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沃爾多夫飯店裏的馬克思主義者
所以我說，無論是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總之我是主張博愛的。我覺得人們的觀念是荒唐可笑的。
——艾奈絲·尼恩(1)
紐約。1949年3月25日，星期二。陰冷而潮濕，冰雪融化，街道泥濘。位於派克大道和50街交叉處的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飯店外，一支人數不多的糾察隊在來回走動，在人行道上形成一個緩慢移動的圈子。飯店裏卻是一片繁忙景象，人聲鼎沸，人頭攢動。在一年中這樣一個季節裏，這是罕見的現象。特別是在一間預定的房間裏，更是讓人感到頭痛。
飯店的10層1042房間是一間豪華新婚套房。一整天，從這個套房開出的服務訂單像雪片一樣飛來，已經有厚厚的一摞。要求安裝額外的電話，接著就是一個接一個的電話傳到了飯店的電話總機房。需要更多的台燈，每一樣東西都不夠用，需要增添。要求客房服務的電話連珠炮似的打來，讓服務員送漢堡包、沙拉、韃靼式生拌牛肉末、零點小菜、幹紅葡萄酒、瓶裝啤酒，再送幾桶冰塊來。這可不像是平常的度蜜月。
當服務員跌跌撞撞地衝進套房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奇特的場麵。房間地板上的電話線就像蜘蛛網似的拉開，在電話線的終端，打電話的人彎著腰激動地對著聽筒喊叫。每一塊可資利用的麵積不是被人占用就是堆放著一摞摞雜亂的紙張。套房裏煙霧彌漫。兩個秘書正根據口授做著記錄。浴室裏已經放上一台油印機，一名助手在機旁操作，浴室的地麵也堆放著散發著油墨氣味的紙張。來訪者在人堆裏進進出出，絡繹不絕。
在一片嘈雜聲中，參加聚會者當中有幾個人神情緊張地看著服務員把大托盤在床沿上放穩，一邊伸手索取小費。付賬的是誰呢？是紐約大學的哲學教授悉尼·胡克（Sidney Hook），訂下這套房間的正是此人。他對花費猛增似乎毫不在意。與胡克同在新婚套房裏的有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和她的第三任丈夫，記者鮑登·布羅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小說家伊麗莎白·哈德維克（Elizabeth Hardwick）和她的丈夫詩人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l），尼古拉斯·納勃科夫，記者評論家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意大利記者、前蒙曾伯格組織的盟友尼古拉·恰羅蒙特（Nicola Chiaromonte），亞瑟·施萊辛格，《黨派評論》的兩位編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與反共工會領袖關係友好的勞工問題記者阿諾德·貝奇曼（Arnold Beichmann），另一位勞工問題專家梅爾·皮策利（Mel Pitzele），還有女裝業工會的大衛·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盡管杜賓斯基與在場的那些人在職業上大相徑庭，他在這群亂糟糟的知識分子的集會上卻顯得很安詳。
在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飯店樓下舞廳裏，疲勞的飯店員工正在這間改為會議室的大廳裏做最後的檢查。房間一頭有一個半月形的講壇，周圍擺放了花。擴音器已經檢查完畢，“喂”“喂”的聲音已經停止。在主席台上方已經懸掛起一條橫幅，上麵寫著“爭取和平文化科學會議”。上千名出席會議的代表中有些人已經陸續來到，準備參加開幕式招待會。飯店外麵的示威者活躍起來了，當來賓通過轉門走進大堂時，他們向客人提出責問。當利蓮·赫爾曼、克利福德·奧德茨、倫納德·伯恩斯坦和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來到時，他們對這些人喊道：“你們這些懦夫！”更難聽的輕蔑之辭是留給常春藤聯盟的百萬富翁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的，他是這次會議的讚助人。拉蒙特是J.P.摩根公司投資銀行董事長的兒子，就讀於菲利普斯學院和哈佛大學。當時他調動了足夠的貴族涵養，對憤怒的糾察隊投向他的侮辱置之不理。
