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代表大會”行動

在一場為真理而戰的偉大戰役中，我們必須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這項任務同我們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麵是不可分割的。

——哈裏·杜魯門總統，1950年

盡管有些英國代表難以駕馭，但是威斯納還是覺得他在柏林會議上的投資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對此他是滿意的。雖然下一步怎麽走現在還難以確定，但是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宣傳資產清單”上，可以依賴的渠道和個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了。這筆資產有一個綽號叫作“威斯納的樂隊”，表明中央情報局對這些資產的期望：隻要威斯納登上指揮台，這個樂隊就可以演奏任何他想演奏的樂曲。

威斯納又回過頭來處理梅爾文·拉斯基的問題。在柏林會議期間，拉斯基就像孔雀開屏似的炫耀自己，使威斯納十分光火。他原先指示要拉斯基退出舞台的中心，遭到毫不掩飾的忽視，於是他又起草了一份怒氣衝衝的內部指令，上寫“柏林文化自由代表大會：關於梅爾文·拉斯基的活動”，聲稱拉斯基出現在會上“是一個重大的失誤，我們在國務院的最好的朋友也是這樣認為的……有些人禁不起貪圖方便（不費力氣地做事）的**，置極端重要安全問題和技術細節於不顧。這種情況反映了一種十分不幸的傾向，而這種傾向的根深蒂固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1威斯納一言九鼎：除非拉斯基被清除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否則中央情報局將不再繼續支持這個組織。

威斯納的這個內部指令通過電報發到了柏林。“接到這份電報的政策協調處官員火冒三丈，回複了一份電報，虛張聲勢地提出了抗議，但是實際上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拉斯基必須離開。政策協調處為拉斯基脫離這個項目作出了安排。”2對於這件事，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是拉斯基和政策協調處有某種關係，因此，他拒絕采取隱姓埋名的姿態，確實危及安全；要不就是他確實如他自己所稱，是一個沒有背景的單幹戶，如果是這樣，那麽讓他離開就反映了中央情報局此後多次采用的強製性策略。受命處理清除拉斯基的政策協調處官員是邁克爾·喬斯爾森。此人如被激怒就會暴跳如雷，這個傾向將使他付出高昂的代價。拉斯基和喬斯爾森之間已經建立起一種緊密的關係，觀察家們後來說這是一種牢不可破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心理因素深不可測：喬斯爾森無論從哪方麵講都是拉斯基的上級，但拉斯基對喬斯爾森的影響力卻是無可比擬的。一個代表大會的局內人寫道：“喬斯爾森對於拉斯基的任性和聽不進意見有時感到十分煩惱。拉斯基對自己的言行將會產生什麽後果，根本不加考慮，這一點也有時使喬斯爾森惱怒，但是同時他對拉斯基懷著一種縱容、欣賞甚至驚喜的態度。”3在有些人看來，拉斯基帶著一種戀母情結依靠喬斯爾森。“喬斯爾森沒有兒子。把拉斯基當成兒子看待，他始終維護著拉斯基。”4以上是娜塔莎·斯彭德（Natasha Spender）的回憶。拉斯基不同意這種比擬，他稱他們之間是一種“兄弟般的”關係。5不管怎麽說，喬斯爾森很快就發覺他超乎尋常地維護拉斯基是一種不可取的戰略，所以他接受了威斯納的要求，拉斯基被正式地調離了這個項目。但私下裏，拉斯基仍然是喬斯爾森在經營代表大會的全過程中的最密切的顧問。後來還有其他的獎賞。

拉斯基顯然已經不再是一大障礙了，現在威斯納開始采取行動，把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建成一個永久性的實體。1950年初，政策協調處的項目審查委員會批準了繼續經營代表大會的計劃，並為之確定一個代號叫作QKOPERA6。威斯納最初作出的決定之一是把代表大會的活動基地從柏林遷往巴黎。把全班人馬留在柏林是具有強有力的象征性理由的，但是又認為留在那裏安全上的風險太大，也太容易受到對方的滲透。

威斯納向喬斯爾森提出，要他為中央情報局經營代表大會，受勞倫斯·德諾夫維爾領導，而後者則從中央情報局的法國勞工科的角度對代表大會的工作進行監督。兩人都接受了威斯納的委任，辭去了他們在美國占領政府中掩護身份的工作，使用假名，喬斯爾森叫喬納森·薩巴（Jonathan Saba），而德諾夫維爾則用喬納森·吉林（Jonathan Gearing）。接下來威斯納把歐文·布朗安排在柏林會議後不久建立的指導委員會中擔任要職。“凱斯特勒夫婦和西洛尼夫婦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個布朗。”布朗一度被人譽為“一個人的戰略情報局”，“一個菲利普斯·奧本海姆(1)小說裏的人物”。他曾為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工作。洛夫斯通以前曾擔任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代表，現在領導中央情報局與美國勞工運動的聯絡工作。布朗在通過秘密渠道完成工作任務中極為機敏，1948年喬治·坎南曾提名布朗為領導政策協調處的候選人，這個職位最終落在弗蘭克·威斯納身上。7湯姆·布雷頓回憶道：“我相信歐文（布朗）的每分錢都是來自中央情報局。他總是說他的錢是工會給的。這倒是一個很適當的掩護。他是個管財務的出納員，而他卻喜歡參與行動策劃。他非常聰明，而且交遊極廣。”8湯姆·布雷頓不久就接管了QKOPERA。

