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國家的“民主情報局”(1)
每當我是一名閃亮的武士，
我就全身披掛；
然後我環顧四周尋找目標，
從惡龍棲身之處營救生命，
在那裏與一切惡龍廝殺。
——A. A.米爾恩：《全身披掛的武士》
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飯店會議確實使其幕後支持者共產黨蒙受了一場羞辱。一位觀察家寫道：“對於宣傳家來說，這次會議無異於一場噩夢，一次慘敗，證明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優勢可以轉化為美國進步傳統的優勢這一想法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此時，美國共產黨敗退了。黨員情緒低落，黨的威信不可逆轉地一落千丈。可是，正當美國人聲稱共產黨正在加緊其陰謀活動時，斯大林的戰略家們卻對美國置之不理了，反而轉過身去集中力量到歐洲去擴大影響，做起反敵為友的工作來了。
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發起了一場運動，企圖說服歐洲的知識分子，蘇聯尋求擴展勢力是為了“和平”，但是1949年發生的兩件大事嚴重地破壞了他們的打算。第一件事是斯大林無情地對待南斯拉夫的領袖鐵托元帥，因為他不願犧牲國家利益來支持蘇聯在巴爾幹建立霸權，結果是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斯大林從南斯拉夫撤走了蘇聯的經濟和軍事顧問。這是蘇聯為軟化南斯拉夫的獨立立場而發動的消耗戰的一個組成部分。鐵托則報之以同西方進行談判，準備接受馬歇爾計劃的貸款，以此來恢複其殘破的經濟。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那種蠻不講理的解釋傷害了歐洲同路人的善良願望，於是他們現在轉而集中力量保衛鐵托。第二件事是1949年8月蘇聯爆炸了原子彈，進一步損害了蘇聯發出的有關和平共處的呼籲。
英國對蘇聯的虛假宣傳作出反應是比較晚的。1948年2月，克萊蒙特·艾德禮政府為反共而建立了情報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簡稱IRD）。這是外交部裏發展得最快的一個部門。IRD的設計師、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解釋說：“我們不能指望僅僅在物質上蔑視共產主義就能擊敗它。我們還必須牢記基督教感情在歐洲的力量，積極地求助於民主和基督教原則。我們必須提出一種與共產主義相對抗的意識形態。”2這確實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西方政府不能僅僅依賴於貶低蘇聯進行的試驗，它們有責任從資本民主製度內部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前途，西方民主製度往往是吹噓大大超過了它實際取得的成就。外交間諜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強調說：“斯大林一夥已經把共產黨轉化為變相的斯拉夫擴張主義的工具，其手段和方式連列寧都會感到吃驚。所以，世界出了問題並非由於共產主義力量之強大，而出在非共產主義世界在道德和精神上的脆弱。”3
在戰時結成同盟關係的情況下，英國政府曾經為斯大林樹立了不令人討厭的形象。忽略了這一點就會忽視冷戰的一個重要方麵：在反納粹時期人們對於共產主義政治上的純潔抱有幻想，而這時自由世界同俄國結盟似乎是對這一幻想的默認。二戰後英國政府麵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消除它在幾年前係統地建立並捍衛過的假象。一位被招募進IRD並擔任第二把手的年輕外交官亞當·沃森（Adam Watson）解釋說：“在戰爭期間，我們把這個人樹立起來，雖然這是個可怕的人物，僅僅是因為他是我們的盟友。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消除我們在戰爭期間建立的有關這位善良的約瑟夫大叔的神話’。”4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家在戰時曾為政府的宣傳部門工作，現在則要號召他們起來告訴英國公眾不要相信他們曾經創造性地維係過的謊言。
