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政壇

成為康有為得意門生

1890 年，梁啟超去北京會試，結果落選了，回來路過上海時，在書店裏買到一本名為《瀛環誌略》的書。書中描述的世界地理，梁啟超讀了以後，大開眼界。

雖然書中介紹的世界各國情況非常簡單，卻是梁啟超從來不曾了解的。這讓他感覺到，曾經他以為自己學問已經很好，滿腹經綸，可是世界之大，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在書店裏，梁啟超還翻閱了江南製造局翻譯的一些介紹西方文化的書籍。他雖然沒有錢把這些書都買來一一研讀，可是通過初步接觸這些介紹西方世界的書，使他對西方的新知識發生了濃厚興趣。

回到廣州後，梁啟超繼續在學海堂裏學習。同樣也在這年秋天，晚清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康有為也從北京回到了廣州。

康有為在北京寫過《上皇帝書》，雖然此書被扣押了，沒有送達到清廷的權力中心，但在北京知識界中已經出了名。

梁啟超在北京時就已知道康有為上書皇帝的事，現在聽說他也回到了廣州，很想結識。這年8 月的一天，梁啟超在學海堂的同學、康有為門下學生陳千秋，向梁啟超介紹了康有為的學問和思想。

梁啟超深深地被那些思想所吸引，為此他立刻去拜見了康有為。

梁啟超少年科第，滿腹經綸，又頗懂訓詁文章之學。因此，他自以為知識很多，常常沾沾自喜。這個時候，梁啟超對自己所學到的舊知識很是自信。在和康有為交談時，他就滔滔不絕地談起訓詁學來。梁啟超覺得康有為就算不佩服自己，總也得承認自己根底不薄。

然而，康有為的反應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對於他的言論，康有為一句稱讚的話也沒有，反而說他學的全是些陳腐沒用的舊東西。

梁啟超覺得康有為是當頭給他澆了一盆冰水，心中不服，竭力辯解。可是，康有為比他更健談，滔滔不絕地解釋了舊東西沒有用的道理。梁啟超越聽越覺得康有為思想深刻，見解獨到，所說的都是自己過去想也沒有想過的，不禁為之折服。

這天，梁啟超和康有為越談越投機，時間也就不知不覺地溜過去了。就這樣，他們從早上七八點鍾一直談到晚上九十點鍾，都還沒有結束。因為時間太晚了，梁啟超隻得告辭。

康有為的一席話像大海的狂濤，雄獅的怒吼，對幾百年來那些盛行的舊學，進行了無情地批駁，把梁啟超初為安身之命的乾嘉之學痛斥為戕害心靈的毒劑。

梁啟超又驚又喜，又怨又怒，又疑又懼。他與陳千秋對床而臥，竟然徹夜不能入睡。他把康有為的話想了又想，覺得極有道理。他完全被康有為的學問和思想征服了。

第二天，梁啟超又去拜見康有為。這次見麵後，他不像昨天開始時那樣侃侃而談了，而是虛心地向康有為表示，決心拋棄過去所學的那些無用的學問，拜康有為做老師，重新學起。

自此，梁啟超便決然放棄了舊學，認為自出生以來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學問。雖然這對於一直一帆風順的梁啟超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終於跨出了這重要的一步。從此，他退出學海堂，跟康有為研究起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根源和曆代政治的沿革。

康有為最初是在廣州府學宮的孝弟祠講學，梁啟超拜師的第二年，才遷到了廣州長興裏，設立了著名的“萬木草堂”。此處，樹木森森，環境幽靜，是一個理想的教學場所。

在萬木草堂，康有為一反當時的傳統，對教學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許多大膽革新，讓萬木草堂成為了當時不同流俗的生氣勃勃的教育團體。

康有為的教學內容，主要是以孔學、佛學和宋明理學為主體，以史學西學為用，重點講研今文經學、批判古文經學。在課堂上，康有為縱論天下大事，從西方文明到列強壓迫，從先秦典章到漢唐兩宋政治，無所不講。

康有為每講一學，必然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並舉出歐洲的例子以資證明。尤其受學生歡迎的是曆代學術淵源的講授，他淵博的學識，縱橫的議論，係統的分析，都深深地吸引著學生們。

康有為選擇學生，都是經過嚴格考核測試的。他的測試主要看兩點：

一是進入萬木草堂的學生必須樂於接受新事物，具有接受維新變法思想的勇氣和能力，並自覺變成自己前進的動力，能夠為其不懈努力奮鬥；二是要有一定的傳統文化功底，善於寫作，也就是要具備以後從事學術研究和著書立說的基本功。

康有為本身學富五車，博古通今，他心中的標準自然不會低。因此，依照他的標準，萬木草堂收進了一批舊學根底深厚、才思敏捷的優秀學生，他們不論在思想品德方麵還是在學業知識方麵，都有比較深厚的涵養。

在萬木草堂，康有為最先讓學生讀的書是《公羊傳》和《春秋繁露》，因為這兩部書是今文經學的經典性著作。除了讀中國古書外，他還要學生讀一些西洋書，如江南製造局關於聲光電化的譯著等100 多種，以及外國傳教士如博蘭雅、李提摩太等人著作的譯本。

草堂學生的學習方法，除了聽講外，主要是自己讀書，寫筆記，記功課簿。學生在學習中有了心得或問題時，就記在功課簿上，每半月交一次。康有為根據功課簿所反映的問題，或做批注，或進行講解，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學習。

為了鍛煉學生們讀書和思考的能力，提高寫作水平，培養著書的興趣，康有為又讓一部分年齡大造詣深的學生幫助他著書。每寫一本書，都由他先規定內容、論點、體例、要求和參考書目等，然後讓學生分工查找資料和進行編纂。

梁啟超和陳千秋等人就是康有為著作的主要助手。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和《新學偽經考》兩部名著，就是用這種方法集體編纂出來的。

梁啟超在萬木草堂學了三年，接受了康有為的變法思想。

在這裏，他不僅讀到了萬木草堂大量的藏書，更在康有為的指導下，用全新的觀點研讀了中國典籍，了解了西方的種種學說和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情況，對中國曆代的沿革得失、興亡盛衰的原因及救治方略等，都有了深刻認識和明確主張。

同時，康有為本著“誌於道、依於仁、據於德、遊於藝”的教育思想，確立了“經營天下”的大誌，決心用維新變法來挽救危在旦夕的國勢，使祖國走上獨立富強的康莊大道。這種思想對梁啟超的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梁啟超這一時期的讀書是到1894 年結束的。由於得到了名師的指點，他的所讀所獲更加廣博、更加深入、更加全麵、更加係統，他的知識結構也更趨合理、更趨進步、更趨實用。這為他踏入社會、登上政壇奠立了穩固而廣博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階段的讀書，無疑是他一生事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