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命運的選擇

世界上沒有完全清白的東西。沾上一點兒汙點的清白就算是不錯的了。

——麥克·哈默，引自米基·斯皮蘭《致命的吻》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已經把美國的立場講得很清楚了。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建立又讓冷戰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情報局是根據1947年7月26日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建立的，原來是想通過它協調外交和軍方的情報工作。關鍵是該法又用極為含混的文字授權中央情報局去執行一些未經明確規定的共同關注的任務以及其他的一些職能和工作，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也是根據國家安全法設立的）的任務和職務類似。後來有一份政府報告是這樣說的：“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沒有任何一條明確授權中央情報局去搜集情報和秘密幹預他國事務。但是曆屆總統都利用‘其他此類職能’這一彈性極大的提法讓中央情報局從事間諜活動、秘密行動、準軍事行動以及搜集技術情報的活動。”1

中央情報局的建立標誌著對美國傳統政治規範進行了一次徹底大翻修。中央情報局借以建立的那些法律條文將“必要的謊言”和“說得過去的矢口否認”的概念製度化，確認其為合法的和平時期戰略，從長遠來看，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政府層次，使任何責任感都無法阻止它在國內和國外濫用權力。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一部不朽之作《哈洛特的幽靈》（Harlot's Ghost）中有一個真名實姓的主人公，這個人物典型地說明了這種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哈洛特說道：“我們打探一切方麵的消息。如果說好的外交官是外交政策的工具，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知道明年的天氣如何。凡是我們能接觸到的地方，我們都有這個任務：金融、媒體、勞工關係、經濟生產、電視產生的主要後果，等等，無所不包，我們合法地予以關注的問題無窮無盡。沒有人能說得清我們有多少信息渠道。不知道有多少五角大樓裏的家夥、海軍裏的人物、國會議員、各種思想庫裏的教授、土壤侵蝕專家、學生領袖、外交官、公司的律師，凡是說得出來的，我們都有！他們都為我們提供情況。”2

中央情報局擁有航空公司、無線電台、報紙、保險公司和房地產，在過去幾十年內，它在世界事務中的存在規模如此之大，以致人們疑心在每片灌木叢後麵都有中央情報局存在。一位中央情報局人員後來抱怨說：“就像多蘿西·派克（Dorothy Parker）其人和她所說的那樣，對於中央情報局所作所為乃至一些它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做的事，曆來是毀譽參半。”3災難性的豬灣事件根本沒有改善中央情報局在公眾中的形象。中央情報局的人員都是冷酷無情、虛偽狡詐，這批“醜陋的美國人”都是透過表麵不平的鏡子看世界，看到的是被扭曲了的世界。這就是人們心目中固定的中央情報局的負麵形象。

毫無疑問，曆史不斷證實了這種看法。杜魯門主義以及由此而來的國家安全法認可了美國的對外侵略和幹預。不過，中央情報局進行的超級海盜行徑掩蓋了有關該局那些不那麽明顯具有災難性的真相。最初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在某種使命感的激勵下，一心要從共產主義的黑暗中拯救自由。一名中央情報局官員將這種使命感喻為“十二騎士團”(1)精神。4早期的中央情報局主要是受東海岸和常春藤聯盟勢力的影響，這批人親英，出類拔萃，他們覺得他們的行動是符合啟蒙運動的傳統和獨立宣言的原則的，因而也是完全正當的。

就這一點而言，中央情報局是繼承了其戰時的前身戰略情報局的特征的。戰略情報局成立於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1945年9月被杜魯門解散，因他當時說過在和平時期他不想同“蓋世太保”打交道。這種本能的恐懼並不反映戰略情報局的實際情況。鑒於戰略情報局具有一種俱樂部和大學同學會的特性，人們給它取了一個諢名叫作“社交性團體”(2)。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Drew Pearson）則稱之為“華盛頓少見的最奇特的群體，裏麵有偶爾涉足這個行當的外交官，華爾街的銀行家，還有業餘偵探。”5“每個戰略情報局的軍官都攜帶一個背包，裏麵有卡賓槍一支，手榴彈數枚，金幣若幹，還有一顆立即致命的毒藥丸。”以上是與戰略情報局局長威爾（瘋狂的比爾）·多諾萬將軍工作關係密切的湯姆·布雷頓（Tom Braden）的回憶。他還回憶說：“多諾萬有一次外出時把他的毒藥丸忘在多切斯特飯店的抽屜裏，他讓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從法國打電報給這家飯店女服務員，叫她把這顆藥丸寄給他。比爾·多諾萬真是他那個時代的傳奇式的人物。有一次他對我說：‘布雷頓，如果有一天身陷險境，你就拔出刀來，紮進他的睾丸。’”6

