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時務報》的主筆

在清政府下令封閉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迫停刊後，梁啟超失去了一個寫文章的陣地。不過，幾個月來，他寫的文章文筆流暢，論理有力，早已經讓他聲名大噪。所以，在《中外紀聞》停刊後，在上海的強學會會員黃遵憲等人請梁啟超到上海去，邀請他籌辦《時務報》，並擔任主筆。

在4 月底，梁啟超到了上海，住在跑馬廳泥城橋西新馬路梅福裏，參加報刊的創辦工作。他趕到上海後，經過8 個月時間的籌備，終於創刊了《時務報》。

《時務報》為旬刊，10 日1 冊，每冊約20 頁，以石版印於紙上，開設了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欄目。在剛開辦時，由於人手緊，他在文字方麵做了七八人的工作，除了撰寫論說外，凡是報刊文章的潤色、編排、複核等，均由他一人負責。兩年後，梁啟超在談到這一時期工作的繁忙情形時說：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眾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梁啟超認真思考，埋頭寫作，在《時務報》上先後發表了《變法通議》《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古議院考》《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

梁啟超在文章中有力地批駁了封建保守思想，係統地宣傳了變法思想，對變法維新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變法通議》這篇文章中，梁啟超認為中國封建製度必須改變。當時，保守的清王朝一直宣稱，祖宗製定的法是不可以改變的。梁啟超在文章中反駁說，當今的清政府自己也在不斷改變法製，因此祖宗製定的法不是不可變的。

《變法通議》共分13 個小節，自創刊號登起，一直到第43期止。在這篇長文中，梁啟超係統地闡述了變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緊迫性，以及變法所應循的途徑。

為使封建統治階級接受他的變革主張，梁啟超以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變化為例，說明變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如果抗拒這個規律，當變不變，最後將被迫導致破壞性的變。梁啟超說：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製，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

他用這種方式喚起人們變法圖強的意識。梁啟超認為，如果清政府不主動變法，國家就會遭到外國的瓜分，這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梁啟超主張變法宜從廢科舉、興學校、培養人才做起。他的《變法通議》談得最多的就是這方麵的內容。

他覺得科舉製相對於封建蔭襲製，不失為古代選拔人才的一種好辦法，但由於隋唐以來的科舉製與學校分離，所立標準又不過一些“雕蟲之技，兔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因而不但不能選拔國家有用人才，反而使士人喪失政治意識。尤其是明清以來采用的八股文，徒使有誌之士，難以施展抱負，於國於人，貽害無窮。

在梁啟超看來，改革科舉製有以下幾種方法可供選擇，或在科舉考試科目中增加有關中外史學和聲光化電方麵的內容，或在傳統考試科目之外，增開一些新的實用科目，如兵法科、技藝科、明醫科等，而最上之策是徹底廢除科舉製，建立全國性的學校製度，“合科舉於學校，自京師以訖州縣”。

同時，梁啟超看到不能指望那些保守的官僚來完成這項改革事業，他提出在變科舉之前，首先要變革舊的官僚製度。

梁啟超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指出變法的根本思路是：

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製。

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梁啟超則表現了民權思想。他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曆史上的新事物，它在中國一定要實現。根據西方國家的民權理論，他提出了人有自主之權的理論。

梁啟超覺得一個人隻要為國家盡了義務，就應該得到權利。民權是否能保證，是一個國家能否興旺發達的關鍵。因為隻有有了民權，才能夠“合千百萬人為一人為一心”，國家才能強盛起來。因此，政府不應該以“防弊”的理由，幹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在提倡民權的同時，梁啟超又批判了封建專製政體。他在文章中說，國家政權應該是國民公共的財產，而不應該是皇帝、宰相的財產。所以曆史上實行專製、壓製民權的帝王都是“民賊”。

在封建專製政權下，在封建思想控製下，梁啟超能寫出這樣反封建的文章來，是十分了不起的。這些文章，確實起了打擊封建專製統治、傳播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作用，積極地推動了變法運動。

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所寫的文章，力求通俗易懂，打破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框框界限，“縱筆所至，略不檢束”，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報刊政論文體。它對擴大《時務報》在國內的影響起了重大作用。

《時務報》上的一些文章甚至被各地的維新派教員用作課堂的教材，或將《時務報》放在閱報處，供學生閱讀。梁啟超的文章思想新穎，能給人啟發，而且寫得很有說服力，文采也極好，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都很愛看。

在梁啟超任主筆期間，《時務報》獲得巨大成功，發行量扶搖直上，半年後即突破最初定下的4000 份目標，增加至7000份，一年後達到1.3 萬份，最多時高達1.7 萬份。代銷處多達109 個，遍布全國70 個縣市。

《時務報》成為了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刊物。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啟超文章的影響之大。

梁啟超在上海除了主編《時務報》外，還編了一套介紹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理論的書籍，叫《西政叢書》。

此後，梁啟超又和康有為的弟弟一起，創辦了大同譯書局，出版了許多宣傳改良主義的書籍。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就是這個譯書局出版的。梁啟超還和別的改良主義人士發起成立不纏足會，創辦女學堂，為婦女解放做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