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好的宣傳就是要做得不像宣傳。

——理查德·克羅斯曼

在冷戰**中，美國政府投入巨資在西歐執行一次秘密的文化宣傳計劃，其目的就是“無中生有”。這項計劃是美國的情報間諜機構中央情報局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執行的。執行這項計劃的主體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自1950至1967年，負責人是中央情報局特工邁克爾·喬斯爾森（Michael Josselson）。該計劃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其持續時間也不可謂不長。在最輝煌的時候，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雇用員工數十人，出版二十多種名聲頗大的刊物，舉辦各種藝術展覽，擁有一家提供新聞紀錄片和故事片的服務公司，組織高水平的國際會議，並為音樂家和畫家頒獎，為他們提供公演和展覽的機會，以此作為對他們的鼓勵，其任務就是讓西歐的知識分子不再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轉而從思想傾向上接受有利於“美國方式”的觀點。中央情報局於1947年成立，就立即開始從極有影響力的社會力量中廣泛網羅人員，組成一支由各類人物構成的混合部隊，其中包括情報人員、政治戰略家、大公司和常春藤聯盟(1)各大學的校友，他們身負雙重任務，既為世界注射防疫針，以防感染共產主義，同時又為美國外交政策在海外獲得利益鋪平道路。結果是結成一張高度嚴密的大網，網絡中的成員與中央情報局合作，為推行其理念並肩戰鬥。這個理念就是世界需要美國和一個新的啟蒙時代，這個時代可稱為“美國世紀”。

中央情報局建立的這支隊伍，按亨利·基辛格的說法，是“一個為國家效忠的貴族階層，遵循的是超黨派原則”。這支隊伍是美國進行冷戰的秘密武器，廣泛地散布在文化領域之中。在戰後的歐洲，作家、詩人、藝術家、曆史學家、科學家、評論家，無論他們喜歡不喜歡，知情不知情，其中絕大多數人都多多少少與這一隱蔽事業有著某種聯係。美國間諜情報機構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一直以可觀的財力支持著西方高層文化領域，名義上是維護言論自由。這種做法在20年中一直沒有受到挑戰，人們也不知其內情，大家都認為這是為西方做好事。如果我們把冷戰界定為思想戰，那麽這支隊伍就儲備了一個龐大的文化武器庫，武器包括刊物、圖書、會議、研討會、美術展覽、音樂會、授獎等。

這支隊伍由各色人等構成，其中有一批原來的激進派知識分子，但是斯大林的極權主義粉碎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這批人是從30年代“粉紅色的十年”(2)走過來的。亞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哀歎稱，這是一場流產的精神革命，一次毫無結果的文藝複興，一種虛幻的曆史曙光。1這種幻滅感使他們獲得一種新的共識，一種對新秩序的肯定，並以此來取代以往那種日漸衰落的力量。持不同政見的激進知識分子有一種傳統，他們一直是以破解神話、質疑已形成製度的特權和打破掌權者的自鳴得意為己任的。但是這種傳統已經中斷了。這種狀況對於擁護美國的觀點自然是有利的。這個非共產主義的群體受到強大機構的鍾愛，在其金錢的支持下，就像幾年前的共產主義那樣，這群人（其實，其中許多人是同一批人）已經形成一種卡特爾(3) 式的西方知識分子聯合體了。

查利·西特林（Charlie Citrine）是索爾·貝洛（Saul Bellow）(4) 的《洪堡的禮物》中講故事的人物。書中他講過這樣一段話：“有那麽一個時期，生活失去了自我調節的能力，但生活又必須調節，於是知識分子就以此為己任。比如說，從馬基雅維利時代起，直到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這一調節生活的工程總是那樣宏偉壯觀，同時卻又可望而不可即，而且這還是一項帶有誤導性和災難性的工程。像洪堡這樣一個人，滿懷雄心壯誌，為人既精明又瘋狂，他因發現人類工程竟如此宏大並變幻莫測而感到興奮不已。他發現這樣一項偉大事業必須交給出類拔萃的人物來承擔，而他本人就是一個有資格掌握大權的人選。是啊，這有什麽不對呢？”2那些知識分子就是無數的洪堡式人物。他們一度被共產主義這個虛假的偶像所出賣。現在他們終於發現。有可能建立一個新魏瑪(5)，一個美國式的魏瑪。

