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具優雅的屍體
有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無論過去還是未來
都是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T. S. 艾略特(1)：《焚毀的諾頓》
歐洲在戰後一個嚴寒的黎明醒來。1947年的冬天是氣候最惡劣的季節。從1月到3月，一股冷風橫掃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英國。聖特羅佩降了大雪，狂風呼嘯，積雪如山，交通斷絕，浮冰堵塞了泰晤士河口；運載著食品給養的火車轉眼之間就凍在鐵軌上；駛往巴黎的運煤船被冰塊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哲學家艾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2) 對這座城市之寒冷“膽戰心驚”，他寫道：“空曠、寥無人跡，就像一具優雅的屍體。”
整個歐洲，供水係統、下水道排汙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設施癱瘓；食物供應日減，煤的儲備不斷減少，因為煤礦工人要費很大力氣才能開動被凍得結結實實的風鑽，冰雪稍微融化緊接著又凍結起來，厚厚的冰層封死了運河和道路。英國的失業人口在兩個月之內增加了100萬。政府和工業都在冰雪中停止運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凍僵：400萬頭羊、3萬頭牛凍餓而死。
在柏林，後來擔任西德總理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3)發現這座城市“麵臨新的恐怖”，似乎預兆著全歐洲的崩潰。嚴寒就像“一頭狂怒的野獸，向人類襲來，把他們都趕回家去閉門不出。但是他們發現家也並不是安全的避難之所。窗戶沒有玻璃，他們不得不用板條和灰泥板釘在窗戶上。牆壁和天花板也是千瘡百孔，人們隻好用紙和破布來封堵那些洞孔和縫隙。他們把公園裏的木椅劈成木條拿回家來取暖……成百上千的老人和病人凍死在**。”1作為應急措施，每戶德國家庭分配到一棵樹作為取暖之用。1946年初，鐵爾加滕公園裏的樹木已被砍伐光了，留下一片樹樁，公園裏的雕塑矗立在光禿禿的冰凍泥地上；到了1947年的冬天已經不得不砍伐著名的格倫沃爾德的樹林了。大雪雖然覆蓋了這座被炸成廢墟的城市，卻掩蓋不住希特勒對德國的狂人癡夢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柏林就像變成廢墟的迦太基(4) 一樣，成為一座死氣沉沉、寒冷刺骨、陰森可怖的城市，已經被打敗、征服和占領了。
惡劣的天氣無情地宣告冷戰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地進入了雅爾塔協定之後的歐洲新地理格局。領土的疆界多邊化，人口結構分裂。駐法國、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盟國占領政府不得不費盡心思來應付多達1300萬離開故土、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盟國人員紛紛湧入被占區，人數大大膨脹，使問題更加嚴重。越來越多的人被迫離開家園，加入了已經居住在公共建築物的廳堂裏、火車站、地下掩體和已被炸毀的市區的人群之中。克拉麗莎·丘吉爾（Clarissa Churchill）曾作為英國軍事管製委員會的客人前來柏林訪問，“在居住地點和物質供給上都受到了照顧，使我免遭當時的騷亂和苦難的影響。我被安置在前納粹人員的住房裏，可以在溫暖的臥室裏踱步，撫摸著鑲有花邊的床單，瀏覽前主人留在書架上的書籍，這樣的經曆使我感到征服者一絲淡淡的、溫暖的喜悅；但是在我走過短短的一段街道，或者造訪一處德國人居住的沒有暖氣的公寓之後，這種喜悅的心情立刻就煙消雲散了。”2
勝利者確實有過一段春風得意的日子。1947年，一條美國卷煙在美國軍事基地隻需花50美分就能買到，而在黑市上卻要賣1800第三帝國馬克，按官方匯率折合180美元。按這一匯率，隻要用4條煙卷的錢就可以雇用一支德國樂隊來為晚會演奏助興，用24條香煙就能換來一輛1939年生產的奔馳汽車。青黴素和“白色證書”（證明持證者與納粹沒有牽連）是索價最高的東西。在這種經濟狀況下，來自愛荷達州的勞工階級出身的大兵在這裏可以過上現代沙皇般的生活。