被任命在指導委員會任職的還有詹姆斯·勃納姆。勃納姆經常參與製定政策和情報圈的工作，是代表大會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知識界與威斯納的機構之間重要的聯絡員。霍華德·亨特（Howard Hunt）寫道：“實際上，政策協調處感興趣的每項工作，勃納姆都充當顧問。他在歐洲有著廣泛的聯係。由於他具有托洛茨基派的背景，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的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方麵，他都堪稱權威人物。”9亨特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名臭名遠揚的狡詐之徒，後來成為水門事件中的管子工之一。

不過，並非每個人都滿意勃納姆的“托洛茨基派”背景。據中央情報局的官員邁爾斯·科普蘭（Miles Copeland）說，最初“有些流言蜚語，說勃納姆同‘極左派’眉來眼去，（他是不是同悉尼·胡克、歐文·克裏斯托爾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il，是一夥的？）但是有人記得有一種說法，意思是如果吉姆(2)真是一個嚴肅的共產主義者的話，他早就該加入共產黨了，而不會僅僅是一名托派分子。有了這句話，一切也就煙消雲散了。另外，勃納姆曾是極左人物，後來又轉向極右，因此他與中央情報局的一批呼之即來的顧問們過從甚密。”邁爾斯·科普蘭稱勃納姆是一個“信仰金錢、蘋果餡餅、棒球、街頭雜貨店……以及美國式民主，一個十足的資本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科普蘭還說，他從勃納姆身上學到了下列原則：“統治集團的首要任務就是保持權力。”10一名冷戰戰士在提到他時，說他是“那個肮髒的、專搞陰謀的部門中一位口才極好的辯護士。”111953年初，他在中央情報局的AJAX行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次行動在德黑蘭把莫薩德博士搞下台，讓國王取而代之。威斯納曾認定這個計劃過於直露，需要使之帶有一點馬基雅維利的色彩，他的意思是請勃納姆來講一堂曆史課。在他所著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家》（The Machiarellians）一書中（此書已成中央情報局的戰略家們的必讀書），除了論述馬基雅維利外，還應用了當代歐洲主要的思想家莫斯卡、帕累托、米歇爾斯、索雷爾(3) 等人的觀點，用他們的理論向平等主義政治理論提出挑戰，表明他認為即使在平等的時代，“精英統治還要持續下去，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勃納姆的一位老相識曾說過，勃納姆在談論起馬基雅維利時，才顯現出真正的思想上的**，這是她見到的唯一的一次。12

勃納姆同歐文·布朗、喬斯爾森、德諾夫維爾以及拉斯基（早先將他免任並未阻止他參與）一起，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基礎而工作。指導委員會1950年11月在布魯塞爾開會，根據拉斯基於當年7月草擬的文件，為這組織設計了一個運作機構。參加這次指導委員會會議的有伊格納齊奧·西洛尼、卡羅·施密德（Carlo Schmid，德國議會中社會黨領袖），猶太社會學家尤金·科貢（Eugene Kogon）、哈孔·賴伊（Haakon Lie，挪威工人黨領袖）、朱利安·艾默裏（英國議員）、約瑟夫·查普斯基（Josef Czapski，波蘭作家、藝術家）、大衛·魯塞、歐文·布朗和尼古拉斯·納勃科夫。

拉斯基草擬的結構和最終采用的基本上是一樣的：提名組成一個由25人組成的國際委員會，設5名名譽主席。其活動接受由5名成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的指導，這5名執行委員分別是常務主任、編輯主任、研究主任、巴黎局主任和柏林局主任，他們又都受秘書長的製約。按照拉斯基設定的組織結構，簡直就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組織結構的翻版。一位曆史學家評論說：“它們的名稱也與共產黨一樣。中央情報局建立的這些文化基金會就像共產黨的影子機構，包括其核心是保密的。它們之間實在是沒有什麽兩樣。”13尼古拉斯·納勃科夫有一次開玩笑地把代表大會的領導機構說成是“我們的政治局。”

在11月會議上還討論了亞瑟·凱斯特勒的一份題為《過渡時期的緊迫任務》的報告。在報告中，凱斯特勒概括地提出了繼柏林會議之後需要完成的“技術性任務”。在“西方的政治戰役”這一標題下，在柏林會議上不斷遭到中立主義者冷眼的凱斯特勒寫道：“我們的目標是把尚在猶豫不決的人爭取到我們這邊來，一方麵讓他們擺脫約裏奧一居裏的影響，另一方麵也擺脫類似《當今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那種文化中立分子的影響。”14

美國的冷戰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向中立主義的思想基礎提出挑戰，而現在已成為代表大會的官方“路線”了。中央情報局的唐納德·詹姆森解釋說：“我們特別關注那些口稱‘好吧，東方也罷，西方也罷，你們都見鬼去吧’的人。（我們試圖）把他們爭取到西方這一邊來，哪怕稍微移動過來一些也是好的。許多人認為中立立場是雙方妥協的產物。人們希望持這種看法的人越少越好。但是另一方麵大家又都普遍認識到，你總不能衝著中立分子吼叫‘你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你同共產黨一模一樣’，因為這樣一來就會把他們推向左麵，而這絕對是不可取的。但是，總而言之，中間分子無疑是我們要爭取的對象。”15

