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得不償失的交易

在這個醜惡的世界上，一切善惡是非，都要看你透過什麽顏色的玻璃去看它。

——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1)

自1967年發生這一係列事件後直到1968年，喬斯爾森一直處於心力交瘁的狀態，每天都經受著他以往所做的一切給他帶來的迷惘和痛苦的折磨。印度文化自由代表主席賈拉普拉卡什·納拉揚寫道：“我總弄不明白，一個信仰自由的人，生活在開放的社會中，講究的是方法和目的的一致，怎麽會認為接受一個國際間諜機關的錢是正當的。僅僅從代表大會一直是在獨立運作這一點來評價它是不夠的……中央情報局一定認為它所做的一切對它來說是必要的。”1K．K．辛哈（Sinha）在他的辭職信中說：“如果我早知道……巴黎總部裏藏著一顆定時炸彈的話，我根本不會碰代表大會的。”2對有些人來說，他們要同真的炸彈打交道：在日本，一名代表大會的積極分子的房子被炸了，他不得不向警方尋求保護。在烏幹達，《轉變》雜誌的編輯拉賈特·尼奧基（Rajat Neogy）剛想到他的刊物“說不定”會遭到破壞，他就被捕入獄了。

戴安娜·喬斯爾森說：“有人成了真正的犧牲品，邁克爾為此感到痛苦，悔恨，有時竟懷疑他參與這些事是否正確。耶穌會的教義是‘隻要目的正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正確的’。我們對這一信條曾產生過動搖，但是最後我們還是都認為我們是正確的。但是有些人的名譽受到損害還是讓他深感痛心。”3約翰·亨特說：“由於我、邁克爾以及其他人的主張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在印度、黎巴嫩，在亞洲和非洲，許多男男女女投身於代表大會並與之共命運。當時，這批人都發現自己被卷入了漩渦之中。我也知道其中有許多人因此而蒙遭不幸，而且任何高明的策略和辯解都無法彌補他們所受到的損害。他們把自己的名譽和身家性命都搭上了，這一點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種精神上的尷尬境地，不是用一句‘生活原本如此’‘曆史在捉弄我們’之類的話就能消解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我還願意從頭再來一次。一個人的一生可能有遺憾，但是這一切都是值得的。”4

在歐洲和美國，情況卻不是K.K.辛哈所說的那樣，是一片威脅即將來臨的喧囂，那裏的反映卻是多種多樣的。邁克爾·波拉尼覺得揭露中央情報局的喧囂是“可鄙的”，他說，“在戰後這些年裏，如果我知道有中央情報局這樣一個機構的話，我會願意為之效力，而且是心甘情願的。”5凱斯特勒則幹脆稱之為“茶杯裏的風暴”，小小的波瀾很快就會平靜下來的。耶胡迪·梅紐因則說，中央情報局居然樂見“同我們這些人交往，我對它的評價反倒更高了。”6不出所料，喬治·坎南理直氣壯地為中央情報局辯護，他說，“就因為中央情報局給了錢而對它發動攻擊是站不住的，攻擊帶來的痛苦超出了其應有的範圍。對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受到良心上的責備。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設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其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它這樣做應受到讚揚而不是批評。”7