這次抗議是美國軍團、一些天主教和愛國團體組成的右翼聯盟組織的。抗議者不滿的是，這次大會雖然是由全國藝術、科學和專業工作者理事會主辦的，其實隻是由蘇聯人在幕後操縱的。他們聲稱，這些共產分子在這裏聚會並不是為了美國和蘇聯之間進行友善的思想交流，而是通過宣傳醜化美國。實際上他們還是說對了。這次大會是共產黨情報局倡議舉辦的，是一次在美國後院裏操縱輿論的大膽舉措。蘇聯代表團團長是蘇聯作家協會主席法捷耶夫，團員中有作曲家德米特裏·肖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tch），這是這個代表團的驕傲。他們都被安置在沃爾多夫飯店的客房裏。隨同代表團的克格勃“保姆”和黨的幹部可以為這次“劇院政變”彈冠相慶了。飯店外麵的示威者說得有理：赤色分子並不都是躲在床底下的，他們已經上了床了。
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2)也接到了邀請，請他主持大會的一個小組討論會。米勒寫道：“沃爾多夫飯店的每個入口處都被排成一列的修女堵住了。她們是在為與會者的靈魂祈禱，因為這些人受到魔鬼的引誘失去了靈性。這件事成了報紙上一條大新聞。”“開會的那天早晨，當我走到飯店門口時，我不得不從兩個跪在人行道上的修女之間穿行過去。當時的情形令人困惑不解。這個世界上的行為和言論似乎都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確實發人深思。”1
悉尼·胡克和新婚套間裏那群人同飯店外麵的示威毫無關聯，他們認為，“把揭露共產黨外圍組織的任務交給反動分子去完成是很危險的”，盡管如此，他們來到這家飯店卻是出於同樣的用意。前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曾經同現在的美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一樣圍著共產黨的軌跡轉，此時他們卻一道來到飯店樓下參加蘇聯人操縱的會議。20世紀30年代的紐約確實被稱為“令人最感興趣的蘇聯的一部分”。不過，1939年的俄德互不侵犯條約又“把一個深感痛楚和沮喪的紐約從蘇聯懷抱裏拉了出來，重新回到了美國”。2胡克和他的朋友們已經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激進主張，政治上站在了中間或右的立場。即使在此時，他的其他同僚卻還對共產主義抱有同情。編輯和評論家賈森·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後來說道：“斯大林分子仍然是很有實力的一幫。現在他們這一幫人似乎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斯大林分子是否有參與文化的權利。”3人數可觀的共產黨同路人出現在沃爾多夫飯店似乎證明許多美國思想家擔心共產主義**性符咒尚未被除是有道理的。他們擔心，盡管有著斯大林的暴行，共產主義的美夢仍然揮之不去，也是有道理的。後來亞瑟·米勒寫道：“舉行這次會議是想把正在受到威脅的良好傳統保持下去。從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起，長期存在著一種敵對狀態，隻是在共同對付軸心國的4年中，敵對狀態中斷了一個時期，希特勒的軍隊被消滅之後，又恢複了原來的敵對狀態。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如果沒有蘇聯的抵抗，納粹主義就會征服全歐洲，英國也不能幸免，美國被迫陷於孤立就算是最好的結果了，往壞裏說，美國甚至可能與法西斯達成一筆交易，起初也許不太情願，後來也就怡然自得了。我就是這樣想的。所以，戰後如此激烈地反蘇，同時卻又維護一個納粹分子沒有得到清除的德國，不僅顯得不可思議，而且還可能導致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不僅將摧毀蘇聯，西方的民主也將同歸於盡。”4
