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完成這本書花費了我五年時間，回想起這段歲月真是百感交集。由於某種不便說明的原因，我主要在每年春季和夏季的幾個月裏做檔案研究，這期間我要長時間封閉在冷光燈和恒溫空調構成的空間裏。在堪薩斯州的阿比林，當我從艾森豪威爾圖書館驅車趕回汽車旅館時，正好看到太陽從地平線上徐徐落下，映襯著旁邊座位上一堆搖搖晃晃的複印件——這就是我今天的收獲，全是寶藏（魔法器？）和隻有我能找到的運勢圖。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從哈裏·蘭塞姆人文學科研究中心(1)通往我在鬧市區的陰暗住所的立交橋上，塵土飛揚、車流不息的路邊，我是黃昏暮色中唯一步行的路人。在這家汽車旅館中，所有浴塞都被拔掉了，以防止有人在洗澡水裏接入吐司爐或其他電器而自殺。當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自殺，但是由於長期遠離塵世，有時確實能感到，從深遠時空中發出的對我事業的譴責。

也有心情愉快的時候，比如一張本來隻是匆匆一瞥就放下的紙片，忽然從中意外發現了什麽寶藏，讓我高興得直拍桌子。這些偶然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基礎研究比在線搜索更重要。如果說，當整個世界似乎都在享受戶外日光浴時，沉浸在滿桌子檔案資料中的我也能體會到什麽樂趣的話，那就是：在錯綜複雜的關係線索中不斷發現的樂趣。這些線索不會越來越疏離分散，或形成難解的死結，而是越來越緊密關聯，形成清晰的“證據鏈”。

隨之而來的是擔心。當我把成捆的文獻資料打包郵寄回家時（實在是太多了，無法隨身攜帶），我常常擔心它們誤入歧途。因為航空郵件太貴了，隻好選擇普通郵寄，這讓我總是比它們早幾個月到家。最終，每個包裹都按時送到了。這些資料越積越多，在我床底下的箱子裏保存了許多年，直到伯明翰大學美國和加拿大研究部的斯科特·盧卡斯（Scott Lucas）教授好心地同意取走它們。相比以前的情形，在他那裏翻檢這些資料要方便得多。

還有恐懼。但不是我母親感到的那種（她確信我會被中央情報局綁架，而我覺得他們應該還無暇顧及）。我的恐懼是害怕被操縱或玩弄而帶來的欺騙。有些欺騙是明目張膽的，以至於使人無法相信；另一些則易於理解。我采訪過的許多人都是職業的說服者，他們接受過（“必要的”“崇高的”“愛國的”或者其他的）說謊技術的訓練，因此對他們所謂的真話很難評估。除了類似愛國主義、保密協議和榮譽守則等常見的借口外，有些謊言和假象編造得很隨意：比如某某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在世界上處於什麽位置；某某人坐立不安；某某女士與總統有染，然後被謀殺了。還有無處不在的辦公室的飛短流長……但是，偶爾會遇到用心險惡的招數，貌似不經意的一個舉動就可能像火焰噴射器那樣一舉毀掉一個人的聲譽。

相反，那些因自己天性純真而輕信，且未經過任何正規培訓的人，通常是糟糕的說謊者。這種情況多嗎？我該讓誰擔任審查官？如何恰當地描述自己從未經曆過的這段曆史？如何理解戰後世界緊張而可怕的現實？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及其錯綜複雜、相互矛盾又相互影響的關係？

本書出版後，歐文·克裏斯托爾(2)寫信給我，認為我的“整個政治思想觀點”是“偽善的”。另一位通信者則欣喜地報告說：“沃爾特·拉奎爾(3)討厭（這本書）並懷疑它是由一位天主教神父寫的。”

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勝任這個角色。我讚同伏爾泰的主張，任何一個被定罪的人都應該獲得辯護(4) 。我信奉米蘭·昆德拉的“不確定性的智慧”(5) 是所有理性分析的準則。《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可以被描述為關於定罪的辯論（這可以區別於信仰、信念或價值觀），運用的是以一種定罪反駁另一種定罪的分析方法。在文化冷戰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這種拒絕偏袒任何一方的做法被貶義地認定為相對主義或中立主義。它不能為任何一方的立場或情感所容忍——蘇聯和美國都致力於破壞中立主義，而本書所關注的重點——西歐，也采取了非常相似的戰術。

