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參與“公車上書”
1895 年3 月，梁啟超結束了在萬木草堂4 年的學習，與老師康有為一道再度北上進京，參加會試。康有為、梁啟超師生二人這次參加會試，還有這樣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呢！
會試的主考官是以頑固守舊出名的大學士徐桐，他繼承理學大師倭仁的衣缽，講求宋儒之學，以封建衛道士自居，反對引進西學，尤其痛恨那些喜談變法維新的人。
1888 年（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第一次上書，三次拜訪徐桐，懇其代奏皇上。徐桐始終拒而不見，罵康有為是“狂生”。7 年之後，沒想到狹路相逢，徐桐對康有為的反感依然如故，發誓決不讓這位“狂生”在自己手中金榜題名。
徐桐通知備考官，在閱廣東舉人試卷時，如果遇上有才氣卻不引用古文者，皆不錄取。而梁啟超在兩場的經義考試中，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縱論宏議，充分發揮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徐桐和副考官李文田閱後，誤以為是康有為的答卷，便有意壓低分數而不錄取。副考官李文田還在卷末題詩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既富諷刺，又含惋惜。梁啟超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做了老師的“替罪羊”。但是，他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既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生不逢時的感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此行本不為會試，弟頗思假此名號作汗漫遊，以略求天下之人才。”可見，梁啟超此時關心的不是個人的富貴功名，而是民族和國家的前途。
就在梁啟超應考的前夕，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部分內容在簽字前幾天傳到了北京，人們得知條約中有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給日本，並賠償2 億兩白銀的條款。
消息一出，京城上下無不為之震驚，朝野內外的愛國士紳和官員，紛紛譴責主和派的這一賣國行徑，要求拒約抗日。
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當即決定發動在京舉人上書拒和。
梁啟超先找自己熟悉的廣東舉人做工作，後又向一直以來有經世傳統的湖南舉人進行遊說。
4 月22 日，梁啟超成功地組織了粵湘兩省舉人共同向都察院呈遞拒和請願書，廣東總計有80 名舉人列名，湖南則全省舉人響應。
在湘粵兩省的帶動下，各省舉人紛紛仿效，憤然上書。福建、四川、江西、貴州諸省緊隨湘、粵之後，既而江蘇、湖北、陝甘、廣西諸省繼之，又既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雲南諸省繼之，以致都察院門前每逢陰曆的雙日堂期，出現了車馬鼎沸的轟動場麵，一掃古都京城的沉悶氣象。
康有為見其他省份的舉人也有這個誌向，便要梁啟超再去聯絡各省舉人。梁啟超很快奔走聯絡了各省1000 多名舉人，集會決定上書皇帝，要求變法自強，並推舉康有為起草變法請願書。
康有為在一晝夜間，揮筆疾書，草就洋洋萬餘言的《上清帝第二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呼籲光緒皇帝乾綱獨斷，“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
請願書寫好後，就由梁啟超與康有為的另一位弟子麥孟華分頭繕寫，印刷成傳單，在各省舉人中散發。不久，他們說動了1200 餘名舉人，約定5 月2 日在明代烈士楊繼盛的故宅鬆筠庵的聚會上簽名，5 月4 日再遞呈都察院。
但是到5 月2 日聚會那天，清廷主和派、後黨人員多方作梗破壞，他們私下派人混入鬆筠庵，暗中蠱惑，又在京城製造謠言，恐嚇兼以利誘，以圖瓦解眾人鬥誌。
5 月3 日，清廷便匆匆在《馬關條約》上正式畫押簽字了。
結果，一部分舉人唯恐誤了自己前程，就退出了簽名，後來在“公車上書”題名錄中簽名的僅剩下16 省的603 名舉人，隻有開始時的一半。由於曆史上將赴京參加會試的舉人稱作“公車”，意思就是由公家車馬包送入京，因此人們稱這次舉人的上書運動為“公車上書”。
這次上書雖仍然沒有送到光緒皇帝手裏，但是1000 多名舉人的聯名上書，造成了廣泛的輿論，使變法運動的聲勢壯大了起來。這份請願書不久便被坊間翻印，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宣傳效果，甚至連美國公使田貝，也爭著要看這份名噪一時的請願書。
“公車上書”的領袖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作為老師的康有為是倡導者，但積極進行組織、宣傳的人卻是梁啟超。
在這次運動中，梁啟超功不可沒。
梁啟超在得到老師的布置後，隻用了極短的時間就把全國赴京會試的舉人們發動了起來，表現出非凡的聯絡、組織能力，特別是他撰寫的《變法通議》，則是此次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梁啟超的那些飽含愛國**的篇章，起到了宣傳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有力地推動了運動向前發展。
“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揭榜，康有為雖然中了進士，被授為工部主事，但是他沒有去上任就職，而是和梁啟超等人一起投入到維新運動的準備工作中去。
康、梁師徒二人都思考著“公車上書”之後，下一次該怎麽辦的問題。他們幾乎同時都看到了社會輿論的力量和宣傳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公車上書”之後，全國人民精神為之一振，甚至連朝廷也為之震動。
一貫主張對日作戰的青年皇帝光緒，深感割地賠款真是奇恥大辱。在受到朝廷保守勢力的掣肘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製時，他含著眼淚批準了出賣主權、出賣領土的《馬關條約》。其實，光緒皇帝對於康、梁的做法是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