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十字軍征討的理念
鬼魂告訴我的事真新鮮
原來我在開赴朝鮮；
到那裏去做什麽我不知道，
啊，美國人，要記牢
我們的理念是十字軍征討。
——羅伯特·洛厄爾，1952年
1950年6月23日深夜，亞瑟·凱斯特勒和他的妻子瑪梅因來到巴黎東站，乘夜車前往法蘭克福，再從那裏轉車去柏林。在他們尋找他們的車廂時，巧遇讓-保羅·薩特，他也是搭乘同一次列車，不過他是去參加另一個會議。這一次同往常不一樣，薩特是單身一人。凱斯特勒夫婦發現西蒙·德·波伏娃（他們給她取了個綽號叫“海狸”）沒有與薩特同行，感到如釋重負。他們一起吃了一頓自帶的晚餐，同他們一起吃飯的還有一名法國秘密警察為凱斯特勒派的保鏢，因為共產黨威脅說要暗殺他（共產黨的日報《人道報》甚至刊登一幅地圖，指明凱斯特勒在巴黎附近的海灣噴泉別墅所在地“綠色堤岸”，Verte Rive，以致派了保鏢）。雖然近幾年他們之間的友誼不斷惡化，但是這些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相互之間仍有著惺惺相惜的感情。當火車在夏天的夜色裏起動時，他們還能在一起開開玩笑。薩特和加繆一道公開表示不承認凱斯特勒的代表大會，而且拒絕參加。盡管如此，那天夜裏在火車上，當薩特承認他與波伏娃的友誼因為政治上摩擦的高溫已經蒸發殆盡，凱斯特勒還是為薩特感到難過。
在凱斯特勒登上火車的時候，美國的與會代表們正在登上橫跨大西洋的航班，這班飛機飛抵德國需要24個小時。雖然最近蘇聯對柏林的封鎖已經撤銷，還是隻能乘軍用飛機才能進入西柏林，這就是說代表們不得不在這次凱斯特勒後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空運”的最後一段航程中在法蘭克福換乘C-47軍用運輸飛機。在美國代表團中有詹姆斯·法雷爾，坦內西·威廉姆斯，演員羅伯特·蒙哥馬利（Robert Montgomary）、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大衛·利連撒爾（David Lilienthal），《新領袖》雜誌的編輯索爾·萊維塔斯，卡爾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匹茨堡郵報》的黑人編輯喬治·斯凱勒（George Schuyler）和黑人記者馬克斯·耶根（Max Yergan）。諾貝爾獎獲得者、遺傳學家赫爾曼·馬勒（Herman Muller）帶了一個奇特的箱子，裏麵裝著5000隻果蠅，作為禮物送給德國的科學家，他們的果蠅種係在戰爭期間丟失了。
小亞瑟·施萊辛格和悉尼·胡克同在波士頓啟程。胡克顯然因為覺得去柏林是多麽危險而興奮不已。施萊辛格回憶道：“不知他從哪裏得來的怪念頭，覺得共產黨會從四麵八方襲擊他。對於這一點他感到異常興奮。我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是這樣。他們以為他們是在開赴戰場。特別是那些從來沒有經曆過戰爭的人。”1胡克在沃爾多夫·埃斯托裏亞飯店首次嚐到短兵相接的滋味之後，現在正在摩拳擦掌準備參加一次正規的戰鬥。他大聲喊道：“給我1億美元和1000名具有獻身精神的人，我保證會在斯大林的王國裏，在群眾甚至在士兵中掀起一股民主的浪潮，這樣，斯大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隻能顧及他國內的問題了。”2現在他正飛往一個受共產黨人四麵圍困的城市，他幻想出這樣一幅景象：俄國人衝入城內，那時，在幾個小時內，“所有的代表都成為（東德憲兵的）階下囚了”。3
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在5月份就抵達柏林協助會議的籌備工作，與他同機抵達的還有他的妻子帕特裏夏·布萊克（Patricia Blake）。他們乘坐的是一架名叫“青年阿果西公司”的租賃飛機，這家公司是中央情報局利用的所謂中介機構之一。奇普·波倫催促納勃科夫盡早趕到柏林，因為有“一批藝術家既替蘇聯人也替納粹受過，他們來參加會尚有障礙。他希望納勃科夫為這批藝術家清除障礙。”4詹姆斯·伯納姆緊隨著納勃科夫也趕到了。他們與喬斯爾森、拉斯基、凱斯特勒、布朗和西洛尼會合，建立了會議的指揮機構，其總部就設在拉斯基的家裏。