情報研究局盡管起了一個溫和的名稱，實際上卻是一個秘密的“冷戰部”。它的預算來自秘密撥給的經費（為的是避免對它可能采取的秘密或半秘密的行動進行不利於保密的檢查），用1953年來該局任職的一名間諜克裏斯托弗·蒙蒂·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onty Woodhouse）的話說，其目的就是“製造、散布找不到歸屬的宣傳”。情報研究局按照“滴入論”(2)的原則，編寫涉及一切問題的有事實依據的報告，散發給英國的知識界，希望他們在著作中不斷地引用這些事實。“無歸屬性”是這種做法的一大突出的特點。不知道這件事是誰做的，可以使兩個本質上相互矛盾的要求調和起來：既要使IRD編寫的材料在盡可能大的範圍內傳播，又不讓公眾知道這些反共的宣傳是得到官方批準並在暗中資助的。IRD的第一把手拉爾夫·默裏（Ralph Murray）寫道：“在英國國內或海外，都不應該使公眾產生一種印象，覺得外交部在組織一場反共運動，這一點十分重要。有些人是願意為我們提供可貴的支持的。如果讓公眾獲悉外交部中有這樣一個邪惡的機構從事反蘇的宣傳活動，而這些人就是從這個機構獲得反共材料，他們就會指責這些人，那麽這些支持我們的人就會感到十分尷尬。”5
亞當·沃森後來解釋說：“如果你不是提供純屬宣傳性的材料而是建立在提供事實的基礎上，那麽你就不會輕易地被人駁倒。你的工作就是隻披露那些對你有利的真實情況。”6在具體做法上，則要求能夠做到IRD既要攻擊“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同時也要抨擊不加製約的資本主義存在著效率低下、社會不公和精神上的弱點”，但是不許“攻擊或看上去是在攻擊英國或美國的任何人。”7真相可以按各取所需的原則加以利用。諾埃爾·科沃德（Noel Coward）曾短時期在情報部門任職。他早就覺得上述看法十分可笑，他對蓋有“高度機密”印章的文件上再加上“高度真實”的印章感到很有趣。
IRD早期最重要的顧問之一是匈牙利出生的作家亞瑟·凱斯特勒。在他的指導下，情報研究局認識到，把那些帶有左翼政治傳統、自認為是權力中心對立麵的人和機構吸收進來是有好處的。吸收這些人和機構有雙重用意：一是能夠接近那些“進步”群體，這樣就可以監視他們的活動；二是在他們內部擴大影響，從內部化解這些群體的影響力，或者把其中的成員吸引過來，讓他們加入中性的或者不那麽激進的論壇中來。
凱斯特勒不久就從IRD的宣傳運動中為自己撈到了好處。他那本描繪殘忍的蘇維埃製度的著作《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為他贏得了反共的名聲。這本著作在IRD的資助下在德國廣為流傳。哈米什·漢密爾頓是那家出版社的名字，也是出版社經理的名字，經理本人也與情報機關關係密切。1948年外交部與他做成了一筆交易：由外交部出錢購買並發行5萬冊《正午的黑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這個時候，“法國共產黨受命立即買斷這本書，每冊書都被買走了，既然如此，就沒有理由不再重印。就這樣，凱（斯特勒）靠共產黨的經費發了大財。”8
凱斯特勒不僅為外交部的宣傳運動擔任顧問。1948年2月，他開始在美國講學。3月，他在威廉·多諾萬將軍位於紐約薩頓廣場的宅邸與這位將軍會麵。多諾萬既是美國戰時情報機構的首腦，又是新近建立的中央情報局的設計師，是美國情報和外交精英中的核心人物。他一生反共，直到1959年臨死前彌留之際，他還報告說他看到俄國軍隊正從他家的窗下跨過第五十九街大橋向曼哈頓行進。凱斯特勒從前曾是蘇聯戰前外圍機構網絡的智囊之一。這個網絡叫作“蒙曾伯格托拉斯”，是以其董事長威利·蒙曾伯格的名字命名的。因此，凱斯特勒比當時大多數還活著的人更了解蘇聯宣傳機器運作的內情。就在他離開英國赴美之前不久，凱斯特勒會見了安德烈·馬爾羅和新近任命為駐法大使的奇普·波倫，與他們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對付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和平”攻勢。在他赴美的輪船上，他偶然有機會會晤了後來擔任國務卿的艾倫·杜勒斯的兄弟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們兩人討論了相同的問題。現在凱斯特勒又與威廉·多諾萬坐在一起談論如何對付蘇聯的宣傳。凱斯特勒在他日記中寫道“討論了進行心理戰的必要性”，還記有多諾萬具有“第一流的頭腦”這樣的話。這次會晤的重大意義不可小覷。
亞瑟·凱斯特勒1905年出生在布達佩斯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但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於30年代初期加入了共產黨。他後來寫道，在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後，他獲得一種突然得到解放的令人陶醉的感覺。1932年他到了俄國，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寫了一本宣傳性的著作《白色黑夜與紅色白晝》。在俄國，他瘋狂地愛上一位名叫娜黛什達·斯米諾娃的職員。