凱斯特勒也成為一個目標。指導委員會在他不在場的情況下討論了他擬定的文件。他甚至也不是指導委員會的成員。凱斯特勒不能容忍分歧意見，毫無道理的發怒，而且傲慢地認定自己是個天才。他的這些表現已使華盛頓感到他更多地是一個障礙而不是一筆財富。從6月會議以來，凱斯特勒一直在他的綠色池塘的家裏定期同勃納姆、布朗、雷蒙德·阿倫、拉斯基以及其他所謂圈內人開會。他的妻子瑪梅因說，他“滿腦子都是代表大會”，“想得難以入眠”。他家裏的這些聚會也難逃他人的注意。1950年8月，法國共產黨的周刊《行動》（L'Action）得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結論，說凱斯特勒在他家裏同勃納姆和布朗一起在策劃建立一支恐怖主義的民兵部隊。

如果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要完成其主要任務之一，即爭取動搖分子，那麽，采取溫和的調子就是極端重要的。現在喬斯爾森已被說服，同意這種觀點了。總部據此作出的反應是批準將凱斯特勒從這個組織的領導中心中排除出去。於是，這個曾經擬定“文化自由宣言”的人就退出了。宣言的第三段聲稱：“隻有在每個政府將其行動交給其治下的人民來監督和檢查，和平才能得到維護。”16中央情報局付出了代價製定了這個宣言，現在又使凱斯特勒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而且還暗中控製這個即將成為團結知識分子和“自由思想家”的最大的組織，這一切實際上是違反了宣言中宣告的自由權利。為了促進言論自由，中央情報局先是把它買下來，然後再橫加限製。思想這個市場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自由。對凱斯特勒而言，這是難以承受的出賣行為。他為此陷於某種“精神崩潰的狀態”，於是他飛回美國，懷著痛苦的心情看著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背離了自己的理念。

亞瑟·施萊辛格是代表大會另一個極有價值的關係。他是斯圖爾特·漢普夏爾、艾賽亞·伯林和史蒂芬·斯彭德戲稱為“機關或領導集體”中的一分子。柏林會議後，施萊辛格寫信向歐文·布朗表示祝賀，他熱情洋溢地寫道：“我想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進行政治和思想戰的龐大而有力的工具了。”17施萊辛格戰時曾在戰略情報局工作過，他被分配到研究和分析部，這個部門因為具有穿粗花呢服裝的氛圍而獲得“大學校園”的綽號。由於他有這樣一段經曆，所以對於這樣的事情，心裏是有一點數的。

施萊辛格曾與排外的戰略情報局老戰士“俱樂部”保持著密切聯係，這些老戰士（包括他本人）後來成為重要政治人物和總統顧問。他認識艾倫·杜勒斯。杜勒斯1950年曾邀請他擔任自由歐洲電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這個電台是由中央情報局建立的，它用外圍組織“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的名義開展業務，遮蔽公眾耳目。在施萊辛格為歐洲馬歇爾計劃的首腦埃夫裏爾·哈裏曼擔任助理時，也曾參與過秘密行動。施萊辛格回憶道：“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花費大量的金錢把知識分子組織起來，我們也必須做點相應的工作。”18在哈裏曼的領導下，他參與了秘密向歐洲的工會組織提供經費的工作，就在那時，他經常與歐文·布朗打交道。

由於有著共同的秘密工作關係，施萊辛格與布朗現在就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隻有少數中央情報局人員從一開始就知道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老底，施萊辛格就是其中之一。施萊辛格後來承認：“我知道底細，因為我在情報界的關係告訴我，柏林大會是中央情報局出的錢。為了幫助我方的人，這樣做似乎也不無道理。在所有中央情報局的開支中，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似乎是最有價值的，也是最成功的。”19

施萊辛格最初接受的一個任務，是說服代表大會的榮譽讚助人之一伯特蘭·羅素不要辭職。休·特雷弗-羅珀在《曼徹斯特衛報》上發表了一些報道，把柏林發生的事說成類似一次納粹的群眾聚會，使人感到很不舒服。這位英國哲學家在讀了這些“惡語中傷的報道”之後，曾威脅說他要辭職不幹了。施萊辛格於1950年9月20日同凱斯特勒一道去倫敦拜訪羅素。羅素講到他如何對特雷弗-羅珀的報道（得到A.J.艾爾的支持）感到震驚，後來就作出了退出的決定。施萊辛格耐心地聽著。羅素對凱斯特勒似乎很冷淡（這位哲學家曾向瑪梅因·凱斯特勒調情，這兩個男人之間因異性而殘留的嫉妒心一直妨礙他們建立友誼），不過最後還是接受了凱斯特勒和施萊辛格講的一番道理。