在一次這批人的晚餐碰頭會上，西洛尼說，在戰爭期間，隻要他發現在他的抵抗運動中有英國或美國情報人員，他一律將其清除出去，因為他要憑自己的良心“打一場自己的戰爭”。5喬斯爾森、伯納姆和拉斯基對於他這番話有什麽感受，不得而知，隻能靠我們去想象了。他們都明白西洛尼現在參與這場戰爭恰恰是別人在那裏操控的，不過西洛尼本人也許並不清楚。在那個年代，人們純潔的理想都遭到**，而西洛尼的經曆恰恰構成了對這一時代的諷刺。在20世紀20年代，他為蘇聯人經營一個地下網絡，後來他就後悔了。從1928年到1930年，他曾與墨索裏尼的秘密情報間諜機構（OVRA）合作（當時這是一種痛苦的處境，因為他的同胞兄弟遭法西斯逮捕，在意大利的一所監獄裏苦度歲月，直至在獄中死去）。1930年4月，他寫信表示要斷絕與OVRA聯係人的關係，他解釋說他已經決心要在他的生活中“消除一切虛假、口是心非、曖昧不清和神秘的東西”6。1942年他寫道，“當今我們在精神上最重要的任務是要獲得精神的解放，從炮火、宣傳戰和新聞界的胡說八道中擺脫出來。”7戰爭期間流亡於瑞士時，西洛尼曾經是美國派駐歐洲的間諜頭目艾倫·杜勒斯的特情人員；1944年10月，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塞拉菲諾·羅莫奧蒂（Serafino Romualdi）被派往法瑞邊界，據說帶去由兩架飛機運送的武器和彈藥供法國抵抗運動使用。但是他真正的使命卻是經過特別安排的渠道秘密地將西洛尼送到意大利。現在，到了1950年，西洛尼又再次被卷入一個秘密的世界。為他辯解的人強調，西洛尼對於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幕後的主辦人是一無所知的。但是他的孀妻後來回憶說，他最初不願參加這次會議，因為他懷疑這是“美國國務院的一次行動”。凱斯特勒一直不太喜歡西洛尼這個人。會議開了幾天之後，凱斯特勒對一位朋友說他“一直對西洛尼是否誠實表示懷疑。現在我知道他是一個不誠實的人”。8
接受秘密經費的還有英國的代表們：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朱利安·艾默裏（Julian Amery）、A.J.艾爾、赫伯特·裏德（Herbert Read）、哈羅德·戴維斯（Harold Davis）、克裏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和彼得·德·門德爾鬆（Peter de Mendelssohn）。他們這次赴柏林是外交部通過情報研究局秘密資助的。來自法國的代表有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大衛·魯賽、裏米·魯瑞（Rémy Roure）、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克勞德·莫裏亞克（Claude Mauriac）、安德烈·馬爾羅、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喬治·奧爾特曼（George Altman）；來自意大利的有伊格拉齊奧·西洛尼、吉多·皮奧韋內（Guido Piovene）、阿爾蒂羅·斯皮納利（Altiero Spineili）、弗朗哥·隆巴蒂（Franco Lombardi）、默齊奧·馬佐齊（Muzzio Mazzochi）和波納文圖拉·泰克奇（Bonaventura Tecchi）。6月25日晚，這些人和其他200名代表中的大多數人都到了。他們被安排在美國占領區的民房或旅店裏，大多數人因旅途勞頓，那天晚上都早早安歇了。
第二天早晨醒來，他們都獲悉共產黨支持的北朝鮮軍隊跨過38°線向南方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6月26日下午，當他們在泰坦尼亞宮集合參加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柏林愛樂樂團為他們演奏了陰沉的《埃格蒙特序曲》，這首樂曲是精心挑選的，對於這批自認為來參加一場陰沉的英雄戲劇的聽眾來說十分適宜。
柏林市市長厄恩斯特·路透（他本人也曾經是一名共產黨員，與列寧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請代表們和4000名聽眾起立，為那些為自由而戰的犧牲者和至今仍在集中營受難的人默哀。在他的開幕詞中，他強調了柏林這次大會的重大意義：“自由這個詞似乎已經失去了它強大的威力，但對於認識到它的價值而又失去了自由的人來說，仍然有著不可比擬的意義。”9