他與這個女人共同生活了一兩個星期，為了一件小事他向蘇聯的秘密警察告發了她，從此以後這個女人就銷聲匿跡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後，他在巴黎加入了德國流亡者的隊伍，在那裏他同威利·蒙曾伯格一道工作。他一度作為政治犯遭到監禁，在他的第一個妻子多蘿西·阿謝爾（Dorothy Ascher）的竭力活動下，英國政府出麵幹預，才將他營救出獄。1938年凱斯特勒因對斯大林的大規模逮捕和裝模作樣的審判感到厭惡而退出共產黨，但他仍然相信布爾什維克的烏托邦能夠實現。當莫斯科機場上為迎接裏本特羅普（Ribbentrop）前來簽訂希特勒-斯大林條約掛起了曲十字形納粹黨徽、紅軍軍樂隊奏起德國國歌時，他就徹底放棄了他的信仰。戰爭期間被拘留在法國時，他寫了《正午的黑暗》，記錄下了以思想罪濫用權力的惡行。這本書很快就成為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他被釋放後前往英國（通過法國的外籍軍團）生活了一段時間。在那裏，他報名參加了“先鋒隊”（Pioneer Corps），後來又以反納粹宣傳家的身份加入了情報部，這份工作為他取得了英國國籍。
1948年他赴美國講學的目的是為了糾正“庸俗的左派人物”(3)9當時思想上的錯誤和混亂。他力圖勸告美國的知識分子放棄他們那種幼稚的激進主義，投身於成熟的與政府合作的事業中：“貴國進步的知識界的任務是幫助其他國民麵對國家賦予的重任。在抽象的激進主義這塊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進行宗派主義的爭吵已經過時了。現在已經到了美國激進派成熟起來的時候了。”10由此可見，凱斯特勒為之呼號的是一個“介入”的新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應以國家的任務為己任，再也不要留戀那種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特權，堅持他們有權與國家的任務保持距離，甚至脫離國家的任務。讓-保羅·薩特很快就宣稱：“由於作家已無法逃避現實，我們希望他們牢牢地把握這個時代，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這是他們的時代，他們也必須為這個時代承擔自己的責任。我們要同心協力來改變我們所處的社會。”11薩特和凱斯特勒的主要區別不在於有關“介入”的實質，而是在目標上有所不同。薩特仍然反對政府充當真理或理智的調解人，而凱斯特勒則勸告他的同行協助權力精英去執行其統治的使命。
凱斯特勒在紐約會見多諾萬之後不久就去了華盛頓，在那裏連軸轉似的參加了一係列新聞發布會、午餐會、雞尾酒會和宴會。有一位名叫詹姆斯·伯納姆的，是紐約知識分子中從激進派轉變為“體製內派”速度最快的一個人。凱斯特勒通過他的介紹，結識了數十位國務院官員、總統助理、記者和工會官員。中央情報局對凱斯特勒尤其感興趣，認為這是能夠為他們提供一些情況的人。
究竟什麽樣的人才能比那些脫黨分子更有效地與共產黨作鬥爭？中央情報局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了。當他們就此向凱斯特勒谘詢時，一個想法開始形成了。凱斯特勒強調，為打破共產主義的神話，進行說服工作時，必須把非共產黨員的左傾人物動員起來。凱斯特勒提到的這些人，已經作為“非黨左派”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在國務院和情報部門任職了。政府中的人已經越來越認識到，依靠那些已對共產主義產生幻滅感但仍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是正確的，並予以支持。亞瑟·施萊辛格把這一過程稱之為“悄悄的革命”。
對於中央情報局而言，重用“非黨左派”的戰略將成為“此後20年內中央情報局反共政治行動的理論基礎”。12在這一戰略上，中央情報局已經同一批左傾知識分子達成相近的看法，甚至達成了共識。施萊辛格在其著作《至關重要的中心》（Vital Center）一書中論述了這一戰略思想的合理性。這是1949年出版的3本重要著作之一，其他兩本是《上帝的失敗》（The God That Failed）和奧威爾的《1984》。施萊辛格追述了自從錯誤的1917年革命以來左派的衰落及其最終在精神上的癱瘓，並且追溯了“非黨左派”的演進過程，認為“非黨左派”是團結那些爭取自由天地的人們的一麵旗幟。隻有在這一群體中才能使“基本核心得以複興”，“使共產黨人看不到一點前途”。施萊辛格強調，這一新的抵抗運動“需要一個行動的獨立基礎，它需要一片不受幹擾的個人天地、資金、時間、新聞紙張、汽油、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不擔受驚怕的自由。”13
