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糖果”

我們不能把錢都花光。我還記得有一次與威斯納和會計主任碰頭。我說，天哪，我們怎麽能這麽花錢！簡直是揮金如土，而且沒有人必須報賬。真是令人吃驚。

——中央情報局吉爾伯特·格林韋

為了在冷戰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樹立自己的品牌，文化領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最初，管財務的是歐文·布朗。湯姆·布雷頓回憶道：“我會在預算外一次撥給布朗15000美元、10000美元、5000美元不等，但是我從來都不知道他用這些錢做了些什麽事。”1在布朗可支配的經費總額中，這隻不過是一點零碎錢。勞倫斯·德諾夫維爾透露：“關鍵問題在於對應資金。在國會裏，人們不能明說‘瞧，我們用納稅人的錢做了些什麽’，因為這不是我們的錢，這隻是馬歇爾計劃的副產品。”2在執行馬歇爾計劃的最初幾年裏，有一項創造性的舉措。馬歇爾計劃建議，為了使資金發揮成倍的作用，每個接受馬歇爾計劃的國家都應當將一筆與該計劃提供的外援資金數目相等的資金存入中央銀行，作為對應資金。根據接受國與美國之間簽訂的雙邊協議，美國允許這些資金由兩國共同使用，這筆資金的絕大部分（95%）留為該國合法的財產，而這筆存款的5%成為美國政府的資產。這些對應資金大約有2億美元，屬秘密經費，進入了中央情報局的腰包，作為冷戰之用。

1950年12月，30年代曾在耶魯和麻省理工學院講授經濟學的理查德·比斯爾是馬歇爾計劃的副行政長官。某日，威斯納到比斯爾在華盛頓的辦公處找他。比斯爾在喬治敦區(1)那幫人的社交場合與威斯納有過泛泛之交。據他的描述，威斯納是一個屬於圈內的人物，高級文官，和我們接管的許多政府企業都有關係。比斯爾回憶道，威斯納對他說：“他需要錢，讓我從百分之五的對應資金中抽出一小部分解決政策協調處的經費問題，用於該處的秘密活動……至於是否有人想到這些錢都用於秘密活動，就很難說了。不過這是個灰色領域則是無疑的。他的請求使我有些為難，因為我對秘密活動知之甚少。威斯納告訴我，這一行動是哈裏曼批準的，這使我稍為寬心，至少減輕了我的一些擔心。當我追問他究竟要用多少錢時，他向我說明他不能告訴我……我們這些管理馬歇爾計劃的人同不少人直接或間接地打過交道，中央情報局早期的隱蔽活動從馬歇爾計劃中受益的不在少數。”3

在哈裏曼主管下，對應資金曾被用來補助政策協調處1949年4月的“反獨裁和戰爭國際日”的對抗行動。在1948年意大利的選舉中，對應資金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歐文·布朗為了充實中央情報局秘密經費的金庫，又能從馬歇爾計劃這塊“糖果”嚐到甜頭了。通過布朗的手資助隱蔽活動的經費總數中，大約有20萬美元（相當於1999年的150萬美元）用於1951年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行政基本開支。這筆錢被用來支付弗朗索瓦·邦迪、丹尼斯·德盧奇芒、皮埃爾·博洛梅（Pierre Bolomey，此人是奧爾特曼的門生，被任命為司庫）、一名行政管理人員和幾名秘書的薪金。邦迪和德盧奇芒的薪金是用美元支付的，由布朗通過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轉入洛桑的瑞士銀行賬戶。其他人則用法郎支付。當時，秘書處每月的開支總數大約是500萬法郎。布朗為“自由之友”提供的經費大約也是此數。他為代表大會駐德國辦事處在德國的一個私人賬戶裏存入了4萬德國馬克，作為薪金和辦公費用。意大利辦事處通過《新意大利》雜誌的編輯科迪諾拉·特裏斯塔（Codignola Trista）的賬戶每月收入幾千美元。英國文化自由學會的書記邁克爾·古德溫（Michael Goodwin）每月接受700英鎊的補貼，這筆錢通過設於詹姆斯公園的威斯特敏斯特銀行存入他的賬戶。