本書並非是要在雙方之間找出一個道德上的平衡點。我不同意一些評論家對本書的看法，他們認為這本書對共產主義態度軟弱，低估了蘇聯及其衛星國在文化領域缺乏自由、長期高壓和令人沮喪的鉗製措施。肖斯塔科維奇應該感到沮喪嗎？他完全有理由沮喪。但是，當蘇聯藝術委員會要求製作一幅他的半身肖像時，委員會主席卻下令：“我們需要的是樂觀的肖斯塔科維奇。”（私下裏，作曲家對這種矛盾的說法感到慶幸。）我關注的是思想自由，而極權國家無法容忍肖斯塔科維奇對死亡的沉思和對虛妄願景的嘲諷。極權國家隻能有官方規範的正統思想（事實如此），不需要民主。從本質上說，民主對所有思想都是開放的，因此它也不可避免地會包含某種程度的極權思想。

對立意識形態的民主辯論，和由極權機構控製的民主辯論混雜在一起，但兩者是不同的。麥卡錫和那些為宣傳攻勢提供理論辯護的反共產主義者們，對這種區別視而不見。正如1994年休?特雷弗-羅珀(6) 接受我采訪時所說的那樣：“任何不支持我們說法的就是反對我們，我們要把任何一個明確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當盟友，並且必須把反對共產主義的程度和深度作為衡量人們政治美德的標準。那樣的話，希特勒豈不成了盟友。”“麥卡錫主義”打著民主的旗號，卻在運用極權主義的伎倆。如果說這是美國人良心上的汙點，那麽它是虔誠的還是高尚的?畢竟，美國沒有集中營。或者說，這是“次邪惡主義”的辯護。作為一種觀點，我認為它起源於艾賽亞·伯林所說的“反啟蒙”，即非理性的思想。為什麽一個民主國家會慶幸自己沒有集中營呢？

反事實的想象在冷戰時期大行其道。喬治·奧威爾的“雙重思想”概念（現在已是陳詞濫調，但在原著中非常貼切）揭示了理論家篡改事實的機製。(7)雙重思想即是“知道全部真實情況，卻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謊話……用邏輯來反邏輯，一邊表示擁護道德一邊又否定道德。”當然，這是奧威爾在向極權國家維護其自身利益的這種方式發出危險的警告。然而，正是這種“雙重思想”給我們帶來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它由支持和建立右翼獨裁政權的中情局讚助、管理（並最終解散）；正是這種“雙重思想”為一場名為“戰鬥的自由”的運動贏得了聲譽；正是這種“雙重思想”堅持為自由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使反共事業陷入了越南的叢林；正是這種“雙重思想”使亨利·基辛格贏得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促使湯姆·萊勒(8) 說他將從喜劇事業退休，因為他沒有辦法不去諷刺斯德哥爾摩的諾獎評審委員會）。

冷戰真正令人恐懼的，不在於對某一個商店櫥窗的曠日持久的爭論，而在於它製造了虛假的現實。《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想問的是，知識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造假，還不可思議地誇大它們。與其說這是一部思想史，不如說是知識分子的曆史，尤其是紐約知識分子的曆史，那些強大飽滿的男女組合，源源不斷地投身到文化冷戰的最前線。他們在意識形態和文學辯論的溫室中，培育出許多重要的作品（如丹尼爾·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大衛·裏斯曼的《孤獨的人群》，僅舉幾例）。起初，他們的觀點僅出現在不起眼的《黨派評論》《評論》和其他“小雜誌”上。然後，作為中情局組建的文化聯盟的一部分（不管其知情與否），他們突然間吸引了國際觀眾。