此後的4天，代表們參加完一個小組討論會又去參加下一個小組會，由導遊陪同參觀勃蘭登堡門、波茨坦廣場和東西柏林的分界線，接著又參加記者會、雞尾酒會和專場音樂會。會議過程中有5場主要的辯論會，圍繞以下幾個主題進行：“科學與極權主義”，“藝術、藝術家和自由”，“自由社會的公民”，“保衛和平與自由”和“自由世界的自由文化”。在如何最好地反對共產主義這個問題上，認識上出現了兩極化，集中表現在亞瑟·凱斯特勒和伊格拉齊奧·西洛尼兩人的演講中。凱斯特勒要求把西方的知識界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堅定不移的戰鬥隊，來推翻共產主義。勞倫斯·德諾夫維爾一直在替中央情報局密切監控會議的進展狀況。據他回憶說：“施萊辛格參加了會議，他作了一個極為枯燥又冷冰冰的發言。在他發言之後是凱斯特勒發言，他講得十分動感情，感動了許多人。聽上去簡直像十字軍對異教徒的討伐。凱斯特勒改變了（討論會的）基調。”10
詹姆斯·伯納姆的發言將原子彈分為“好的”和壞的。冷戰戰士咄咄逼人的調子在他的發言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現。一個月前在一次晚餐時，他曾就這個主題和凱斯特勒夫婦討論過，試探他們對此的觀點。在餐桌上，伯納姆曾說過，隻要美國向蘇聯所有的大城市投下原子彈，就可以在一天之內使蘇聯徹底癱瘓。凱斯特勒的妻子評論說：“他看上去對這個念頭很有一點得意。”她還說，“伯納姆的樣子溫文爾雅，挺可愛的……但在使用什麽手段上卻不像凱（斯特勒）那樣小心謹慎。他還說，在某種情況下，他倒不一定反對用刑。”11這種語言確實令人目瞪口呆，而這種語言也正是造成冷戰的因素之一（冷戰的雙方都是如此）。現在伯納姆就是用這種語言宣稱，他“反對那些儲存在西伯利亞或高加索的原子彈，因為它們就是造出來毀滅巴黎、倫敦、羅馬、布魯塞爾、斯德哥爾摩、紐約、芝加哥……柏林以及整個西方文明的。但是我擁護在洛斯阿拉莫斯、漢福德和橡樹嶺製造出來的原子彈，我不知道它們儲存在哪兒，洛基山還是美國的沙漠地帶，但它們5年來保衛了西歐的自由，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衛西歐自由的武器。”12對於他的這番話，安德烈·菲利普回答道，當原子彈掉下來的時候，“它們可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反對者還是自由戰士。”
有人質問美國譴責蘇聯在道德上是否采取對等的原則。伯納姆和胡克就把火力對準他們。胡克說道：“薩特和梅洛-龐蒂拒絕參加代表大會，甚至不想在會上捍衛自己的觀點。他們支持過反希特勒的抵抗運動，那時他們也知道法國和美國對黑人是不公平的，但是現在卻因為黑人尚未受到公平待遇，他們就能覺得西方防止共產黨的侵略是不公平的。”13據喬治·斯凱勒說，美國白人和黑人的平等已為期不遠了。他向與會代表們散發了一份報告，列舉了許多數據，說明美國黑人的狀況一直在改善，而這完全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一直有能力適應情況的變化。黑人記者馬克斯·耶根列舉羅斯福時代以來非裔美國人狀況的改善，用這段曆史來支持斯凱勒的報告。
伯納姆從一個社會主義者轉變為右派，幹脆從溫和的中間派上麵一躍而過，連一個過渡都沒有。像他這樣的人，對於沒有脊梁骨的左派是不會有好感的。“我們自己說的話使我們落入了陷阱，把我們困住了。左傾的誘餌已證明是給我們準備的一劑毒藥。共產黨已經搶占了我們的語言武器庫，用我們提出的口號捆住了我們的手腳。‘非黨左派’中的進步分子在貨真價實的共產黨人麵前總是有一種負罪感，嚇得渾身發抖。共產黨人現在使用同樣的語匯，但是他們在行動上卻是大膽而堅定，在‘非黨左派’眼裏他們是孤膽英雄。”14當伯納姆站在那裏痛斥非黨左派時，有些代表不禁自問：“右派把世界說成不是黑就是白（用凱斯特勒那種《聖經》禱詞式的語言，就是‘汝言是則是，汝言否則否’），也許他們同極左派一樣，也是對自由民主的一種威脅。”
對於凱斯特勒定的、其他發言者接過去的挑釁性調子，休·特雷弗-羅珀驚駭不已。他回憶道：“會上簡直沒有什麽嚴肅的討論。在我看來，根本不是什麽理智的討論。我發現這是用同樣的方式來回擊（蘇聯的和平大會），連使用的語言都是一樣的。我原來指望在會上可以聽到與會者提出並捍衛西方的觀點，為的是提供一個更好的、更持久的選擇。但是我們聽到的是一片辱罵聲。除了‘揍死他們！’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別的可說似的，給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弗蘭茲·博克諾的發言非常激烈，幾乎達到歇斯底裏的程度。他用的是德語，我不得不遺憾地說，在我聽他講話時，我聽到眾多的聽眾中發出狼嚎般的讚同聲。這麽說吧，我的感覺是，7年前戈培爾博士在體育宮用德語譴責共產主義時也許也有這種狼嚎般的讚許聲，難道現在的聽眾就是那批人？另外，我還覺得我們是不是把自己與那種人等同起來了？我感到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震動。在大會進行過程中，有一刹那我覺得我們被邀請來是為了‘招來魔王驅撒旦’。”15