與戰略情報局有關的立法基本上不禁止他們做哪些事，實際上他們做什麽事都是準許的。戰略情報局的成員就像現在的代理領事，他們在戰時的歐洲東**西闖，第一位OSS成員在1944年秋天德國人撤退後來到布加勒斯特，他在羅馬尼亞成了內閣會議必到的客人。他對同事們吹噓說：“在他們投票表決前，先要問一問我是怎麽想的……我提出的一些法律都是一致通過。我從來不知道管理一個國家原來是這麽容易。”7其實，大多數戰略情報局的人員生來就是要管理國家的。多諾萬從美國重要的公司、政治、學術和文化機構中招募了一批精英分子，這些人來自美國最有權勢的機構和家庭。梅隆家族的成員在馬德裏、倫敦、日內瓦和巴黎做間諜，保羅·梅隆（Paul Mellon）在倫敦為特別行動首腦工作。他的一個姐妹艾爾薩（Ailsa）一度以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而聞名。她就嫁給了戰略情報局駐倫敦的首腦大衛·布魯斯，而布魯斯也是一位美國參議員的兒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百萬富翁。J.P.摩根的兩個兒子都加入了戰略情報局。範德比爾特、杜邦、阿奇博爾德（美孚石油公司）、賴恩（公平人壽保險）、韋爾（梅西百貨公司）、惠特尼等家族都有人參加了多諾萬這支秘密部隊。(3)

其他被戰略情報局招募來的名人還有：導遊書籍出版商尤金·福多爾（Eugene Fodor）、紐約的記者馬賽洛·吉羅西（Marcello Girosi），他後來成為意大利和美國電影製片人，其影片由索菲亞·羅蘭（Sophia Loren）主演；伊利亞·托爾斯泰（Ilia Tolstoy），移居美國的著名小說家托爾斯泰的孫子，他作為戰略情報局的一員在拉薩執行任務；朱莉婭·麥克·威廉姆斯·查爾德（Julia McWilliams Child），後來成為著名的廚師，當時在重慶保管戰略情報局的檔案。此外還有雷蒙德·蓋斯特（Raymond Guest），善於打馬球的社會名流，溫斯頓·丘吉爾的表兄弟，在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廣泛開展行動。安東尼·德·聖埃克蘇佩裏（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他是多諾萬的密友和合作者，厄內斯特·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兒子約翰也參加了戰略情報局。

雖然有一位批評家對這批人頗有微詞，說戰略情報局人員中有許多人似乎就是一批典型大學生氣質的年輕人，他們加入戰略情報局也許隻是為逃避常規的服兵役義務，對他們來說，隻是玩玩而已。8但是也有人認為他們從事這種既不合法又不正統的活動是甘冒風險，甚至有可能犧牲了他們成為銀行家、企業管理人員、高級從政者的地位。9戰略情報局解散後，他們當中許多人又過起普通人的生活。多諾萬傑出的副手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曾負責戰略情報局在歐洲的行動，這時又回到紐約法律界重操舊業，成為呼籲建立常設美國情報機構的核心人物。這批人的綽號叫作“派克大道的牛仔”，其中有克米特·（金）·羅斯福（Kermit “Kim” Roosevelt），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孫子；特蕾西·巴恩斯（Tracy Barnes），她曾幫助艾倫·杜勒斯從齊亞諾伯爵夫人那裏找到著名的齊亞諾（Ciano）(4) 日記；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5)和弗蘭克·威斯納（Frank Wisner）則從被占領的德國帶來軍事情報的小道消息；還有羅亞爾·泰勒（Royall Tyler），他不久即擔任了世界銀行駐巴黎辦事處主任。

