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沙任教期間

在《時務報》報館任職期間，黃遵憲與汪康年的矛盾就一直在不斷加劇，和梁啟超一樣，他也同樣受到汪康年的排擠，之後，黃遵憲就被調到了湖南鹽法道並代理湖南按察使。

那時湖南的維新運動方興未艾，譚嗣同等人在這裏籌辦了時務學堂，黃遵憲賞識“少俠主筆”梁啟超橫溢的才華，於是邀請他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

梁啟超來到湖南後，譚嗣同等人十分高興。黃遵憲比梁啟超大了25 歲，作為長者，他對梁啟超這位愛國青年關愛有加並且十分器重，梁啟超也非常感激、敬重這位長者和同事，於是，二人成為“忘年交”。

黃遵憲是一名外交官、詩人，字公度，是廣東梅縣人，也是梁啟超的同鄉。黃遵憲創作了許多著名的愛國詩篇，比如《馮將軍歌》《悲平壤》《哀旅順》《馬關紀事》等。

身為外交官的黃遵憲，在出使日本期間懷著強烈救亡圖存願望，寫成了《日本國誌》，對日本明治維新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狀況作了介紹、分析和評論。

黃遵憲對日本改革封建專製製度以及明治維新的成果進行了讚揚，同樣對日本迅速強大的原因也進行了深刻分析，這讓梁啟超等維新誌士們更加堅定了師法日本、維新變法的信念。

黃遵憲所著的《日本國誌》為維新誌士們提供了貼近變法理論和事實根據。同時，這部著作對於光緒皇帝決心以日本為榜樣進行變法起了助推作用。

在受到黃遵憲的邀請之後，梁啟超要到湖南辦學校。至此，他的老師康有為也特地從外地趕到上海，麵晤梁啟超，說了他自己的打算。

康有為分析了湖南的問題，當時的中國國運衰微，而朝堂之中，後黨力量甚是強大。朝中，慈禧太後獨攬大權；外部，列強環伺，中國任人宰割，即將亡國滅種。

為了喚醒國人保國保種、救亡圖存的意識，維新誌士們奮不顧身地奔走呼號，向皇帝上書，著書立說，組織維新團體，開辦新式學堂，辦報紙、倡民權、要民主、爭自由。湖南一地，在巡撫陳寶箴的大力支持下，在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方麵，走在了其他地區的前麵。在推行種種改革的實踐方麵，也有一定的成果。

這時如果梁啟超能夠去湖南，幫助巡撫陳寶箴推進維新變法運動，必將取得較為理想的成績。康有為甚至還認為，湖南地處中國的腹地，與外國關涉較少，並且南接廣東，萬一中國被列強瓜分完畢，那麽隻要湖南一省還存在，就可以作為炎黃子孫的最後據守、後退之地，以圖最終做到保國、保種、保教。

鑒於這些理由，康有為便想讓梁啟超去說服陳寶箴“據湘自立”，以便完成地方自治。從這裏可以見得，愛國維新人士為救亡圖存真可謂煞費苦心、殫精竭慮。

梁啟超也認為，自己這次赴湖南講學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從當時的情勢來看，湖南不僅是全國首開風氣、頗有維新氣勢和變法希望的省區，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獨特、重要，可以成為全國維新運動的中流砥柱。

但是，梁啟超和康有為二人就辦學方針產生了歧見。康有為認為應采取“緩進法”，畢竟民智未開，火力過猛會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擾。而梁啟超則認為中國已積病甚久，需得猛藥才能醫救，才能徹底改革，才能喚醒沉睡的民眾。

由於康有為的觀點並不堅定，所以梁啟超進湘後，便遵從自己的意願，立刻采用了激進的教學法，頓時引起了轟動。

在梁啟超抵達長沙之前，廣東“神童”、《時務報》主編將到長沙的消息已轟動了湖南各界。40 名學生欣喜若狂，湖南官員、各書院師生亦紛紛爭睹梁啟超的風采。

時務學堂在曾忠襄祠舉行公宴，熱烈歡迎梁啟超的到來。

參加公宴的有黃遵憲、江標等官員和各地方教習、紳士以及社會名流等。

在公宴上，熊希齡致歡迎辭，隨後梁啟超發表演講。梁啟超以激進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優雅的風度征服了湖南的思想界。