悉尼·胡克極力為凱斯特勒辯護，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朋友“像背誦九九乘法表似的列舉了一些鐵的事實，這種方式難免使一些人對他生氣。”何況他還有個不好的習慣，每當說到得意之處，總是像“柴郡貓似的咧嘴露齒地嘻嘻笑”。西洛尼則要靈活得多。他強調說，西方按基督教精神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本來就要從共產主義這個上帝那裏偷火種的。安德烈·菲利普也代表了這種溫和的觀點，在俄國和美國之間走中間道路：“現在歐洲是大病初愈，十分虛弱。美國人為我們送來了治病的青黴素，而蘇聯人給我們送來了細菌。任何一個醫生當然是希望兩者都要有。但是作為歐洲人，我們的責任是盡快地處理細菌問題，這樣我們就不再需要藥物了。”16
對於那些強硬派來說，擁護“等距離”觀點無異於某種異端邪說。梅爾文·拉斯基宣稱：“中立主義是蘇聯人提出的一種思想或運動。”17這番話是他接著羅伯特·蒙哥馬利的話說的，蒙哥馬利在拉斯基之前曾高聲叫道：“自由這間屋子裏沒有中立主義立足之地。”英國代表團不願加入這場十字軍式的口舌討伐，都支持塔利蘭德（Talleyrand）的勸告——他讓大家“不要激動”。休·特雷弗-羅珀總結說：“我不明白為什麽必須在世界上燒起一把火來，為博克諾和凱斯特勒這樣的人開脫罪責”。18
政治上變節是否有理成了柏林代表大會的重大問題，悉尼·胡克報道說：“後來一位德國人格裏姆先生（Herr Grimme）站起來講話了。他是一名牧師，說起話來嗓音就像霧角(1)的聲音。他強調說，這些具體的問題基本上是宗教性的。他的發言固然振振有詞，實際上空洞無物，直到最後讀到品格問題才有了一點具體內容。他以某種蔑視的口吻說凱斯特勒是一個政治上的變節者，他現在狂熱地反對的正是他過去狂熱地擁護的，這倒是表明他從來沒有背棄他的辯證唯物主義。”19
凱斯特勒已經發現那些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的人對於像他這樣的改變政治信仰的人心裏有一股怒氣。在重述了這些論點之後，凱斯特勒寫道：“這批前共產黨員不僅是一些令人生厭的卡桑德拉(2)，就像過去那些反納粹的難民一樣，而且他們還是一批失去飛翔能力而降落人間的天使，他們無聊地揭露天堂並非人們想象的那麽美好。世界上的人對於天主教或共產主義的改變信仰者是尊重的，但是憎惡那些脫去法衣的牧師，不管他們信仰什麽。這種態度說明討厭叛教者是合理的。但是改變信仰也是對以往的信仰或不信仰的背叛，他們也隨時準備迫害那些至今堅持不變的信仰者。這種人卻可以得到原諒，因為他們還有信仰，而那些前共產黨或脫去法衣的牧師則已喪失了信仰，因而構成對於幻想的威脅，或者使人想起那種令人憎惡的、具有危險性的空虛。”20
這個令人生厭的卡桑德拉們的問題使官方也頗感棘手。負責國際新聞(3) 的助理國務卿愛德華·巴雷特（Edward Barret）覺得他有責任對利用這批人是否妥當提出質疑。“目前的趨勢是把這些前共產黨員抬到名人的地位，讓他們在崇高的講壇上對公民現身說法，使他們保持足夠的清醒，永遠不要加入共產黨。”此舉是否明智值得懷疑。“我們有些人對於典型的前共產黨員，尤其是新近脫黨者在提供情況和情報方麵極有價值這一點是有懷疑的，但是幾乎沒有人懷疑他們確實提醒我們世上並無永恒的真理。”21
喬斯爾森始終沒有露麵，但是對於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了解的。休·特雷弗-羅珀對於那種十字軍般的調子所作的熱烈反應感到吃驚，而且越來越強烈。特雷弗-羅珀和英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隻要有機會，都明確表達了他們的不同意見。但是他們表達不同意越來越困難了，因為高坐在講台上的那批“指揮者”（其中最主要的是拉斯基）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十分小心地避免給那些“拍桌子的人”發言的機會。拉斯基無處不在，他做組織工作，進行勸誘，起草新聞稿，還導演了一場寫過《斯大林格勒》、躲在斯圖加特的前共產黨員、德國作家西奧多·普賴維厄（Theodor Pleivier）戲劇性地出現的場麵。原來他隻向大會發來過函電。但是當他得到北朝鮮發動攻勢的消息後，竟不顧他在訪問柏林時被蘇聯人或東德人綁架的危險，毅然飛抵柏林（雖然美國人安排全天候保衛工作已使這種可能性大大減少）。
