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汪康年排擠

在《時務報》的繁榮盛極之時，人們所不知道的是，它其實也暗藏著隱患。其原因是主要人員的政治見解不同，所以報館內部矛盾日漸顯現。

要說矛盾的根源，要從《時務報》創辦之初講起。在幾個創辦人之中，梁啟超與汪康年時有摩擦，黃遵憲與汪康年也素有嫌隙，爭議不斷。他們的矛盾與分歧，總的來說，是洋務派成員與維新派成員的鬥爭與分歧。

l895 年11 月，康有為在上海成立了強學會之後，維新變法的聲浪也逐漸加強，堅信保守的“中體西用”洋務指導思想的張之洞，為了標榜自己並非落伍、過時之人，表麵上猛追維新之“浪”，猛趕改革之“潮”，表示支持維新派組織強學會的活動，但是在思想上還是十分迂腐的。

在南北強學會均遭查禁的時候，維新人士計劃利用上海強學會剩下的餘款，籌辦一份報紙，也就是後來的《時務報》。

對此計劃，黃遵憲特別支持。他表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欲以報館為倡始。”於是，就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鄒淩翰、吳德瀟五人出麵簽名，發出“公啟”，向社會宣告《時務報》誕生，並由梁啟超擔任主筆，汪康年任總經理。

不過，在最初討論《時務報》辦報宗旨時，幾個辦報人就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與分歧。

汪康年主張“以廣譯西報為主”，其他成員也主張少登議論性的文章，而多登翻譯文章或記敘之類的文章，盡量不要發表自己對社會、對問題的看法，並提出“要兢兢業業為之，不要轟轟烈烈為之”。

黃遵憲顯然也主張言論不能太過激，但是絕對不能把《時務報》辦成“譯報”。

梁啟超則認為，辦報紙就應該讓報紙成為除舊布新、啟迪民智的武器。辦報人有責任向國人介紹日本和西方先進國家的曆史、風物人情、科技發展、法令製度，並發表自己的見解、評論和主張，隻有這樣才能把《時務報》辦成一份受到人們歡迎的、充滿朝氣的刊物。

梁啟超作為該報的主筆，當然也主導了《時務報》的方向，他用手中的巨筆弘揚改革精神和維新變法思想，抒發愛國情懷。在這種辦報思想的指導下，《時務報》社會反響異常強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不過，梁啟超的做法讓仍然囿於“中體西用”思想的汪康年感到非常不滿。

梁啟超在1892 年就認識了汪康年，幾年來，兩人之間常有書信往來，總的說來，兩人還是有一定的交情，但二人的思想世界與思想本質是完全不同的。

汪康年曾做過張之洞的幕僚，在張之洞做湖廣總督時，他擔任了兩湖書院分教，另外，張之洞還請他做過自己孫子的老師。張之洞“中體西用”“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思想根深蒂固。

於是，汪康年深受張之洞的影響，思想中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張之洞的烙印，所以張之洞也對他很信任，汪康年辦《時務報》也是秉承了張之洞的旨意。

汪康年的思想同樣保守，因此，他對梁啟超等人所寫的文章、所發的議論表示不能接受。而他自己的見解，以及文章所宣揚的仍然是中體西用思想。

張之洞在看了梁啟超撰寫並發表在《時務報》上的《變法通議》後，大罵梁啟超是狂徒，並授意他的另一個幕僚梁鼐芬給汪康年寫信，斥責梁啟超抨擊朝政和攻擊封建專製製度的言論，並指示汪康年“要小心《時務報》上的文字”。

背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給自己撐腰，汪康年便有恃無恐地在報館內橫行霸道起來。汪康年原本是總經理身份，不應該幹預主筆的事情。但是到了後來，汪康年事事都要插手，無所不管，處處為難梁啟超，甚至不允許梁啟超在文章中引老師康有為的話，並用排擠、侮辱、造謠等方法詆毀康有為。

梁啟超對這一切感到十分憤怒，他宣布：汙蔑、詆毀康有為的人是“無識之人”。就這樣，二人的矛盾公開化了。

在張之洞的支持和慫恿下，汪康年在報館裏囂張跋扈，高高淩駕於其他辦報人之上，做任何事情都由他說了算，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裏。

對於主筆梁啟超，汪康年經常擺出一副盛氣淩人的架勢，許多重要的事情也並不與梁啟超商量，甚至連報館招進一批人的事情，梁啟超也一無所知。

報館內的火藥味日趨濃烈，矛盾已經不可調和。1898 年初，梁啟超憤然寫了一封致汪康年的長信，他說：請兄即與諸君子商定下一斷語，或願辭，或不願辭，於二十五前後與弟一電（梅福裏梁雲雲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願辭，弟即接辦……如兄不願辭，弟即告辭，再行設法另辦……弟固深以接辦為苦，特為諸君所責，不能不姑從耳。非有一毫爭心，想兄諒之。

至於此舉乃就事而論，《時務報》既為天下想望，不能聽其倒敗，故不得不勉強支持，是以有此。

雖然梁啟超很明白地說明，為了不使今天下人想望、令報人引以為豪的《時務報》轟然倒敗，他願意在汪康年辭職之後接辦《時務報》。但汪康年為了牢牢抓住已獲得的大權費盡心機，他怎麽肯辭職呢？

就這樣，梁啟超便憤而辭職。沒有了梁啟超的《時務報》，就不能稱其為《時務報》了。它的形式大變，宗旨大變，內容大變。譯文不斷增多，議論則鮮見，即使有議論，也是汪康年兜售的不合時宜的陳詞濫調。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時務報》的性質已經完全被改變了，它不再是啟迪民智、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陣地了。

廣大的民眾在失望之餘，隻有歎息了。

同時，張之洞的其他幕僚們，也感到“議論已竭”的《時務報》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到後來，光緒皇帝下諭旨，於1898年7 月26 日將《時務報》改為官報，並派康有為主管其事。

光緒帝的旨意已下，但是汪康年仍然不肯交權與康有為，他還在《國聞報》上登出“告白”，聲言《時務報》為他所辦，從而排擠、抹殺了其他幾個辦報人的名聲和貢獻。

這一罔顧事實的“告白”，讓其他幾位辦報人非常憤慨。

黃遵憲立即在《國聞報》《申報》上發出聲明，一五一十地講述了五個人同創《時務報》的經過，講述了主筆梁啟超所做的努力與貢獻等事實。

梁啟超為澄清事實，也專門寫了《創辦〈時務報〉源委》，駁斥了汪康年獨吞《時務報》成果的做法。這樣一來，梁啟超與汪康年的嫌隙又增加了。

《時務報》報館發生了這樣的事，在當時成了轟動社會的新聞，也變成了街頭巷尾議論的熱門話題。人們為《時務報》的命運所擔憂，為維新人士感到惋惜和憤憤不平，希望康有為立刻奪回報權。

《時務報》幾名創始人爭鬥的原因，不是簡單的爭權，鬥爭的性質是維新派與洋務派之間的鬥爭。在這場激烈的鬥爭中，梁啟超雖然年輕，但是卻表現出了他的機智、老練和堅定意誌。

隨著梁啟超的離開，《時務報》再也發不出任何耀眼的光芒，不再給人們帶來**和驚喜，也不再受到人們的關注和追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