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有些人的思想僵化了。
——大衛·布魯斯
1967年多災多難的夏天過去之後，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從法菲爾德基金會收到了一筆數額為34000美元慷慨的財政結算款，移居紐約。在亞瑟·施萊辛格的幫助下，在市立大學謀得一個教席，講授《不同社會環境下的藝術》課程。納勃科夫和斯蒂芬·斯彭德之間有時說些閑話，談到他們以往的一些同僚，開玩笑說要寫一本“果戈理式的滑稽小說，講一講某個人，且不管他做了些什麽，他的老板是誰，總之，他發現一直是中央情報局在給他錢。”11972年，他們之間發生了一次小小的口角。艾賽亞·伯林勸納勃科夫不要計較，說“讓他去吧”。1976年，這位作曲家半開玩笑半威脅性地說他要寫一本書，書名就叫“中央情報局的黃金時代”。柏林讓他小心，勸說納勃科夫不要發表他的有關代表大會的回憶錄：“如果你是當真的，那麽我就要嚴肅地勸你別做這件事。一個人的記憶並不可靠，況且這個題目至少也可以說是敏感的。我想你大概不願意讓你的後半生成為無休止爭議的焦點吧……所以我鄭重地勸你不要去闖這個地雷陣。”2
許多人都不願檢討過去。斯彭德與納勃科夫1972年發生爭吵，後來兩人言歸於好，在斯彭德的日記中有所記載。1976年3月，他參加了法國駐紐約領事館授予納勃科夫勳級會(1)勳章的授勳儀式，他寫道：“法國領事發表了講話，對納勃科夫生平的敘述充滿了喜劇性。在整篇講話中，他始終把納勃科夫的‘創作生涯’和‘職業生涯’分得很清楚。盡管在講話中也提到了他操辦的那些藝術節，但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卻被巧妙地回避了。在這種場合，法國人慣於講一些辭藻華麗的空話，但這次講話卻如此清晰精致，還真需要有點真誠才能辦到哩。”3
此後的年代裏，納勃科夫繼續教書和作曲。他最後一部重要作品是為巴蘭欽的舞劇《堂·吉訶德》譜曲，由紐約芭蕾舞團公演。安德魯·波特（Andrew Porter）為《紐約客》撰寫的評論寫道：“尼古拉斯·納勃科夫譜寫的曲子真是糟糕透頂，使那天晚上的演出走了味。樂曲聽起來像是喘息，又不斷重複，他想用小號獨奏和一記鑼鳴來製造一種輕快活潑的效果，卻又顯得蒼白無力。”4據一位朋友說，納勃科夫的人生格言可能是“怎麽合適怎麽過”。這也許是從他的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在二戰後的柏林，一名年輕的情報官員在一次聚會上遇見了納勃科夫90歲的老父親。“這個老頭兒同所有納勃科夫家族成員一樣，是沙俄帝國的自由派人物。我看到他走向一些蘇聯的高級官員，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嗎，我是一直站在人民這一邊的。’然後又踅向房間另一頭的主人，臉上掛著同樣的諂笑，對他說：‘我同你的祖父亞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爵親王很熟悉。’我真搞不懂，一個年逾九旬的老人還需要那樣虛偽嗎？”5
納勃科夫於1978年去世。據約翰·亨特說：“他的葬禮堪稱奇觀。他的5位妻子全部到場，帕特裏夏·布萊克魯在滑雪時一次意外事故中受傷，她拄著雙拐，嘴裏不停地說‘我總覺得我還是他的妻子。’瑪麗·克萊爾在教堂裏坐在首席座位上，儼然是正妻的模樣。他去世時的合法妻子多米尼克說，她當時覺得自己似乎並不存在。在5人中，她是唯一一位靠後站的妻子。另一位前妻則俯身到棺材上想親吻死者的嘴唇。”6一個一輩子浮華虛誇的人最後這樣離開人世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約翰·亨特按既定安排於1968年底離開國際文化自由協會。在塞納河上一艘家用遊艇上舉行了秘密儀式，中央情報局為他的出色服務授予他獎章。後來他到加利福尼亞的索爾克研究所擔任常務副所長。在越戰問題上，他堅定地站在反胡誌明立場上。他痛苦地看到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分崩離析。他對喬斯爾森說，在他自己的國家，他似乎同其他人形同陌路。7同羅比·麥考利一起在《花花公子》玩了一陣子以後，亨特又擔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常務副校長。1976年他寫了一部關於阿爾傑·希斯的劇本，在紐約的肯尼迪中心上演過。退休後住在法國南部。