世界聞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在1950年是個風雲人物，到處可見他的身影。那年他榮獲英國勳章和諾貝爾獎。他曾經與列寧會晤。他不喜歡列寧：“說起那些被屠殺的人時，他放聲大笑，使我渾身的血都涼了。我對他最生動的回憶就是他的偏狹和蒙古人式的殘酷。”1948年，他在被炸壞的威斯敏斯特學校的主樓大廳裏發表的一篇演說，使他的崇拜者驚恐萬狀。在演說中，他建議用原子彈對斯大林進行威脅。20在這一時期，羅素“狂熱地反共，堅持說我們這方麵壓倒一切的任務是重整軍備，加強軍事實力。”21羅素還得到國際研究和開發公司的獎勵，不時從那裏得到一點好處，對此他倒是欣然接受的。不過，如果說羅素當時是個“鷹派”人物的話，那麽到了50年代中期，他又敦促實現核裁軍了。（一位詩人寫道：他那高貴的貴族屁股／在倫敦的鋪街石上／同女王和共產黨人坐在一起。）22他的政治立場似乎是隨風倒，在他擔任榮譽讚助人這幾年中，使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美國幕後支持者十分頭痛，直到他1956年終於辭去了這一職務。但是現在，他的名字為代表大會添光增彩，滿足了喬斯爾森對名人的崇敬感。有人說，把名人奉為至寶正是喬斯爾森的弱點。

其他幾位榮譽主席與羅素一樣，都是一些哲學家，全部是新生的“歐美思想”的代表。23貝內代托·克羅齊，政治上保守，擁護君主製，他討厭社會主義或有組織的宗教（他的著作被梵蒂岡列為禁書）。此時他已年過八十，在意大利，被尊為雄辯的反法西斯之父。他公開反對墨索裏尼的專製主義，被認為是抵抗運動的精神領袖。在盟軍登陸意大利前夕，他也是威廉·多諾萬一個有價值的關係。克羅齊於1952年去世，取代他的是唐·薩爾瓦多·德馬達裏亞加（Don Salvador de Madariaga）。他通過歐洲運動，也同多諾萬保持著密切聯係。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經領導過“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是實用主義的美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卡爾·賈斯帕斯是德國的存在主義者，曾經堅持不懈地批評第三帝國。作為一名基督徒，他一度公開向薩特提出挑戰，要他說明他是否接受十誡。雅·馬利丹，一位開明的天主教人道主義者，法國抵抗運動的英雄，也是尼古拉斯·納勃科夫的一位密友。艾賽亞·伯林，也有人與他接觸，邀他加入這批哲學家讚助人的行列，但他拒絕了，理由是如果他公開支持這一反共運動，他在東歐的親屬會處於危險的境地。盡管如此，他還是答應盡其可能以低調的方式支持代表大會。據勞倫斯·德諾夫維爾回憶，伯林之所以采取這種態度，是因為他知道，代表大會是由中央情報局暗中提供經費的。德諾夫維爾說：“他知道我們參與其事。我不知道是誰告訴他的，但我猜想一定是他在華盛頓的一位朋友。”24

同一切專業性團體一樣，起始階段的特點總是隊伍像洗紙牌一樣來回變動，原因是其成員都想在其中謀求一個職務。丹尼斯·德盧奇芒（Denis de Rougemont）擔任了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此人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他來自中立的瑞士，是《愛情與歐洲》（L'Amouret L'Occident）一書的作者，屬於非馬克思主義的反法西斯左派。戰後，德盧奇芒曾在“美國之音”擔任廣播員，在“歐洲聯邦黨人聯盟”（European Union of Federalists）中與弗朗索瓦·邦迪（Fran?ois Bondy）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後來他在中央情報局暗中支援下繼續追求該組織的目標（關於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一事，他後來說他並不知道）。那時他是在設於日內瓦的“文化中歐”（Centre Européen de la Culture）工作，這個組織至今還存在。

至於秘書長這個職務，喬斯爾森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尼古拉斯·納勃科夫，並極力為他爭取這一職務進行遊說活動。即使納勃科夫對此並不知道，但他在柏林發表演說時已經在試探他是否能擔任一個領導職務了。當時他說：“在這次大會後，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組織來進行戰鬥。我們必須成立一個常務委員會。我們必須確保這個常務委員會能夠號召所有的知名人物，所有的戰鬥組織，使用一切戰鬥手段，目的就是行動起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遲早總有一天會被絞死。緊急關頭早已來臨。”25納勃科夫順理成章地當選為秘書長。

除了老朋友喬斯爾森外，尼古拉斯·納勃科夫還有強有力的支持者。其中有奇普·波倫。波倫是個“純種的美國人”，是他在40年代初使美國成為納勃科夫“真正的家園”，納勃科夫曾說，他將繼續是“我學習的楷模，是我聽取意見的源泉，我也經常從他那裏得到安慰。”其中還有喬治·坎南。早先納勃科夫申請在政府中獲得一個職務未成，坎南就曾為此感到十分歉疚。在被推薦為心理戰人員並擔任敏感職務的絕密名單中就有納勃科夫的名字，這份名單曾於1950年發給了陸軍部長的辦公室。26在政治上有如此強大的多方後台，這次納勃科夫就沒有像前幾年那樣在安全審查中受阻，很快就通過了審查。

