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漫漫科舉路

聖人必可學而至

既然已經成了家，這以後就不是一個人過日子了，就要負起一個男人應該負的責任。因為多了一份牽掛，所以王陽明乖了很多，小夫妻恩恩愛愛，最初的婚姻生活和諧而美滿。

為了避免王陽明再次到處亂跑，諸介庵把王陽明留在自己的官署，忙的時候就讓他幫忙處理一些公文，閑了就任由王陽明喝茶、看書打發時間。

這日子過得也太無聊了，總不能每天看著天花板、摳指甲吧。王陽明便開始自己找樂子。他迷上了書法，用大部分的時間來練習書法。結果，王陽明報銷了幾籮筐紙，書法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他的字清勁峻拔、自由散逸、風格獨特，在明代書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隻是這一成就被他突出的哲學成就所掩蓋，沒能鮮明地顯示於世。

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的書法作品以行草為主，將心學融入書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書法理論。著名書法家徐渭曾說：“王羲之‘以書掩其人’，王陽明則‘以人掩其書’。”正如王陽明自己所說：“吾始學書，對摹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隻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隻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這段話強調了“心”在學書法中的作用，隻有用心揣摩古帖的神韻，才能“始通其法”。這表明王陽明已經開始注重“心”學了。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年底，諸介庵見女婿還算本分，沒有吃喝嫖賭的惡習，隻是偶爾腦袋短路，做些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總算放心了。但總是這樣拴著女婿不讓他回京，也不是個事兒，畢竟不是上門女婿。於是，諸介庵經過再三考慮，決定讓王陽明帶著自己的女兒回京。

年前來南昌，王陽明還是孤身一人，現在卻帶著嬌妻返鄉。聽著船頭激起的嘩嘩的水聲，王陽明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路過上饒時，聽說著名的理學大師婁諒就住在這裏，王陽明異常興奮，便帶著妻子一同拜訪自己的偶像。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江西廣信上饒人，明代著名理學家。他年輕時就立誌成聖，曾經遍訪名師，結果卻不令人滿意。他曾不屑地說：“大家所說的都是舉子學，並非是身心的學問。”就跟現在寫書一樣，跟風永遠不會寫出暢銷書，要有自己所想，發自內心的東西才能在出版業長盛不衰。

後來，婁諒聽說著名理學家吳與弼（字傅，號康齋）在撫州崇仁鄉居，便從上饒趕往崇仁，投在吳與弼的門下。吳與弼完全遵從程朱之道，認為人應當讓自己的身心變得明淨。他的學術流傳較廣，弟子眾多，形成“崇仁學派”。該學派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理產生氣，氣產生萬物；堅持萬事“萬殊而一體”。這對明代學術思潮的興起具有“啟明”的作用。

吳與弼非常賞識婁諒，把自己平生所學全部教給了他。在崇仁待了幾年後，婁諒因病回到上饒。得到了吳與弼的真傳，婁諒的知名度在上饒越來越高，地方官員對他也很尊敬，常常帶著幕僚前來拜訪。但他不願與官府過多交往，把時間都用在做學問上。他每天早早就起床，先拜家祠，接受家人及門生的揖拜，隨後翻閱群書，常常到了深夜才入寢，從來不曾有絲毫懈怠。

在學術觀點上，婁諒基本屬於程朱一派，但已受吳與弼的影響，其格物之學已經有了心學的色彩。所以，王陽明在婁諒那裏，除了接受宋儒“格物致知”的老一套外，學到的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就是：聖人必可學而至。這就堅定了王陽明致力於成為聖人的信念。所以，後世認為，即使婁諒不是王陽明心學發端之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陽明格竹

弘治三年（1490年），王陽明的爺爺王天敘逝世。先是母親離開自己，接著爺爺也離自己而去，偌大的宅院中隻剩下祖母一人。麵對一榻一椅，總讓人回想起祖父的音容笑貌。

人的生命如孤木般易斷，如花瓶般易碎，不堪一擊。親人的去世讓王陽明仿佛一夜之間長大了。他發誓，在有限的歲月裏一定要創一番偉業。在成聖的道路上，他將永不止步！

因為父親去世，在京為官的王華回到老家守喪。在守喪期間，他順便給家族裏的子孫們講經解義，以應科舉考試。有狀元爺親自上課，這無疑提高了成功的概率。沒什麽好說的，玩命地學吧。於是，王陽明白天跟著大夥兒一塊兒上課，晚上搜集諸子百家的經書，廣泛瀏覽閱讀，常常看書看到深夜。

