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賦稅、縣學

朱熹正式坐堂辦事，主要是協助知縣管理簿書、賦稅、教育等事務。朱熹到任後，首先清點賦稅簿冊，並定下規矩，今後逐日點對，杜絕了官吏作弊的門徑。收稅時間到了，朱熹親自書寫榜文，派人四處張貼曉示，限期交納，過期不交即予處罰。

由於朱熹公正勤敏、清貧儉樸，為士民做榜樣，對百姓則恩威並施，說到做到，所以在他上任後不久，同安一縣賦稅難收的問題就解決了。官府有了正常的賦稅收入，百姓也不覺得苛重，能夠承受。

朱熹還發現，不僅是同安縣，其他各縣也會因為沒有對百姓的田地進行實地核查，簿籍所記錄的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與實際情況有所不同，普遍存在著版籍不正、田稅不均，稅、田脫節的嚴重弊病。有些貧苦的人家可能早就因為破產而失去田地，但是稅籍依然記錄著他的信息，沒有及時更新；而很多的富家巨室，卻可能因吞並田產而隱匿逃稅。因此，朱熹認為重新丈量並核實土地的真實情況，勢在必行。

朱熹便著手正籍均稅，實行經界。經界，就是重新核查土地，按田造籍，按籍納稅。朱熹提出經界，既維護了官府的財政收入，也實現了他體恤貧困、抑製豪強的想法。

朱熹雷厲風行，對所在縣各方麵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並取得了一定成效。

知縣看到朱熹一來局麵就有所改觀，所以對他更加倚重，幾乎凡事都要與他商量解決。如此一來，朱熹雖為主薄，其實所管的事務已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權限。

日複一日的忙碌，令朱熹筋疲力盡。不久，母親及妻兒的到來，給他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當初朱熹赴任時，因為夫人臨產便沒有隨他前來。此次全家人團聚，朱熹很早就開始忙著張羅收拾居室，堂上拜母，膝下弄兒，一家盡享天倫之樂。

就這樣，在繁忙的工作中，朱熹在同安任上度過了第一個年頭。第二年—— 紹興二十四年（1154 年），他將自己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縣學的整頓上來。

當時縣學條件簡陋，師資力量不夠，生員較少，同時學校的紀律也不明確，形同虛設。

朱熹認為，想要大力發展縣學，就要建設足夠的學舍。

但當時的學舍隻有兩齋，朱熹認為這遠遠不夠，於是將其擴充為四齋，並分別命名為“誌道”“據德”“依仁”“遊藝”。

同安縣有位行年五十的進士名叫柯翰，長於經學。朱熹聘他為直學（書院中掌管錢穀者），讓他專任講經之事。

同時，朱熹還允許校外士人可以通過補試的方式入學，以便充實縣學的生員。在臨近考試的時候，有些吏人按照慣例請求延期開試，但是朱熹斷然拒絕，答道“決不延期”，以保證入學的公平性。

為了提高縣學的教學質量，朱熹全麵更置課程，以經義為主。他讓直學柯翰講授《禮記》，而自己則親自為學子們講授《論語》。朱熹還特別重視教學方式的改進，開辟了教學講座，通過問答討論的方式解決教學中的疑難問題。

朱熹采用比較民主的方法，整頓教學的紀律。他與學生進行商議，一同製定了合理的學規；同時還與學生約法三章，如果有人違反學規，一定嚴懲不貸。他還完善了縣學的考試製度，並且親自出題來考查學生。

朱熹清楚地知道，僅僅采取這些措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讓師生在思想上明白學習的重要性，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他也十分注重對學生的勸說和引導，把自己總結出的觀點與士人學子進行交流。經過他的大力整頓，縣學初具規模，麵貌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