在巴黎，維克多·羅斯柴爾德（Victor Rothschild）(5)中校作為拆除未爆炸炸彈專家的英國軍人，在解放日當天就來到了這座城市。他和家人在馬裏尼大道接收了一幢房子，這所房子原來是納粹人員征用的。他在這所房子裏款待年輕的情報官員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喝的是陳年香檳。男管家原本是為德國人服務的，據他說，一切都還保持著原樣。身為百萬富翁的情報官員約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征用了裏茲飯店，他在那裏接待過斯科特·菲茨傑拉爾德（Scott Fitzgerald）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窗好友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他還帶來了厄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一批解放者。為了這次招待客人，主人向飯店經理訂了50瓶馬丁尼雞尾酒。同大衛·布魯斯一樣，海明威也在美國戰時秘密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工作過。他那次就在裏茲飯店裏擁著他的威士忌酒瓶住下了，在微醺的狀態中接待了神經質的埃裏克·布萊爾（Eric Blar），即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6)，還有性格豪爽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7)和她的情人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tre）(8) 。那一天他喝得爛醉如泥，第二天，宿醉給他帶來有生以來最厲害的一次頭痛。
《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加情報官員A.J.“弗雷迪”·艾爾（“Freddie” Ayer），乘坐著由司機駕駛並配有軍用無線電的大型布加迪轎車招搖過市，一時成為巴黎人所共知的人物。亞瑟·凱斯特勒帶著他的情人瑪梅因·佩吉特（Mamaine Paget）和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一起用餐，喝伏特加酒，吃薄餅夾魚子醬和西伯利亞蛋白奶油甜點，喝得醉醺醺的。還是在巴黎，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蘇珊·瑪麗·艾爾索普（Susan Mary Alsop）在她“鋪滿奧布森地毯和備有美國名牌香皂的住宅裏”舉行一係列的社交聚會，但是當她跨出她家門檻，她就看到“人們麵容陰沉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們生活艱難。確實沒有食品，隻有那些花得起錢到黑市上去買東西的人能買到，即使是這些人也買不到多少。麵包房裏空空如也，即使是倫普利馬耶這樣的店家，櫥窗裏和茶室裏也隻能見到一塊用硬紙板做成的精致‘蛋糕’，或者一隻裝巧克力的空盒子，上麵還標有‘模型’字樣，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在巴黎市郊聖翁內區的鞋店櫥窗裏，炫耀地陳列著一雙鞋子，上麵標著‘真皮’或‘樣品’字樣，在這雙鞋的周圍擺放的則是一些粗糙醜陋的草製商品。在裏茲飯店門外我扔了一個煙蒂，這時一位穿著講究的老先生立即撲過去撿了起來。”3
大約也在這個時期，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的堂（表）兄弟、年輕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納勃科夫（Nicolas Nabokov）也在柏林的蘇聯占領區扔了一個煙蒂，“當我轉身往回走時，看見一個身影從黑暗處躍出，把我扔下的煙蒂撿了起來。”4當這個優等民族的人在垃圾堆裏尋覓煙蒂、柴火或食物時，元首的地下掩體的廢墟卻連一個標誌都沒有留下，柏林的居民此時也沒有心緒去關心這樣的事。倒是每逢星期六，在軍事占領政府工作的美國人手持電筒，在被炸毀的希特勒第三帝國政府大樓的地下室裏搜尋各種異國情調的物件：羅馬尼亞手槍，大卷大卷的半燒毀的貨幣，鐵十字勳章以及其他各種裝飾品。一名劫掠者找到了一些女士衣帽間，從那裏拿走了一些黃銅衣帽掛鉤，上麵鐫刻著納粹的老鷹標識和“德國製造”字樣。曾經是曼·雷（Man Ray）(9)的靈感源泉的時尚攝影家李·米勒（Lee Miller）在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浴室裏穿戴整齊，擺出照相的姿勢。