複習備考的日子艱苦又漫長，王陽明每天的生活除了吃睡，就是學習。雖然單調無聊，但通過這一階段的勤奮學習，王陽明的文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待人接物方麵也不再喜歡說俏皮話，而是模仿聖人“端坐省言”，不再放縱自己，開始體悟理學家的身心修養。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王陽明此時的表現，那就是這孩子真的長大了，懂事了。

但王陽明注定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的一貫風格是不走尋常路，總要做一些在常人看來異常荒唐的事情。這不，在讀書迎考期間，他就做了一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

這天，看了半天的書，有些疲憊的王陽明來到院子裏，抬頭仰望天空的浮雲，一下子浮想聯翩。

還記得，《禮記·大學》中提到“格物致知”，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都以“格物致知”為前提。但長期以來，作為理學思想源頭之一“格物致知”之說並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後來，南宋集理學之大成者朱熹高度概括地論述了“格物致知”的思想，指出“格物致知”既在求真，也在求善。這樣，人不僅獲得了外部事物的知識，自身道德體認也得到了踐履；知識愈多，心中之知就愈加明了。

在理學權威著作《近思錄》中，王陽明看到這樣的一句話：眾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仔細品味一番後，他的眼睛一亮：原來“理”這個東西存在於自然萬物之中，要放心大膽地去格，總有一天會恍然大悟，成為聖賢的。

王陽明立誌要當聖人，就要把這個問題搞得明明白白。既然朱熹都這麽說了，那就格吧。該格什麽呢？記得爺爺在自家後園種了很多竹子，那就從格竹子開始吧。

王陽明特意邀請了一位姓錢的朋友和他一起格竹子。兩人一屁股坐下來，眼睛盯緊一根竹子“格”了起來，竭盡全力想格明白其中蘊含的道理。

不得不說，一動不動地想透過竹子的形相認識到內在的更為根本的東西，這種舉動非常消耗人的精氣神。果然，到了第三天，小錢就開始打退堂鼓。一來，因為用腦過度，他堅持不下去了；二來，他感覺自己的行為像個傻子，開始質疑這種舉動的實際意義。

看著小錢離去的背影，王陽明心想自己和別人是不一樣的，一定能堅持下去。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了第七天，他便開始頭暈眼花，因為勞累過度病倒。病倒沒什麽可怕的，可怕的是他一無所獲。就這樣，王陽明以竹子為題，整整思考了七天，這場為期七天、轟轟烈烈的格物運動，史稱“陽明格竹”。

其實，程朱的“格物致知”強調的是多觀察多思考，這樣才能化繁為簡，融會貫通。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少年王陽明卻想通過格竹一蹴而就，領悟萬物之理，這自然是他一廂情願，是不可能實現的。但通過“格竹”，王陽明終於明白，僅憑意誌力是不能走得更遠的，從外部去認識這個世界是行不通的。正如孔子所說，“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想一步就悟道成聖是不可能的，必須積極尋找其他的道路。

折磨人的科舉製度

“格竹”之舉失敗後，王陽明成聖的心開始動搖了。有一段時間，他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提不起精神。的確，這幾年來，他“遍求朱熹遺書，讀之”，除了準備科舉考試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鑽研理學上了。沒想到碰了一鼻子灰，這怎能讓人不沮喪呢？

人總要找點兒事兒做，既然格物不成，那就隻能掉頭鑽研“辭章之學”，準備參加科舉考試。本以為憑著聰明才智，自己能輕鬆過關，也像老爹一樣弄個狀元，但老天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

在弘治五年（1492年）的浙江鄉試中，年滿二十歲的王陽明便輕鬆中舉，所有人都認為他在第二年的會試中一定會一鳴驚人。王陽明自己也信心飽滿、誌在必得，但在弘治六年（1493年）的會試中，他卻落榜了。

在這裏，介紹一下封建社會的科舉製度。

科舉製度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選官製度。它大體上在南北朝萌芽，始於隋而成於唐，完備於宋元時期。到了明代，科舉製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迎來了發展的鼎盛時期。

唐宋時期，科舉錄取名額非常少，通常一科隻取幾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開科舉，實行擴招。這下人們紛紛以讀書為業，擠破了腦袋也要往裏鑽，為的就是通過科舉來謀得一官半職，改變自己的人生之路，光宗耀祖。

其實，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給社會培養人才，然而手段往往與目的是顛倒的，明朝的科舉之所以被“妖魔化”，就是因為沒能很好地實現教育目的。因為若想通過科舉改變命運，你需要經曆重重考驗，不掉幾層皮是過不了這個獨木橋的。

