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

紹興二十六年（1156 年），朱熹在同安已經任滿三年，但吏部所派的繼任者還沒來。按照規定，他要再等半年，如果半年後繼任者還不來，他就可以自行免歸。

在同安的這些年，朱熹一直住在主簿房舍。房舍長年失修，變得越來越破舊，甚至不能夠居住了。於是，他就搬出縣府，借住在名醫陳良傑的家裏。

陳氏的居所在同安縣城委巷中，這裏雖然不是高牆深院，但卻收拾得十分整潔。這裏不僅有會客的房間，還有專供讀書休息的房間。

朱熹與陳良傑成了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沒有年齡的鴻溝，沒有官民的隔膜，相處得非常融洽。

陳良傑發覺，在這位年輕的主簿老爺身上，儒門的積極入世、道家的恬適養身完美地結合著。外儒內返，這是他最欣賞最佩服的一種人格。

朱熹自從離開縣府，偶爾在必要時處理一下公務外，就很少過問外麵的事情。因而，雖然他政績十分突出，卻也很少有人前來拜訪。

沒有了繁忙的工作，朱熹便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經常同許升等學士潛研經旨，晨誦夜讀。

許升，字順之，號存齋，同安縣在坊裏人。他治學嚴謹，善於思考，朱熹十分賞識他。

在探討交流的過程中，朱熹、許升遇到了很多的問題，心中積攢了越來越多的疑問。此時，朱熹就想到了自己在當初赴官路過延平時，李侗給自己的囑托。他讓朱熹有空時多讀聖賢之書，並將所讀之書運用到生活中來。現在，朱熹反複琢磨，覺得李侗說得很有道理。

自此，朱熹便專心研讀經書，日複一日，絲毫沒有懈怠。

他驚奇地發現，之前很多的疑惑都慢慢解開。經書的博大精深讓他歎為觀止，他深深地認識到聖賢之書的重要性。

於是，朱熹決定給李侗寫信，談談自己的心得，並向他請教心中的疑惑。李侗回信給朱熹，肯定了朱熹的做法。信中寫道：

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

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更望勉之！

轉眼間，就到了冬天。接任主簿的官員依舊沒有到任。

按照規定，朱熹不用再等待其他官員前來交接，可以直接離任了。

行期將近，朱熹望著這塊初次試吏、付出心血的土地，依戀不由湧上心頭。但是，故鄉無時無刻不令他魂牽夢繞，歸家心切，他草草地收拾好行李，告別僚友，帶著門人許升離去。

朱熹多年為吏的生涯終於結束了。

第二年——紹興二十七年（1157 年）——正月，朱熹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崇安。沒有樊籠的束縛，他的身心輕快了許多！從此，他便專心地致力於讀書求道。

紹興三十年（1160 年）的一天，朱熹打點了一個簡單的包裹，辭別了母親妻兒，徒步往南劍州去，向延平大儒李侗問學。

這期間，朱熹正式受學於李侗。李侗總是常常教誨朱熹要“隻看聖賢言語”。在李侗的引導下，朱熹讀了很多聖賢書。此後，朱熹就主要以儒學來建構自己的哲學體係。

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拋棄佛學，而是把其內化吸收到自己的知識體係中。

在長時間的接觸過程中，李侗發現朱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對這個學生特別滿意。在《羅博文書》中，李侗誇耀朱熹道：“我這個學生信仰儒家的仁義學說，並且學習非常努力，是我們這類人中少有的。在我晚年，他同我一起探討疑難問題，這讓我深感欣慰。”李侗有這番感慨，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學說終於後繼有人了。後來，朱熹不僅繼承了李侗的學說，而且還遠遠超過了他。

朱熹不僅向李侗請教，還廣泛地聽取別人的見解。朱熹回到崇安後經常向胡憲、範如圭求教。在研究學術的過程中，朱熹務求真知，同時還常常總結自己的心得與他人進行交流。

當時有許多學者前來向朱熹問學，他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便是朱熹私居講學的開始。

朱熹在同安任職的幾年間，俸祿微薄，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之外，還不斷地接濟那些家境貧寒的弟子，對家裏的照顧實在不夠。而今，朱熹離任回家，俸祿中斷，家中沒有半點收入。但上有年邁老母，下有幼小兒女，經濟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因此，朱熹便向朝廷申請祠職。

祠職，本為安置年老力衰或與朝廷意見不合的高級官僚的名義官職，官員沒有職守，有俸祿但無須處理事務，居地聽便。後來政策放寬了，官吏們幾乎人人都可請祠。

一個月之後，批文下來，朱熹被差監潭州南嶽廟，領取半俸。這樣，他不用擔任實際職事，也可以有固定的收入，能夠安居在家。這對朱熹來說，將是他最好的安排。

從這以後，朱熹屢次請祠，他的一生共做祠官十二次，累計二十一年零十個月。在祠祿的支持下，他才得以解除生計的後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