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之前的準備

1897 年冬，在德國強租膠州灣後，中國迎來了接踵而至的列強瓜分狂潮。在這種情況下，讓憂國之士更加期盼變法救國，北京也再度成為了變法維新運動的中心。

正當梁啟超在湖南大顯身手的時候，他的老師康有為在北京的活動也有了決定性的突破。

1898 年1 月24 日，康有為在總理衙門受到李鴻章等人的約見。接著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以及《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相繼轉呈到光緒皇帝的手裏，他的變法主張終於得到年輕皇帝的重視。

早春3 月，正因病在上海療養的梁啟超接到康有為的來信後，激動萬分。在老師的授意下，他拖著尚未痊愈的病軀，立即來到北京與康有為會合。

當時北京的形勢就像三年前“公車上書”時一樣，又是三年一度的大考日子，各省舉人雲集。梁啟超到北京後，顧不得複習迎考和身體未愈，在康有為的直接指導下，連連發動三次公車上書，為變法大造聲勢。

梁啟超發動的第一次上書是反對俄國強租旅順、大連。

3 月27 日，梁啟超與麥孟華、龍應中等一道，就康有為口授的《乞力拒俄請眾公保疏》，聯合兩廣、雲貴、山陝、江浙等有誌之士100 多人，上書都察院，警告清朝政府如果屈從帝俄壓力，割讓旅順、大連，各國必接踵而至，爭相仿效，中國將危在旦夕。

梁啟超懇請清政府從長遠計，“勿圖旦夕之苟安，勿畏虛言之恫喝”，或聯英國以拒俄。建議開放旅順、大連，以絕俄國覬覦。同時“發憤變法，力求自強，則我國家將有所賴”。

但是由於清廷內部在此前一日已議定允許俄國訂租旅順、大連，於是都察院便推說各堂官無一到署，拒不接納。再加上考試在即，舉子們無暇一直到都察院。等到3 月31 日條約正式用寶畫押後，這次上書運動也就中途流產了。

梁啟超等人組織的第二次上書，是抗議德國兵毀壞山東即墨縣文廟內的孔孟塑像，即所謂山東“即墨案”。

這件事發生在戊戌年正月初一日。那天，有幾名德國兵闖入即墨縣的文廟，任意毀壞供奉在廟內的孔孟塑像，挖去孔孟雙目。三個月後，赴京參加會考的孔孟後裔和山東舉人同時上書都察院，引起朝野的重視。

4 月27 日，都察院由堂官左都禦史裕德領銜，全台列名，將這件事上報光緒皇帝。梁啟超、康有為聞訊後，立即抓住這一時機，鼓動士人參加愛國運動。

4 月29 日，梁啟超與麥孟華、林旭等12 人發布公啟，號召各省舉人聯合簽名上書。《公啟》雲：山東即墨縣文廟孔子像被德人毀去……吾教之盛衰，國之存亡，鹹在此舉，頃者公車鹹集，宜伸公憤，具呈都察院代奏，請與德國理論，查辦毀像之人以伸士氣而保聖教。

在《公啟》發出後，康有為的弟子林旭鼓動369 名福建舉人最先響應。接著，湖北、湖南、安徽、廣西、江蘇等省的舉人也作出了反應。

5 月6 日，梁啟超看火候已到，便與麥孟華一道領銜，動員830 名廣東舉人上書都察院，指出這次德國兵公然毀壞先聖先賢之像，分明是蔑視孔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士人不作出反應，則“彼越數萬裏而傳彼教，稍不得當，則索地殺人，我在內地而不能自保其廟像，夫複何言?”。

他們要求清朝政府必須就此向德國政府提出嚴正交涉，責令德方查辦毀像之人，並勒令賠償。隻有如此，方能“絕禍萌而保大教，存國體而係人心”。

盡管梁啟超發動的這次上書運動沒有提出要求政府改革的內容，甚至有推崇君權維護封建道德的落後成分，但是，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卻利用了這一事件，增強了士人、官僚變法救國的政治意識。

在他們4 月29 日發出《公啟》後，共有8 省舉人先後8 次上書，總人數多達1500 餘人，此後，尚有120 餘名京官先後5 次上書，為有清一代所罕見。這對推動變法維新運動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三次上書是請改科舉製度，這是三次上書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次。

5 月間，梁啟超聯合各省舉人100 餘人簽名，將《請變通科舉折》送呈都察院，籲請皇上特下明詔，將下科鄉試和會試，同時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梁啟超痛斥八股取士，因為其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脫離實際——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識漢唐為何朝，貞觀為何號者。

至於中國之輿地不知，外國之名形不識，更不足責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達中外博達政教之故，及有專門之學者，益更寡矣。

結果造成：

農不知植物，工不知製物，商不知萬國物產，兵不知測繪算數……是皇上撫有四萬萬有用之民，而棄之無用之地，至兵不能禦敵，而農工商不能裕國。

梁啟超還十分強調人才的作用，指出當前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愚其民者敗，競其智者勝。

對於科舉製的流弊，近代論者頗多。但由於科舉製關係千百萬士人和官僚的功名利祿，所以梁啟超的行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不但都察院和總理衙門拒收，那些正在北京參加會試、與八股性命相依的舉人也對梁啟超加以圍攻。

雖然這次上書落得如此結果，但它卻成了不久後百日維新期間廢科舉製的先聲。

除了發動三次“公車上書”運動之外，梁啟超還參與了保國會的組織活動。在梁啟超和康有為從事維新運動伊始，就十分重視組織各種性質的學會，將學會看作是團結有識之士的最好形式。

1897 年冬，康有為到北京後，就決心再次組織學會，以續三年前強學會之舊。1898 年1 月5 日，他率先聯合廣東省在京人士在南海會館成立粵學會。

接著，閩學會、蜀學會等也相繼在京成立。在這些學會的基礎上，康有為於4 月17 日組織200 餘名士人、官員，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南橫西街的粵東新館召開大會，成立全國性學會——保國會，宣布本會為“救亡”“保國”而設。

4 月21 日，在保國會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梁啟超登台演說，對中國士大夫坐而論道不敢有所作為的心理痛下針砭，他說：

乃及今歲，膠、旅、大、威相繼割棄，受脅失權之事，一月二十見。啟超複遊京師，與士大夫接，則憂瓜分懼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則曰天心而已，國運而已。談及時局，則曰一無可言；語以辦事，則曰緩不濟急。千臆一念，千喙一聲，舉國戢戢，坐待刲割。……故啟超竊謂，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之心力也。

梁啟超要求大家積極行動起來，合群力開學會，喚起國人，共同奮起救國。

使吾四萬萬人者，鹹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

經過整整一個春天緊鑼密鼓的活動，到初夏時節，梁啟超、康有為終於迎來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