當時，明朝的科舉考試分為四級：

第一級是在州縣舉行的院試，不管你的年紀大小，考試者被統稱為“童生”。考試合格的人被稱為“秀才”，從此擺脫平民的身份，步入了知識分子的行列。

第二級是省一級的統考，叫鄉試，這種考試三年才有一次，由省裏出題，名額有一定的限製。如果你又幸運過關，就成為舉人。這時你還不能樂得太早，因為雖然你有資格做官，但不一定真能當官，隻有等到官缺，才可能派你去補缺。

第三級是會試，這是人生的真正考驗，因為你的對手是其他省的精英，是在人才中選人才，競爭自然是非常激烈的。

第四級是殿試，這是最後一道考驗，主考官是當朝皇帝，由皇帝提問，考生回答，內容主要是策問。

根據在殿試中的表現，考生被劃分三甲，一甲有三個人，叫進士及第，分別是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幹人，叫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叫賜同進士出身。這就是明朝科舉製度的程序，如果你順利過了這四關，恭喜你，你會被派任官職。不過，要從基層鍛煉開始，然後一步一步往上爬。

不管官職大小，好歹也算是個公務員了，有了鐵飯碗，就不用擔心下崗失業，再也不用為以後的生活擔憂了。再說，與人聊天時，說自己是進士出身，特有麵子，所以，科舉考試不僅是博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讀書人追求榮譽的途徑，讀書人使出渾身解數擠這座獨木橋就不足為怪了。

這麽多人前仆後繼地想躋身於公務員的行列，但沒那麽多坑啊。怎麽辦？統治者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八股。八股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收結幾個部分，其中精華部分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這四個部分必須用排比對偶句，共有八股，所以稱為“八股文”。

這道關卡讓無數考生陷入到極端的痛苦中，因為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麵，連字數都有限製，要求人們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結果，八股考試選出的人才很多都是書呆子，這一製度弊多利少，禁錮人們的思維，害人不淺。

我們接著看王陽明，麵對落第的現實，說他完全無動於衷是不可能的，暫且擱下他的遠大理想不說，單單就如何麵對身為狀元的父親，就夠讓人頭疼的，這次少不了又要被父親數落半天了。

不過，王陽明與那些落第後哭天搶地，甚至要鬧著尋短見的同學不同，他比較淡定。因為考取功名不過是現實生活中無法避免的一步棋罷了，自己盡力拚過，就足夠了，至於結果，就聽天由命吧。在王陽明心中，如何成為聖人，參透人世哲理才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

所以，會試落榜後，王陽明這樣說：“世人都認為沒有考中進士，沒有獲取功名是可恥的事；我卻認為，因為沒有考中進士而喪失自尊，一蹶不振，那才是可恥的事！”（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不就是落榜嗎，也沒要人的命。在王陽明看來，這沒什麽大不了的。

瀟灑啊，簡直帥呆了。

扛得住，才會有未來

對於會試落第，雖然王陽明沒什麽感覺，還像往常一樣有說有笑的，但有些人覺得這打擊對他太大了，他現在的說笑是裝出來的，沒準半夜自己在被窩裏偷偷地抹眼淚呢。

看在他有個狀元父親的麵子上，一些人紛紛前來安慰，尤其是那些他父親的同僚，早就聽聞王陽明才華了得，沒想到會落榜，便前來安撫他那顆受傷的心。

內閣首輔李東陽開玩笑說：“你這次落榜沒關係，下次考試一定能得狀元，試著寫個《來科狀元賦》吧。”（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

其實，李東陽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安慰一下同僚的兒子，讓他找回自信，以狀元爹為榜樣，繼續在科舉路上拚一把。

按理來說，一般人都會感謝一番，謙虛一番，畢竟是宰相級別的人物前來安撫，這麵子還是要給的。但王陽明卻不這麽想，不就是個命題作文，這難不倒我，於是他提筆就寫，一氣嗬成，寫完了這篇命題作文。

當時在場的其他官員讀後都大為驚歎：“天才！天才！”

也許，王陽明也沒別的意思，無非就是想證明一下自己的實力罷了，但他忘記了一句話：槍打出頭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爭鬥。在這片神州大地上，揚才露己會讓你成為眾矢之的，所以先賢教導我們為人要低調，低調，再低調。但王陽明在李東陽的鼓動下，自信都快爆棚了，忘記了為人低調這一點，結果“懸筆立就”。雖然一個人自信一些是好事，但如果把握不好分寸，過了頭，就成狂傲偏執了。雖然王陽明還沒到這一步，但他的表現已經讓一些人心裏犯嘀咕了。