施萊辛格後來回憶道：“這個論點激活了動員非黨左派的工作。奇普·波倫、艾賽亞·伯林、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埃夫裏爾·哈裏曼和喬治·坎南都表示擁護這一論點。我們都認為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抵禦極權主義的最有效的堡壘。這一論點成為這個時期美國外交政策潛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題。”14非黨左派這個詞簡化為NCI(4)，這個簡稱很快成為華盛頓官僚機構中通用的用語。一位曆史學家曾這樣說：“這批人幾乎是持卡上崗的。”15
這批“持卡上崗”者第一次在《上帝的失敗》一書中集合在一起。這本書是以現身說法的形式論證共產主義理念已經失敗的文集。凱斯特勒是促成這本書的精神支柱。此時他已回到倫敦。凱斯特勒在與威廉·多諾萬和其他美國情報戰略家商談之後十分振奮。《上帝的失敗》出版後的一段曆史可稱為“非黨左派”和美國政府中的“黑天使”訂立契約的樣板。到了1948年夏天，凱斯特勒已經同心理戰執行部（Psychological Warfare Executive，簡稱PWE）的戰時德國處負責人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討論過這個想法。克羅斯曼覺得“他可以運動廣大人民群眾，而且他恰好手頭有足夠數量的知識界高手來協助他成為一名傑出的職業宣傳家。”16克羅斯曼在新學院（New College）曾與艾賽亞·伯林同事，一度被人稱為“既無原則又野心勃勃”，“這個人隻要能往上爬一步，即使用自己母親的屍體當台階也幹得出來。”17克羅斯曼的評述者在1937年出版的《今日的柏拉圖》中曾懷疑代議製民主國家是不是“一塊遮羞的顏色鮮豔的大廣告牌，在它的後麵掩藏著政府和國家機器”。對於《上帝的失敗》這本書，可能也是適用的。
1948年8月27日，克羅斯曼又網羅了另一名心理戰老手美國人C.D.傑克遜（Jackson）來參與這個項目。“我寫信給你是想聽聽你的意見。哈潑斯出版社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和我在這裏的出版商哈米什·漢密爾頓建議明年春天出版一本書，書名是《失去的幻想》（Lost Illusion），由我擔任編輯。書的內容將包括一些知名知識分子的簡略自傳，講一講他們怎樣成為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同路人，是什麽使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又是什麽使他們的幻想破滅的。”18C.D.傑克遜建議他邀請前共產黨員、作家路易斯·費希爾（Louis Fischer）來談在美國幻想是如何破滅的。
然後，克羅斯曼又與梅爾文·拉斯基接觸。拉斯基現在是美國在德國的正式的非官方文化宣傳者，也是最早主張把知識分子組織起來抵製共產主義的人物之一。當克羅斯曼收到為該書提供的來稿時，他立即將稿件送交拉斯基，拉斯基則讓別人在《月刊》的編輯部裏將稿件翻譯成德文。據1950年美國高級專員公署的一份評價報告稱，“除了一篇稿件外，《上帝的失敗》一書中所有其他文章最初都是投給《月刊》雜誌的，或是該刊經談判獲得了版權的。當《月刊》出到25期時，這些文章的匯編出版工作已準備就緒了。”19英文版的編輯是克羅斯曼，1950年由凱斯特勒的出版商哈米什·漢密爾頓出版。克羅斯曼在戰時新聞局的密友凱斯·坎菲爾德（後來是艾倫·杜勒斯的出版商）負責美國版。《上帝的失敗》這種特殊的背景說明它既是知識界的一本著作，也可以說是情報部門的產物。
《上帝的失敗》的撰稿人有伊格納齊奧·西洛尼、安德烈·紀德、理查德·賴特、亞瑟·凱斯特勒、路易斯·費希爾和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克羅斯曼在前言中寫道：“我既不願為反共宣傳推波助瀾，也無意借此機會表達自己的悔恨。”20但是這本書在這兩個方麵都達到了目的。雖然這本書是集體證實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已經失敗，但文章都是講個人的經曆，個人在政治上的悔恨變成了他們的醒悟，同時也表達了一種被出賣的感覺。這本書是集體的自我悔過，同時也是在許多人還認為這種行為無異於背叛的時候敢於抗爭的聲明。該書是對戰後時代的一種暴露，看上去又像是一張進入即將來臨的20年世界官方文化的通行證。
《上帝的失敗》的6位撰稿人中，有3人曾為威利·蒙曾伯格工作過。凱斯特勒曾經說過，信仰會產生奇跡，不僅能移山倒海，“而且還能使人指鹿為馬”(5)。他本人就曾經是蒙曾伯格的狂熱信徒。記者路易斯·費希爾在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如同50年代的埃德·默羅(6) ，他的職業生涯也與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為蒙曾伯格工作的經曆有著密切關係。伊格納齊奧·西洛尼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產黨。他同凱斯特勒一樣，是一個真正轉變了信仰的人（他曾把黨看成是家、是學校、是教會，又是兵營）。