中央情報局介入西方的文化生活隻不過是民主的一個消極麵而已，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對於這種說法，擁護者是越來越少了。安德魯·科普凱因德（Andrew Kopkind）在寫到“精神上更深層的幻滅感”時強調：“空談開放社會，實際上卻加強控製，這兩者之間距離之大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每一個代表美國的某個組織出訪外國時，盡管方式不同，卻都能親身體驗到一種盛行的理論，即世界已被分割為共產主義和民主製度兩大陣營，任何介乎兩者之間的行為都意味著背叛。人們有一種幻覺，認為不論什麽人都可以持有不同意見，你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既有社會主義的冷戰鬥士，也有法西斯的冷戰鬥士，既有白種的也有黑種的冷戰鬥士。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靈活性，這正是它的一大長處。但這隻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多元性，而且有著極大的腐蝕作用。”8這種觀點不斷地被人們引用，其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在道德問題上的立論簡單明了，實際上卻失之於簡單化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人們持不同政見的可能性遭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科普凱因德自己的言論就是一個例證），也不在於知識分子受到了壓製和腐蝕，而是進行理性思考本身所必備的過程受到外力的幹擾。賈森·愛潑斯坦寫道：“最令我們感到不快的是，政府似乎在開著一列地下火車，坐頭等車廂的卻不是第一流的乘客。中央情報局和福特基金會這類的機構出錢建立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組織，其成員是由他們挑選出來的，挑選的標準就是這些知識分子必須具有他們認為正確的冷戰立場。本來自由思想就像一個大自由市場，較少考慮意識形態的問題，更加注重個人的才能和成就，在這個市場上，各種思考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對一切占統治地位的正統觀點提出懷疑……事實終於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做的這筆交易是多麽得不償失。這筆交易永遠不可能有利於藝術和文學的發展、任何形式的嚴肅思考乃至人類自身的進步，交易的結果隻能使知識分子為國家的意誌服務。”9

1967年3月，德懷特·麥克唐納一腔激憤地責問喬斯爾森：“如果當時我就知道《邂逅》雜誌後麵有美國政府的秘密經費在支撐著，你想我在1956至1957年間會從這家刊物領取薪金嗎？如果你認為我會，那麽我們從此分道揚鑣。要知道，即使為一家政府主辦的公開刊物工作，有人還會躊躇再三……我想我是被人當作傻瓜耍了。”10傻瓜還是偽君子？他隻是在1958年因為他的一篇文章被砍掉偶然同設在梅涅特大街的辦事處打過交道，盡管如此，1964年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問喬斯爾森可否雇用他的兒子一個夏季，而那時大家至少都已風聞代表大會與中央情報局有關係了。那麽斯彭德又如何呢？1967年夏天，在芝加哥的埃文斯頓飯店舉行的一次聚會上，與斯彭德同赴聚會的客人不留情麵地問到他聲稱自己清白無辜的事，他竟然淚流滿麵。其中有一位不甚知名的客人回憶道：“丹尼爾·貝爾和他的妻子珀爾·卡津·貝爾、理查德·埃爾曼、漢納·阿倫特、斯蒂芬·斯彭德、托尼·坦納、索爾·貝洛、哈羅德·羅森堡和波拉尼夫人這些人都在場，就像是大衛·萊文的一幅漫畫。這群人多多少少都與代表大會有牽連。吃罷意大利麵條之後，他們就開始彼此指責對方太天真，竟然不知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而知情者也不把情況告訴別人。漢納·阿倫特說：‘我從來就不信任歐文。’她還說她不信任梅爾文·拉斯基。丹尼爾·貝爾則忙替他的這兩個朋友辯解。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斯彭德哭了起來，說他被利用了，上了當，他是什麽也不知道，從來就被蒙在鼓裏。有些人說斯彭德‘太天真’，另一些則似乎認為他隻是在‘假裝天真’。”11

斯圖爾特·漢普夏爾說：“斯蒂芬感到很難過。人們對他相當刻薄，說他一定了解實情。我倒不認為他知道實情，也許他沒有認真去了解真實情況，但是他確實不知道背後是政府或情報機構。”12不過勞倫斯·德諾夫維爾卻有不同看法：“我知道有些人心裏明白自己是知情的，但口頭上否認，你也不能責備他，因為我們對於做過的事有時不得不加以否認，所以他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加以否認。斯彭德確曾被告知實情，這一點喬斯爾森是清楚的，他對我說起過這件事。”13湯姆·布雷頓說：“我聽說了關於斯彭德的事，也知道在事情被曝光後他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我的看法是他必定知情，我想他是知道的。”14娜塔莎·斯彭德一直堅持說她的丈夫是清白無辜的，她傷心地得出一個結論，說斯彭德就像《白癡》裏的米什金親王(2)。