在樓上的新婚套房裏，氣氛緊張起來了。自從3個星期前作出決定要破壞這次會議以來，這群剛剛集合在一起的人就想方設法來建立一個自己的“宣傳機器”；“敵方”的準備工作受到監控；破壞工作在這個奇特的委員會成員中進行了分工。他們列了個名單，組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反行動委員會”，其中包括貝內代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T.S.艾略特，卡爾·賈斯帕斯（Karl Jaspers），安德烈·馬爾羅，雅克·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uinsky），甚至諾貝爾獎獲得者艾伯特·施韋策（Albert Schweitzer）博士(3)也在名單之中，倒也沒有因為他也是敵方陣營的會議讚助人而受影響。這批對抗分子利用他們在沃爾多夫飯店裏安置的一匹特洛伊木馬的有利條件，截取會議組織者的郵件，假造官方聲明和發布新聞來破壞對方爭取新聞界所作的努力。這個國際反行動委員會向新聞界發布大量的消息，向會議的發言者和讚助人發起挑戰，要他們承認是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同路人。對於那些良知未泯的人，胡克和他的夥伴們就加快步伐，公開揭露“沃爾多夫會議的領導人的真實身份”。於是在發布新聞時就揭露F.O.馬西森參加了一大堆“共產黨外圍組織”（其中包括“保護淡水湖泊委員會”），霍華德·法西特是一個為共產黨做宣傳的小說作家，還揭露克利福德·奧德茨也是共產黨員（這一點缺乏科學性，因為其依據僅僅是一名前《工人日報》的工作人員曾經這樣說過）。
會議開幕的日子日益臨近。對於如何破壞會議進程，這批人眾說紛紜，分歧很大（後來也是如此）。胡克自封為這個“小小的反共套房”的陸軍元帥。他簡要地向他的“戰友”們布置了如何應付被攆出會場的措施。他們都要隨身帶一把雨傘，可以用它來敲地板以引起人們對他們的注意。他們還要把自己捆綁在座椅上，這樣，轟他們出場就要耽誤一點時間。如果不讓他們發言，胡克的助手貝奇曼和皮策利就把油印件散發給記者。
後來，實際情況表明，這些遊擊戰略從來就沒有付諸實施（盡管還是使用了敲地板這個好辦法）。這些顛覆分子沒有想到會議竟給他們每人兩分鍾的發言時間，條件是他們必須等到第一位發言者、猶他州的退休主教講完他那篇冗長的發言之後，瑪麗·麥卡錫把她的問題留給了傑出的哈佛學者、《美國的文藝複興》一書的作者馬西森。他曾經說過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4)是美國共產黨的祖師爺。瑪麗·麥卡錫向他提出的問題是：“假如愛默生活到現在，你認為他能在蘇聯生活並進行寫作嗎？”馬西森在回答時承認這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又補充說，這個問題從年代上講不符合邏輯推理，照這個邏輯，那麽列寧也不會被準許在美國生活。德懷特·麥克唐納向法捷耶夫提問，他為什麽接受了（蘇共）政治局對他的小說《青年近衛軍》的批評性“建議”，改寫了這部小說？法捷耶夫回答道：“政治局的批評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
尼古拉斯·納勃科夫決定參加肖斯塔科維奇將要發言的那個小組討論會。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音樂家都是納勃科夫認識的，有的甚至還是朋友。他向他們揮手打招呼，他們也不自然地向他報以微笑。正如預料的那樣，討論會枯燥無味。在一個單元即將結束時，納勃科夫才得到了發言的機會。“在某一天某一期的《真理報》上刊載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這篇文章無論從哪方麵看都像是一篇社論。文中提到三位西方作曲家，他們是保羅·興德米特（Paul Hindemith）(5)、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他們都被貼上了‘蒙昧主義者’、‘腐朽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者’和‘帝國資本主義走狗’的標簽。”“因此，他們的作品‘不準在蘇聯演奏’。請問肖斯塔科維奇先生，你個人是否同意《真理報》上的這些官方觀點？”5