他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後來又投入蒙曾伯格的懷抱。1927年後悄悄地脫離了黨的活動，但仍保持著“浪費了的青年時代的灰色情調”。西洛尼與共產主義最後的決裂發生在1931年，當時共產黨要求他發表一份公開聲明譴責托洛茨基，他拒絕了，於是共產黨把他開除出黨，“以儆效尤”。有一次他在對一批同他一樣的戰時被流放到瑞士的前德國共產黨員講話時說：“我們的過去，包括過去的經曆在我們身上留下的傷痕，不應該成為我們軟弱的根源。我們的錯誤，不慎，以及我們說過的和寫下的蠢話，不應使我們精神上一蹶不振。我們現在需要一種意誌，這種意誌是如此純真，以至我們可以從失足中獲取新的力量。”21
在《上帝的失敗》這本書裏出現的這幾名過去為蘇聯做宣傳的撰稿人已經洗盡共產主義的汙漬，被回收利用，受到政府裏戰略家的歡迎。這些戰略家意識到他們的轉變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好機會來破壞他們曾經為之添加潤滑油的蘇聯宣傳機器。“上帝失敗幫”已被中央情報局用作一個專門名詞，按一位官員的解釋，這個名詞指的是“一群幻滅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群可以使之幻滅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群還沒有一定立場的但是在其同輩的某種程度的影響下會自主選擇立場的知識分子。”22
《上帝的失敗》一書由美國政府機構在全歐洲發行，特別是在德國，這是大力推銷的一本書。情報研究局也很賣力地推銷，凱斯特勒非常高興。他的計劃是對於蘇聯的威脅要作出戰略性的、有組織的反應，現在他的計劃在協同努力下進展良好。正當這本書付梓時，他會見了梅爾文·拉斯基，同他商討一個更加雄心勃勃、更具長期性的計劃。
如果說《上帝的失敗》受到那些想改換門庭的人熱烈歡迎的話，倒也並非每個人都願意從有組織地反共這個祭壇領受聖餐，這也是實際情況。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很快就抓住這種沉默加以利用。在災難性的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飯店會議之後，情報局在準備下一次會議，既計劃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時，就格外地警惕。那一年3月份，IRD的一份絕密的重要文件預測，“這次大會的組織和一切可使用的技巧都表明，他們在想盡一切辦法使大會貫徹蘇聯的意圖，使大會成為一枚橡皮圖章。”23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主題顯然是“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是一批戰爭販子和法西斯分子，而克裏姆林宮及其衛星國則是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所有駐外的外交機構都受指示“摸清一切可能降低這次大會的宣傳價值的行動”。24
但是，中央情報局裏的美國“表兄弟”已經出席了巴黎的秘密會議。沃爾多夫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弗蘭克·威斯納的助手卡梅爾·奧菲（Carmel Offie）就問過國務院關於巴黎和平大會有何意圖。奧菲是威斯納的勞工和移民事務特別助理，親自過問政策協調處（OPC）最重要的外圍組織“爭取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以及其他涉及歐洲反共組織的行動。奧菲經常與美國勞動者聯合會（AFL）駐歐洲代表歐文·布朗（Irving Brown）打交道。此人並不起眼的頭銜是為了掩蓋他在戰後歐洲承擔的重大政治任務。通過布朗，大筆來自美國納稅人的錢和馬歇爾計劃對應機構的經費正被大把大把地花在秘密行動上。
奧菲是個職業外交官，是個不折不扣的邪惡人物。他相貌醜陋，又是個同性戀者，居然在工作人員的會議上擰別的男人的**，以此嘲弄他們。有一次他在拉斐特公園的公共廁所周圍遊**，遭到拘捕，這件偶然的事件為他帶來一個中央情報局的代號叫作“修道士”（Monk），這個名字實在不恰當，令人可笑。戰後他曾利用外交郵袋非法倒賣外匯，被外交部開除（他除了倒賣外匯，還做鑽石和紅寶石買賣，有一次他居然還托運了300隻芬蘭龍蝦）。但是他有一些很有勢力的朋友。奇普·波倫和喬治·坎南在莫斯科大使館工作期間就與他相識，說服威斯納起用此人的正是奇普·波倫。在為政策協調處工作時期，據說奧菲是最後看到一張尚未送達威斯納的紙條的人，也是最後看到200萬美元的人，後來這筆錢就不知去向了。25