這種有趣的事情很快就成為過去。柏林被分割為4個占領區，整個城市則被蘇聯占領地所包圍，就像一隻烏鴉困在巢中似的。從此柏林成了“冷戰痛楚的象征”5。表麵上，4個占領國是在盟軍指揮部裏同心協力使德國去納粹化，並“重新為其確定發展方向”，實際上這4個大國是在慘淡的國際形勢下進行著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愛沙尼亞-俄羅斯血統的美國軍官邁克爾·喬斯爾森寫道：“我並不仇恨蘇聯人。說實話，那時我並不關心政治，所以我較容易同我認識的蘇聯軍官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6在蘇聯勢力範圍內建立了4個“友好”政府之後，蘇聯國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審判，集中營裏人滿為患，這4個“友好”政府之間的合作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到了1947年冬天，也就是美蘇兩國的軍人在易北河會師熱烈擁抱不到兩年的時間，擁抱就轉化為相互攻擊了。“直到蘇聯的政策明顯地表現出侵略性，蘇占區的暴行每天都見諸報端……蘇聯的宣傳也露骨地反對西方，這時才喚醒了我的政治良知。”7喬斯爾森對自己的轉變過程就是這樣說的。
美國軍事政府辦事處總部的縮寫是“OMGUS”(10) ，最初德國人都認為這個詞的意思是英語的“公共汽車”，因為美國人征用的雙層公共汽車車身兩側都印有OMGUS字樣。當OMGUS的軍官們不再監視其他三國的行動時，他們就坐在辦公桌前，桌上堆滿了到處散發的“個人情況調查表”，每個德國人在求職時都必須填寫這種表格，內容包括國籍、宗教信仰、有無犯罪記錄、教育程度、專業資格、就業和服務狀況、著述和演講、收入和資產、出國旅行經曆等等，其中當然還有政府歸屬和派別。把所有的德國人都過一遍篩子，不放過一絲一毫“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痕跡，確實是一項要命的案頭工作，常常令人心煩。即使是一個在第三帝國政府大樓裏清掃過道的勤雜工也不免要列入黑名單，但是希特勒時期的許多工業家、科學家、管理人員，甚至高級軍官卻悄悄地被留用。為了保證德國不致就此崩潰，真是想盡了辦法。
對於一名情報人員來說，無休止地填寫個人情況調查表絕對不是處理納粹政權遺留下來的複雜問題的好辦法，於是喬斯爾森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哲學家、當時為倫敦的軍事情報六處工作的斯圖爾特·漢普夏爾（Stuart Hampshire）回憶道：“當時我並不認識喬斯爾森，不過我聽說過此人。他在整個情報圈裏名氣很大。他是一個全才，不管什麽事他都能做成。確實是任何事都難不倒他。如果你想越過俄國邊界，這本來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喬斯爾森能幫你辦到。如果你想請一支交響樂隊，喬斯爾森也能幫你如願以償。”8
喬斯爾森能流利地說4國語言，而且不帶任何口音。他確實是美國占領軍軍官中的一筆寶貴財富。再說，他對柏林了如指掌。他於1908年出生在愛沙尼亞的塔爾圖，父親是一位猶太裔木材商。喬斯爾森於20世紀20年代初首次來到柏林，混跡於蘇聯十月革命後移居外國的巴爾幹僑民之中。他的親人被布爾什維克殺害，再要回到塔爾圖已不可能，這樣他就成了亞瑟·凱斯特勒稱之為“人渣”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員。這些人的生活在20世紀破碎了，他們不再為他們的故土所接受。喬斯爾森進了柏林大學，但他沒等拿到學位就離校到一家叫作金伯爾斯·薩克斯的百貨公司當了采購員，後來又成了這家公司派駐巴黎的代表。1936年他移民到美國，不久就加入了美國國籍。
喬斯爾森於1943年應征入伍，他的歐洲背景顯然使他成為諜報工作或從事心理戰的理想人選。他真的受命加入駐德國的心理戰處（PWD）的情報科。他成為由7人組成的審查小組的一員（這個小組的代號叫羅森堡小組，因為組長是艾伯特·G．羅森堡，即Albert G.Rosenberg上尉）。小組的任務是每周審訊數百名德國囚犯，目的是“盡快將堅定的納粹分子和非納粹分子加以甄別，將他們分開；甄別哪些人說了謊話，哪些人吐露了真情；哪些生來話多，哪些人天生守口如瓶。”9喬斯爾森於1946年去職，但他繼續留在柏林，在美國軍事政府中擔任文化官員，後來又在國務院和美國高級專員公署任公共事務官員。他的職責是審查德國新聞界、廣播和娛樂媒體人員的工作，所有這些被審查者在清除納粹分子的行動中全部停職接受審查。