現在，這批左翼人物應當由中央情報局把他們集合起來，從事他們原有的事業，看來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這批人受雇於中央情報局，與中央情報局有著真正的共同利益和信念，即使此時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不明底細，他們也已經加入了冷戰行列。美國傑出的自由派曆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寫道：“中央情報局這股勢力並不總是或通常是反動的、邪惡的。”3“根據我的親身體驗，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層在政治上是開明的，也是十分老練成熟的。”4他認為中央情報局是自由主義者的一個棲身之所。僅僅出於這種觀點就足以誘使一些人同它合作，至少對於這個機構懷有良好動機的神話是默認的。但是同時中央情報局又被視為美國進行冷戰的工具，一個對他國進行無情幹預、行為極不負責任的工具。這種壞名聲與上述觀點是很不協調的。1953年推翻伊朗總理莫薩德（Mossadegh），1954年顛覆危地馬拉的阿本茲（Arbenz）政府，1961年災難性的豬灣事件和1961年在越南執行臭名昭著的鳳凰計劃，這一切都是這個機構在幕後策劃的。同是這個機構，對成千上萬的美國公民進行監控；在國外對其他國家經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進行騷擾，策劃暗殺行動；在國會裏矢口否認進行過這類活動，而且在不斷抵賴的過程中使其撒謊的技巧越來越高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既然如此，那麽中央情報局通過什麽高明的手段，竟然使亞瑟·施萊辛格這樣思想境界頗高的知識分子也認為它是一艘滿載他們所鍾愛的自由主義的金船呢？

美國間諜機構的觸角觸及的範圍極廣，伸展到了西方盟國的各種文化事業之中。雖然從不承認，但實際上它是在支持範圍廣泛的創造性活動，把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工作當成一盤棋賽中的棋子擺放在棋盤上的各個位置，這已成為冷戰中最具爭議性的傳統手法之一。那個時期維護這一傳統的人辯解說，中央情報局將大量的財力投入其中並沒有附帶任何條件，不過關於這一點還有待認真地追究是否屬實。在美國和西歐的知識界，總有人認為中央情報局關切的確實隻是擴大文化的自由和民主。“我們隻不過是支持人們把原想表達的意思表達出來而已。”“空白支票”論者就是這樣辯解的。這種論點接著還說，如果從中央情報局的經費中受益的人對此毫不知情，而且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並不因為接受了中央情報局的資助而有所改變，那麽他們作為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其獨立性就並未因此而受到影響。

但是，有關冷戰的官方文件卻係統地否定了這種利他主義的神話。凡是接受中央情報局津貼的個人和機構，都被要求成為這場範圍廣泛的宣傳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宣傳運動中的一分子。在這裏， “宣傳”一詞的定義是，“任何以影響特定群體的思想和行動為目的的新聞、專題討論或有組織的努力和運動”5，均可稱為宣傳工作。這種努力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心理戰”。這裏，“心理戰”的定義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有計劃地利用宣傳或‘非戰’的活動來溝通思想、交流情況，以求影響外國群體的觀點、感情和行為，其目的是有助於國家達到其既定目標，”均可稱為心理戰。進一步又為“最有效的宣傳”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宣傳對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6這些定義在政府文件中隨處可見，白紙黑字，是無可爭辯的。這就是美國戰後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論。

顯然，中央情報局將其投入的資金加以偽裝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如果直言不諱，那麽他們的甜言蜜語和慷慨解囊就可能遭到拒絕。這種帶有欺騙性的做法又能帶來什麽樣的自由呢？在蘇聯的議事日程上，肯定沒有列入任何形式的自由這一項。在蘇聯，那些被送入集中營的作家和知識分子都像牛馬一般被套上籠頭，強迫他們為政權的利益服務。反對這種不自由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問題是采用什麽樣的手段。如果認為戰後的歐洲依靠自身內部的某種機製就能夠複興西方的民主原則，這種假設站得住嗎？或者認為隻要稱頌美國的自由主義就能實行民主，難道民主就如此簡單易行嗎？在思想的有機發展、自由爭論和自由交流的過程中，一個國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外來的秘密幹預？在他國秘密幹預下，那個國家的人民以為他們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動，實際上他們卻受到自己無法左右的力量的控製，這樣做是否有以假民主充當真民主的危險？