奧菲和威斯納著手擬定一個精心策劃的計劃來對付巴黎會議。關於巴黎會議，國務院悲觀地預計，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將會被說服接受（克裏姆林宮的）路線，被收買過去加入這個假冒的和平運動。26威斯納打電報給經濟合作局（主管馬歇爾計劃）的埃夫裏爾·哈裏曼，要他拿出500萬法郎（約1.6萬美元）來搞一次對抗示威。哈裏曼大力支持宣傳戰和心理戰，是美國政治官僚中最先了解蘇聯已在意識形態領域向西方宣戰的人之一，他意識到必須想出一些辦法反擊來自莫斯科的進攻。27他自然十分願意把馬歇爾計劃的資金——威斯納稱之為“糖果”——拿來用於隱蔽行動。
通過歐文·布朗，政策協調處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和他在分裂出去的左派報紙《義勇軍》（Franc-Tireur）的朋友們取得聯係。魯塞曾寫過幾本關於集中營的著作，如《我們死亡的日子》（Les Joursde Notre Mort）。魯塞同意由《義勇軍》出麵接受一筆錢，作為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反抗日”的讚助單位。
蘇聯方麵，伊利亞·愛倫堡和亞曆山大·法捷耶夫出席了大會。同他們一起到會的還有保羅·羅賓遜（Paul Robinson）、霍華德·法斯特、休利特·約翰遜（Hewlett Johnson）、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委員約裏奧·居裏、丹麥作家馬丁·安德森·納克索（Martin Anderson Nexo）和意大利社會黨人皮埃特羅·南尼（Pietro Nenni）。查理·卓別林發來信函對會議表示支持。一名俄國東正教神父為大會祈禱，保羅·羅賓遜演唱了《老人河》。畢加索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鴿畫作，在此後幾十年中，這隻和平鴿被用來作為共產黨和平運動的權威性象征。會議的組織者之一、詩人和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路易斯·阿拉貢（Louis Aragon）在畢加索的畫室翻閱一摞畫家的近作，發現了一幅石版畫，是一隻普通的肉鴿，(7)這隻鴿子的白色羽毛一直覆蓋到爪子，像打了一副綁腿似的。阿拉貢覺得它像和平鴿，在征得畢加索同意後，這幅畫就成了舉世聞名的“和平鴿”了。不久，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和平與自由”運動發表了一幅諷刺性漫畫，題為“鴿子繁盛期”，這幅漫畫被美國政府機構用小冊子、傳單和招貼畫的形式在全世界廣為傳播。
魯塞組織的反抗會議“反對專製和戰爭國際日”於1949年4月30日舉行。伊蓮娜·羅斯福、厄普頓·辛克萊、約翰·多斯·帕索斯（他正在轉變成一名堅定的共和黨人，而且據德懷特·麥克唐納說，已經神經質地懼怕俄國和共產主義）、朱利安·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和理查德·克羅斯曼都發來支持這次會議的電函。由政策協調處負擔旅費前來出席會議的代表有伊格納齊奧·西洛尼、卡羅·利維（Carlo Levi）、《Studs Lonigan》的作者詹姆斯·法雷爾（James Farrell）、弗蘭茲·博肯諾（Franz Borkenau）和芬納·布羅克韋（Fenner Brockway），當然也少不了無處不在的悉尼·胡克。但是，盡管經過周密策劃，這個“國際日”仍然是一次失敗。胡克報道說：“自從我30年前兒時在麥迪遜廣場聽街頭演說以來，還沒有聽到過這樣無聊和空洞的廢話。”28有一天晚上，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在聚會上搶過麥克風譴責這次聚會，由此胡克總結說，精神病院裏放出來一批瘋子，整個會議都是在“左側是精神病房”的場合進行的。
這次會議也宣告了美國文化界的第一名陣亡者，此人就是理查德·賴特。據胡克說：這是因為“薩特恭維他是反美國文化的一根大棒，同共產黨利用羅伯遜如出一轍。”29賴特雖然是《上帝的失敗》的撰稿人之一，現在卻被反共院外集團視為一個可疑分子，因為“他與斯大林主義決裂，更多的是出於個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立場”，他對“斯大林主義的真實本質並不了解”。30賴特是“上帝的失敗幫”裏唯一失去其成員資格的人。在此後的10年中，他在巴黎的生活和活動受到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監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他1960年神秘地去世。