布朗為代表大會在豪斯曼林蔭道找到一處永久性會址之前，他在克勒伯大街巴爾的摩飯店的幾間房間就臨時作為代表大會的總部。一天晚上，一位在馬歇爾計劃勞工處工作的年輕婦女未經約定隨意走進來喝點什麽，在布朗的電話機旁發現一張名單，名字旁邊有美元的數字。那時布朗離開了房間為這位不速之客準備飲料去了。她當時覺得，在這個套房裏，除了布朗之外還有一個人。結果，喬斯爾森從浴室裏走出來，大概是在裏麵藏不住了，可是又怕被人瞧見，於是又退了回去。兩年以後成為喬斯爾森妻子的戴安娜·道奇（Diana Dodge）覺得當時這個場麵非常有趣，而喬斯爾森卻為此窘迫不堪。

巴爾的摩飯店裏的這一幕表明，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成立之初時還是臨時湊合，全無章法。德諾夫維爾說：“起初大家都積極工作，我們按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做事。”4但是後來中央情報局提出了一套官僚機構的行事方式來“指導”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受到牽製。唐納德·詹姆森回憶說：“代表大會最高層中的一些人，包括拉斯基和其他人，和中央情報局的人之間經常舉行各種會議。”5“大多數會議的參加者在10—15人之間。我們圍坐在一起，議論應該做什麽，在何處進行。一般來說，會上都是暢所欲言地交換意見。基調是中央情報局指揮係統定的。我認為這種工作方法是非常明智的。說實話，如果不是按照這種方式行事，另一方，即代表大會這一方的人就會拂袖而去，我想至少有一大批人會這樣做，因為這些人究竟不是那種依附權勢的人，僅僅為了領取一張支票就對中央報局俯首帖耳的。”6

所謂坐在會議桌另一側的人，詹姆森指的是喬斯爾森、納勃科夫、拉斯基、邦迪，偶爾還包括馬爾科姆·馬格裏奇，此人曾為代表大會打通與英國情報研究局的關係。這就是代表大會的“機關”了。這批人被選來參與中央情報局的指導工作。這種指導盡管十分溫和，但實際上是確定華盛頓方麵希望代表大會遵循的路線。正如詹姆森所述，這是一種對等的關係：中央情報局傳達美國外交政策的一些目標，同時他們又傾聽另一部分人的意見，因為隻有這些人才了解西歐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他們能使形成這些外交政策目標的論點變得溫和，而且他們甚至還能作出一些改動。

喬斯爾森固然明顯的是屬於中央情報局指揮係統裏的人，但是他的任務是要認真地反映代表大會的利益。這是一種十分難處理的地位，要做到令人信服的地步更是難上加難。嚴格地講，喬斯爾森是德諾夫維爾的下級，但是，如果說德諾夫維爾確實曾經否定過他的意見的話，那也是絕無僅有的情況。德諾夫維爾說：“我每天都要與喬斯爾森見麵，如果不是每天的話，至少也是每周必見。我也會赴華盛頓出差，每次都是去完成他交代的任務。如果我同意（一般來說我都是同意的），我就會想方設法盡力去做。按我的理解，我的任務就是聽從喬斯爾森這些人的意見，因為他們比我更了解情況，而我就是按照他們的意圖，為拓展代表大會的工作創造條件。他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7

