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多舛

到南康軍赴任

淳熙五年（1178 年），朱熹痛失愛妻兩年之後，朝廷再次下詔起用他，這次授的是知南康軍（南康軍是宋朝政區之一，是“路—府—州—軍”建製中的“軍［縣］”級，治所在今江西廬山市，轄境相當於今廬山市、永修縣、都昌縣）。朱熹知道自己這次為官是宰相史浩親自建議的。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師，對朱熹的德學早有所聞；這次，他重新登上右丞相的職位，立即準備起用朱熹。朱熹記得，這是自己隱居著書以來的第十四次授官了。

朱熹認為，在這之前自己僅做過一任縣主簿，直接升任知軍，資曆太淺，待遇過優。數年前求退得進，辭免召命反被升擢，已經勉為其難地接受了本不當得的厚恩，由此遭來非議；如果再不自量，有非分之圖，則將內愧於心、外為人所恥笑。

再說朱熹早已對當時的朝廷深感失望，預料到自己生性耿直，不能與時俯仰，一旦做官，政見不合，將會招來禍事。於是，他再次稱病婉言辭謝了這個官職。

可是，這一次，朝廷的態度異常堅決，朱熹幾次上狀推辭，朝廷都給擋了回來：不許辭免。與此同時，呂祖謙、張栻等人也多次勸說他出山，勸他不要再違抗朝命、安坐於家了。於是，第二年——淳熙六年（1179 年）——正月，朱熹被迫起行，來到信州鉛山縣（今江西鉛山）界，一麵繼續辭官，一麵等候發落，希望在途中通過種種周旋能出現轉機。

南康軍位於鄱陽湖西北、廬山之南，下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這裏土地貧瘠，人民生活困窘，是江南東路不起眼的一個小軍城。但它是鄱陽湖北入長江的咽喉要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朱熹赴官途中，辭免不成，即已預先細閱圖經，全麵熟悉南康軍各方麵的情況。

朱熹上任後，首先發布榜文，告之三件事：一、請管內士人父老、僧道軍民共議本軍貧困、民不聊生的利病根源，以及興利除弊、寬恤民力的措施，集思廣益，以期戶口歲增、家給人足；二、請管內士民、鄉鄰父老定時集會，教戒後生子弟以孝悌忠信事其父兄長上，和睦鄉鄰，共成人倫風俗之美；三、請鄉黨父兄推擇有誌於學的子弟入學，一振士風，以使人才輩出。

按照為政以德的一貫思想，朱熹治民首先從美化風俗入手。他在郡學內建立了濂溪先生祠堂，以“二程”配祀。

又創五賢祠，合祀陶潛、李常、劉渙、劉恕、陳瓘。得知唐代孝子熊仁瞻墓宅遺址猶存，他就命人加以保護並禁止別人樵牧；同時，他還上報朝廷，請求修複唐朝旌表舊門。

劉渙的墓在城西門外的荊棘中，朱熹得知後就對其加以修複，還為其建立門牆，禁止人們破壞。又建小亭，取名“壯節”，請友人黃銖為小亭的牌匾題字。

與此同時，朱熹不會放過任何可以直接向人們灌輸忠孝道理的機會。《孝經》中有幾句話：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朱熹特地拈出，為人們詳細解說，還廣為張貼，讓人們遵守。

朱熹也十分重視禮俗，基於州縣禮儀製度紊亂、人心不古的現狀，他上狀禮部，請求頒行《政和五禮新儀》中的州縣臣民應遵守的禮製。又以為該書禮製還有不完備之處，請求予以增修。

與美化風俗相配合，朱熹開始大刀闊斧地整頓紀綱。

都昌、建昌二縣官吏失職，百事癱瘓，他當即將其撤換，政事立見成效。建昌有一士人，專門教人挑起詞訟，興風作浪，貪贓得利，罪行累累。朱熹將這個人當眾鞭笞，然後編管江州。

編管，是宋代在五刑之外增設的一個新刑種—— 編配—— 中的一種。編配，是編管、刺配兩種罪的全稱。編管與刺配不同，不加刺麵，主要適用於“命官犯罪當配隸者”，“諸罪緣坐家屬應編管者”，以及某些雜犯罪。類似於“發配”。

後來，此人賄賂當地官吏，違法放回，第二日再次犯法，被人所告。於是，朱熹堅決懲治，杖刑之後，再次編管外州，縣裏的人無不拍手稱快。

境內豪強巧取豪奪，吞並貧民的田產，無惡不作。於是，朱熹鼓勵受害人直接到軍陳述，一經查實，嚴懲不貸。

朱熹整頓紀綱、懲治豪強，招來了種種非議。從管內到外州、外路，都有他用刑過嚴的傳聞。但是，他率意直前，從不在意。當友人和他提及此事時，他回答說，自己每次見到有欺淩弱者的惡人時都痛恨極了，所以不能放任眼前出現這樣的事情。

到南康軍不久，朱熹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令行禁止，這與他為官比較廉潔正直是分不開的。當時州縣官吏舞弊成風，朱熹對此十分反感，不願同流合汙。

在治財方麵，朱熹也以嚴厲著稱。交納租稅之時，他首先行文張榜，對有關事項逐一做出明確規定。又派出官吏下鄉縣督促，務必按期交納租稅。經過數月整頓，所有事情都漸漸有了條理，腐敗、舞弊之風也大有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