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具優雅的屍體02
迪斯雷裏(26)對書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項禁令中曾寫道：“一本書的重要性可能並不亞於一個戰役。”基於同樣的認識，美國製定了一個龐大的圖書出版計劃，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國讀者介紹美國。美國軍事占領政府求助於商業出版公司，以確保“普通書籍”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德國。這類所謂的普通書籍被認為“比政府資助出版的書籍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因為它們不帶有宣傳色彩”。28但是這些書籍又確實是用於宣傳目的的。僅美國軍事占領政府心理戰處委托翻譯的作品就達數百種之多，從霍華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公民潘恩》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新政在行動中》，直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美國的人體藝術》，此外還有專門為“最易受感化年齡的兒童”準備的德文版讀物，如納撒尼爾·霍索恩（Nathaniel Howthome）的《奇妙的故事》、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來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國佬在亞瑟王的朝廷上》以及勞拉·英戈爾斯（Laura Ingalles）的《草原上的小鎮》。
在戰後的德國及其他被占領土上，美國人的聲譽從出版計劃中得益匪淺，美國文化受到的讚許扶搖直上。這都要歸功於發行了一係列的圖書，如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賽珍珠（Pearl Buck）、雅克·巴曾（Jacques Barzen）、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威拉·卡瑟（Willa Cather）、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埃倫·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厄內斯特·海明威、F.O.馬西森（Matthiessen）、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27) 、卡爾·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伊迪絲·沃頓（Edith Wharton）和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等人的作品。
凡是作為明確的“反共計劃”一個組成部分的歐洲作家，也都被推薦給讀者，“任何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批評，任何對以政權形式出現的共產主義的批評，隻要我們認為是客觀的，具有說服力而且又合時宜，都是適宜的讀物。”29符合上述標準的有：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的《從蘇聯歸來》。這部著作敘述了作者本人如何從親身經曆中產生了對蘇聯的幻滅；還有亞瑟·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員》(28)，伊格納齊奧·西洛尼（Igonazio silone）的《麵包與酒》。這裏凱斯特勒和西洛尼在美國的庇護下第一次亮相，此後兩人還一再露麵。有些書則未獲準出版。最早被槍斃的一本書是約翰·福斯特·杜勒（John Foster Dulles）的《俄國和美國：兩個熱愛和平的近鄰》，此書被認為在這個時候出版是不合時宜的。
在藝術方麵，莫霍伊-納吉的夫人為德國聽眾做了演講，介紹她已故的丈夫莫霍伊-納吉的作品以及設於芝加哥的新包豪斯學校(29) 令人振奮的發展方向。一位持相同觀點的記者這樣寫道，她的演講“為糾正我們對美國文化藝術不全麵的認識提供了大量情況，這是很了不起的貢獻”。30古根海姆博物館(30) 的“抽象派繪畫”藏品展進一步加強了這種看法。這是紐約畫派，或稱之為“抽象表現主義”的畫作首次由政府讚助公開展出。觀眾一方麵對這些抽象派藝術作品感到新奇和驚異，同時也從論述“現代藝術的基本思想”的講演中獲益良多，他們通過作品和演講了解到現代藝術純熟地利用人們熟知的中世紀繪畫來表明“藝術的抽象表現是可能的”。
