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

司馬遷的朋友任安，字少卿，早年在大將軍衛青門下。當年霍去病榮寵日盛，逐漸有淩駕衛青之勢時，衛青的故人、門下多轉事霍去病，並因而獲得官爵，隻有任安不肯，仍然效命於衛青。

在巫蠱之禍中，任安擔任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太子派人持節到他那裏要求發兵助戰，他受了節，但仍閉城門，不肯接應太子。

事平後，漢武帝賞賜了那些與太子交戰的人，把跟隨太子和為太子助戰的人都治以重罪。關於任安，漢武帝對他的做法不置可否，好在並沒有責怪。巫蠱之禍和之前的李陵案其實差不多，漢武帝也是在盛怒之下，不調查取證就貿然行殺戮。後來這件事的真相被披露出來，有人告訴漢武帝，太子在“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的情形下，不得已才“子盜父兵”，其實並無邪心。至此，漢武帝又認識到自己冤枉了太子。於是，先前所做的處置又要反攻倒算，變成與太子交戰、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江充雖死，仍被誅滅三族，領兵與太子作戰的丞相被腰斬，漢武帝還建了一座“思子宮”以示對其憐惜。這都是後話，漢武帝對太子態度轉變之初，想起了任安的做法，他認為任安是個典型的老油條，坐持兩端，看誰勝就依附誰，是真正懷有二心的人。於是決定將其處以死刑。

任安認為自己是冤枉的，即便無功，也不致有過。在那種亂糟糟的局麵中，太子倉促起兵，又沒有皇帝的確實消息，他以不變應萬變有何不可？

征和二年（前91 年）冬，任安在獄中待刑時，寫信給司馬遷，請他設法援救。

司馬遷接到這封信時，可以想見，他的心裏是相當為難的。他了解漢武帝，自己的遭遇就是漢武帝盛怒之下的結果，他實在不願意再遭到第二個李陵之禍。論交情，李陵與他“素非相善”，而任安則是老朋友，雙方彼此很熟悉。司馬遷也非常明白漢武帝一心為太子報仇，任安的死刑絕無平反的可能。他不是見死不救，而是真的無力救之，他要把自己的苦衷向老朋友說明，並請求他的諒解。於是，在征和二年（前91 年）十一月，55 歲的司馬遷寫了一封長信給任安。

信的開頭，他自稱“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指他父親司馬談，“走”是“仆”的意思，即為太史公司馬談掌管牛馬的仆人司馬遷。這個謙稱已經告訴世人，現在還活著的司馬遷完全是為了完成父親遺命而苟活，這是他的隱衷。

信的內容大部分都是講自己遭遇的飛來橫禍，以及之後受刑、忍辱的經過和體驗，前麵我們已經引用過很多其中的句子了。他對自己不選擇痛快就死，而是苟活於世，是這樣解釋的：

第一，如果當時就死去，那麽他的死“若九牛亡一毛”，而且還會被認為是罪有應得。

第二，他還沒有完成父親的遺命，當時死了，九泉之下有什麽麵目去見父親呢？

第三，父親臨終時深以“天下之史文”廢而感到憂懼，所以他的遺命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對整個民族文化都有益處的，那麽更不能因為自己一人的榮辱而輕易放棄。

他要完成《史記》，以此來完成父親的遺命，並且要因《史記》而立名，因立名而洗刷受腐刑的恥辱。父親的遺命是司馬遷受腐刑後的餘生中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而這個支柱落到實處就是全神貫注地去完成《史記》。這也等於告訴任安：

現在的我，已不是單純的我，我的生命就是《史記》的生命，我的一切就是《史記》的一切，二者已經合為一體。身為朋友，我可以為你而死，但是《史記》卻不能為你而犧牲。

任安最終被腰斬了，司馬遷也在感歎中度完他的餘生。前有李陵，後有任安，巧合的是這兩人的字都是少卿。

他們在司馬遷的生命中激起了巨大的漣漪，前者是狂風暴雨式的，後者隻是前者的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