那些打下手的俄國人用俄語大叫：“這是挑釁！”這時克格勃派來的“保姆”在與肖斯塔科維奇咬耳朵，向他授意。然後這位作曲家站了起來，接過遞給他的麥克風，臉色灰白，眼睛朝下看著台下，用俄語含混不清地回答說：“我完全同意《真理報》上的觀點。”
這真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插曲。有謠傳說，肖斯塔科維奇這次是奉斯大林本人之命前來參加會議的，謠言也傳到了紐約的這次聚會上。一位觀察家說：“他被當成一頭犧牲的羔羊。他臉色蒼白，瘦小、敏感、佝僂、緊張、膽小，緊繃著臉，真是一個悲劇性的令人痛心的形象。”亞瑟·米勒是這樣描述的：“他身材矮小瘦弱，眼睛近視。他僵硬筆直地站在那裏，像一具木偶。”對於他來說，哪怕表現出一丁點獨立精神都是生死攸關的；而納勃科夫則是一個白俄移民，1939年加入了美國籍，他是安全的。那時納勃科夫是重拳擊向一個胳膊被綁在背後的人。
這場衝突發生在藝術小組會上。作為小組會的主席，亞瑟·米勒為此深感痛苦。“至今，肖斯塔科維奇那天的樣子一直縈繞腦際，揮之不去……一副口是心非、有口難言的樣子……天曉得那天他在會議室裏心裏到底是怎樣想的，他的精神產生過多大的分裂，想把真實想法說出來的衝動是多麽強烈，把自己的聲音壓下去又需要多麽大的自製力。他唯恐他的話對美國友善從而再次開罪他的國家，然而正是這個國家讓他生活在地獄裏。”6
30年後，西方出版了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其中他講述了在沃爾多夫飯店裏發生的那件事。“想起我第一次訪問美國至今心有餘悸。我受到上至斯大林下至各級行政機構形形色色的人物施加的強大壓力。如果沒有這種壓力，我本來是不會去的。人們有時會說，這次旅行必定十分有趣，看他在照片上笑得多麽開心。其實這是一個死囚的微笑。我覺得我已經是個死人了。我不知所雲地回答著那些愚蠢透頂的問題。我想我回去後，一切就都結束了。斯大林喜歡用這種方式牽著美國人的鼻子走。他向美國人展示一個人，活著，而且還活得很好，然後再把他殺掉。為什麽說牽著美國人的鼻子走呢？這樣說，用詞也許太尖刻了些。他隻是愚弄那些心甘情願被愚弄的人。美國人根本不把我們放在心上。他們隻要能活得舒心，睡得香甜，就什麽都相信。”7
會議一連開了好幾天。T.S.艾略特發來一份電報反對這次會議。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也發來電報，敦促美國的自由主義者起來揭露蘇聯的暴政，這樣就會使暴政自食其果而消亡。托馬斯·曼（Thomas Mann）曾譴責說，反共是20世紀最大的蠢事，同樣，這次也來電支持這次會議。這些所謂的辯論隻是例行公事，枯燥無味。隻是當一個年輕人諾曼·梅勒橫插一杠起來發言時，才在辯論中加了一點佐料，有了一點味道（一位當時的人把他叫作預科學校的學生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他指責美蘇兩國都執行侵略性外交政策。他的觀點是兩方都沒有料到的。他說這種外交政策使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限度。“隻要有資本主義存在，就會發生戰爭，隻有建立完善的平等的社會主義，才會有和平。”然後他得出結論：“作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他看到的真相告訴大家，就要不斷地寫作。”8梅勒的發言產生魔法般的效果，使對立的雙方在一片混亂的爭吵中聯合了起來。