納粹時期那些毫無生命力的展覽，以及納粹上台後許多藝術家亡命美國的痛苦經曆，都表明，歐洲文化已經被法西斯浪潮的肆虐擊成碎片，最終被衝刷到新的拜占庭帝國(31)、也就是美國的海岸上去了。據報道，有一天晚上，一位演講者在露天“為那些曾經曆紐倫堡群眾集會的聽眾大講交響音樂，聽眾人數之多，可與到體育場觀看難得一逢的體育比賽的人數相比。”31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收到最佳效果，在德國發行埃勒裏·奎因(32) 的《探案雜誌》德文版就使邁克爾·喬斯爾森這樣的人有冷水澆頭之感。本以為耶魯大學的格利合唱俱樂部（The Yale Glee Club）一定會證明在大學課程設置中列入藝術教育“極為重要，這是一服解毒劑，可以解集體主義的毒素”。32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對此深信不疑，甚至一開始在達姆斯塔德學院行不通。美國軍事占領政府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創意，在達姆斯塔德學院舉辦“暑期新音樂課程”，結果，在新音樂問題上觀點分歧，其激烈程度幾乎導致暴亂，形成了公開的對抗。一份官方的評價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普遍認為激進的新音樂大都一文不值，最好不要演奏，並對過分強調十二音音樂(33) 表示遺憾。一位評論家把這種音樂稱之為‘業餘音樂的勝利’……隻有法國學生與眾不同。他們勢利地不懂裝懂，而他們的老師萊博維茨（Leibowitz）更表示，他認為隻有最激進的音樂才是好音樂，對任何持不同觀點的人都公開表示鄙視。他的態度影響了他的學生們，學生於是就仿效他們的老師。這裏普遍認為明年的課程必須改變方向，使之能為廣大學生所接受。”33不言而喻，達姆斯塔德學院在今後的幾年中將成為音樂的先進試驗田。
但是，這些交響音樂會、戲劇和展覽都掩蓋不住1947年漫長的寒冬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歐洲正在走向崩潰。黑市猖獗，社會動**，罷工頻頻發生（大多數是共產黨控製的工會組織的），這一切帶來的匱乏和貧困絕不遜於最陰暗的戰爭年代。在德國，金錢失去了價值，買不到藥品和衣服；一家一家的人還住在地下掩體裏，沒有水，沒有電燈；年輕的姑娘和小夥子為了換來一塊巧克力就可以同美國大兵做**易。
1947年6月5日，戰時美軍參謀長、現任杜魯門政府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宣布了一項應付這一危機的計劃。那一天是哈佛大學第296屆學位授予典禮。馬歇爾將軍在典禮上發表了10分鍾的講話。這次講話可被視為戰後歐洲命運轉變的催化劑。參加這天典禮的還有原子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美軍在西歐開始反攻的指揮官奧馬爾·布萊德利（Omar Bradley）以及T.S.艾略特。這三個人都將與馬歇爾一道接受哈佛大學的榮譽學位。馬歇爾在講話中警告說，“全世界（以及）……我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正處於緊要關頭”，他要求“新世界”當仁不讓地采取應急措施，向“舊世界”提供貸款和大規模的物質援助，以防止舊世界的崩潰。“現在形勢普遍不穩。整個歐洲的狀況，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同自由人類和自由文明的利益背道而馳。我們正齊心協力地改變歐洲目前的狀況。”馬歇爾宣告，“如果僅僅依靠他們自身的財力物力，緊張的經濟形勢，激烈的社會不滿情緒和普遍的政治混亂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所堅信並繼承的西方文明的曆史基礎將被另一種東西所取代，那種東西就是一種新形式的暴政統治。我們進行戰鬥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德國摧毀這種暴政統治。”34
當馬歇爾將軍說這番話時，他的目光掃過那些集合在春日陽光下青年學生的臉龐，他看到像約翰·克勞·蘭塞姆(34)這樣的年輕人，“這些哈佛大學的年輕學士們，就像一把把火炬，即將分散開去，像一些沒有目標的火把，漸漸地熄滅，讓人感到可悲可歎。”35他決定在哈佛大學而不是在某種政府的講壇上發表演說並非偶然，他是有著深刻用意的。正是這些人應該認識到“天降大任”(35) 於美國，正是這批精英分子要擔負起一項曆史使命，那就是將全世界團結在共產主義企圖湮沒的價值觀周圍。後來大家都看到，執行並完成馬歇爾計劃的就是這批人。