對於拉斯基的張狂表現，遠在美國政策協調處的威斯納十分震怒。他為此擔憂是完全有道理的。6月24日代表大會開幕前夕，東德政府的宣傳部部長格哈特·艾斯勒的辦公室發表了一項聲明，聲稱東柏林的共產黨文化宮著火是“美國秘密警察和間諜梅爾文·拉斯基一夥所為”。艾斯勒的聲明在美國的報紙上進行了報道。聲明稱，放火焚毀共產黨的俱樂部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序幕（艾斯勒將這次大會稱為“帝國主義知識分子的”為期6天的自行車賽）。不過這一陰謀未能得逞，火很快就被撲滅了。當有人向拉斯基問起此事時，他還是以慣常的諷嘲口吻回答說：“是的，說得不錯。我們是用直升機把偽裝成馬鈴薯害蟲的螢火蟲扔下去放火焚燒這所房子的。”22但是威斯納可沒有覺得那麽有趣，他打電報向柏林發出指示，指令今後不要再讓人看到拉斯基與這次代表大會有任何關係。
但是，要根除圍繞著大會的各種謠言，僅僅調走拉斯基是遠遠不夠的。有些代表猜測經費是誰出的。在歐洲已經殘破不全的時候，這次代表大會居然開成這樣大的規模，似乎證實了一種謠傳，說這次大會並非會議的組織者聲稱的那樣，是一次自發的，“獨立的”大會。勞倫斯·德諾夫維爾有這麽多的錢以致他不知道如何處置這筆錢：“我不知道錢是從哪裏來的。我從來沒有支票之類的東西，我拿到的錢似乎都是馬克現鈔。我們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23這一點也沒有逃過特雷弗-羅珀的注意，他聞到一股老鼠的味道。“我一到柏林就發現整個這次活動的規模宏大……我已經意識到一定是一個強大的政府機構資助的。所以從一開始我就想當然地認為這是美國政府通過某種方式組織的。這一點，從一開始對我來說就是十分明確的。”24幾年之後，中央情報局的湯姆·布雷頓回憶說，隻要有一點常識就能看出大會的幕後是誰在主使：“我必須記住，那些年我們一直在談論歐洲已經崩潰了。如果說當時誰還有一點錢的話，那很可能就是某些犯罪組織。根本就沒有錢。因此，他們當然要向美國要錢。”25
會議於6月29日結束。當天，1.5萬人聚集在芬克頓體育館前炎炎烈日下，凱斯特勒作了一篇極不尋常的演講，他帶著勝利的喜悅大聲疾呼：“朋友們，自由已經發起進攻了！”然後他宣讀《自由宣言》，這份共有14點的宣言為文化自由確立了一個新的章程。在設於查洛頓伯格的斯坦因廣場飯店裏的拉斯基的據點裏，凱斯特勒在開了一整夜會議之後起草的這份宣言，是在他本人、伯納姆、布朗、胡克和拉斯基的強大進攻戰術下通過的，據凱斯特勒的妻子說，實際上沒有遭到任何反對。但是其中有一條聲稱不能容忍馬克思主義觀點，卻遭到英國代表團的強烈抗爭，他們要求刪去這一觸犯法律的條文。從本質上講，英國人反對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一種臆斷來引導那些好鬥的反共分子，使他們認為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算不得是“政治哲學，隻不過是蘇聯戰略的操作手冊”。26這也是美國許多外交政策製定者常用的手法。在采納了英國人提出的修正意見之後，這份宣言即被作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精神和哲學基礎獲得通過。針對“一切決心要爭回他們失去的自由權利、決心維護並擴大他們享有的自由權利的人”，宣言聲稱，“我們認為，思想自由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之一……這一自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應界定為人人都有堅持和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尤其是與其統治者不相同的意見。人如果被剝奪了說‘不’的權利，那麽他就成為奴隸了。”27宣言宣稱，自由與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同時警告說，“隻有在每個政府將其行動交給其治下的人民來監督和檢查，和平才能得到維護。”