這些人在戰略情報局工作的經曆根本沒有使他們的前程受損，相反這段經曆倒使他們名聲卓著，並且因為同屬一批名校學生，使他們聚集在一起，結成一張新的網絡。上述這些情況再加上他們早期都有參與非法性和非正統活動的經曆，使他們成為中央情報局的豐富人力資源。正是這批曆史性的精英人物，這批常春藤聯盟的校友，對美國的公司董事會、學術機構、各大報紙和傳媒、律師事務所和政府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這批人又挺身而出，加入了羽毛未豐的中央情報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出身於集中在華盛頓的百十來個富豪家族，被人們稱之為“穴居人”(6) 。他們主張繼承並保持他們的祖先所遵循的聖公會教派和長老會教派(7) 的價值觀。他們是在超群的智力、高超的體育技能和優雅的貴族氣質的原則以及基督教的倫理觀念下培育成長起來的。他們奉為楷模的是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師這樣的人物。皮博迪創辦了格羅頓學校，這所學校是按照伊頓公學、哈羅學院和溫徹斯特學院(8) 的模式辦的。這所學校是許多國家領導人的母校。由於他們受到基督教品德的教育，認定享有權力必盡義務，因此他們信奉民主，但警惕產生無限度的平均主義。威利·勃蘭特有句名言：“我們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不是上帝恩寵的天之驕子。”對於這批人來說，這句話應當反過來說：我們是天之驕子，而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人。

那些沒有加入戰略情報局的人，在戰爭時期則在國務院和外交部門出道。他們聚集在查爾斯·（奇普）·波倫（Charles “Chip” Bohlen）這類人的周圍。波倫後來曾出任駐法大使。在20世紀40年代的最初幾年，波倫在喬治敦鄧巴頓大道的寓所成為知識界聚會的中心，其座上客中有喬治·坎南和艾賽亞·伯林。他們在華盛頓圈內享有“先知”(9)的稱號。一位觀察家把坎南、波倫和伯林稱為“意氣相投、誌同道合的三人小組”。波倫是新興學科“克裏姆林宮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曾在蘇聯生活，認識蘇聯的領導人和官員，研究過蘇聯意識形態方麵的文獻，並能引用其中的一些經典。他在蘇聯親曆了30年代後期的清洗和審判，對日丹諾夫的文化政策產生的影響有著親身體會。波倫說過這樣一句話：“有兩句名言，其一是‘酒精對我不起作用’，其二是‘我了解俄國人’。”為了加深對蘇聯的了解，他求教於艾賽亞·伯林和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後者當時在司法部工作。波倫常恭維納勃科夫是一筆“寶貴精神財富”，而納勃科夫也恭維波倫，稱他為“我的榜樣，給我出主意的源泉”。

納勃科夫後來寫道：“這些新結交的朋友對‘約大叔’(10) 不抱幻想，即使還有一點點，那也是微乎其微。在那一年代，這批人在許多方麵都是華盛頓的一群不合時宜的人，也許在全美國也是如此。當時的美國沉浸於一種親蘇的氣氛之中，這一點在鄧巴頓大道的寓所裏的人中間是沒有一個人苟同的。美國的主流公眾輿論對俄國的態度在三年內有兩次大變化。先是反對蘇聯。這是在波蘭被分割和‘邪惡’的芬蘭戰爭之後。在報紙上，斯大林的漫畫形象是一個既像狼又像熊的怪物。後來突然間輿論又倒向蘇聯。那是納粹於1941年入侵蘇聯之後。一夜之間斯大林又被美化了。漫畫中斯大林的形象搖身一變成為全身披掛的騎士與蜂擁而來的條頓人(11) 作戰，保衛克裏姆林宮，或者按瑪格麗特·柏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特有的細長而偶像化的側麵攝影來再現斯大林的形象。在此後的1943年，斯大林格勒一戰又強化了親蘇情緒。輕信的美國人爭辯說：‘你看，先前那種共產主義再也不會回到俄國來了。戰爭結束後，蘇聯將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斯大林不是已經把東正教大主教從流放中召回了嗎？還有那些作家和詩人不也都回來了嗎？還有，斯大林不是已經恢複了軍銜製，而且還重新確認了曆史上的民族英雄嗎？其中甚至還有一些沙皇和聖徒，像亞曆山大·涅夫斯基(12)和彼得大帝？’鄧巴頓大道的那些懷疑論者卻不這樣認為。正如坎南有一次說的，他們知道斯大林主義是不可逆轉的。”10