幾個月之前，杜魯門總統號召（美國人）武裝起來，這一思想很快就被冠以“杜魯門主義”的稱號。馬歇爾的講話就是要強化這一思想。1947年，希臘存在著共產黨接管政權的危險，是年3月，杜魯門在國會發表講話，他用《聖經》啟示錄的語言，呼籲一個美國進行幹預的時代的到來：“在世界曆史行進到當前這個時刻，幾乎每個民族都必須對其生活方式作出抉擇。這種選擇往往不是隨心所欲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數人的意誌為基礎的……另一種則是以少數人強加於大多數人的意誌為基礎。我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支持自由的民族起來反抗握有武裝的少數人或外來力量逼迫他們俯首聽命。我認為，我們必須幫助自由的民族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前途。”36
在杜魯門講話後，國務卿艾奇遜（D. Acheson）對議員們說：“我們麵臨的局勢是史無前例的。自羅馬和迦太基時代以來，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在這樣的權力兩極化，而且這兩個大國還存在著不可彌合的意識形態鴻溝。”37為杜魯門起草向國會的呼籲書的國務院官員約瑟夫·瓊斯（Joseph Jones）完全懂得總統以下這句話的重大影響：“一切采取果斷行動的障礙已經消除。”在政策製定者聽來，他們會理解為“已經揭開了世界曆史的新篇章，而他們則是一批得天獨厚的人，他們即將參與一場即使在一個偉大國家的悠久曆史上也難得一見的戲劇。”38
杜魯門的講話加強了美國在戰後應起偉大作用的使命感。這是馬歇爾講話的基調，雖然他的講話不像杜魯門講話那樣具有露骨的反共色彩。兩者結合起來，就成了既有經濟援助又有意識形態鬥爭的重大使命的一攬子計劃，這就給人們傳達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西歐的未來（如果西歐還有未來的話），現在隻能是美國統治下的和平。
6月17日，蘇聯《真理報》抨擊馬歇爾的建議，說他的建議隻不過“是杜魯門主義的延伸，即試圖以金錢來施加壓力，幹涉他國的內政。”39雖然美國邀請蘇聯參加全歐複興計劃，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36)卻說這一邀請“毫無誠意，原本就準備讓蘇聯人拒絕的”。40果然不出所料，蘇聯拒絕參與。盡管蘇聯的反對理由可能言過其實，不過他們看到在人道主義的意圖背後暗藏著不太明顯的政治意圖還是正確的。此項計劃遠非打算與蘇聯合作，相反，它的出籠倒是想在蘇聯和它的附庸國之間打進一根楔子，其基本框架就是冷戰。41馬歇爾計劃的設計者丹尼斯·費茲傑拉爾德（Dennis Fitzgerald）後來寫道：“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我們不讓共產黨插手這些地方具有重大意義。如果我們對這些難以預料的因素沒有充分的認識，共產主義者就會利用這種局麵來擴大他們的利益。”42這項計劃的“副導演”理查德·比斯爾（Richard Bissel）同意這一觀點，他說：“即使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我們也已經十分清楚，馬歇爾計劃從來就不是完全利他性質的。我們希望，加強作為大西洋聯盟成員國的西歐國家的經濟實力，最終能使他們負起防務責任，以支持冷戰。”43其實美國還希望這些國家承擔一些其他的責任，為此目的，馬歇爾計劃的資金很快就被用來支持西方打一場文化戰。
1947年10月5日，共產黨情報局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情報局是上一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的。這個機構是斯大林進行政治戰的行動大本營，以此來取代原來的共產國際。貝爾格萊德會議被用來向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公開提出挑戰，指責兩者都是“富有侵略性”的計謀，目的是實現“美國稱霸世界的妄想”。44斯大林殘酷無情的文化政策的設計師日丹諾夫（Zhdanov）告誡西歐共產黨人說，“如果他們有意負起領導責任，領導那些願意保衛自己國家的榮譽和獨立的力量，來同企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壓服他們的國家作鬥爭，那麽，任何企圖壓服歐洲的圖謀就都不能得逞。”45同馬歇爾選擇美國知識界的中心來發表講話一樣，日丹諾夫也號召全世界的知識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揮動他們手中的筆杆子，用墨水來反對美國霸權。“（歐洲的）共產黨在知識界開展工作，已經取得不小的成績。在這些國家裏，科學、藝術、文學各界的優秀分子是屬於共產黨的。他們正在知識分子中帶頭推進進步鬥爭運動，通過他們創造性的和不懈的鬥爭，正在把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共產主義事業中來。這就是證明。”46