湯姆·布雷頓後來說：“喬斯爾森堪稱世界性的無名英雄之一。他滿懷**忘我地開展對歐洲知識分子的工作。對於他們超出對自由的基本信念之外的東西，他不一定非得同意。他穿梭般地一個接一個地參加會議，一個接一個地與人交談，一個接一個地與各種團體接觸，為了做成一件事，把他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努力。要說他在曆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當之無愧的。”8亞瑟·施萊辛格在回憶中對喬斯爾森也有類似的評價，說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他是樂隊裏的一個多麵手，什麽樂器都能拿得起來”。但是，在喬斯爾森英雄的品質裏麵也是有陰暗麵的。他一方麵具有傾聽他人講話的出色才能，但是當別的有講話天才的人不善於傾聽他人講話時，他就受不了。他的一位同事回憶說：“對於這樣一個滔滔不絕的講話者，邁克有時會失去耐性，有時他覺得這些人過於矯揉造作而又太像一個猶太傳經說法者，他就用雙手捂住兩耳說，‘到此為止吧！我已經聽夠了。讓我們就這樣幹下去吧。’他這個人很直。如果將他比作一壺水，那麽這壺水沸點很低，很快就燒幹冒煙了。”9另一位代表大會內部人士覺得喬斯爾森“幾乎總是處於感情爆發的邊緣”。10喬斯爾森有一次透露他的母親曾經是一個“鋒芒畢露”的女人。他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讓自己不發脾氣。但是，就是為了避免與人發生衝突，他經常會造成一種“十分沉重的氣氛”，強壓心中怒火，三緘其口，用鋒利的目光瞧著別人。40年後，一位曾經與中央情報局有過很短一段暗中調情關係的作家本·索南伯格回憶起喬斯爾森那種陰暗心靈時還不禁渾身發抖：“一聽到喬斯爾森這個名字，至今仍使我充滿恐懼。”11

喬斯爾森對於遊移不定、磨磨蹭蹭無法容忍，因為他認為他手頭的這件工作十分緊迫。因此，當歐文·布朗報告說英國的文化自由學會內部分崩離析、明爭暗鬥，隻會“做接待工作和舉行雪利酒會”（一名成員說這個學會的主要活動就是邀請著名知識界人士到索霍(2)的豪華餐廳筵宴）時，喬斯爾森決心要對英國這個附屬機構行使他的權力。英國文化自由學會成立於1951年1月，一開始就搖搖欲墜。學會主席史蒂芬·斯彭德和榮譽幹事邁克爾·古德溫不和，到了1951年，執行委員會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古德溫是創刊於1877年的著名月刊《十九世紀和世紀後》，後改名為《二十世紀》（Twentieth Century）的編輯，是巴黎總部的一個重要關係。巴黎方麵在1951年初該刊因虧損即將倒閉時，向這家刊物的房主付清了房租，又出資讓它搬遷到位於亨利埃塔街的新址，從而挽救了這份刊物，而這個新址也就成為文化自由學會的總部。此後又向《二十世紀》提供了兩筆應急補助，一筆是2000美元，另一筆是700英鎊，為刊物支付了1951年8月的印刷和紙張款，外加每月補助150英鎊以彌補雜誌的月度虧空。後來成為英國廣播公司故事片和話劇部主任的古德溫，不僅讓喬斯爾森利用《二十世紀》雜誌作為打入英格蘭的載體，還為他與英國秘密文化宣傳工作建立了可資利用的聯係，因為古德溫本人就是英國的情報研究局的一位外聘雇員。

喬斯爾森向古德溫的刊物提供補助是因為他們之間達成了一項特殊的諒解：《二十世紀》雜誌應以攻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國家》（Nation）的觀點為己任。1952年1月，古德溫在一封信中證實了這場運動勢頭正旺，他報告說《二十世紀》“正在連續發表評論，向（《新政治家》的）一係列論題發起攻擊，這場連珠炮式的攻擊意味著通過係統的批評，從總體上摧毀他們的地位。”他還說，《二十世紀》還外加了一項任務。它準備打擊並削弱格拉斯哥的一份季刊《蘇聯研究》，“這本季刊很可能是本國為蘇聯辯解的主要源頭”。12但是喬斯爾森對《二十世紀》始終並不完全滿意。邁克爾·喬斯爾森的妻子戴安娜說：“這本雜誌不夠生動活潑。作為一個工具，它並不理想。”13古德溫對《新政治家》的攻擊進展尚好，但是，這本刊物卻未能作出足夠的努力來解決1951年12月納勃科夫在一封信中提出的問題。納勃科夫在信中報告說，國際執行委員會對該刊物“普遍感到不滿。”納勃科夫措辭嚴厲地寫道：“斯彭德先生將向你和你的編輯委員會提出進行緊迫而重大的改革建議。歐文·布朗、德盧奇芒和我本人完全讚成這一建議。”14他還補充說，這些改革應當立即實施，否則代表大會將不再予以支持。對此，古德溫於1951年12月31日作出了尖銳的回複：“除非這本刊物維持並繼續保持其獨立性，否則對誰都沒有好處……刊物進行評論的觀點不應該被人‘牽著鼻子走’。”15