在同一個處工作的還有尼古拉斯·納勃科夫。他是一個白俄，在1933年移居美國之前曾作為僑民居住在柏林。納勃科夫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能言善辯。此人以其自身的魅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和別人交上朋友（自然也就有不少妻子）。在20世紀20年代，他在柏林的公寓成了移民們文化生活的中心，匯聚了許多知識界人物，有作家、學者、藝術家、政客和新聞記者。在這個放逐在外的國際群體中就有邁克爾·喬斯爾森。在30年代中期，納勃科夫去了美國。他後來頗為謙遜地說，他在美國與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合作寫出了“第一部美國芭蕾舞劇《美滿姻緣》（Union Pacific）”。有一段時間，他與亨利·卡蒂埃-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兩人在紐約共有一間工作室，那時他們都是窮光蛋。後來納勃科夫寫道：“在卡蒂埃-布雷森看來，共產主義運動肩負曆史使命，是人類的未來……他的許多觀點我都是同意的，但是，盡管我眷戀我的祖國俄羅斯，我卻無法接受或讚同如此眾多的西歐和美國知識分子熱愛共產主義的態度。他們隻關注大蕭條開始後在歐洲興起的法西斯潮流，對俄國的共產主義現實卻熟視無睹，真是不可思議。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30年代中期的共產主義熱潮隻不過是一種瞬間即逝的時髦，而蘇聯的宣傳機器又十分巧妙地編造了一個有關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神話，這也助長了熱衷於共產主義的思潮。”10
1945年，納勃科夫同W.H.奧登（Auden）和J.K.加爾布雷思（Galbraith）一起加入了駐德國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部隊的風紀處，在那裏結識了從事心理戰的人員，結果他自己也在新聞管製處謀得了一個職位，與他的故交邁克爾·喬斯爾森成了同事。納勃科夫是作曲家，因而被分配在音樂科，他的任務是“利用心理和文化武器摧毀納粹主義，促進一種真誠地建設民主德國的願望”。11他的工作是“把納粹分子從音樂界驅逐出去，給那些我們認為‘清白的’德國人頒發許可證（即讓他們享有從事音樂專業的權利）”，“監控德國音樂會的節目，以確保這些節目不能變成宣揚國家主義的方式”。在一次聚會上，一位美國將軍介紹納勃科夫說：“他是內行，他會告訴德國人該怎麽做。”12
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成了意氣相投的夥伴，雖然有些出人意料，因為納勃科夫感情豐富，喜怒必形於色，而且不守紀律，總是遲到；喬斯爾森則含蓄，思想境界很高，做起事來一絲不苟。但是他們兩人同是流亡者，確實有著共同語言，而且兩人都仰慕美國這個新世界，相信隻有在這塊土地上，舊世界才能確保其未來。戰後的柏林極富刺激性，充滿著計謀和鬥爭，對他們兩人都有某種吸引力，因為這個地方為他們發揮創新才能和有所作為開辟了廣闊天地。納勃科夫後來寫道，他們兩人一起在搜尋納粹分子方麵“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音樂事業未來的發展保護了少數指揮家、鋼琴家、歌唱家和一些樂隊演奏家（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是理應受到保護的，其中有些人至今尚健在）。”13他們經常違反當時官方的旨意，在肅清納粹分子的工作中采取了務實的態度。他們認為，藝術家與其他人並無多少差別，過去在納粹的統治下，不能要求他們始終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一位同事後來是這樣解釋的：“喬斯爾森真心誠意地認為，在十分艱難的形勢下，對於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就不能按一時一事來加以判斷和評價。他懂得德國的納粹主義是一種複雜而矛盾的怪異現象。美國人不了解這一點，他們隻是半路上插進來指手畫腳。”14