那個月內稍晚些時候，共產黨情報局的意識形態突擊隊聚集在東柏林坎默斯皮爾劇院舉行的作家大會上。當辯論（其實根本談不上是什麽辯論）正在進行之中，一個蓄著列寧式外翹胡須的美國青年躍上講台，一把抓過麥克風，用一口純正的德語，一口氣足足講了35分鍾。他讚揚那些敢於說話、反對希特勒的作家，同時又揭露說，納粹政權和新出現的共產主義警察國家不過是一丘之貉。他打斷了會議的正常進程，抨擊共產主義宣傳，要不是瘋子就是此人有著大無畏的勇氣，要不兩者兼而有之。這是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Larsky）登場了。
梅爾文·拉斯基1920年出生於紐約布朗克斯區，祖父是講依地語(37)的猶太人。梅爾文成長於祖父時運不濟的年代。他的祖父蓄須，博學，他用猶太傳說的章句培養梅爾文。拉斯基是紐約市立大學最聰慧的畢業生之一，在大學時代就善於思考，在辯論中顯現出他是一個堅定的反斯大林分子。他以同別人發生思想衝突為樂事，偶爾甚至發展到拳腳相加。畢業後他加入了公務員的行列，擔任自由女神像景點的導遊，後來又為索爾·萊維塔斯（Sol Levitas）主辦的反斯大林主義的《新領袖》雜誌工作。戰爭爆發後應征入伍，以戰爭史學家的身份在駐法國和德國的美軍第七軍服役。嗣後在柏林退役，成為一名德國記者，同時還為《新領袖》（New Leader）和《黨派評論》(38) 工作。
拉斯基身材矮小粗壯，所以就老喜歡把兩膀往後拉抻，挺起胸脯，就像要跟人打架似的。他長著一雙東方人的眼睛，還老用一種惡毒的目光斜著眼看人。他始終也改不了市立學院粗魯環境中帶來的惡俗舉止。至於他的反共立場，可以用他對別人的說法，是“直布羅陀海峽中的一塊礁石”——堅定不移。在冷戰的文化戰場上，一路廝殺過去，既凶狠又堅韌不拔，拉斯基必定會成為一員不可忽視的驍將。在東德作家大會上發表爆炸性的抗議，為他贏得了“柏林冷戰之父”的稱號。他的行動甚至使美國當局也感到不安，威脅說要把他攆走。他的上司如此膽小怕事令他沮喪。他打了個比喻，說“柏林就像美國19世紀的邊境小鎮(39)，前麵就是印第安人，你必須時刻不離來複槍，否則你就要腦袋搬家了。但是，在那個時候，邊境小鎮上滿是印第安武裝分子……在這裏卻很少有人有這個膽子，如果這裏真有人敢拿起槍，他們連朝誰開火都弄不清。”47
但是拉斯基與這個小鎮的治安官(40) 熟識，他不但沒有離開小鎮遠走他鄉，反倒受到軍事占領政府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將軍的庇護。拉斯基向他抗議說，現在蘇聯的謊言已經以閃電的速度在全世界散布開了，但真相卻還在為自己穿靴子，一步也沒有邁出門去。1947年12月7日，他向克萊將軍的辦公室呈遞了一份用詞激烈的文件，陳述自己的觀點，要求從根本上改造美國的宣傳工作。這份文件被稱為“梅爾文·拉斯基建議”，這是一張拉斯基為個人從事文化冷戰設計的藍圖。他宣稱，“和平與國際合作蒙住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看不到一場蓄謀的反美政治戰已經準備就緒並正在進行之中，最活躍的場所莫過於德國了。曆史悠久的反美、反民主公式（原文如此）一直在哺育著幾代歐洲人，而戈培爾領導的納粹宣傳機器將其發展到了頂峰，現在又要啟用了。具體說，就是指責美國在經濟上自私自利（山姆大叔無異於夏洛克(41) ），政治上極為反動（如‘受資本家雇用的報紙’等等），文化上缺乏教養（‘狂躁的爵士樂和搖擺舞’，廣播電台充滿了商業廣告，好萊塢電影‘無聊低俗’‘充滿了肉感女人和大腿舞’），道德上虛偽（黑人問題、南部的佃農和流動雇農），如此這般，不一而足……”48
拉斯基繼續用不尋常的語言來界定這一挑戰：“美國長期以來遵奉的格言是‘為他人照亮，他們就會為自己找到道路’，這種想法誇大了德國（以及歐洲）不費力氣就可自行轉變的可能性……指望通過傳播現代科學醫藥知識就能讓原始野蠻人不再迷信神秘的草藥是愚蠢的……對於各種因素，如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被用來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的鬥爭未見成效，尤其是對付破壞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取得成功所進行的鬥爭無所建樹。”那麽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麽呢？拉斯基迫不及待地接著往下說，我們需要的是“主動地”說出真相，真理在手就會有勇氣“參與到比賽中去”，而不要“做一個高傲的旁觀者”。他警告說，“冷戰的主體就在文化領域，這一點千萬不要搞錯。在這個領域裏，美國有一個重大的漏洞，美國外交政策的敵人正在利用這個漏洞大撈好處……這個漏洞……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49