傻瓜還是偽君子？1967年夏，《黨派評論》上發表了一篇由威廉·菲利普執筆的著名聲明，題目是《關於中央情報局的聲明》。有人把它拿給湯姆·布雷頓看時，他放聲大笑。聲明寫道：“我們公開反對中央情報局秘密資助文學性和思想性的出版物和雜誌。我們堅信，中央情報局經常性地資助會使這些出版物和出版機構失去信譽。對於據說曾接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雜誌，我們是不信任的，而且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對提出的問題作出適當的反應。”15簽名者共17人，其中有漢納·阿倫特、保羅·古德曼、斯圖爾特·漢普夏爾、德懷特·麥克唐納、威廉·菲利普、理查德·波裏埃、菲利普·拉夫、威廉·斯蒂倫和安格斯·威爾遜。布雷頓看到這些人名時隻是說：“他們當然都是了解真情的。”16詹姆斯·法雷爾則說：“《黨派評論》那些人害怕曝光就像魔鬼懼怕聖水一樣。”17他的話也許是對的。

日內瓦的香培爾高地住宅區是安靜的，隻有每周一次的蔬菜集市才打破那裏的靜謐。身居此地的喬斯爾森隻能懷著苦澀的心情注視著代表大會在新領導人謝潑德·斯通主持下繼續維持下去。此時它已更名為“國際文化自由協會”了，在領導人的名單中也不再有喬斯爾森。更名後的第一年，約翰·亨特應斯通之邀繼續留在那裏幫助做預算的工作。起初，喬斯爾森還每天打電話給他的前副手。亨特回憶道：“在電話裏，他總是說‘讓我們做這’，‘讓我們做那’，而我總是提醒他：‘聽著，邁克爾，現在是謝波德管事了。’確實令人心酸。邁克爾還是一如既往地工作著，好像什麽事也沒有發生過。”18謝潑德·斯通說：“喬斯爾森是個悲劇性人物。我覺得他有點像一個駐外大使，在另一個國家待的時間太長久了，以致忘記了他應該代表他的派遣者，反而覺得他是代表駐在國的人民。正因為可能發生這種易位情況，大使們從來都不準在一個國家駐留過長的時間。我想在喬斯爾森身上就發生了這種錯位的情形。如果你把這一切看成一次行動，那麽喬斯爾森就是這一行動的靈魂。他關愛我們所有的人，而且他本人就非常有教養。他對文學、音樂等等非常關心，但他也是一個十分霸道專橫的人，他太看重自己身負的責任了，從來不敢掉以輕心。當整個事情暴露後，我想他一定傷心透了。”19

謝潑德·斯通原是福特基金會的執行董事，曾替代表大會經營過幾百萬美元的慈善基金。喬斯爾森曾提名讓他接替自己的職務，但是據戴安娜說，“邁克爾很快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錯誤。邁克爾繼續擔任顧問。代表大會就是他的生命，他寫過許多內部備忘錄，但沒有一件得到過答複。謝潑德也有他的難處。他不想當邁克爾的小夥計，他不想當傀儡。但他的行事方式不夠漂亮。邁克爾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比如他把一些他不感興趣的國家和地區的分支機構全部撤銷了，例如印度、澳大利亞，隻要不是歐洲的，他全不感興趣。謝潑德對這些地區沒有感情，也沒有去過這些地方，所以那些地方的人都被攆走了。他不十分了解知識分子。每年為了向福特基金會要經費，都要向基金會遞交工作報告，謝潑德就會讓邁克爾來做這件事，因為他寫不出來。”20

改組後的代表大會現已完全由福特基金會出資，顯然已獲得了喬斯爾森多年求之未得的獨立性了。但是，據約翰·亨特講，1976年夏，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為爭奪代表大會的領導權在幕後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他解釋說：“歐洲人擔心，這樣一個組織如果從一開始就讓美國人介入的話，那麽美國就會通過其善意的服務把這個組織掌握在手中。當時歐洲人的如意算盤是讓乳臭未幹、不太聰明又不愛說話的美國人出錢，我們歐洲人出腦子，那樣就能把事情辦得完美無缺。”21爭奪的結果是每家都分得一杯羹。美國人擔任了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謝潑德·斯通的整個職業生涯，從駐德國高級專員公署到福特基金會直到現在的代表大會，從來沒有與情報機構脫離過關係。一位東德同情者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在回憶錄中說，斯通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名項目官員）；法國人安排了皮埃爾·伊曼紐爾擔任總幹事，有傳聞說此人屬於十二局(3)；稍後，英國人派來一人擔任聯合總幹事，此人名叫亞當·沃森，50年代曾任英國秘密情報局（SIS）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聯絡官，還是一個心理戰專家，曾負責協調情報研究局與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之間的秘密關係。表麵上似乎一切都改變了，其實卻是換湯不換藥。