這些冷酷的鬥士，無法擺脫極端不滿的習慣（和知識分子的風格），不願意超越這個身份，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的崩潰而變得成熟起來。與他們見麵總有一種令人興奮的經曆，但有時也會令人生厭。他們爭執的對象已不複存在，到了老年，他們因為失去這個對手而更加沮喪。現在，他們在馬鞍上吱吱作響，將生鏽的長矛對準了新的目標——婦女運動、新左派、黑人權力、單身母親、移民、以及奏國歌時未能站起來的人。這種“解放”的浪潮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自由，他們對此感到崩潰而束手無策。我記得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裏，科德·邁耶(9)嚼著（我用最後幾美元買來的）菲力牛排，停下來隻是為了吐出一句尖刻的話，說，多元文化主義的唯一成就，是讓人找不到一個會說地道英語的侍者。幾天後，歐文·克裏斯托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食堂提供的“乏味的”菜單——“墨西哥周”向我道歉，然後特意點了一份漢堡包。

“民主”已經變得過於民主了，它不再聽從智者的建議。新一代不需要智者。他們在世界中爭吵，迷失了自己。當我想到他們時，就想起了格特魯德·斯坦因(10) 的評論：“美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因為它是第一個進入20世紀的國家。”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也有它自己的冒險經曆。1999年在英國出版，當時開播了一個時事廣播節目，來賓是著名的大律師亨利·基辛格和我。我因為緊張而變得沉默，竟為基辛格的指甲所吸引，發現這些指甲被咬得好快啊。他中途離開演播室，顯然對轟炸柬埔寨和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是非法的說法感到不滿。在美國，本書在最後的定稿階段被原出版商拒絕了，他們認為我沒有充分重視“美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和“中情局等是站在天使一邊”的觀點。因此，本書最終未能被自由出版社（又一個矛盾的修辭？）所接受，而是在新出版社（New Press）的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出版。在羅馬的一次新書介紹會上，我被夾在兩個演講者中間，他們非常生氣，相互衝來撞去。幸好，在我的襯衫領子被撕破之前，出版商進行了幹預。2007年在倫敦的一次招待會上，我被介紹給時任英國首相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他說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了本書，他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文化戰是一件好事。讀者們會明白，那不是我最驕傲的時刻。我不喜歡本書可能被某個政府（或任何政府）用來作為“軟實力”行為的指導手冊。但是，正如有人曾經說過的那樣，最具諷刺意味的就是諷刺作家正生活在他的諷刺作品之中。

自從1999年以英文首次出版以來，《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曾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保加利亞文、中文、葡萄牙文、希臘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目前正在準備俄文版。我衷心感謝所有的編輯和翻譯，他們促成了本書的出版。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 2013年4月於倫敦 （管永前 譯）

(1)哈裏·蘭塞姆人文學科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個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專門收集與美國、拉丁美洲和歐洲的文學和文化藝術相關的檔案、書籍和文物。 本書頁下注均為譯者注，在行文中表示為(1)(2)(3)…… 。原作者注一律排在書後，在行文中以123……表示。

(2)歐文·克裏斯托爾（Irving Kristol，1920—2009），美國共和黨人，著名學者、編輯、出版人，新保守主義教父。

(3)沃爾特·拉奎爾（Walter Laqueur，1921—2018），美國曆史學家、新聞記者和政治評論家，他在恐怖主義和政治暴力問題研究方麵是有影響力的學者。

(4) 伏爾泰曾為許多被定罪的無辜者辯護，最著名的是為已被處死的卡拉斯的辯護。參見伏爾泰著《論寬容》。

(5) 出自米蘭·昆德拉《受到詆毀的塞萬提斯遺產》一文，其上下文是：“塞萬提斯認為世界是曖昧的，需要麵對的不是一個唯一的、絕對的真理，而是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相對真理……所以人所擁有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智慧。”

(6) 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英國曆史學家，以研究希特勒成名，後因1983年誤證偽造的《希特勒日記》而名譽掃地。

(7)雙重思想（doublethink），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創造的名詞，下麵的引文即出自這部小說。

(8) 湯姆·萊勒（Tom Lehrer，1928年生），美國幽默歌手、諷刺作家和數學家。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麻省理工大學講授數學和音樂劇。

(9)科德·邁耶（Cord Meyer，1920—2001），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海軍陸戰隊軍官，期間受傷並整容，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裏他領導了世界聯邦主義者聯合會。大約1949年開始在中央情報局工作，1977年退休。

(10) 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籍猶太作家、理論家和收藏家，對20世紀西方文學產生過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