拉斯基提到的這個“確實存在而且還十分嚴重”的漏洞，指的是美國未能將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化階級爭取到美國這一邊來，而從長遠看，將來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領導社會的就是這批精英人物。他強調，出版一本新的刊物可以彌補這個缺陷。這本刊物一方麵既能在德國和歐洲的思想界起著激勵的作用，另一方麵也可顯示在美國民主製度下進步的文化也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在文學、藝術、哲學以及其他一切文化領域中，美國都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文化是歐洲的自由傳統和美國的自由傳統相結合的產物。50
兩天後，拉斯基又提交了一份《關於出版〈美國評論〉（American Review）的意見書》，說明這本刊物的宗旨是“支持美國對德政策和對歐洲政策的總體目標，其方式是形象地向讀者闡明美國的理念，以及其精神活動、文化和思想方麵取得成就的背景，而這些正是美國民主製度獲得啟示的源泉。”他認為，這本刊物要顯示“在新舊兩個世界共同的人類精神各個方麵，美國和美國人都已取得全麵的勝利……我們要把德國知識界大部分人從共產主義的影響下爭取過來，這是我們認真地花費力氣做這件事的第一步。”51
結果就是出版了《月刊》（Der Monat），每月一期，其宗旨就是要在德國的和美國的知識分子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而且，正如拉斯基明確表達的，通過“對美國的對德政策和對歐洲政策總體目標的支持”，為美國外交政策利益打開一條順暢的通道。這本刊物在克萊將軍的支持下，於1948年10月1日組建起來了，主編就是拉斯基。該刊最初在慕尼黑印刷，由盟軍的運輸機空運柏林。當時柏林還處於封鎖之下，這個城市的運輸全靠盟軍的運輸機。《月刊》的經費先是來自馬歇爾計劃的“秘密經費”，後來則取自中央情報局的金庫，再後來又用福特基金會的錢，最後又回到由中央情報局資助。僅從其經費來源看，這本刊物純粹是美國的文化領域冷戰戰略的產物，而且堪稱典型。
該刊的信念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能夠把戰後世界從自我消亡中拯救出來。這一信念再加上與美國軍事占領政府的從屬關係，就把拉斯基、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聯結在一起了。過了不久，讓·科克托（Jean Cocteau）(42)就向美國提出了告誡：“武器救不了你們，金錢也無法拯救你們，隻有一批善於思考的少數人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世界正在走向死亡。這是因為世界再也不會思考了，它隻會花錢。”52拉斯基、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同科克托一樣，他們懂得僅僅依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美元是不夠的，經濟援助必須輔以一項文化戰計劃。他們三人中，一個是政治上的好戰分子，一個是前百貨公司采購員，一個是作曲家，這個奇特的三人組合都擺好了架勢，並肩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把刀的利刃，在他們的指導下，發動了冷戰中最為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動之一，那就是把西方的知識界爭取到美國立場上來。
(1)T. S.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1888—1965），對20世紀文化影響極大的英國詩人，同時又是劇作家、文學評論家和編輯。生於美國密蘇裏州，就讀於哈佛大學，二戰期間發表的《四個四重奏》使他獲得194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1927年皈依英國天主教，並入英國籍。
(2) 艾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國哲學家、曆史學家和作家。1920年由蘇聯移居英國。作為學者，在文學批評和政治哲學方麵均有卓越建樹。二戰期間進入外交界，曾任英駐美使館一秘，並在英駐蘇使館工作。因戰時的貢獻獲大不列顛勳章和爵士稱號。
(3)威利·勃蘭特（1913年生），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1964年任黨主席，三度任聯邦德國總理，主張歐洲聯合，緩解東西方衝突。197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4) 迦太基（Carthage），古代名城，相傳為腓尼基人於公元前814年所建，現位於突尼斯。羅馬時代盛極一時，公元439年遭汪達爾人的**，705年又被阿拉伯人占領，此後一蹶不振。
(5)維克多·羅斯柴爾德為歐洲大銀行家的後代，羅斯柴爾德家族創業者發跡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時期，其後代享有世襲男爵勳位。