此時飯店外麵的糾察隊伍越聚越多，達到上千人，手中揮舞著標語牌。一位觀察家對於極右派居然能夠調動這麽多吵吵嚷嚷又不好對付的死硬分子感到大惑不解。胡克精明而狡猾，按他的說法，沃爾多夫飯店裏麵的共產主義和外麵人行道上好鬥的反共產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他讓皮策利實施的咄咄逼人的公關活動現在開始起作用了。報界巨頭、反共偏執狂人威廉·倫道爾夫·赫斯特向他手下的編輯們下令，要他們跟著胡克的鼓點子緊密配合，譴責“共產黨情報局”組織的這次會議及其美國的同路人。
4月份，《時代》和《生活》雜誌王國的業主和編輯亨利·魯斯（Henry Luce）親自過問《生活》雜誌的整整兩個版麵。這兩個版麵對克裏姆林宮的墮落和美國的上當受騙者大肆攻擊。這一期的《生活》雜誌上刊印了50張護照相大小的照片，對這些人進行人身攻擊，這無異於給麥卡錫參議員事先提供一張非正式的黑名單。多蘿西·派克、諾曼·梅勒、倫納德·伯恩斯坦、莉蓮·赫爾曼、艾倫·考普蘭、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克利福德·奧德茨，亞瑟·米勒，艾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弗蘭克·洛伊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這些人全都被指責加入了共產主義遊戲。同是這本《生活》雜誌，1943年曾出過一期蘇聯專刊，封麵是斯大林畫像，對蘇聯人民和紅軍則是一片溢美之詞。
亞瑟·米勒回憶道：“當時冷戰的壓力日益增強。麵對這種局勢，要參與救援那些戰時蘇聯的盟友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這確是事關生死。關於這一點，大家當時都是明白的。交戰的氣氛是越來越濃了。在會議開幕臨近之時，不可否認，對參加會議的人進行懲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事實也確實如此。幾個月過去之後，‘支持沃爾多夫會議或參加這次會議’成了（對國家）不忠誠的重要標誌……一次作家和藝術家的會議在公眾中居然引起如此廣泛的懷疑和憤怒，在戰後的世界上還真是一件新鮮事。”9
危險確實存在。沃爾多夫飯店在戰前是一家為少女初入社交界舉辦舞會而聞名的飯店，如今從沃爾多夫飯店走出來的人都成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注意的人物。他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派出特工滲入會議，並匯報代表們的情況。聯邦調查局為小夥子諾曼·梅勒建立了檔案。朗斯頓·休斯、亞瑟·米勒、F.O.馬西森、莉蓮·赫爾曼、達希爾·哈米特和多蘿西·派克等人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都在聯邦調查局存有檔案，身份各不相同，分別被標為“秘密共產黨員”“公開的共產黨員”或“共產黨說客”等，他們新近的反常行動現在又被記錄在案。
有幾件事說明聯邦調查局對於沃爾多夫飯店裏的共產黨員不僅僅是監控而已。會議結束後不久，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造訪利特爾-布朗（Little-Brown）出版公司，向他們轉告埃德加·胡佛的意思，不準出版霍華德·法西特的小說新作《斯巴達克斯》。10於是，利特爾-布朗公司就把書稿退還給作者。這本書稿還遭到另外7家出版社的拒絕。阿爾弗雷德·諾夫（Alfred Knopf）甚至連書稿的包裝都沒有打開就退了回去，還說，一個叛徒的著作，他連一眼也不願看。這本書最終是1950年由法斯特自己出資出版的。“斯大林分子”無疑被剝奪了文化方麵的權利。
由於《生活》雜誌的報道，沃爾多夫飯店裏共產黨人和前共產黨人奇特的雙人舞在公眾中已成為一件令人矚目的重大事件。胡克為自己當了這精彩一幕的編舞而感到慶幸。他說：“我們終於挫敗了克裏姆林宮最為野心勃勃的舉措之一。”