1947年，指揮家威廉·富特文格勒(11)經曆了一場特殊的災難。盡管這位指揮家曾公開反對納粹當局將保羅·興德米特稱為變節分子，但是後來他還是與納粹當局達成了某種互利的和解和妥協，因而得以擔任普魯士州的議員及納粹當局任命的其他高級職務，同時在整個第三帝國時期繼續擔任柏林愛樂樂團和柏林國家歌劇院的指揮。到了1946年，也就是他的案子首次引起盟國管製委員會重視的一年半之後，這位指揮家在柏林舉行的藝術家特別法庭審判中受審，案子審理了兩天，結果判決卻含糊其詞。審理團對他的案卷研究了好幾個月，忽然喜從天降，盟國管製委員會為他洗清了罪名，這才使他1947年5月25日能在美國征用的泰坦尼亞宮指揮了柏林愛樂樂團的演出。在喬斯爾森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備忘錄，其中提到他在這個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局內人將其稱為富特文格勒的“突變”。他寫道：“富特文格勒逃過此難，免遭肅清納粹分子程序的羞辱，在處理這個案件中，我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其實富特文格勒從來就沒有加入過納粹黨。”15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他得到了納勃科夫的幫助，不過，多年之後他們兩個對此案的詳情都言辭含糊。1977年，納勃科夫曾問喬斯爾森：“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富特文格勒是大約哪一天跑到了東柏林舉行了一次記者會，在會上揚言說，如果我們不立即還他一個清白，他就去莫斯科？我記得把他從蘇占區弄出來，到了我住的地方，這件事好像同你還有關係，是不是這樣？我記得麥克盧爾（McClure）將軍當時對富特文格勒的行為有點生氣……”16
一位美國官員發現富特文格勒這樣的人物一個個地被宣布為清白無辜而感到十分憤慨。1947年4月，巴登·符騰堡(12)的美國軍政府主管戲劇和音樂的負責人紐厄爾·詹金斯（Newell Jenkins）憤怒地要求解釋清楚，“許多音樂界知名的納粹分子至今仍極為活躍，究竟是怎麽回事”。同富特文格勒一樣，赫伯特·卡拉揚（Herbert Karajan）和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Elizabeth Schwartzkopf）也被盟國管製委員會宣布為清白無辜，雖然在他們的履曆中不乏可疑之處。在卡拉揚一案中，他的經曆曖昧確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在1933年就是黨員(13) ，從來都毫不猶豫地在音樂會演奏納粹鍾愛的《霍爾斯特·韋塞爾之歌》(14)。他的敵人稱他為“黨衛軍上校馮卡拉揚”。但是，盡管他擁護納粹政權，他還是以柏林愛樂樂團無可爭辯的“國王”身份複出。柏林愛樂樂團在戰後的年代裏被樹立為反對蘇聯極權主義象征性的堡壘。17
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曾為東部前線的黨衛軍舉行音樂會，在戈培爾主持的宣傳性電影中扮演角色，被戈培爾列入“上帝賜福”的藝術家行列。她的德國國家社會黨黨員編號是7548960。為她伴奏的半猶太血統的彼得·蓋爾霍恩（Peter Gellhorn）問道：“一個麵包師傅如果不喜歡政府，是不是就應該不再做麵包了？”顯然不可能是這樣的。話雖如此，這個人在30年代還是逃離了德國。盡管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有這樣的經曆，盟國管製委員會同樣宣布她是清白的，此後她聲名鵲起，在職業生涯中扶搖直上。大英帝國授予她“女爵士”(15) 的稱號。
藝術家在他們一生中的某個時期卷入政治之中，他們對此應該如何作出交代，這個問題無法通過一項容易出錯的肅清納粹分子的計劃就能解決。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對這樣一項計劃的局限性是一清二楚的。鑒於此，他們不按程序辦事，應該是符合人道主義的，甚至可以說是勇敢的行動。但是同時他們又是道德混亂的受害者：為了反共之需，就要有一個把人們動員起來的振奮點，這就必須肅清那些涉嫌服務於納粹政權的分子。這一任務緊迫而秘密，其結果是凡可用來反對共產主義卻又有親法西斯嫌疑的人都獲得了寬容，前提是他們必須能夠揮舞大棒，擊向蘇聯。1977年納勃科夫致喬斯爾森函表明，當時他們實在是不得不把富特文格勒從蘇聯人手中奪過來（蘇聯人已經與他接觸，並答應接納他），而富特文格勒本人也在利用美蘇雙方的較量。1947年5月他在泰坦尼亞宮露麵顯然表明在“爭奪柏林愛樂樂團的鬥爭”中，盟國決不讓蘇聯人“搶戲”(16) 。1949年，在美國讚助的文化計劃中，有一批德國藝術家獲準出國訪問，其中就有富特文格勒。1951年恢複舉辦拜羅伊特音樂節(17)，由富特文格勒擔任指揮，盡管官方禁止演奏瓦格納的作品（出於反“國家主義”的原因），這個音樂節的主辦權還是交還給了瓦格納家族。