歐文·克裏斯托爾和丹尼爾·貝爾共同創辦了《公共利益》，1969年任紐約大學“亨利·魯斯講座”教授，講授“城市價值觀”課程。當時他已自稱是“新保守派”，他給新保守派下的定義是“受到現實打擊的自由派”。他投身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和《華爾街日報》，為公司的人講課，領取豐厚的課酬，被人稱為“新右派的守護神”。他的著作表明這位年輕的激進分子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變成一個牢騷滿腹的反動分子，同他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反對現實中的性放縱、多元化主義、靠福利過日子的母親和叛逆的學生。同拉斯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已變成了亞瑟·凱斯特勒所說的“20世紀的人”，一個“政治精神病患者，在他的頭腦裏為自己築起了一道鐵幕”。81981年，他給五角大樓寫了一封信，指責美國士兵在奏國歌時連立正的動作都做不正確，他呼籲“整頓閱兵式，因為隻有出色的閱兵式才能贏得民眾對軍方的尊重”。9在回顧中央情報局幹預文化政治時，他說，“中央情報局是一個秘密工作機構，它的成員都是一些不可救藥的饒舌者。除此之外，我覺得它也就同郵政局(2)差不多。我對它的評價也隻能如此了。”10關於《邂逅》雜誌，他的結論是：“在一段時間裏，這是英國刊物中唯一值得一讀的雜誌，卻是由中央情報局出錢辦的，英國人為此應該感恩戴德才是。”11
梅爾文·拉斯基一直擔任《邂逅》的編輯，直到該雜誌1990年停刊。當時沒有人願意給它一個肯定的定評。《邂逅》雜誌在最後的幾年裏“似乎擺脫不了過去的形象，總是被認為是在販賣冷戰貨色，不斷地警告人們，核裁軍是危險的。”12《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保守派編輯費迪南德·蒙特（Ferdinand Mount）確實為《邂逅》雜誌寫了一篇“告別辭”，讚揚了雜誌取得的成就，而且還稱讚梅爾文·拉斯基是“唯一沒有在他的第二祖國獲得榮譽的先知哲人”。13有些人認為拉斯基也許本來應該待在他自己的國家裏。蒙特的讚揚無人響應，也沒有影響這些人的看法。
中央情報局停止讚助後，《邂逅》雜誌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財政危機。在最後這幾年中，拉斯基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尋找新讚助人上了。1976年，弗蘭克·普拉特（當時他還留在中央情報局）寫信給喬斯爾森，提到，“拉斯基回到美國後立即跑到丹佛去同極端右翼分子、庫爾斯啤酒王國的首腦談讚助問題。他想把雜誌據為己有。在整個會晤中，這位庫爾斯公司的老板始終身上掛著槍套，插著一支科爾特45手槍！我的天，謝謝你啦，你的錢我不要了”。14正當拉斯基跑到遠離大都市的地方去找青草吃的時候，普拉特請求威廉·惠特尼基金會拿出些錢來，這樣也算他盡到了答應幫忙的責任。後來，《邂逅》雜誌遇到了接受中央情報局的財政支持的問題，拉斯基進行了反擊：“好吧，誰來出錢呢？艾奧瓦州德杜克的那個穿帆布鞋的小老太婆會給你100萬美元？我是說，別做夢了。你說能從哪裏弄到錢？”15