對於古德溫來說，情況真是每況愈下。1952年1月，以斯彭德為中心，發動了一場“政變”，向古德溫發出一封用詞粗暴的解職函，由他本人取代古德溫擔任了英國文化自由學會的總幹事。幾個星期以前，斯彭德本人也曾帶著一股怒氣辭去了這個職務，與他同時辭職的還有伍德羅·懷亞特（Woodrow Wyatt）和朱利安·艾默裏。他告訴納勃科夫，他將親赴巴黎說明他辭職的原因。在巴黎，他向代表大會的圈內人物解釋說，英國的附屬機構如果讓古德溫掌舵，就無法運轉，他說服了這些領導人，並從他們那裏拿到了一封辭退古德溫的信件，現在他把這封解聘函交給了古德溫。古德溫又轉而指責斯彭德要為懷亞特的辭職負責，並要求納勃科夫讓斯彭德“收斂一點”。但是，古德溫還是被迫辭職。斯彭德再度進入執行委員會。從那時起，控製執委會的是馬格裏奇和弗雷德裏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執委會的三駕馬車還有第三個人托斯科·法夫爾（Tosco Fyvel），此人“隻不過是條尾巴而已”。斯彭德一貫無能而愚蠢，此時他卻決心利用這種局勢得到他想要的東西。16W.H.奧登稱他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聖人笨伯”，是“一部瓦格納的歌劇《帕西法爾》（Parsifal）的拙劣模仿”。伊舍伍德則稱他為“本質上的喜劇人物”，通過鬧劇來揭示真理。其他人則發現“他臉上總是帶著一種尷尬的困惑”，（伊恩·漢密爾頓，Ian Hamilton），要不就是“思想混亂、一頭霧水、頭腦不清”，在他頭腦裏，什麽事情都“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一生陷於矛盾和模棱兩可之中，彭斯德已經養成一種退而生活在這些名聲不好的光環後麵的才能。

古德溫辭職對喬斯爾森是一個打擊。因為他的離去，喬斯爾森也失去了與情報研究局的直接聯係。但是情報研究局很快就彌補了空缺，安插他們自己的人約翰·克魯斯（John Clews）進入英國文化自由學會，擔任了總幹事。很快克魯斯就利用他的職務，把學會作為散**報研究局材料的一個據點。1952年6月，他寫信給納勃科夫，告訴他，他曾經“同漢納·阿倫特（Hannah Arendt）長談過一次，並把她介紹給一兩位外交部的專家，通過這樣的安排，我正在為她提供許多她的新作所需的素材……如果你知道有什麽人到這裏來，又希望同阿倫特博士的關係建立聯係，請盡管告訴我，我可以為他們作出安排。”17克魯斯也把材料送給喬斯爾森，提醒他（似乎他有這樣的需要）這些文件可以隨意使用，“但是不要說出材料的來源”。

克魯斯被任命為總幹事之後，英國學會的麻煩似乎暫時得到解決。《論壇》（Tribune）的編輯托斯科·法夫爾作為代表大會指導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同意對倫敦的安排密切觀察，並簡要地記錄下來。但是喬斯爾森仍然不滿意。休·特雷弗-羅珀在代表大會初創於柏林時曾公開批評代表大會，這些批評遺留下的對代表大會的懷疑並未消除，許多英國知識分子不願認同這個組織，認為它的老根究竟在哪裏仍然曖昧不清。麻煩在於許多英國知識分子看到美國政府正在把手伸向他們這塊餡餅。英國文化自由學會的一名官員說：“我們當時常開玩笑。我們請朋友出去用午餐，當他們要付賬時，我們就說：‘不，別操心，這頓飯由美國納稅人買單。’”18不過，要讓他們信服，受到這樣的待遇是值得的，還必須對許多人做說服工作。

(1)喬治敦區（Georgetown），這裏指華盛頓特區西部的住宅區。

(2)即Soho，倫敦繁華的商業、娛樂區，以先鋒藝術和時裝著稱。又譯為蘇豪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