鄧巴頓大道的懷疑論者隊伍又增添了新生力量：大衛·布魯斯、埃夫裏爾·哈裏曼（Averell Harriman）(13) 、約翰·麥克洛伊（John McCloy）、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還有邦迪兄弟（Bundy brothers），都加入進來。經過長時間的交換意見，又經過知識分子的熱情和酒精的加熱，他們對新世界秩序的看法開始成型了。這些人是國際主義者，不怕得罪人而且逞強好勝，對自己的價值觀體係具有十分堅定的信念，把這種價值觀讓他人接受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是當代的貴族，是維護民主的騎士，而且還覺得這兩者之間並無相悖之處。就是這批精英分子在管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國內則製定法律。從思想庫到各種基金會，從公司董事會到鄉紳俱樂部成員，一批官僚和要人通過他們在各種機構的隸屬關係盤根錯節地聯係在一起，而且都共同深信他們高人一等。他們的使命就是要確立戰後美國的統治權，並證明這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們堅定地支持中央情報局，而中央情報局很快就從他們在學校、企業和已解散的戰略情報局的朋友中配備了人員。

在那些具有共同信念的美國精英階層中，最重要的發言人是喬治·坎南。他是個學者型的外交官，馬歇爾計劃的設計者，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也是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之一。1947年，他認為意大利瀕臨一場由共產黨人支持的內戰，他主張美國進行直接軍事幹預。他告知國務院，“這將導致暴力衝突，很可能使意大利陷入軍事割據的局麵”，但是“也可能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取得選舉的勝利。如果我們對此袖手旁觀，那麽就是讓共產黨在一次政變中奪取整個半島，從而波及周邊地區，造成恐慌。”11幸虧杜魯門沒有采納這一建議，不過他確實授權秘密幹預意大利的選舉。到了1947年8月，坎南的觀點有所變化，不過他並未改變他對蘇聯威脅的本質的看法，隻是用什麽手段來對付它，他有新的見解。他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X》，在文中他提出了早期冷戰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的主題。他宣稱，克裏姆林宮竭力用其狂熱的意識形態來占領它能夠達到的“世界每個角落”。他提出了一項對策，那就是美國要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抗衡力量，對蘇聯“保持警惕，堅定地對它進行遏製”。他提出的政策建議中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宣傳和政治戰的技巧”。12作為政策計劃處（這個機構就是為對歐洲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遏製而設立的）主任，由他來執行這項政策是名正言順的。關於他主管的這個機構，他後來這樣寫道：“世界就是我們嘴邊的一隻牡蠣。”

正是坎南1947年在國立戰爭學院的一次講演中提出了“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後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概念。他說，共產主義者在歐洲已經占有強有力的地位，對我們保持著巨大的優勢。他們的手段就是“無恥而又巧妙地利用謊言。他們用虛構和非理性主義來對付我們。”他問道：“難道我們用事實、誠實、理性主義和善意的經濟援助就能成功地對付他們的虛構嗎？”13答案是否定的。美國需要開創一個秘密戰爭的新時代，目的是實現它的民主目標以對付蘇聯。

1947年12月19日，杜魯門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了NSC-4(14)指令，這一指令使坎南的政治哲學從法律上得到認可。這一指令還附有一份絕密的附件NSC-4A，指示中央情報局局長負責“秘密心理戰活動”，以支持美國的反共政策。這份附件是戰後第一次發布的授權進行秘密行動的正式文件，但其中對於協調和批準此類行動究竟要經過哪些程序卻是驚人的含糊。此後，在1948年6月又發布了另一個較為明確的指令NSC-10/2。這份指令就是由坎南草擬的。這些文件為今後數十年內美國情報機構卷入秘密政治戰的渾水開了先河。

這些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擬定的文件“采納了（美國）‘國家安全需要’這樣一個泛泛的概念，其中包括要按照美國自己的模式來塑造世界”。14這份NSC-10/2指令所依據的前提是，“蘇聯和它的衛星國已經開始執行一項進行‘惡毒的’秘密行動計劃，旨在‘詆毀並擊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目標和行動’，在此前提下，批準了政府進行範圍極為廣泛的秘密行動：宣傳，經濟戰，包括破壞、反破壞、拆台和挖空等措施在內的直接預防行動；顛覆敵對國家的政權，其中包括援助地下反抗運動、遊擊隊和難民解放組織”15等等。用NSC-10/2指令中的話說，這類行動“在策劃和實施過程中，凡未經授權的人，都不得明確了解美國政府對此負有責任，萬一泄露出去，美國政府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告，政府對他們的行動不負任何責任。”16