真正發生了變化的，是喬斯爾森多年來與之鬥爭的敵人以及他力圖緩和的緊張關係。在這兩個方麵，喬斯爾森的成績足以使他感到自豪。凡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曆來就有一股互不相容和易於分裂的壞習氣。現在的國際文化自由協會也不免為這種習氣所籠罩。冷戰時期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占統治地位的是充沛的活力和明確的目的性，此時卻已**然無存。喬斯爾森身在日內瓦，眼看著這個新改組的代表大會走上窮途末路而又無能為力。納勃科夫偶爾寫信來報告一點消息，在信中他稱這個新組織的領導班子是“一夥串通一氣的騙子”。愛德華·希爾斯同樣對這個組織表示蔑視，終於在1970年拂袖而去。他說，這個機構已經名譽掃地，成了一批酒足飯飽、自鳴得意的知識分子閑聊的場所。22在另一封寫給喬斯爾森的信中說，他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代表大會的消息，不過他接到了一份請柬，請他去同一些“非猶太名人”見麵，他斷然予以拒絕。23他與悉尼·胡克一樣，對斯通的印象是“一頭官氣十足的公驢”，“一個十足的笨蛋，卻享有不應有的地位和待遇”。24斯通對於世界事務的了解就是知道怎麽花錢。他說，有一件事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有些共產黨員盡管做了許多壞事，他們的人怎麽就能夠始終保持著精神上的優勢。25

國際文化自由協會已經無法按原來那一套說法舉辦任何活動，它的支持者也對它失去了興趣，最終於1979年通過自身投票表決解散了。

1959年，喬治·坎南曾致函納勃科夫說，在他的印象中，“過去多年在把世界擰成一股繩的事業中，誰都比不上你和你的同事們所做的貢獻，尤其在我國，卻幾乎沒有人能看到你們所取得的成就範圍之廣泛和意義之重大。”26幾十年來，坎南一直堅信他通過寫文章幫助建立“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是正確的。但是到了1993年，他卻譴責他曾賴以生存的一元論信條，他說：“我應當明確表態，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我絕對強烈反對那種救世主的論點，這就是說我反對美國人充當全人類的導師和救星，反對說我們具有獨一無二的優秀品質，也不讚成喋喋不休地空談什麽‘命運宣言’或‘美國世紀’之類的廢話。”27

冷戰理論的**就是一個神話，說什麽在20世紀，美國承擔起了取代衰敗的、失去信心的歐洲的曆史使命。但是到頭來卻證明這隻是一個錯誤的構想。哈羅德·羅森堡於1962年寫道：“冷戰是兩種實在的利益之間進行的一場虛幻的戰爭。可笑的是，冷戰中相互敵對的雙方都認為各自的理論如能付諸實施都將是勢不可擋的……西方的目的是要擴展自由主義，直到它完全符合私有製和獲取利潤的需要，而蘇聯人則要擴展其社會主義，直到它完全符合其建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需要……（實際上）20世紀的種種革命就是為了建立自由製度或社會主義製度……對政治必須采取現實主義態度，這一點極為重要，也就是必須徹底摒棄那種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水火不相容的政治。”28羅森堡用這番話來批駁摩尼教式的二元論，“按照這種二元論，雙方將永遠糾纏在一場雙人舞之中解脫不開，都要爭奪霸主地位來統治世界。”