主管財務的歐文·布朗為納勃科夫提供了6000美元。納勃科夫有兩個兒子要上學，當時他在皮博迪音樂學院和薩拉·勞倫斯學院任教，薪金為8000美元。納勃科夫說這點錢不夠用：“請記住，擔任這個職務，就要演好這個角色，這是需要一筆支出的。我並不打算舉行什麽社交聚會，但是我要見許多人，籠絡他們，請他們吃飯，等等，等等。”27其實，納勃科夫很喜歡舉行社交聚會，在此後的16年中，他用中央情報局的錢舉辦過許多奢華的聚會。不過在當時，納勃科夫的薪金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歐文·布朗手裏掌握著巨額特殊經費，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用途。盡管他積極支持代表大會，但他自然還是傾向於把錢花在資助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法國工人組方麵，以此來分化馬賽的共產黨碼頭工會，因為當時美國按馬歇爾計劃提供的物資和軍火每天都在馬賽港遭到封鎖。1951年1月，詹姆斯·勃納姆出麵答應提高納勃科夫的薪金，這件事才得到解決。“另外作了一些安排來補償我在收入上相當大的損失。這些錢不記入歐洲行動的賬上。”28納勃科夫向布朗說的這番話，說明他對勃納姆在財務問題上的靈活態度感到滿意。在最初的一兩年，是勃納姆在“經營”納勃科夫。

決定拉斯基留在柏林編輯《月刊》，編輯部成為代表大會德國分支機構的總部。喬斯爾森和德諾夫維爾調至巴黎，主持巴黎的總部，並與歐文·布朗保持聯係。布朗奉命租賃辦公地點並配備適當的設施。正當他們準備離開德國時，喬斯爾森和德諾夫維爾獲悉中央情報局在華盛頓的總部發生了令人振奮的人員變動：艾倫·杜勒斯加入中央情報局，他隨身帶去一名助手名叫湯姆·布雷頓。情況即將發生變化。

艾倫·杜勒斯是1950年12月加入中央情報局的，任行動部副主任。這個職位管轄範圍極廣，賦予杜勒斯以搜集情報和監督弗蘭克·威斯納主管的政策協調處的權力。他首先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招聘他的一個最出色的戰略情報局軍官湯姆·布雷頓。此人自從轉入文職以來，曾培養了許多高層關係。布雷頓身材瘦削而結實，一頭沙色頭發，一張棱角分明而英俊的臉，看上去具有約翰·韋恩、加裏·庫珀和弗蘭克·西納特拉(4)三人的綜合美。布雷頓1918年生於艾奧瓦州的迪比克（Dubuque），父親是一名保險業代理商，母親寫愛情小說。在他母親的教育下，愛讀林·拉德納、羅伯特·弗羅斯特(5) 和厄內斯特·海明威的作品。他攻讀於達特茅斯學院政治學係，1940年畢業。後來戰爭爆發，奮起加入了英國陸軍。他被分配在第八軍第七裝甲師，即著名的沙漠之鼠。在軍中他成為斯圖爾特·艾爾索普（Stewart Alsop）最好的朋友。他們兩人一起加入了戰略情報局，被空降到德國占領的法國，同以共產黨為主的抵抗運動一起在叢林中戰鬥。戰後布雷頓和艾爾索普合寫了一本書《戰略情報局與美國的諜報活動》，書中稱，戰略情報局為其成員提供了“自亞瑟王戰爭以來最驚險的冒險活動的機會”。

離開軍旅生涯之後的幾年裏，布雷頓一直謀求在一個永久性情報機構任職。1950年歲末，艾倫·杜勒斯打電話給他，請他到中央情報局來擔任他的助理。布雷頓接受了。他用霍默·D．霍斯金斯的假名開始在中央情報局工作，起初隻是個無具體職務的工作人員，名義上是被分配在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實際上是直接為杜勒斯工作。在幾個月之內，他就熟悉了共產黨的宣傳攻勢，對美國作出的回應卻不大欣賞。“當我密切注視事態發展時，我心裏想，共產主義者除了參加共產黨之外，對於參加任何組織都心懷戒備，而我們美國人什麽組織都敢參加。（結果）共產黨人通過組織工作贏得了廣泛的盟友，而我們卻坐在那裏一語不發。真是怪事。”29

後來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共產黨人對於他們稱之為‘組織工作’這個武器深信不疑，而且對此他們從不諱言，”組織一個政黨來充當指揮中心，然後又組織起各種外圍機構：婦女團體、文化團體、工會、農民組織、合作社，“把全體人民都納入組織之中，而這些組織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甚至受共產黨紀律的約束。”30

布雷頓的理由是：“如果對方能把一些想法偽裝成土生土長的而不是受蘇聯支持或操縱的想法並加以利用，那麽我也應該能把一些想法偽裝成當地提出來的。”31對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做了全麵考察之後，布雷頓深信這個機構承擔了太多項目，卻缺乏重點。一位中央情報局官員稱之為“一堆各種行動的垃圾”。布雷頓回憶道：“設立了一個‘國際組織處’，不過這是一個中央情報局各種任務的大雜燴，瑣碎而無重點。這個機構毫無重要性。於是我去找艾爾（艾倫·杜勒斯），對他說：‘為什麽不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歸並到一個部門去呢？’也許艾爾正等著我提出這樣一個建議。”32

雖然杜勒斯積極支持這個建議，布雷頓的提議卻使中央情報局內部一些人驚愕不已。這些人認為，隱蔽行為就是策劃推翻像雅各布·阿本茲這樣“對我們不友好的”外國領導人。如果說剛建立的中央情報局裏有一半人是大學教師（這個機構早有“大學校園”之稱），那麽另一半就是警察加強盜。布雷頓說，同口銜煙鬥的耶魯人在一起的還有一批人，他們根本不明白戰爭已經結束了。危險的是他們的思想僵化，在他們的頭腦裏還是麥克阿瑟將軍或者海軍部長的那一套想法。這位將軍1950年的時候想通過轟炸中國的東北來擴大朝鮮戰爭，而那位海軍部長極力慫恿全世界做好準備再打一次世界大戰。“我感興趣的是那些受到共產黨人攻擊的理念而不是搞垮危地馬拉。我更多地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不是‘工合’組織(6)的那種人。”33