胡克1902年12月生於紐約的威廉斯堡，當年這是布魯克林區最貧困的貧民窟，而這正是孕育共產主義最肥沃的土壤。於是胡克就成了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信徒。胡克身材短小，小小的臉龐上架著一副圓形眼鏡，看上去像是一個樸實的聖哲。但是他智力超群，在思想上他就像一名拳擊手，隨時準備投入戰鬥。紐約共產主義那種肌肉發達、傷痕累累的形象對他頗有吸引力。他周旋於共產主義各派之間，從斯大林派到托洛茨基派，再到布哈林派，來去自如。他協助美國共產黨翻譯出版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他還一度在莫斯科的馬列學院工作。他發表過一係列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一篇題為《我為什麽成為一名共產黨人》。這篇文章引發了赫斯特領導的運動，終於使紐約大學把他開除了。
同紐約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在（蘇聯的）一係列背叛行為發生之後，胡克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開始動搖了：1936到1937年以叛國罪審判托洛茨基，1939年蘇聯與納粹之間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以及斯大林作出了一係列災難性的錯誤判斷、提出了一係列錯誤理論和錯誤政策。胡克公然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被指責為“反革命小爬蟲”，他的支持者也都成了“胡克蛀蟲”而被清洗出去。1942年胡克向聯邦調查局告密，出賣了作者兼編輯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威廉斯堡出身的革命者胡克成了保守主義者的寵兒胡克。11
1949年3月27日星期二將近黃昏時分，警察把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間位於第四十街上的一個街區用繩子圈了起來。在命名十分貼切的自由大廈的陽台上，胡克同他那支私人部隊向擁擠地聚集在布賴恩特廣場的人群揮手致意，充滿了勝利的喜悅。納勃科夫寫道：“他那個推銷員小組……宣傳工作做得十分漂亮。”其實，納勃科夫才是享受水銀燈照射的最佳人選。納勃科夫利用會議結束後的這次聚會發表了一篇關於“蘇聯作曲家的苦難和黨的宣傳機關暴政”的演說。他譴責蘇聯在這次“和平大會”上利用了肖斯塔科維奇。聽眾報以雷鳴般的掌聲。講完後，納勃科夫看見“一個熟識的麵孔從後排站起朝他走了過來。他是我在柏林的一個熟人。我和他同在美國軍事占領政府工作。他熱情地向我祝賀，他說：‘這件事你和你的朋友們幹得極為出色。我們在柏林也應該做一點這樣的事。’”12
這位朝他走過來的“朋友”不是別人，就是邁克爾·喬斯爾森。他出現在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飯店的會議上，後來又出席自由大廈的集會，絕不像納勃科夫所說的“純屬偶然”。喬斯爾森的出現是因為他接到了他的上司、中央情報局隱蔽行動奇才弗蘭克·威斯納的緊急指示。這次“幹得漂亮的活動”是從威斯納的特殊經費中拿出錢來資助的，而喬斯爾森到那裏去是監管這筆“投資”是怎樣使用的。在大衛·杜賓斯基的機智合作下（杜賓斯基究竟為什麽出現在沃爾多夫飯店的那個新婚套間裏始終是一個謎），中央情報局買下了胡克設在沃爾多夫飯店的那個據點（杜賓斯基威脅飯店的管理部門說，如果不接待這批知識分子的話，他就叫有關的工會讓這家飯店關門），支付了賬單（納勃科夫從杜賓斯基手裏接過了巨款帶回新婚套房），還確保報紙廣泛地刊載有利的報道。
梅爾文·拉斯基也從柏林趕來看胡克是如何把這次文化宣傳活動搞起來的（上一年胡克曾在美國占領區擔任過“教育顧問”，那時他們兩人有過接觸）。拉斯基對於沃爾多夫飯店會議上那種劍拔弩張的架勢不勝驚訝，也十分興奮。至於對肖斯塔科維奇的蔑視和諷嘲，他倒有不同的看法。他後來這樣說：“他膽小怕事到了極點。他不想挺身而出支持任何事情。有人說，肖斯塔科維奇，有些事比你重要，甚至高於你的音樂。為了更高的目標，不管你願意與否，你要進門，就必須付入場費。”13