米蘭·昆德拉曾批評過所謂“有信念的人”，他問道：“什麽是信念，信念就是……一種思想的僵化……正因為如此，小說家必須要有意識地打破他們固定的思維模式，打破他們為自己築起的思想藩籬。”昆德拉說，隻有如此，才能產生“不確定性的智慧”。1967年的大曝光留給後人的正是一種“不確定性”，不過並未產生昆德拉所說的“智慧”。這種“不確定性”被利用去掩蓋已經發生的事，並力圖將其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小說家理查德·埃爾曼看到知識分子缺乏責任感，因而助長了中央情報局對文化的操縱，對此他感到十分厭惡。他從中發現一種“假裝出來的厭倦情緒，認為凡事都差不多，一切都不必太認真，正如人們所預料的，見利忘義和腐敗也就成了‘天經地義的行為’了。在這些人看來，世間事從本質上講就是使人感到乏味和膩煩……世上沒有任何事值得你去認真分辨是非善惡，世上也沒有真正誠實的人。”29瑞納塔·艾德勒（Renata Adler）的影射小說《快艇》（roman à clef, Speedboat）就抓住了這種道德上的是非不明：“聰明人做錯了事，一旦被人抓住就矢口否認。麵對確鑿證據證明他做了錯事，他們就改口說他們確實做過，但他並沒有說謊，隻是不記得了。如果他做了又說了謊，那麽他又說他之所以這樣做，之所以說了錯話，都是為了某種更高的利益，這樣一來，他所做的錯事和所說的謊言的性質也就改變了。”30

普裏默·萊維（Primo Levi）在其《淹死的與獲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不過在心理分析上更為老到。他說：“有人故意撒謊，臉不紅心不跳地歪曲事實。但是更多的人從說謊開始發軔，暫時或永久地駛離他的記憶，並為自己捏造出一個有利的幻境……不動聲色地從說謊變成狡詐的欺騙是很實用的：具有某種信念的謊言會使他的處境較好一些，他能夠更好地念他的台詞，而他所說的也更容易被人相信。”31

如果說那些加入文化冷戰的人真的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是正確的，那麽就不能說他們有意識地欺騙了別人。即使說這裏麵有虛構的、捏造出來的事實，那也無損於其真實性。有人曾打過一個比喻說，如果有一條狗在巴黎聖母院的牆腳撒了一泡尿，這並不意味這座教堂有什麽過錯。但是還有納勃科夫喜歡引用的諺語：“如果你跳進湖裏，你就不可能幹著身子走上岸來。”西方的文化冷戰鬥士們紛紛用所謂的民主程序來做擋箭牌，使他們的所作所為合法化，但是由於他們不誠實，連帶著民主程序也受到了玷汙。他們販賣的自由同與之相抵觸的“必要的謊言”達成了妥協，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結果變成了“不自由”。按照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中更好鬥的知識分子的說法，在冷戰中你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忠誠於某種理想。那麽隻要目的是正確的，手段自然也就無可非議了，即使其手段中包括（直接或間接地）欺騙他們的同事；倫理要服從政治嘛！他們扮演了錯誤的角色；他們用左右他人的思想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了達到某種目標，他們不惜對事物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歪曲。知識分子的任務，本來應該是用事實來揭露政客們說假話、掩蓋真相以及他們因循守舊不圖變革的本質。

他們信奉“絕對自由”的理論，結果卻提出了另一個理論，即“自由至上主義”，或者說陷入“對自由的自戀”之中。他們更重視教條，使之淩駕於容忍不同觀點之上。正如安東尼在《加沙的盲點》中所說：“不言而喻，‘真正的自由’這個詞比‘簡單化的自由’要好些。真理這個詞像是魔咒，一旦同‘自由’這個東西結合在一起，其結果是十分可怕的。富有好奇心的人是不談什麽真正的真理的。我覺得這聽起來有點怪異。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哦，顯然不行，有點像腳氣病，或者哇裏哇啦什麽的。”32

(1)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著名劇作家、詩人。

(2)米什金親王（Prince Mishkin），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白癡》中的人物，善良熱情，卻又天真而輕信他人，因此經常受到傷害，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3)十二局（Deuxième Bureau）,法國對外情報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