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謝

本書的寫作是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我總是帶著我的累贅而又不起眼的行李——一大堆破爛紙箱四處奔波。我能夠帶回整整一個商隊的戰利品，都是因為有許多好心人幫助我，他們接待了我，為我提供資料，還讓我不受幹擾地工作。為此，我要感謝伊麗莎白·卡特賴特-希格尼特（Elizabeth Cartwright-Hignett）、弗蘭克·達貝爾（Frank Dabell）、尼克·休爾（Nick Hewer）、厄薩·基特（Eartha Kitt）、赫繆恩·拉布隆-約翰遜（Hermione Labron-Johnson）、克勞迪婭和馬塞洛·薩洛姆（Claudia and Mareello Salom）。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Ann Pasternak-Slater）和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不斷地鼓勵我，增強我的信心，對他們，我懷有特殊的感激之情。通過他們，我得以在紐約會見了本·索南伯格（Ben Sonnenberg），他既博學又熱情，我對他也是深懷感激。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為我寫了推薦信，並不吝為我那不夠嚴謹的初稿修改潤色，從而使之順利地獲得通過。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得到卡門·考利爾（Carmen Callil）的支持時雖然寫作已進入後期，但那時我信心不足，正是他的支持啟發了我，幫助我找回了已喪失的信心。傑伊·韋斯伯格對我的幫助無可估量，我作為一個電影史學家，在他麵前，無論在學術水平上還是知識麵的廣博上，我都自愧弗如。此外，我還要感謝那些成為此書合夥人的人們與我一道分擔了種種艱辛，他們都承受了，而且還不失幽默。他們是我這本書的編輯尼爾·貝爾頓（Neil Belton）、我的代理人費利西蒂·羅賓斯坦（Felicity Robinstein）、格蘭塔圖書公司（Granta Books）的全體工作人員、新出版社的傑裏米·巴格勒（Jeremy Bugler）、托尼·卡什（Tony Cash）、托尼·卡魯（Tony Carew）、勞倫斯·西馬諾維茨（Lawrence Simanowitz）和安德烈·希夫林、貝爾多克，萊文和霍夫曼公司（Beldock,Levine&Hoffman）的梅爾文·伍爾夫（Melvin Wulf）。我還要為麥當娜·本傑明（Madonna Benjamin）、佐薇·赫勒（Zo? Heller）、康拉德·羅伯（Conrad Roeber）、多米蒂拉·魯弗（Domitilla Ruffo）、羅傑·索納姆（Roger Thornam）和邁克爾·懷裏德（Michael Wylde）的友誼和耐心向他們表示感謝。如果沒有我的母親朱莉婭·斯托納（Julia Stonor）和我的兄弟亞曆山大·斯托納·桑德斯（Alexander Stonor Saunders），那麽我寫作以外的生活就走入絕境了。對於他們給予我的鼓勵，充滿愛心的支持，始終不渝地為我鼓勁，在此，我雖然不免感到羞愧，我還是要向他們致以最深切的感謝，並將此書獻給他們。

我開始研究文化冷戰時，原指望能夠大大受益於美國的新聞自由法。根據此法，原來許多政府密級文件解密向研究者開放，其結果之一就是對聯邦調查局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情況確實如此。但是有關中央情報局的文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最初請求利用中央情報局的文件是在1992年，我的請求至今尚未得到答複。後來我又提出申請，這次總算接受了，但是又提醒我，為我提供檔案資料的全部費用大約是3萬美元，緊接著，中央情報局的信息與保密協調員又告訴我，我的申請付諸實施的機會幾乎等於零。不過我也不必為此發愁。英國的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新聞自由法吹得天花亂墜，但是他們要想在這個領域裏獲得研究資料還要經受巨大的挑戰。總之，就中央情報局而言，申請的遭遇是悲慘的。好在私人收藏的文獻資料非常豐富，足以彌補這一缺憾。從曆史上看，美國曆屆行政當局一直是擴展到各種私有部門的，冷戰時期則尤其如此，當時參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既有政府各部門，也有某些混雜的臨時聯合組織，還有一些半官方的人物和機構。正是由於這種巴爾幹化(1) （即使涉及秘密或隱蔽行動也不例外）使我有可能詳盡地查閱有關各種行動的資料。對於那些有意在大海裏撈魚的人來說，美國全國各地的檔案館收藏的私人文件就是一個可供捕魚的遼闊海洋。

任何依賴大量檔案資料的研究工作，都需要許多檔案工作者和圖書館員的幫助，他們憑著專門知識，引導著研究人員走進其浩瀚的收藏之中，然後又領他們走出來。這些工作人員為我提供了無數的擱架，上麵堆著的就是曆史。這裏我要立刻補充一句：如果在資料的組織和結構中有什麽疏漏和缺陷，責任都在作者。對這種幫助和建議，我要感謝以下各單位的工作人員，他們是：紐約的塔米蒙特圖書館（Tamiment Library）、芝加哥的約瑟夫·裏根斯坦圖書館（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阿比林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圖書館、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哥倫比亞大學的巴特勒圖書館（Batler Library）、華盛頓的喬治·米尼中心（George Meany Center）、得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哈裏·蘭塞姆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和林登·貝恩斯·約翰遜圖書館、波士頓的約翰·F.肯尼迪圖書館和獨立城（Independence）的哈裏·林魯門圖書館。我還要向倫敦的公共檔案館、裏丁大學圖書館（Reading University Library）和倫敦圖書館的檔案員們致以謝忱。

許多人為這本書都願意接受我的采訪，對我不斷的訪問、電話、傳真和信件都表現出善解人意的耐心。所有接受采訪者的名字都列入了書後的“注釋和資料來源”部分，在此，我謹向他們表示感謝。其中我特別要提到的是戴安娜·喬斯爾森（Diana Josselson），她不吝為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她那令人歎服的記憶力，她堅定不移的支持（其中當然也不乏批評）和她私人收藏的照片都使本書作者從中獲益良多。

(1) 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指一個整體分裂為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團體，有“割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