布雷頓所屬的那個部門的首腦試圖抵製他提出的建議，認為這個建議“超越部門間的界限”，這是一種極端狹隘的官僚主義觀念。隨之而來的是一場“艱難的、令人不愉快的鬥爭”，結果是布雷頓敗北。他立刻去見杜勒斯，提出辭呈。杜勒斯火冒三丈，抓起電話給威斯納打電話質問他：“見鬼，你們在搞什麽名堂？”布雷頓回憶道：“艾倫對威斯納大發脾氣。他完全站在我這一邊。就這樣，我建立了這個國際組織處。這個處歸主管計劃的副局長領導，而此人正是威斯納。我不怎麽理睬威斯納，而是越過他直接找艾倫。不過我必須謹慎從事，不管怎麽說，弗蘭克表麵上還是我的上司。”34

這個新設立的處（簡稱IOD(7)）的成立及其從事的活動碰巧是根據一項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指令批準的。指令的代號為NSC-68，是1950年3月由接替坎南的政策計劃參謀部（Policy Planning Staff）新任部長保羅·尼采（Paul Nitze）擬定的。這項指令成為“冷戰的最高指導文件的象征”，其依據是假定共產黨是鐵板一塊，指導精神均來自克裏姆林宮。35指令的內容包括：“無論從實踐上還是意識形態上考慮，都讓我們得出如下結論：我們別無選擇，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建設性地實施‘自由’這個理念來證明其優越性。”哲學家卡爾·賈斯帕斯最近宣稱：“真理也需要宣傳。”這項指令授權美國的冷戰戰士，一定要確保真理戰勝謊言。指令中有關預算的條文反映了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在今後兩年中，供心理戰使用的經費將在1950年3400萬美元的基礎上增加4倍。

國務卿愛德華·巴雷特宣稱：“在爭取人的思想的競賽中，真理是美國特殊的武器。這種武器不是孤立的，因為隻有同具體的行動和政策聯係在一起，真理的宣傳才具有強大的力量……技巧高明又有實質內容的真理宣傳戰，如同一支空軍，是不可缺少的。”36真理和這個世紀都是屬於美國的。如果欺騙可以用來推廣真理，那麽就用欺騙也無妨。這就是凱斯特勒所說的，“用一半真話來揭露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國際組織處的宗旨是把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反對蘇聯現在正在做的事。有一種觀點認為，世界將會屈從於一種法西斯的或斯大林主義的藝術、文學和音樂觀念，這是一種十分可怕的前景。我們需要團結所有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以及一切追隨他們的人，向他們表明西方和美國致力於言論自由和思想上的成就，對於他們想寫什麽，想說什麽，想做什麽，想畫什麽，都不設任何刻板的障礙，而目前在蘇聯發生的情況恰恰與此相反。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麵做得非常出色。”37這番話是布雷頓講的，重點也是他勾畫的。

國際組織處遵循的原則正是威斯納用以指導對非黨左派工作的原則。支持左派團體的目的並不是要消滅它們或者控製它們，而是小心謹慎地與它們保持一種親近的關係，對於這些人群的思想狀況進行嚴密地觀察，為他們提供一個發牢騷的出氣孔。如果它們走到了極端，變得過於激進，最後的一手才是不讓他們宣傳，也可能限製它們的行動。布雷頓向他在歐洲新設立的據點發出明確的指示：“對於民間組織必須花費的錢要有限度；要掩飾美國的利益；要保護這些組織的獨立性，不要求它們在所有方麵都支持美國官方的政策。”38

布雷頓新建立的這個處要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這樣的實體提供一個更好的組織基礎，經營這些實體的人從現在起隻對他本人負責。代表大會的真正目的明確了：它不應該成為一個興風作浪的中心，而是一個設在歐洲的橋頭堡，以此來阻止共產主義思想的進犯；它應當發動一場廣泛而具有凝聚力的運動，對它的知識分子同行們施加一種壓力，使他們脫離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或一些同路人的組織；它應當鼓勵知識界提出理論和觀點，其對象不是廣大群眾，而是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s）和從政的少量精英分子，這些人反過來會影響製定政策；它不是一個搜集情報的機構，中央情報局其他部門都被告知，不要把它當作情報源來利用；它應當從獨立的角度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目標，即通過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和“歐洲運動”（此運動接受中央情報局的大量資助）來促進一個統一的歐洲，其中包括德國的統一；它應當成為傳播美國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務是打破歐洲、特別是法國盛行的認為美國是一片文化荒漠的負麵看法；它還應當對有關美國民主的某些方麵，包括美國的人權紀錄所作的批評作出反應。