威廉·多諾萬（William J. Donovan）(18) ，美國戰時情報機關的首腦，曾講過一句名言：“如果斯大林願意幫助我們打敗希特勒，我就願意雇用他，給他發工資。”18現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德國人顯然“已經成了我們的新朋友，而救星俄國人卻成了敵人”。在亞瑟·米勒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可鄙的事。在我看來，在此後的年代裏，把善惡標誌從一個國家身上撕下來，貼到另一個國家身上，道德這個概念已被從世界上抹去了，哪怕這僅僅是理論上的道德。上個月還是朋友，這個月卻突然成為敵人，這還有什麽善惡是非標準可言？在希特勒死後的8—10年間，世界上各國分化改組，重結同盟，這期間對道德這個概念采取了一種虛無主義的、甚至是一種無聊的玩笑態度，這已成為國際文化的標誌。”19
當然，反對蘇聯是有著充分理由的，因為它正從寒冷的天氣中以極快的速度步步逼近。1月份在波蘭，共產黨人上台執政；在意大利和法國，傳言共產黨人要發動政變。蘇聯的戰略家們利用戰後歐洲普遍的不穩定局麵，抓緊時機向西推進。斯大林政權幹勁十足，而且富於計謀。這個政權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和頑強精神，以及其豐富的想象力，都是西方各國政府難以望其項背的。蘇聯部署了一支以非常規武器裝備起來的部隊，滲入歐洲人的意識，軟化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倒向蘇聯。蘇聯開辟了廣泛的戰線，有些是新的，有些則是威利·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克裏姆林宮戰前秘密宣戰的高手）1940年去世後中斷現在又恢複起來的。工會、婦女運動、青年組織、文化機構、新聞出版界等等都成為他們進攻的對象。
蘇聯在利用文化作為政治攻心戰的工具方麵可謂行家裏手。在冷戰開始後的最初幾年裏，他們把文化作為政治工具的主要形式，曾在這方麵做過不少工作。由於蘇聯缺乏美國那樣的雄厚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它又不具備核力量，於是斯大林政權就集中力量，要在“爭取人心”的鬥爭中打一個勝仗。盡管美國在新政時期在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進行國際文化戰方麵卻毫無經驗。早在1945年，一位情報官員就預見到這種非常規的戰術，而蘇聯現在正在采用這種戰術。這位情報官員曾給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寫過一份報告，其中有這樣的話：“在國際上施加壓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戰的方式’。原子彈的發明使兩者之間的平衡狀態發生變化，重點將有所轉移。我們應該預見到‘和平方式’的分量顯然將會加重。我們的敵人將更加放手地進行攻心戰，對我們進行顛覆、破壞和施加……壓力，而我們也隻好甘心地承受他們的侮辱。我們極力想避免戰爭悲劇重演，所以我們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戰爭爆發之前瓦解敵人意誌的時期、在戰爭已經爆發的時期以及戰後控製局勢的時期，‘和平方式’都變得越來越重要了。”20
這份報告極富預見性。它為冷戰下了一個定義：冷戰就是心理戰，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敵，也就是用宣傳的武器來瓦解敵方的立場。在柏林發軔的幾次出擊就充分表明，行動的武器就是文化。文化冷戰已在進行中了。
在冷戰中，文化墮落了，這種文化生活是經過精心喬裝打扮而墮落的。正是這種文化被各占領國用來爭個高下，以求在宣傳上得分。早在1945年，“當廢墟的周圍還散發著腐爛屍體的臭味時，俄國人即以格魯克的《奧爾甫斯》(19)為蘇聯國家大劇院揭開了帷幕。身材粗短健壯的俄國校官們，頭發用頭油梳理得平整光亮，帶著躊躇滿誌的微笑，在燈光輝煌、豪華壯觀的將軍宮裏，同美國軍事人員一起欣賞《葉甫蓋尼·奧涅金》(20) 的演出，或與他們一起欣賞《利歌萊托》(21)，不過此劇顯然已被賦予反法西斯的新解。演出場所裏音樂與勳章齊鳴。”21