在演講中，梁啟超大談治學方針，強調“以湘之才，用粵之財”來拯救中國。在當時，這些言論驚天動地，其中一些聽者搖頭驚訝，懷疑其可行性，然而更多的人報以了熱烈掌聲。

梁啟超上任後，擬定了“學約”十章，目的是使學生既能學到古今中外的廣博知識，又能具備變法維新的堅強意誌。梁啟超除了白天講課4 小時外，晚上還要批改學生的作業。

時務學堂重思考，重實踐，提倡自由討論，學生思維活躍、激進，學堂學術氛圍濃厚。在借鑒萬木草堂經驗的基礎上，梁啟超帶來了全新的教學方法，使時務學堂成為了培養維新運動人才的搖籃。

梁啟超提倡民權、平等、大同之說，發揚保國、保種、保教之義，批判千百年來的君重民賤的觀念。一些熱血青年受梁啟超影響至深，最終成為維新革命的堅定支持者和參與者。此後，大批維新誌士從時務學堂走向社會，投入到了革命浪潮之中。

當時，梁啟超私下摘印《明夷待訪》《揚州十日記》，把鬥爭矛頭直指專製統治，直接揭露清廷的血腥罪惡，激發民眾的反抗精神。

此時的梁啟超意氣風發，風華正茂。在時務學堂這個自由的天地裏，他向學生滔滔不絕地宣傳著世界的局勢、中國的道路、自己的抱負，在他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學生們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思想家先進的思想理論，身在學堂而心係天下。

時務學堂的學生們與這位博學睿智、情操高尚的師長結下了深厚情誼。後來，這些學生都成長為維新的骨幹力量。此時，《湘學報》《湘報》等也開始發行，這也給梁啟超開辟了一個個展示才華、宣傳變法維新的舞台。

當時時務學堂的教授還有譚嗣同、唐才常等。他們的教學內容一是陸王派的修養論，一是借《公羊傳》《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均給學生帶來不小的觸動。

開學幾個月後，同學們的思想在不知不覺中就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像得了一種新信仰一樣，不單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傳。於是整個湖南嘩動，從省城到鄉村，皆驚之、奇之，整個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

梁啟超在湖南，不僅在時務學堂教學，指導各種報社、學會工作，同時也為湖南的維新運動出謀劃策，協助陳寶箴、黃遵憲倡導新政。他認為湖南應行之事重在“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如果三者都能夠實現，則湖南維新大業必定能夠成功。

梁啟超還參加了湖南改良主義團體南學會的活動。當知道陳寶箴在積極進行改革時，便上書向他提出了“興民權”的建議。這個建議是根據他在上海宣傳的民權學說提出的。其中寫道，興民權是世界大勢所趨，隻要能興民權，國家就決不會滅亡。

但是，湖南不僅改良主義者活躍，封建勢力也十分強大。

這樣的熱火局麵引起以王先謙為首的守舊派的極大恐慌。他們指責梁啟超一幹人妖言惑眾，傷風敗俗，並汙蔑梁啟超“悖逆連篇累牘，乃知誌在謀逆”，謂其所教之學違背倫理，誤人子弟。

在守舊派看來，時務學堂成了培養邪惡勢力的陣地。

保守派對梁啟超的活動十分痛恨，到處張貼傳單，散布流言蜚語，汙蔑梁啟超宣傳的是不要皇帝、不要父親的“邪說”，是要把學生引入歧途，成為“亂黨”。

這些保守派很有勢力，連陳寶箴也不敢得罪他們。幾個月後，時務學堂在保守派的攻擊下被迫停辦。梁啟超不僅興民權的建議不能實施，活動也很難進一步開展。在長沙逗留了一年後，他又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