根據NSC-10/2指令，中央情報局建立了一支特別行動隊伍，但其政策和人事歸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負責（換句話說，就是由坎南控製）。這個機構最後確定的正式名稱是“政策協調處”（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簡稱OPC）。這個名稱不帶任何特殊色彩，這樣就可以“確保其正當性，基本上不泄露任何真實意圖”。17秘密行動的定義是，“任何美國政府不明確介入的、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的、旨在影響外國政府、事件、組織或個人的秘密行動”。18實際上，OPC無論是活動的範圍還是保密性都不受任何限製，這在和平時期的美國還是史無前例的。艾倫·杜勒斯和派克大道的牛仔們極力為之奔走呼號的就是這樣一個專搞陰謀詭計的機構。從一般人員上升到這一新行動的首腦的是弗蘭克·威斯納，此人是從坎南擬定的候選人名單中遴選出來的。

弗蘭克·威斯納原來是華爾街的一名律師，說話帶有濃重鼻音的密西西比口音，在弗吉尼亞大學上學時獲得過低欄冠軍，因而具有不尋常的運動員優秀品質。他是戰略情報局的老兵，負責該局在全歐洲的各種行動。當時他是該局秘密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戰後他繼續留在軍事情報部門，任務是同德國陸軍情報部門蓋倫組織（Gehlen Organization）保持聯絡。這個德國軍事情報部門被美國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用它來對蘇聯人進行秘密監視。威斯納可不是一個因有道德上的爭論就能讓他按兵不動的人。原先在戰略情報局、後來又在中央情報局與他同事的哈裏·羅西茨基（Harry Rositzke）解釋說：“隻要他繼續反共，那麽他就不惜使用任何壞蛋，這已成為一種本能。”19艾倫·杜勒斯在評論威斯納與德國黨衛軍萊因哈德·蓋倫將軍（General Reinhard Gehlen）的關係時說：“這兩個人真可謂一拍即合。”20

威斯納曾要求他的上司給他的軍官們多配備幾輛自行車，就連這樣一件小事，上司也推三阻四，於是他憤而辭職，離開了軍事情報部門，隨即加入了國務院，在那裏他繼續經營實際上屬於他個人的情報小組，這個小組有一批窩點，深深地隱藏在政府機關之中。現在這個組並入了中央情報局，名稱是政策協調處（OPC）。當威斯納成為政策協調處的首腦時，他仍然沒停止雇用納粹分子為他工作。他在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同事說：“威斯納在戰後吸收了一大批法西斯分子，其中有些實在是十分惡劣之徒。他能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大權在握。”21“許多難辦的事，他都有辦法解決。他是個聰明又有趣的人，富有魅力和想象力。他堅信世界上沒有做不到的事，而他就是能辦到的人。”22

在威斯納的經營下，政策協調處成為中央情報局內發展最快的一個部門。據中央情報局副督察長埃德加·艾普爾懷特（Edgar Applewhite）稱，“政策協調處擅自攫取前所未有的大權。隻要‘上麵’（我們這樣稱呼總統）不明令禁止，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他們都是十足的貴族氣派，在男女關係上，觀念極為狹隘。他們非常浪漫，也十分傲慢。他們身負天降之大任，而且天曉得，他們的機會又多麽好。他們都占全了。”23

為了給政策協調處的行動提供方便，國會於1949年通過“中央情報局法”，這部法律授權中央情報局局長，在經費開支方麵無須說明其用途。在此後的幾年中，政策協調處的各種活動，包括其行動的範圍、人力配置和預算，就像九頭蛇(15)一樣，成倍地擴展。人員從1949年的302人增加到1952年的2812人，還要加上海外雇用人員3142人。在同一時期，其預算從470萬美元猛增到8200萬美元。如此迅猛擴展的一個因素是組織結構的調整，這一調整要求增設許多內部的項目。政策協調處的活動不是按財政製度來做預算，而是按項目來確定。這種做法在其內部帶來一個重大而有害的結果：“在政策協調處內，項目由個人提出並執行，其成效如何，由項目負責人自己作出評價，而別人則根據他提出的項目多少、重要性如何來評價他的業績。這樣一來，政策協調處內部個人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競爭，以致無限度增設項目。”24

