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處虛心求學

朱熹的父親朱鬆生前清正廉明，因而在去世時並沒有給妻子孩子留下什麽家業。朱熹與母親、幼妹寄身於他處，無論生存和發展都需要用到錢。但是，朱家目前的積蓄十分有限，隻能維持短期內的基本生活，總是依靠他人也不是長久之計。雖然朱熹的母親也會做一些零工來貼補家用，但無論如何，日子久了，就必須有固定的經濟來源。然而，家中唯一的男丁是隻有十五歲的朱熹，這個艱巨的任務便落到了他的肩上。

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朱熹作為士人，他唯一的出路便是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當然，三位先生也深深懂得科舉對於朱熹的重要性，因而他們不得不把應舉的需知應會作為主要內容進行教授。當務之急，就是盡他們所能將朱熹培養成為一名合格的舉人。

有了明確的目標，為了使朱熹應舉成功，三位先生督課的主要內容便是詩賦、程文，因為這是舉業的基本功。其中，程文是科舉考試時由官方撰定的或錄用考中者所作的作為範例的文章。朱熹找來許多出色的程文認真閱讀，並從中總結其特點，以便指導自己的寫作。同時，朱熹還在詩賦、策論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研習了大量的程文後，朱熹便開始模仿，並嚐試寫出了許多策論等科舉應用文。到了晚年朱熹回憶起這段時光也曾提到，雖然隻是完完整整地寫過少數的舉文，但是對於科舉考試的要領早已遊刃有餘了。

年少時窘迫的經濟條件，迫使朱熹對舉業產生強烈的需求。然而，隨著知識的積累、見識的提高，朱熹發現自己學習的真正興趣根本不在舉業，他此時已經深深明白“為己之學”的重要性。所謂“為己之學”，強調一個人的學習主要是為了要提升自己內在的修養水平，並且增進自己的學問；其本質是探討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的問題，而舉業卻看起來有明顯的功利性。最終，強烈的求知欲，把朱熹引向了聖經賢傳。在朱熹的這一轉變上，劉子翬起了一定的影響。

在不斷受教的過程中，朱熹發現劉子翬的視聽言動與他教人的獵取功名之術似乎不同。有一天，朱熹找到機會向劉子翬詢問其中的緣由。劉子翬對朱熹提出的問題感到十分詫異，並對他產生“為己之學”的疑惑感到非常高興，給他說明了自己讀書治學的態度。

原來，劉子翬少時聰明好學，才華橫溢，取第如探囊取物；然而，他卻不把那些功名利祿放在眼裏，壯年時辭官還家，潛心經傳，修身養性。隨後，他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屏山下的園林裏，俯仰其間，或玩賞水木竹石，或沉酣於六經、覃思理趣。

劉子翬十分喜歡朱熹這個弟子，給他取字“元晦”。晦，就是飽學涵養、充實自身、含而不露，而不是喧囂奔走、嘩眾取寵。隻有這樣，才能超凡脫俗，日入於聖賢之域。後來，朱熹為了表示謙虛，把代表萬物之始的“元”字改為“仲”字，稱“仲晦”，晚年則號“晦翁”。

當然，除了劉子翬之外，劉勉之、胡憲同樣也在學問上給朱熹以引導。

劉勉之自幼努力學習，一天能背誦幾千句。他是一位個性鮮明的人，疾惡如仇，性格耿直倔強，從不攀附權貴，也不會毫無原則地附和他人。

劉勉之像對待兒子一樣教導朱熹。他常常把自己的親身見聞講述給朱熹聽，把自己的讀書方法——讀書的次序、讀書的精讀略讀、讀書的內容選擇等——都講給朱熹聽，從而對朱熹之後的學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朱熹還經常到胡憲家中請教。胡憲為人比較寬厚，沒有老師的架子，平易近人、性格沉靜，在三先生中最為隨和。

因而，在胡憲麵前，朱熹不會顯得那樣拘謹。

在去三位先生那裏求教的過程中，朱熹還見結識了範如圭，以及胡憲的弟弟胡寅。這兩位都是當時的名儒，他們的言行舉止、偉大思想，都給當時的朱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