有些官員就悄悄議論：“這小子的確有才，他若是真的狀元及第，當了大官，眼中還會有我們這些人嗎？”（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會有我輩矣。）

都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這話不假，嫉賢妒能是一些小人物的本性。被這些人惦記上的王陽明會有好果子吃嗎？自然不會。

果然，來科會試，二十二歲的王陽明又名落孫山了。

也許是老天爺故意要苦他的心誌，勞他的筋骨，讓他走一段彎路，或者是讓他暫時停滯下來，所以讓他接連遭遇兩次失敗。

接連的落榜打擊，放在誰身上也不會覺得心裏好受。好在以聖人為追求的王陽明有開闊的胸懷。他認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做一件事，隻要盡心盡力了，不管結果如何，都問心無愧，所以他依舊瀟灑。

連續兩次落榜，不能不算是王陽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挫折，但他卻表現出了與年齡不相稱的達觀態度，這種心態值得我們後人效仿。

不管怎麽說，王陽明暫時是一個失敗者，他該如何應對這場失敗危機呢？有的人在失敗麵前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來；有的人恰恰相反，越挫越勇。王陽明屬於後者，他沒有因為考試落榜而頹廢不堪。

既然落榜了，繼續留在京城也沒什麽意義，王陽明便回到老家，成立了龍泉山詩社，用詩歌來填補內心的落寞和失意。

在中國古代社會，失意的文人總會搞些東西，一來發泄自己內心不滿的情緒，二來借以表明自己的存在。自從唐中期出現文人結社後，文人士子就以此作為自己重要的活動方式。到了明代，就更不能小看這種結社活動了。據有的學者研究，在明代有六百多家結社。這不僅影響到當時的文風、學風，而且對明朝的地方政治也有一定的影響。

大體來說，明朝文人結社有四大類，分別是：純粹的詩社，怡老會社，文社和政治會社。

純粹的詩社是一種詩人的小型社團，主要是為了流連詩酒、愉悅性情。這種詩社往往起於詩人之間的詩酒興會，互相酬唱，抒發意氣。成員一般都是同一地域的詩人，聚散不定。

怡老會社往往帶有某種隱居的性質，更多的是純粹的怡情養性之舉，大多是由年老退休或退隱的官吏組成。這些人在官場沉浮多年，習慣了前呼後擁，如今退下來後，多少有些空虛和無聊，便建一處別墅山莊，幾個同鄉故友湊在一起，在林下湖邊吟唱，這無疑是一種怡養晚年的好方法。

文社以作文為主，說起來似乎更近於“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實不然。文社是應文人士子研究八股時藝、謀取科舉功名而興盛起來的，專門研習時藝，揣摩風氣，以求取功名、躋身官場為最終目的。

由於文社有強烈的實用功利性，轉化成政治會社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幹預政治，很容易卷入政爭和黨爭中。明末的政治會社以複社為代表。複社是由江南一帶的許多文社組成的，曾召集東南人士集會，一度多達數千人。這股很強的政治勢力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結果複社由於卷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骨幹人物的下場都非常悲慘。所以政治會社猶如流星一般，璀璨而短暫。

到了清朝，鑒於明朝社盟的弊端，清政府多次頒布法令，嚴禁立盟結社。雍正三年（1725年），清世宗再次頒布嚴令禁止結社，結果，文人士子不得不開始收斂自己，文人結社從此走向衰落。

接著看王陽明的龍泉山詩社，和政治連半毛錢的關係都沒有，是一個純粹的詩社。詩社成員除了吟詩作賦，就是遊山玩水，一派名人文士的格調，悠閑自在，好不快活。

在詩社的這段日子裏，王陽明以詩歌來言誌，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好詩，比如《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山，山僧頗疏野。

盡日坐井欄，有時臥鬆下。

一夕別雲山，三年走車馬。

愧殺岩下泉，朝夕自清瀉。

這種山清水秀的生活陶冶了王陽明的心性，讓他能夠坦然麵對生活的得意和失意。

雖然寄情山水讓王陽明瀟灑自如，但他自始至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追求和信念，有詩為證：

學詩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

又如昆侖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成聖賢。

學文乃餘事，聊雲子所偏。

在這首詩裏，王陽明先討論了一下明代“前七子” [1]的文學複古主張，接著筆鋒一轉，表達了自己追求內聖外王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