最初，中央情報局總部散布在國會山和華盛頓林蔭道周圍一些淩亂的臨時建築物中，這些房子被稱為“棚屋”。在那些布滿灰塵的走廊裏，新招募來的人被“戰時和緊急動員時期的氣氛所感染。各個大廳裏擠滿了認真而又焦慮的男男女女，他們匆匆忙忙地去參加會議，邊走邊商談工作，向跟在他們後麵的助手發出簡單的指示。新加入的人滿懷熱情，與戰略情報局的老兵摻和在一起，這些戰後時代的精英分子剛從常春藤大學的校園裏出來，穿著粗毛上衣，口銜煙鬥，滿腦子都是大膽而新奇的想法。這些年輕人成群結隊地湧進中央情報局，把這個機構當成非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向共產主義威脅開戰的最佳場所。”25

這場戰爭的前線當然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歐洲。政策協調處在離柏林半個小時路程的滕佩爾霍夫空軍基地設立了辦事處，把它的人員源源不斷地派往德國。如果加上中央情報局其他各處的人員，中央情報局德國站共有1400名行動人員。

政策協調處在德國招募的首批人員中就有邁克爾·喬斯爾森。在他的回憶錄（一直沒有寫完）中有一條注釋。喬斯爾森是這樣寫的：“1948年，我在軍隊中的任務即將結束。回到平民生活，對於我來說就是重新回到美國的百貨公司做采購員的工作。這可不是什麽特別有意思的職業。這一點使我充滿了絕望的感覺。就在此時，一位在情報部門工作的美國朋友把我介紹給一位駐德外派機構的負責人。後來在華盛頓又進行了兩三次麵試，填寫了列有無數問題的調查問卷，後來又等待很長的時間。在此時期，聯邦調查局以一種十分笨拙的方法試圖查明在我的人生經曆中有沒有什麽汙點。1948年秋天，對我的調查通過了，於是我就加入了這個外派機構，擔任其柏林站的秘密行動負責人，秘密行動簡稱AC，以區別於稱為FI的間諜或情報工作。除了‘隱蔽’這一點，實際上還是心理戰的延續，隻不過此時矛頭是針對蘇聯人和東德的共產黨人。這是一種防禦性的行動，因為此前蘇聯人早就開始進行心理冷戰了。”26

招募喬斯爾森的是勞倫斯·德諾夫維爾（Lawrence de Neufville），他是一名戰略情報局的軍官，是1944年隨著第一批美軍來到德國的。1948年初以前，他一直擔任柏林市政當局的顧問。那時，第一批駐德中央情報局官員約翰·貝克（John Baker）與他接觸。此人後來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因為他在擔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二等秘書時的“一係列行動違反了外交代表的行為準則”。這是一次很有名的事件。德諾夫維爾說：“我沒有申請加入中央情報局或做過其他類似的事。我對我當時的工作很滿意。我幫助製定憲法，協助建立阿登納政府。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工作。可是有一天，約翰·貝克走進我的辦公室，問我是不是願意加入中央情報局。”27德諾夫維爾接受了貝克的邀請，被安排在美國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的辦公室工作，以此作為掩護身份。他的第一個行動是招募喬斯爾森。此人在柏林的工作使他成為情報界的傳奇式人物。

那麽當時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對他的朋友新的工作是否知情呢？邁克爾·喬斯爾森是個守口如瓶的人，是做情報工作十分理想的人選。當一些生活在東柏林的親戚在1949年找到他的下落時，他斷然地把他們打發走，並告訴他們今後不要再同他聯係。這些親戚感到受到了傷害，認為這個“美國化了的”堂（表）兄弟發跡了，看不起他們了。