(6) 喬治·奧威爾（1903—1950），英國小說家，以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場》（Animal Farm）和《1984》聞名於世，兩書均以蘇聯為批評對象。
(7)德·波伏娃（1908—1986），法國作家，哲學家。薩特的終身伴侶。以論文《第二性》聞名。曾來華訪問。
(8) 讓-保羅·薩特（1905—1980），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國際文化名人，法國存在主義倡導者。二戰後熱衷於政治運動。公開讚頌蘇聯。主張“用行動來承擔義務而不是言詞”。
(9)曼·雷，美國達達派和超現實主義攝影家、畫家、電影攝影師。
(10) OMGUS是“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U.S.”的縮寫，出現在公共汽車或大轎車上，英語不好的德國人就把它同OMNIBUS（公共汽車）一詞混淆了。
(11)富特文格勒（Welhelm Frutw?ngler，1886—1954），德國指揮家，以指揮貝多芬和瓦格納的作品聞名。
(12)巴登·符騰堡（Württemberg-Buden），1949年前應為符騰堡，在納粹時期直屬中央，二戰後被分割為美占區和法占區。1949年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將符騰堡地區劃為三個州，巴登·符騰堡為其中之一，至1952年才將這三個州合而為一，稱巴登-符騰堡州。此處作者所指為符騰堡。
(13) 此處的“黨員”應為德國國家社會黨，即納粹黨的黨員。納粹（Nazi）為德文的“國家社會”的縮寫。
(14)霍爾斯特·韋塞爾（Horst Wessel，1907—1930），1926年入納粹黨，1930年被政敵打死。戈培爾封他為烈士，是納粹運動的殉道者。《霍爾斯特·韋塞爾之歌》的歌詞作者，這首歌被納粹德國用為國歌。
(15) “女爵士”，即Dame，英國專用。在英國，隻有被授予爵位的女人名字前麵才能帶有Dame的稱號。
(16) “搶戲”，原文為upstage，指一個演員在舞台上向後部移動，讓同台的演員不能麵對觀眾，有占上風和出風頭的意思。
(17)拜羅伊特（Bayreuth），德國西部城市，作曲家瓦格納晚年站在極端國家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立場，定居於此，李斯特也葬於此。每年7—8月在此舉行音樂節，二戰期間中斷。
(18) 威廉·多諾萬（1883—1959），律師出身，一戰時在法國服役，後回到司法界服務。1942年6月出任新成立的戰略情報局（OSS）局長，但拒絕在中情局任職。
(19)《奧爾甫斯》（Orpheus），又譯“俄耳甫斯”，是德國歌劇作曲家克裏斯托弗·格魯克（Christoph Gulak，1714—1787）為歌頌希臘傳說中的英雄奧爾甫斯而創作的歌劇，傳說奧爾甫斯具有非凡的音樂天賦。
(20) 《葉甫蓋尼·奧涅金》（Eugéne Ornegin），原為普希金的韻文小說，後改編為歌劇，柴可夫斯基作曲。
(21)《利哥萊托》（Rigoletto），原為雨果的戲劇《給國王取樂的人》，後改編為歌劇，威爾第作曲。此劇更為人所熟知的譯名為《弄臣》。
(22) 佳吉列夫，可能指俄羅斯藝術的促進者佳吉列夫（Sergey Dyagilev，1872—1929），藝術修養全麵，是一個不斷探索的理想主義者。
(23)約翰·斯坦貝克（1902—1968），美國作家，《憤怒的葡萄》為其代表作。反映大蕭條時期的苦難，對流離失所的農業工人寄予極大同情。196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24)《彼爾·英特》，諷刺一個名叫彼爾·英特的、沒有原則、性格柔弱、滿足於為自己而生存的人。《魔鬼的信徒》，寫一個清教徒家庭的逆子後來轉變為殉道者。《亞伯·林肯在伊林諾伊》，主人公是一個決定起來進行戰鬥的和平主義者。這些劇目是經過精心選擇、貫徹“陶冶精神”原則的。
(25) 這段文字中提及一係列劇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表明美國為在歐洲進行文化宣傳費盡心思，指導思想明確，且十分專業。這裏僅對這些作家和作品作簡單注釋： 阿裏斯托芬（約公元前450—前380年），古希臘劇作家，和平主義者，反對黷武政治。謝裏夫（1896—1975），英國劇作家，《旅程的終點》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側麵，具反戰傾向。 桑頓·懷爾德（1897—1975），美國作家。《千鈞一發》中以同一角色出現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手法說明人類經驗曆久如新，告誡人們重視曆史教訓。 約翰·赫西（1919年生），美國記者、作家，其作品以人類生存為主題，突出表現了與法西斯主義相對的人文主義思想。 博馬舍（1732—1799），法國喜劇家，其名著《塞爾維亞理發師》和《費加羅的婚禮》都富有平民主義思想，反對等級製度。 洪堡和克萊斯特均為德國劇作家，其作品宣揚民族主義。 漢姆生（1859—1952），挪威戲劇大師，192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挪威在二戰中被德國占領後，他支持納粹，戰後以叛國罪被判刑，因其年邁而免刑。