威斯納和他在國務院的盟友對於巴黎這次“反行動會議”感到失望。這次會議雖然吸引了一些知名的反斯大林分子，並引起法國共產黨的攻擊，但是會議的基調卻“過於激烈或過於中立主義”。31更糟的是法國彌漫著反美氣氛。胡克寫道：“總的來說，法國公眾對於美國的生活和文化無知得令人吃驚。他們閱讀的是反映抗議和動亂的小說（約翰·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8)就被認為既真實又有代表性）和揭露美國頹廢墮落（福克納）與空虛無聊（辛克萊·劉易斯）的文學作品和電影，讀的報紙則是揭露共產黨不斷滲入非共產黨報紙的文章。在他們心目中，美國的形象就是從中得來的大雜燴。在我看來，美國對法政策中最重要、也是最緊迫的任務就是通過介紹情況對法國公眾進行再教育，而在這方麵，美國幾乎毫無作為。”32
胡克認為，隻要把歐洲人頭腦裏被美國知名小說家灌輸的僵化看法清除掉，反美情緒即可消除。他的這種念頭似乎有些出格。實際上，他是主張肅清那些他認為與政府在海外執行的“民主政策”相抵觸的對美國生活的描述。這是對言論自由原則的嚴重歪曲，與美國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相容的。
不過有一點胡克還是正確的：“改變巴黎那些受薩特影響極深的善良人的看法將是一場艱苦的鬥爭。布萊希特(9) 現在定居在東德，在那裏他過著享有特權的舒適生活，他還在讚揚斯大林是為人民的正義劊子手。”左岸(10)的知識分子還無法理解他們現在已不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是在保衛那種遭到圍攻並且正在土崩瓦解的正統理論”。33薩特還在讚美俄國，說它是自由衛士，而他眼中的聖徒讓·熱內(11) 則否認俄國存在什麽集中營之說。亞瑟·凱斯特勒說過，巴黎是世界上共產黨同路人的首都，充斥著創作力十分活躍而天賦有限的文藝家如畢加索和加繆(12) 。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對他們敬若神靈。按凱斯特勒的診斷，這些人都患了“法國流行性感冒”。凱斯特勒開玩笑地說，法國共產黨隻要從巴黎打個電話，就能掌管全法國。
威斯納心中明白，他還沒有為在法國推動反共運動找到合適的人物。威斯納說過，他正在考慮為這個運動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基地。這番話表示他擔心“以這樣的方式來領導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會使整個計劃（即建立一個小規模的‘民主情報局’）降格為一群山羊和猴子組成的烏合之眾，他們的古怪行徑將使嚴肅而負責任的自由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和發表的言論威信掃地。是否支持這樣一場表演，我們應當認真地考慮。”34
蘇聯的宣傳機器似乎是鐵板一塊，難以滲入，使一批從前為蒙曾伯格托拉斯工作的德國知識分子不免感到沮喪，於是他們坐下來開始醞釀一個計劃。1949年8月，露絲·費希爾（Ruth Fischer）和弗蘭茲·博肯諾（曾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禦用曆史學家）在法蘭克福的一家飯店裏與梅爾文·拉斯基見麵，著手為建立一個專門從事知識分子有組織的抵抗運動的永久性機構進行策劃。費希爾是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的妹妹。艾斯勒是一個蘇聯間諜，1946年時被稱為“美國的天字第一號共產黨人”，次年因偽造簽證申請而被判有罪。此後，格哈特得到提升，主管東德的宣傳局，因此就由他負責蘇方對露絲的計劃作出反應。露絲本人也曾是法國共產黨的一名領導人，後來她的這一派按莫斯科的指示被開除出黨，導致他們與斯大林的破裂（同時也是與她的兄長決裂）。現在她把她的計劃交給了一名美國的外交官：“我想我在巴黎逗留時已經同你們討論過這個計劃，不過現在這個計劃更具體化了。我指的自然是在柏林也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反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大會’。這應是一個所有前共產黨員外加美國、英國、歐洲反斯大林的知識分子的聚會，宣布大會同情鐵托和南斯拉夫以及俄國和它的衛星國內的沉默的反對派，在政治局自己製造的地獄大門口給予痛擊。所有我的朋友們一致認為，如果組織得好，這將產生巨大的效果並放射到莫斯科去。”35
那麽邁克爾·喬斯爾森是否參加了這次法蘭克福的會晤呢？他是最先聽到這個計劃的人，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很快他就同勞倫斯·德諾夫維爾進行了討論，9月中他就將這個計劃的提綱交給了卡梅爾·奧菲。德諾夫維爾後來解釋說：“這個主意來自拉斯基、喬斯爾森和凱斯特勒，而我則為他們獲得了華盛頓的支持。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我向弗蘭克·林賽（Frank Lindsay，威斯納的副手）做了匯報，我估計他一定把這份計劃交給了威斯納。我們必須得到批準。當時中央情報局在每處使用的錢都來自馬歇爾計劃，所以經費是從來不缺的。唯一花力氣的事就是爭取批準。”36