其實，納勃科夫也是有人找上門來讓他加入中央情報局的。1948年，納勃科夫遞交了一份求職申請，要求到政府部門工作。鑒於他生性不是想當官僚的人，他大概不可能對國務院的工作感興趣。（許多被中央情報局招募來的人看不起國務院，譏諷地說它就會製定政策，不幹實事。）由於艾倫·杜勒斯介入了他求職的事，我們有理由推測他是想在情報部門求得一個職位。但是他的申請遇到了麻煩，因為他沒有通過安全審查。他的推薦人喬治·坎南為此深感窘困，寫信給他，要求他撤回申請：“我向你提出這個建議（這讓我感到傷心，也實在為你發愁），完全是因為我未能為你澄清這件事。我對自己也十分不滿。如果你還繼續申請到政府部門工作，我也不敢擔保不會發生這類令你不愉快的事。我隻能說，在我看來，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時，想法不對，目光短淺，不公平，而且同使用敏銳、聰明和寶貴的人才的願望是不相符的……我想政府已經喪失了利用你提的建議的權利。如果我是你的話，目前我就把這件事擱在一邊。”28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納勃科夫是被晾在了一邊。

那麽梅爾文·拉斯基的情況又如何呢？在不斷膨脹的中央情報局隊伍中，難道他不是一個理想的候選人嗎？後來據說拉斯基已經成為一名特工。關於這一點，他本人是始終否認的。就像《洪堡的禮物》中的撒克斯特一樣，種種謠傳“大大增強此人的神秘性”。在此後的20年中，他頻頻出現在中央情報局發動的文化冷戰第一線，人們對此是不會注意不到的。

(1)十二騎士團（Knights Templars），12世紀十字軍的一個軍事宗教團體，其成員認為十字軍東征並非侵略而是為了保衛“聖墓”，即耶穌基督的埋葬地，也是他複活的地方。

(2)戰略情報局的英文全稱為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簡稱為OSS，這個簡稱也可以擴寫為“Oh, so social”，意思是“啊，多麽具有社交性”。

(3)這裏所舉美國權勢家族，除已注明其經營範圍的以外，還有範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為美國鐵路巨頭；杜邦家族（DuPont），以火藥業和紡織業起家，後擴展到各行業，以杜邦財團聞名；惠特尼家族（Whitney），經營美通用電氣公司。

(4) 齊亞諾（1903—1944），意大利政治家和外交家，墨索裏尼的女婿，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重要人物，曾任駐中國上海公使，後因貪汙巨款潛逃，被法西斯黨徒和德國人捕獲並處死。

(5)理查德·赫爾姆斯，從戰略情報局至中央情報局，一直從事秘密情報工作，最後任局長。其經曆參見《守口如瓶的人》，群眾出版社，1985。

(6) “穴居人”（caved weller），原以此喻野蠻而粗魯的人。這裏指這些人縮守傳統的價值觀。

(7) 聖公會（Episcopalian Church）和長老會（Brebyterian Church）均為16世紀產生於英國的基督教新教重要教派，屬加爾文宗，是清教徒的派別。美國最初的移民即為英國移居美東北部的清教徒。清教徒的信仰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上文所稱的“穴居人”遵循的就是他們的傳統。

(8) 格羅頓學校（Croton School），位於美麻省格羅頓，為大學的預科學校。創辦人皮博迪（Reverend Endicott Peabody），學校以伊頓（Eton）、哈羅（Harrow）和溫徹斯特（Winchester）的模式辦學，這些都是英國名牌學校，名為公學，實為私人捐款的私立學校，其畢業生大都進入牛津、劍橋等名大學，故有培養政要之搖籃的美稱。

(9)先知（propher），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指傳達上帝啟示或預言未來的人，喻博學多才、有預見性的人物。

(10) “約大叔”，原文為“Uncle Joe”，指斯大林。斯大林全名英譯為Jo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即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

(11) 條頓人（Teuton），指德國人，又稱日耳曼人。

(12)亞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220—1263），俄羅斯人的領袖。1236年當選為諾夫奇羅德城王公。1240年抗擊瑞典人入侵俄羅斯，在涅瓦河擊敗入侵者。“涅夫斯基”這個名字即有“涅瓦河的英雄”的意思。1942年德軍侵入蘇腹地時，斯大林宣布他為民族英雄。

(13) 埃夫裏爾·哈裏曼（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政治家，二戰後為處理美蘇關係的主要人物。1946年任駐英大使，推動美對英政策。

(14)NSC-4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的編號。NSC代表國家安全委會，為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縮寫。

(15)九頭蛇（Hydra），希臘神話中的怪蛇，斬去一頭會生出兩個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