代表大會指導委員會遴選一些人來增強新近得到加強的代表大會的活力。這些人都必須接受安全審查，這與密切介入主管“機關”的人是一樣的，將來被聘為代表大會雇員的也要照此辦理。就中央情報局而言，那就是邁克爾·喬斯爾林和勞倫斯·德諾夫維爾。他們的基本需求由一名特別任命的項目官員提供，這名項目官員在3年任期內都與華盛頓的一名級別相同官員聯絡，而華盛頓的這名官員則對國際組織處的第三分支負責。第三分支是管理代表大會的一個機構，其首腦又對國際組織處的副處長和處長（布雷頓）負責。由於代表大會擴展了，中央情報局又增派了不同的人員來管理代表大會的財務和活動。早已不是凱斯特勒最初設想的一個“威利·蒙曾伯格經營的小規模機構”，“經費很少，人員不多，也沒有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在幕後支持我們。”39現在的代表大會鳥槍換炮，已成為中央情報局內迅速壯大起來的部門之一，一筆“巨大資產”。40

布雷頓決定他將以“非常規方式”經營QKOPERA行動。使之與其形式相匹配。為此目的，他指示德諾夫維爾，他的一切活動，都不能讓威斯納手下的、主管法國科的羅伯特·塞耶（Robert Thayer）知道。艾倫·杜勒斯又越過布雷頓，私下通知德諾夫維爾密切注意歐文·布朗，了解他在幹些什麽。不過不久德諾夫維爾就向杜勒斯匯報，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布朗做他那份工作就同辦他自己的私事一樣，從來不說他在幹什麽。41杜勒斯也好，威斯納和布雷頓也好，三個人從來都沒有獲得“出色管理人才”的名聲。

喬斯爾森和德諾夫維爾很快就動手建立巴黎辦事處，整頓“內務”。所謂“內務”是中央情報局內部的行話，指的是一切外圍組織所共有的內部各種安排。正當他們兩人在安排內部裝修和配備設施時，納勃科夫走馬上任，來擔起秘書長的職務了。他和帕特裏夏·布萊克一道來到巴黎，住在達薩斯街一座俯瞰盧森堡公園的小公寓裏，他在寫到這個他代表的組織時說道：“在現代西方世界，還不曾有過這樣的組織，更沒有過這樣的範例。以往還沒有人試圖在全世界範圍內把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動員起來，進行一場反對思想壓製的意識形態戰爭，或者用一個陳腐的說法，進行一場保衛‘我們的文化遺產’的戰爭。到目前為止，這類的意識形態戰爭一直是斯大林分子和納粹的專有領地……要領導一場理性而冷靜的反斯大林主義的思想戰，又不墮入摩尼教(8)式的假充正直的陷阱，這一點看來對我十分重要，在美國國內正在達到歇斯底裏和十字軍式的偏執狂程度時，尤其如此。”42

納勃科夫一貫精力充沛，熱情洋溢。他現在以同樣的精力和熱情，像一位歌劇的舞台總監(9) 一樣，投入他新的職業生涯，進行一場文化冷戰。5月，代表大會在一次記者會上向一名叛逃的知識分子授獎。此人是波蘭大使館的文化隨員，詩人，翻譯過捷斯洛·米沃什（Czes?aw Milosz）(10) 的《荒蕪的土地》（The Waste Land）。米沃什1949年曾作為波蘭的代表參加沃爾多夫會議，據瑪麗·麥卡錫稱，在他“第一次接觸民主左派之後，他就與我們墮入情網”。在納勃科夫這位出色的舞台總監的安排下，米沃什與天使們為伍，在舞台上現身，成為代表大會早期發動的一次成功政變。

不久以後，納勃科夫在丹尼斯·德盧奇芒的陪同下，前往布魯塞爾，在《綜合》雜誌（Syntheses）主辦的一次宴會上發表講話，然後趕回巴黎來推動“自由之友”（Amisdela Liberte）的工作。“自由之友”是代表大會的一個扶輪社(11) 式的俱樂部，在法國全國和巴黎的“自由之友”青年宮組織法國學生團體的聚會。6月中，納勃科夫又上路了，這一次是去柏林發表《極權製度下的藝術》的演講。他在寫給詹姆斯·伯納姆的信中說：“對於我來說，這當然不能算是一次出訪講學，而是我第一次與行動的德國前沿取得聯係。”43這是代表大會領導人進行的許多偵察性遠征的第一次，通過這些偵察性遠征，隸屬於代表大會的組織猶如雨後春筍大批湧現，不僅在歐洲（在歐洲有西德、英國、瑞典、丹麥、冰島），而且還有其他各洲，如日本、印度、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亞、黎巴嫩、墨西哥、秘魯、烏拉圭、哥倫比亞、巴西和巴基斯坦。

回到巴黎，納勃科夫在代表大會首次出版《證據》（Preuves）雜誌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按照法國出版評論性雜誌的偉大傳統，代表大會提出了創辦一份文化-政治性的雜誌。這一主張在凡爾賽舉行的執行委員會上首次進行了討論。大家覺得需要有一份刊物與《當今時代》抗衡，鼓勵法國知識分子脫離薩特的營壘。一位曆史學家後來問道：“究竟誰是真正的對手呢？不是蘇聯或莫斯科。他們真正放在心上的是薩特和德·波伏娃。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對方’。”44代表大會內部一位人士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左岸的知識分子是我們的目標，或者也許可以說這些知識分子的追隨者是我們的目標。”45但是要物色一個編輯，其身份地位足以誘導那些同路人加入中間路線行列，卻十分困難。到了1951年6月，納勃科夫已處於無計可施的境地，他寫信給伯納姆說：“這本法文雜誌已使我連日徹夜難眠。要找到一個像阿隆或加繆這樣有身份又願意擔任編輯的人實在是太困難了……在巴黎，困難在於空談承擔責任的人太多，而沒有人願意自己挑起擔子。這裏彌漫著一種無精打采、冷漠甚至厭倦的氛圍。天天都得同這種氣氛作鬥爭。”46