被稱為“喬斯爾森建議”的計劃於1950年1月送到了威斯納的辦公桌上。那時，拉斯基已經等不及批複，開始行動了。他招募了西柏林市長厄恩斯特·路透（Ernst Reuter）和德國學術界的名人，這些人都讚成這個想法並答應給予支持。他們一起組成了一個常設委員會，並開始向“自由世界的一些知識分子發出邀請，請他們到柏林來參加會議。不過，拉斯基擅作主張，自行啟動這一計劃沒有起好作用。”作為美國占領政府的雇用人員，他代表大會所進行的活動引起了一些觀察家懷疑，認為他的出麵“證明這件事的背後是美國政府”。37
政策協調處的官員們加緊推行喬斯爾森的計劃，搞出了一個預算為5萬美元的正式項目提綱，4月7日獲得威斯納的批準。威斯納加上了一個條件：拉斯基和詹姆斯·伯納姆兩人可能被認為由於職務關係才對此計劃有興趣，“擔心他們出現在柏林會議上會給共產黨的批評家提供彈藥”，所以他們兩人必須排除在外。當喬斯爾森獲悉威斯納的保留意見後，他為拉斯基說話，打了份電報稱：“在這裏，沒有人，更沒有德國人像他那樣取得如此的成功。”38此時，拉斯基已經走得太遠，難以挽回了。他已經公開宣布他是即將召開的會議的秘書長（姑且稱它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吧），邀請是由他和路透市長聯名發出的，計劃也是以他們的名義安排的。在公共關係方麵則由阿諾德·貝奇曼協助拉斯基來做。此人曾經十分適時地出現在沃爾多夫會議上。
在美國，詹姆斯·伯納姆和悉尼·胡克在積極為美國代表作安排。他們兩人都十分清楚政策協調處介入其事（雖然胡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忽略了這一點，沒有提及，也許是因為他覺得這一點並不重要）。美國與會者的旅費是由政策協調處承擔的，它用了“好幾個中介機構”作為旅行社來辦這件事。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傑西·麥克奈特（Jesse MacKnight）被這件事深深地打動，以致他敦促中央情報局要連續地主辦這個代表大會，在柏林舉行的秘密會議之前他就作出了指示。39唯有這一次，樂觀主義才沒有落空。
(1)民主情報局（Deminform）一詞應為作者根據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英文縮寫Cominform杜撰的。英文的“民主”一詞為democracy，縮寫dem加上inform即成此詞。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的機構，隻是說西方也要團結起來與Cominform對抗。
(2)滴入論（trickle-down theory），一種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將資金投入大企業而不直接投入福利事業。大企業獲利，其收益會自動流入小企業或消費者手中。這裏顯然是指官方炮製宣傳材料發給知識界，由知識分子通過自己的作品傳播給公眾。
(3)原文為“the Babbitts of the Left”。Babbitt是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庸俗的市儈。
(4)非黨左派，英文為Non-Communist Left，按其第一個字母簡化為NCL。下麵所說“持卡上崗”，意為帶著明顯的標識。
(5)原文是“把海裏的鯡魚當成一匹賽馬”，按譯者的理解，意思是“顛倒是非”，接近中國成語“指鹿為馬”。
(6) 埃德·默羅（Ed Murrow，1908—1965），美國著名廣播記者，1935年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並任要職。1947年重做新聞廣播，每周播出一次。
(7)英文中和平鴿一詞為dove，象征和平。但pigeon也是鴿子的意思，此處為pigeon。一般來說，pigeon的體型胖大，貪吃。
(9) 布萊希特（Berlolt Brecht，1898—1956），奧地利籍詩人，戲劇家和戲劇改革家。1938年納粹上台後離開德國，輾轉流亡於丹麥、奧地利、芬蘭、蘇聯、瑞士。1941年離蘇赴美，因不滿非美活動委員會要求他調查美電影界的共產黨同情者離美赴瑞士，最後定居於東柏林。1955年獲列寧和平獎。
(10)左岸，指巴黎塞納河左岸，為知識分子聚居和經常光顧的地區。
(11) 讓·熱內（Jean Genet，1910—1986），法國作家，一生坎坷，為荒誕派和先鋒派主將，無政府主義和存在主義者。薩特在《熱內全集》的序言中將他追求苦行和自我菲薄比作聖徒行為。
(12) 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小說家、劇作家、倫理學和政治學家，其哲學著作涉及人的異化，反映了戰後知識分子思想上的迷惘和幻滅。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