喬斯爾森最初接受的任務之一，就是去找到德國國家歌劇院（德國歌劇院演出公司，這是唯一能與俄國國家歌劇院一爭高下的歌劇院）的幾千套演出服裝。這些服裝被納粹分子完好地保存在柏林市郊美國占領區內一個鹽礦下麵。這是一個陰雨淒苦的日子。喬斯爾森同納勃科夫一道出發去尋找這些演出服裝。在他們趕回柏林的路上，喬斯爾森的吉普車走在納勃科夫征用的奔馳轎車前麵，在高速行駛中撞上了蘇聯人設置的路障。喬斯爾森昏迷不醒，身上多處創傷，被送到俄國人的軍醫院急救。幾個蘇聯女軍醫為他縫合了傷口。當他稍稍好轉之後，就被送回他在美占區的營舍，他在那裏與一個名叫彼得·範艾克（Peter van Eyck）的渴望成名的演員住在一起。如果那天沒有蘇聯軍醫為他治療護理，喬斯爾森可能活不到今天，當然也不會成為佳吉列夫(22) 式的美國反蘇文化宣傳運動的人物。蘇聯人救活的這個人，在後來的20年中要做許多事情來破壞他們在文化上稱霸的意圖。
1947年，蘇聯設在柏林菩提樹下（Unter den Linden）大街的文化會堂隆重揭幕，這無異於發射了另一枚重磅炸彈。這一別開生麵的舉措使一位英國文化事務官員驚歎不已，他帶著豔羨的口氣報告說，“這個機構超過了其他盟國所做的一切，我們這一點小小的作為與之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它裝飾豪華，家具質地優良，不少是屬於古玩級的，每個房間滿鋪地毯，燈光異彩繽紛，室內溫度達到讓人感到熱的程度，一切都是新油漆的……俄國人幾乎征用了一切他們想擁有的東西……裏麵設有酒吧和吸煙室……真叫人流連忘返。厚軟的地毯，枝形水晶吊燈，其奢豪不亞於瑞士人開的裏茲大飯店……（這真是一個）精美絕倫的文化機構。它麵向廣大群眾開放，打破了這裏許多人認為俄國人不文明的觀念。對於我們來說，蘇聯人新近大膽的創舉確實令我們感到沮喪——我們的貢獻實在太微不足道了，隻有一個新聞中心，幾間閱覽室，就是這些閱覽室也因為缺煤而行將關閉！……我們應當振作起來，采取同樣大膽的行動，把英國的成就也在柏林展示出來。”22
正當英國人辦的閱覽室缺煤取暖時，美國已經鼓起勇氣開辦了“美國會堂”，向蘇聯人發起反擊了。作為一個“美國文化據點”，這個機構在寒冷的氣候中提供了舒適的閱覽室，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報告會和藝術展覽，“一切活動的首要重點就是宣傳美國”。教育與文化關係處主任向美國會堂的工作人員發表了一篇題為《走出瓦礫》的演講，強調他們肩負著曆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榮來擔當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戰性的使命。你們被挑選出來，來改變這個被打敗、被征服、被占領的德國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這條艱難的道路上滿布陷阱，為此你們應當感到光榮。”但是他又提到，“盡管美國在文化領域已經做出了偉大貢獻，但是德國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卻並不都了解這一點。我們的文化被認為是物質主義，人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評論，說‘我們擁有的是技術，是思想，而你們擁有的隻是金錢。’”23
美國這個國家，普遍被認為是一片文化荒漠，美國人則是一批嚼口香糖，開雪佛蘭車，被杜邦包裝起來的市儈。這主要是俄國人宣傳的結果。美國會堂做了許多工作來扭轉人們對美國持有的固有負麵觀點。一位美國會堂熱心的管理人員寫道：“毫無疑問，從美國運來的印刷品……給德國某些圈子裏的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代這樣的人群一直以為美國在文化上是落後的，他們隻看到一些局部，就此否定了整體。”一些曆史造成的“有關美國文化落後的陳詞濫調”，通過“讀好書計劃”已經沒有市場了，這些圈子裏的人曾經相信過這類誣蔑之詞，據說，這些人已經“悄悄地表示美國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