其他的條文則強調，“容忍不同意見是自由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遵守寬容的原則從邏輯上講就是不允許采取不寬容的做法。”任何“種族、國家、階級或宗教都不得自稱為自由這個概念的唯一代表，也不得在所謂最終理想或崇高目標的名義下剝奪其他人群或信徒的自由。我們認為，判斷任何社會是否對曆史做出了貢獻，隻能根據這個社會的成員實際享有自由的程度和質量。”宣言接著譴責極權主義國家強行限製其人民的自由，其“手段遠遠超過了以往人類曆史上一切暴政。”宣言接著宣稱，“麵對這種挑戰而采取冷漠或中立態度，就是對人類的背叛，就是放棄思想自由。”宣言表示要承擔起保衛現有的自由權利和重新爭得已失去的自由權利的責任，在休·特雷弗-羅珀的堅持下，又加上了“創造新的自由權利……並對我們這個時代存在的問題提出新的、建設性的解決辦法的義務。”28
這確實是一個應該在巷戰的路障中宣讀的宣言。凱斯特勒，當代的羅伯斯庇爾(4)（雖然身旁有兩名美國保鏢護衛）麵對這種場麵激奮不已。這份宣言是判斷個人和機構是否獻身於完全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與意見的自由傳播的框架。如果共產黨人或法西斯分子徹底地違反人身保護權，那麽這份宣言就是堅決反抗破壞人身權利的誓言。這個文件是自由權利的試金石，但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自身可能屹立不倒，卻也可能聲名狼藉。
會議結束了，華盛頓的主辦人彈冠相慶。威斯納向全體參與人員致“衷心的祝賀”，而政界的庇護者又向威斯納致賀。國防部的代表約翰·馬格魯德（John Magrude）稱讚這次大會是一個微妙的高智力水平的秘密行動，一場最出色的非常規戰爭。據報道，杜魯門本人“感到非常高興”。美國在柏林的占領政府官員感到“明顯地提高西柏林人員的士氣，他們相信這次勝利最重要的結果將體現在1945年以來政治上動搖不定的西方知識分子身上。”有一篇報道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實際上激勵了一些著名的文化界領袖人物放棄了他們那種諳於世故、善於思考的冷漠態度，轉而采取一種反對極權主義立場。”29
上麵所引的這個結論也許有些誇大其詞，目的是向政府中的高級戰略家兜售這次代表大會。無疑，休·特雷弗-羅珀和英國那批人還沒有信服。回到英國以後，特雷弗-羅珀立即獲悉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向英國外交部的國僚們抱怨說，“你們派去的這批人破壞了代表大會”。這就證實了特雷弗-羅珀懷疑美國政府參與了柏林會議是正確的。但這同時揭示了官方對於特雷弗-羅珀的行為是惱怒的。喬斯爾森和他在中央情報局的上司們明白了，要爭取英國知識分子加入他們的計劃，還需要作出新的努力。
(1)霧角（fog horn），船上用的一種鳴笛。當海上大霧時，船隻拉響霧角示警，其聲音大而刺耳。
(2)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臘神話中特洛伊最後一位國王和其妻所生的女兒。為阿波羅所愛而被賜予預測凶吉的本領。但因不肯委身阿波羅神受到詛咒，以致無人相信她的預言，這裏指無人相信的預言家。
(3) “國際新聞”原文為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似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下屬的國際新聞署（IIA）。曾任國務院公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巴雷特，後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4)羅伯斯比爾（Robespiere，1758—1794），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袖，曾領導雅各賓派政府，平定反革命叛亂，鎮壓反對派。上文中“巷戰的路障”似指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在巴黎街頭所設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