(26)迪斯雷裏（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政治家，也是小說家，保守主義者，曾任英國財政大臣並兩度任首相。
(27)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1892—1971），他本著自己的信仰從事政治運動，參加過社會黨、反共的左翼民主黨和自由黨。二戰後對美國外交決策有著重大影響，強烈支持冷戰，以抵製蘇聯在歐洲的擴張。
(28)此書的英文書名為“The Yogi and Commissar”。Commissar一詞既有軍隊中的政治委員的意思，也是蘇聯政府中早期相當於部長的人民委員。這裏姑取後者之意。
(29) 包豪斯學校是1919年至1933年設於德國的設計學校，其校名包豪斯（Bauhaus）是德文“房屋建造”（hausbau）的顛倒形式。莫霍伊-納吉（Moholy-Nagy，Laszlo，1895—1946），匈牙利畫家和美術教育家，是包豪斯著名教師。1935年逃離德國，1937年在芝加哥建立新包豪斯學校，後改名伊利諾伊理工學院設計學院。
(30) 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創辦於1937年，總部在紐約，陳列古根海姆收藏的現代藝術品。
(31)拜占庭（Byzantium），指東羅馬帝國時代的拜占庭帝國。拜占庭曾為多民族的強大帝國，其文明對歐、亞均有重大影響。
(32) 埃勒裏·奎因（Ellery Queen），兩個美國表兄弟（Frederic Danny和Manfred Lee）偵探小說家的合用筆名，其著名探案小說有《希臘棺材之謎》《羅馬帽子之謎》等。
(33) 十二音音樂（twelve-tone music），一種新調性體係音樂，一般認為其創始人是作曲家勳伯格。他於1912—1922年探索這種新作曲法以取代舊的調性基礎。
(34)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5），美國詩人、評論家，曾就讀於南方田納西州的範德比爾特大學，並留校任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南方文藝複興的重要理論家，屬於“新批判派”中的重農派。他創辦了在美國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凱尼恩評論》。作者在此提到他的名字，似以他作為有才華卻無方向的青年知識分子代表。
(35) “天降大任”，原文為manifest destiny，史學上稱“命定擴張論”，是為美國19世紀對外擴張辯解的唯心史觀。
(36)喬治·坎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生），英國外交家和曆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出身，進入外交界，後入柏林大學攻俄羅斯思想史，數度在蘇聯工作，主張對蘇進行遏製。1952年出任駐蘇大使，次年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回國。
(37)依地語（Yiddiah），也譯為意第緒語，是一種德語、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混合起來的語言，人稱猶太國際語，通行於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之間。
(38) 《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Partisan一詞既有黨派、幫派主義，又有遊擊隊員的意思。
(39)邊境小鎮，指19世紀美國待開發地區。在白人向西擴張的過程中，在這類地區常遇印第安人抵抗，衝突不斷。
(40) 這裏作者繼續將柏林比作美國邊境小鎮，那裏維持地方治安的是佩槍的治安官（sheriff），民選產生，是實際的鎮長。
(41) 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中貪婪的放高利貸者。
(42)讓·科克托（1889—1963），法國天才藝術家，多才多藝，兼擅詩歌、小說、戲劇、電影、小品文、芭蕾舞劇和繪畫，生前受到不同評價，毀譽參半。比利時、法國和英國都曾授予他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