胡克和他那幫沃爾多夫飯店裏的朋友們都是付了入場費的。但是其中大多數人對於為什麽會發生對抗，是不了解內情的。尼古拉·恰羅蒙特對胡克的各種關係是心存疑問的。他曾警告瑪麗·麥卡錫，對胡克和他的那些副手們要多加警惕，盡管他的話說得相當隱晦，意思是說在這段亂糟糟的時間裏，他們向新聞界發布的言論中包含著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總之，胡克同他那幫人的所作所為雖然並不表明他們對國務院十分滿意，但是最終他們對美國出於政治需要而執行反對俄國人的政策是打算屈從的。”恰羅蒙特接著說道：“采取讚同的立場是命中注定、無法更改的，雖然準確地說，從民主的觀點看，這種讚同絕非建設性的。”14
早期就能敏感地察覺到這一點是發人深省的。真不愧為蒙曾伯格托拉斯的政治代理人。他的這份工作鍛煉了他的敏銳觀察力。盡管恰羅蒙特當時還不明確地知道個中底細，但他的看法已經很接近真相了。如果再進一步，他就會發現，對胡克感興趣的不僅是國務院，而且還有美國的諜報機構。
亞瑟·米勒本能地感覺到，沃爾多夫會議最終將導致曆史倒退，“就像在路上拐了一個U字形的彎”。40年後他寫道：“回憶起那次會議，至今還留下了一些黑暗而可怕的謎……人們坐在那裏，就像索爾·斯坦因伯格（Saul Steinberg）的漫畫，每個畫中的人物頭頂上方都有一個圓圈，圓圈裏畫著一些莫名其妙的符號。(6)我們聚集在那裏，滿屋子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才，少數還是名副其實的天才。回想起來，兩個對立的方麵都不是絕對正確，無論是替蘇聯人說話的人還是對赤色分子恨之入骨的人都是如此。簡單地說，政治就是需要作出選擇，但事實上卻無可選擇，這種情況並不罕見。棋盤上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走棋子了。”15
但是，對於中央情報局而言，沃爾多夫會議卻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可以在這場“偉大的棋賽”中有了一些新招可走。中央情報局特工唐納德·詹姆森（Donald Jameson）回憶道：“這（次會議）暗示著，在政治層麵上維護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方麵，西方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會議向當政的人發出了一個強大的信號。這些人懂得，對於共產主義的幻想不可能通過常規的方法就可以驅散的。“現在我們已經明白，我們必須采取行動，但不是鎮壓那些人。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是貴族型的人物。我們要做的是把這件事當成總綱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總綱領最終給我們帶來了今天所說的冷戰。”16
(1)艾奈絲·尼恩（Anais Nin，1903—1977），法裔美國女作家。
(2)亞瑟·米勒（1915—2005），美國劇作家，其劇作《推銷員之死》曾在我國上演。其劇作《煉獄》（1953年）影射了1950年初麥卡錫掀起的調查所謂顛覆活動。
(3)施韋策（1875—1965），德國神學家、哲學家，主張“四海一家”。曾與其受過護士訓練的妻子同往赤道非洲傳教行醫，建立醫院和麻風村。195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4)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0—1882），美國散文家、思想家、詩人、演說家。神學院畢業，並曾布道。妻子死後，對其信仰和宗教職業產生懷疑，赴歐洲尋找思想出路，深受浪漫主義影響，是美國文藝複興的領袖。信奉人文主義，南北戰爭時期反對奴隸製。
(5)保羅·興德米特（1895—1961），德國重要作曲家，其優秀作品《畫家馬西斯》1934年由富特文格勒指揮的柏林愛樂樂團演出。作曲家和指揮均被納粹文化當局斥之為文化上的布爾什維克和精神上的非雅利安人。
(6)漫畫中的人物對話往往表現為在說話人頭頂上畫一個圓圈，圈中是說的話。米勒的意思是，這次會議上人們說的話都是亂碼，不知所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