不是一時興起，而是鑒於“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複知有身心之學”的現狀做出的決定。人們聽說王陽明打算在京師講學，便拿著精心準備的禮物登門拜師，一時間來者絡繹不絕。王陽明心想，既然這麽多人看得起自己，願意聽自己傳道授業，那就沒什麽好謙虛的了，於是廣開大門，授徒講學。
在王陽明之前，雖然承宋儒講學之習，在官學外，也有人私學授受，但講學尚未成風。而且師友之道廢弛已久，學者們大都急功近利，隻對八股道學和文章詞賦感興趣，對成聖成賢不感冒。如今王陽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首倡“先立必為聖人之誌”，提倡聖學。這種怪異的舉動在滿朝士大夫看來，無非是標新立異，嘩眾取寵罷了，不足以引為同道。
雖然被看成異類，但王陽明不在乎，因為他在少年時就確立了成聖成賢的理想，如今在這無聊的官場，這種念頭更加強烈，幾乎每日每夜都在鞭策著他向著自己的理想不斷前進。
普天之下，難道就沒有人理解王陽明，王陽明注定連一個知己也找不到嗎？答案是否定的，一個叫湛若水的人站了出來，他與王陽明一拍即合，二人的關係如同俞伯牙和鍾子期。那麽，這湛若水到底是何許人也？這要從他的師父陳白沙說起。在明朝中期，“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人大有人在，而且這類人往往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禍國殃民。世風日益敗壞，照這樣下去，國將不國。
在程朱理學占據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的情況下，陳白沙殺了出來。他經過十年苦學，靜坐冥思，舍繁取簡，把握了心與理吻合的關鍵，學問與修養取得了質的飛躍。他不僅向大家推薦陸九淵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著名論斷，自己也提出“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本論、“靜中養出端倪”的功夫論。隻有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才能無往而不利。這種思想一經發布，就激起千層浪，在明朝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陳白沙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壇，而四方學者紛紛前來入學受教。陳白沙設教十多年，不少學生得益於他的教誨，後來成為朝廷的棟梁柱石。而在陸九淵和陳白沙的提倡下，王陽明的心學即將橫空出世。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今廣東省增城縣）人。父親早逝，湛若水由母親撫養長大。他自幼聰敏，雖然十四歲才入學，但二十七歲就中舉了。他在二十九歲時拜在陳白沙門下就學，潛心研究心性理學，數年間學業大進。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當庶吉士。這時，王陽明被授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相同的誌趣讓二人一見如故，並以“倡明聖學”為目標，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心神相交的深厚友誼。
王陽明與湛若水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都認為心即是理，涵養體認的功夫唯在心上做，從而把自己的學問稱為“心學”。
不過，二人的主張也有一定的區別，黃宗羲《明儒學案·湛若水傳》中記載：“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可謂一針見血，指出對“天理”與“良知”的理解是王、湛論學的根本不同所在。
雖然在一些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但王、湛二人的學問之旨趣大體相同。對本體理解的一致，決定了他們並不以其區別為分歧，這就為相互調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王陽明曾給湛若水寫信：“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厘未協，然亦當殊途同歸也。”而湛若水也主張“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所以，這些分歧並沒有促使二人成為對立的不同學派，反倒讓他們成為親密朋友，一起講求身心之學。
王陽明對人這樣說：“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
湛若水對人這樣說：“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
可見，二人對對方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王陽明決定從被八股化了的理學中突圍出來，讓大家都接受真正的聖學，在思想界掀起軒然大波。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效仿孔夫子辦學，確定的師友之道就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和湛若水的相會讓他更加堅信聖學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
就在王陽明為自己的理想努力奮鬥時，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即將到來，他不幸成為了被迫害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