中央情報局介入文化界又引出了另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接受經濟上的援助會不會使知識分子提出自己觀點的過程遭到扭曲？在選擇哪些人可以受益時，是不是僅僅考慮他們所持的立場而置他們在學術上的優秀素質於不顧？亞瑟·凱斯特勒把知識界的會議和研討會譏諷為“國際學術界應召女郎的電話召喚網絡”，他的話真正的含義是什麽？一個人成為中央情報局的文化隊伍中的一員是否能保住並提高他的聲譽呢？在國際上擁有讀者，其實隻是一些二流角色，隻是一些曇花一現的宣傳家，他們的作品隻配堆在書店的地下室裏，這樣的作家和思想家究竟有多少？

1966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係列文章，揭露美國情報機構進行了範圍廣泛的私密行動。由於在報紙的頭版上刊載了許多策劃政變和政治暗殺（大部分因為手段笨拙而聲名狼藉）的故事，中央情報局的形象就成了一頭闖進國際政治這片矮小樹叢的離群野象，任何責任感都擋不住這頭野象橫衝直撞，在這些揭露“匕首加大氅”(6)的驚險故事中，也有一些文章詳細描述了美國政府如何依靠西方文化界的“婆羅門”(7) ，借他們的光從而使其行動也帶有一些文化色彩。

有這樣的說法，說知識分子之所以尚有活力，這都是美國政策製定者所賜，並不是源於他們自身的獨立性。這種說法引起了普遍的反感。知識界在冷戰**時期享有的精神權威現已喪失殆盡，而且還常受人揶揄。原來的那種“輿論一致性”正在分崩離析，其核心部分也難以幸存了。由於知識階層的分化瓦解，有關這個階層的議論也就莫衷一是、偏頗並不斷改調換轍，有時竟達到極其嚴重的程度。這都是因為來自右的或左的勢力為了自身的目的故意歪曲真實情況所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來導致事情敗露的原因是意味深長而意義重大的，但是當時的情形現在卻反而變得模糊起來了。由於美國過於熱衷地投入它在越南的反共產主義運動，把自己推到了社會崩潰的邊緣，接著又發生五角大樓秘密文件外泄和水門事件醜聞，與此相比，對於文化方麵的所作所為，無論是興頭十足還是義憤填膺，此時都已相形見絀了。

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寫道：“曆史就像一座建造得不好的音樂廳，裏麵總有一些聽不清音樂的死角。”7本書就是打算把這些死角記錄下來，通過這本書找到一些不同於官方音樂大師們演奏的曲調。這是一部秘而不宣的曆史，這部曆史信奉的是個人間關係的力量、“軟性”聯係和勾結、沙龍外交和閨房政治的重要性。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說過，曆史就是“官方杜撰出來的故事，據說任何曆史都是無數利害相關的方麵一致同意的，而每個有關方麵都煞費苦心來為自己建造讓人產生誤解的金字塔和紀念碑，以得出不真實的結論。”任何曆史，隻要是對那些“一致同意的事實”提出質疑，用茲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的話說，那就一定會被認為是某種褻瀆行為。不過這樣的曆史倒是不會助長個人崇拜和聖賢崇拜，因為它力圖符合曆史的真實。這樣的曆史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破除世界上的幻想”是一致的；它恰恰同偶像崇拜相對立而存在。這樣的曆史是為了求實而重新對真實性加以評估，而不是按照當前的利用價值拚湊出的圖像。

(1)常春藤聯盟（the Ivy League），指美國東北部一批著名大學，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和康奈爾大學。

(2)“粉紅色的十年”（The Pink Decade），指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中普遍的左傾。“粉紅色”有左傾政治觀點的意思，但不一定是共產黨員，也可譯為“左傾的十年”。

(3) 卡特爾（cartel），同業聯盟，原意為同業的企業聯合經營以避免相互競爭。

(4) 索爾·貝洛（1915—2005），美籍猶太作家的代表。《洪堡的禮物》出版於1975年，翌年獲普利策獎。作品的主人公同貝洛其他作品中的一樣，都是猶太知識分子，才華橫溢又幼稚可笑，既有遠見卓識，又荒謬絕倫。

(5)魏瑪（weimar），此處應指1918—1919年革命後建立的魏瑪共和國，即德意誌共和國。1919年2月，共和國國民議會在魏瑪召開，製定了憲法，根據新憲法建立的政府被認為是民主政府的象征。

(6)匕首加大氅（cloak-and-dagger），故事或電影中的間諜形象，用來指諸如暗殺之類的隱蔽陰謀和間諜活動。

(7) 婆羅門（brahmins），印度社會種姓製度中的最高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