由於找不到一位法國編輯，執行委員會隻好決定把這項工作交給弗朗索瓦·邦迪。他是一位瑞士作家，母語是德文，在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簽署蘇德條約前曾經是共產黨的積極分子。1950年，邦迪在代表大會秘書處擔任重要職務（出版主任），曾與拉斯基的《月刊》有過合作關係。梅爾文·拉斯基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的編輯顧問”。在邦迪領導下，第一期《證據》終於在1951年10月問世了。《證據》的宗旨是在大西洋主義、反中立主義和親美的基礎上取得一致觀點，此刊物可當之無愧地稱為代表大會的機關刊物，充當它的喉舌，同時也為其活動和各種項目做廣告。這樣一來這本刊物就引起了馬奈·斯珀伯（Manès Sperber）所說的敵視。但是，邦迪麵對來自左右兩個方麵的攻擊卻毫不動搖。47

意大利文化自由協會在伊格拉齊奧·西洛尼的領導下於1951年底成立，成為大約100個獨立的文化團體的中心聯合會。這些文化團體為文自協會提供演講人、圖書、宣傳小冊子、電影以及一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協會出版一份名叫《文化自由》（Libertà della Cultura）的刊物，後來又出了《當代》，編輯是西洛尼和尼古拉·恰羅蒙特。但是，意大利的分支機構剛一組建就開始分裂了。納勃科夫被派往羅馬，試圖貫徹代表大會的意圖。但是同先前去羅馬的邦迪和阿爾芒一樣，他發現那裏的知識分子十分冷漠，倒是很容易聽信有關代表大會的種種“奇談怪論”。納勃科夫向歐文·布朗抱怨“我們在意大利的分支機構像西洛尼一樣無精打采”，他說，必須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向這個意大利的機構輸送新鮮血液。“西洛尼像坐在國王寶座（原文如此）上一樣高高在上，不讓辦事處的年輕人做他們應做的工作。我寫了兩封信給他，我在電報裏（原文如此）讓他暫停夏天的休假，隻要用一天時間下來同我見麵……結果是石沉大海，毫無反應。我每天要同十幾個人會晤。大多數人都欣然同意參加進來，為我們工作，幫我們的忙（其中包括莫拉維亞），但是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隻要還是由西洛尼在這裏獨立為王，那就什麽事也做不成。”49這個機構像堂吉訶德似的不切實際，對教會采取一種好鬥而傲慢的態度，使納勃科夫吃驚不小，於是他也寫了一封信給雅克·馬利丹，請他“給梵蒂岡當局寫一封長信”，解釋清楚自由文化代表大會和意大利協會執行的“政策是不同的”。50

(1)奧本海姆（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英國享有國際聲譽的小說家，作品多以國際間諜和陰謀為主題。

(2)吉姆（Jim）為詹姆斯（James）的昵稱。

(3) 這裏提到的是四位現代思想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意大利政治理論家、法學家，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少數人統治的概念，既反對納粹的優等民族統治論，也反對馬克思的社會底層人民統治論。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經濟學和社會學家，以闡述群眾和上層社會精英相互作用和轉化的理論而聞名，主張精英統治。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國社會學和經濟學家，提出“寡頭政治鐵律”，認為少數人統治不可避免。索雷爾（Georges Eugene Sorel，1847—1922），法國哲學家，工團主義革命派理論家。

(4)韋恩（John Wayne）、庫珀（Gary Cooper）和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均為老牌英俊電影明星。

(5) 林·拉德納（Ring Lardner，1888—1933），美國天才的和無比尖刻的諷刺作家，既寫幽默專欄和小說，也寫劇本。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國浪漫派抒情詩人，最初在英國成名。

(6)“工合”組織，原文為gungho，是漢語“工業合作社”的簡稱“工合”的音譯。這個詞在二戰中成為美軍中的俚語。“工合”屬工團主義組織，主張工人直接采取行動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以暴力手段為主，具有破壞性。此處似指那些以暴力推翻政權的過激行動。

(7)IOD是國際組織處（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ivision）的縮寫。

(8)摩尼教（Manichaeism），伊朗人摩尼（Mani）於3世紀創建的宗教。鼓吹二元論，謂精神為善，物質為惡，二者合一成為世界。認為光明與黑暗水火不相容，一直相互鬥爭，互為消長。光明戰勝黑暗，或善戰勝惡，人類才能得到拯救。

(10) 捷斯洛·米沃什（1911—2004，又譯為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裔美籍作家。納粹入侵波蘭後加入抵抗運動，成為戰鬥英雄。共產黨執政後，是首批發表作品的作家之一。政府還派他從事外交工作，先後在美、法任文化參讚和一秘。1951年在法國尋求政治避難，後移居美國。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1) 扶輪社（rotary club），國際性組織。成員涉及各行各業，提倡服務精神與高尚道德標準，並為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設獎學金。因其活動輪流在成員國舉行，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