有些先入為主的看法則較難消除。一位在美國會堂演講的人談到“今天黑人在美國的地位”，聽講者向他提出了問題，“其中有些就不是善意的”。演講者與提問者進行了交鋒。提問者可能是共產黨人，也可能並不是共產黨人。幸虧組織者在講演後安排了“黑人演唱四重唱節目。這些黑人在會堂正常關門時間之後還唱了很久。當時的氣氛如此融洽，以致後來決定邀請這個黑人演唱組再舉行一次演出”。25美國存在的種族問題是蘇聯可資利用的一個大題目，這個問題使許多歐洲人懷疑美國是否真能實現它將給世界帶來民主的許諾。由此推斷，把非洲裔的美國人出口到歐洲，讓他們在那裏演出，可以化解這種具有破壞性的看法。1947年3月，美國軍事占領政府的一份報告透露了“讓美國頂級黑人歌唱家到德國舉行音樂會”的計劃，“瑪麗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或多蘿西·梅諾（Dorothy Maynor）在德國聽眾麵前亮相具有重大意義”。26推銷美國黑人藝術家成為美國冷戰鬥士們的緊急首要任務。
美國對蘇聯文化攻擊進行的反擊加快了步伐。當時，美國的成就一股腦地運往歐洲，在柏林展示出來。從美國最崇高的藝術院校如朱利亞德（Juilliard）、柯蒂斯（Curtis）、伊斯特曼（Eastman）和皮博迪（Peabody）請來了歌劇新秀。軍事占領政府接管了18個德國交響樂團，歌劇院也不少於此數。當時許多當地的作曲家遭禁，對美國作曲家的市場需求大大增加，派上了大用場。塞繆爾·巴伯（Samuel Barber）、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埃利奧特·卡特（Elliott Carter）、艾倫·考普蘭（Aaron Copland）、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賈恩·卡羅·米諾蒂（Gian Carlo Minotti）、弗吉爾·湯姆森（Virgil Thomson）以及其他許多美國作曲家的新作都由政府出資在歐洲舉行首演。
經與美國的大專院校的教師、劇作家和導演商議後，製定了龐大的戲劇演出計劃。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坦內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威廉·薩羅揚（William Saroyan）、克利福德·奧德茨（Clifford Odets）以及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23)的劇作都拿出來上演，天花板上還掛著冰柱的寒冷刺骨的劇院裏坐滿了熱情的觀眾。美國有關當局遵照席勒關於戲劇要“陶冶精神”的原則，設計了一個有針對性的精神教育劇目單。於是在“自由、民主”的主題下，上演了易卜生的《彼爾·英特》、蕭伯納的《魔鬼的信徒》和羅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的《亞伯·林肯在伊林諾伊》。(24)福斯特（Forster）、歌德（Goethe）、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的作品則是表現“信念的力量”。高爾基的《在底層》和弗蘭茲·格裏爾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金羊毛》（又譯為《美狄亞》）的教育意義則是為了宣揚“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戰爭與和平”的主題下，上演了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的《呂西斯特拉忒》，R.C.謝裏夫（Sherriff）的《旅程的終點》，桑頓·懷爾德的《千鈞一發》和約翰·赫西（John Hersey）的《給阿達諾鎮的鍾》。關於“腐敗與正義”的主題，有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博馬舍（Beaumarchais）的《費加羅的婚禮》以及易卜生的大部分劇作。其他主題還有“犯罪將自食其果”“道德、品味和舉止”“追求幸福”直到比較陰暗的主題“揭露納粹主義”。“對於德國人目前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不相宜”的是一切鼓吹盲從和聽任命運擺布的劇作，因為這隻能導致毀滅和自我毀滅，比如希臘的經典劇作。列入黑名單的還有莎士比亞的《愷撒大帝》和《科裏奧拉努斯》（美化獨裁統治）、普林茲·馮·洪堡（Prinz Von Homburg）和克萊斯特（Kleist）的作品（宣揚沙文主義）、托爾斯泰的《行屍走肉》（對社會的正直批評會導致與世隔離）、所有漢姆生（Hamsun）的作品（露骨地宣揚納粹思想）以及所有投入納粹主義懷抱並為之服務的劇作家作品。2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