所有同拉斯基一道擔任過聯合編輯的英國人（斯彭德、克莫德、奈傑爾·丹尼斯Nigel Denis、D.J.恩賴特Enright）都辭職而去，唯一沒有辭職的就剩下最後一位聯合編輯安東尼·哈特利。1992年，拉斯基費了好大力氣把剩下的一批老人召集在一起，在柏林組織了一次“最後的邂逅”聚會，歡慶冷戰結束，由拉斯基主持，“他蓄的胡須之尖利，可以紮死所有的同路人”。16參加那次聚會的文化界老人有歐文·克裏斯托爾和他的妻子、保守的曆史學家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愛德華·希爾斯，弗朗索瓦·邦迪，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利奧·拉貝茲、彼得·科爾曼（Peter Coleman），還有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的男男女女。有些人已經老態龍鍾了，但火氣不減當年。按伯納德·萊文的說法，“這是一支由形形色色的人組成的大軍，他們為了堅持真理反對謊言，忠於現實反對幻想，堅貞不屈反對投降，保護文明反對野蠻，主張平和語言反對粗暴打擊，要理直氣壯的勇敢不要尋找借口的怯懦，總之一句話，為爭取民主反對暴政而鬥爭過。而且我們是正確的，我們的正確性是徹底的，可以證實的，是愉快的、耐心的、真正的正確。”17這支“為真理而鬥爭的隊伍”由於有些人已經去世遭到削弱，比如胡克、凱斯特勒、阿隆、馬爾羅、納勃科夫、斯珀伯，而且由於拉斯基的緣故進一步遭到削弱，因為他沒有邀請長期與《邂逅》雜誌共命運的馬戈特·沃姆斯利、戴安娜·喬斯爾森和斯彭德。在這次聚會中，一次也沒有提到喬斯爾森的名字。
拉斯基這支“形形色色的大軍”沒有為蘇聯的最終解體而傷心落淚，但是喬治·厄本的發言卻反映了所有與會者的心聲。他說他“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失落感。在拳擊場上有一個對手使我感到滿足，現在對手毫無戰績地敗落了。在山那邊有一個敵人，雖然隻聞其聲不見其形，卻能使人感到充實。聽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事實確是如此。有一個強大的敵人就如同有一個好朋友，有時甚至勝似一個好朋友，尤其是在我們自己的隊伍裏出現離心離德現象的時候。朋友隻是朋友而已，而一個勢均力敵的敵人卻能讓人有一種使命感。當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有時我不禁懷疑自己是否由於長期迷戀於這種‘辯證法’而影響了我的觀點，以致我覺得沒有對手反而使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意義。”18
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一個前克格勃的官員來找喬治·厄本。他聲稱自己曾主管克裏姆林宮的宣傳教育工作。厄本問他：“我們在《邂逅》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是否有助於你們了解‘敵方’在搞什麽名堂？”回答是：“有用，太有用了。我覺得這些文章太引人入勝了，以致使我逐漸背離了我的誓言和我的意識形態，終於成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厄本把這件事告訴了拉斯基：“你知道嗎，《邂逅》雜誌的內容就像一本教科書，具有強大的說服力，起初它使人產生懷疑，繼而不時有所違抗，最終使一個間諜大師的腦子開了竅，成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19當拉斯基聽說敵方曾仔細研讀《邂逅》雜誌，他欣喜若狂，“真讓我高興得不知說什麽好。克格勃居然也研究這本雜誌，我真感到受寵若驚。當時我們覺得我們這些冷戰鬥士設計的這個意識形態的矛頭竟刺中了目標，結果表明我們是做對了。”20娜塔莎·斯彭德說：“拉斯基這類人的想法與俄國人沒有什麽兩樣，對他們來說，這隻是一場戰略遊戲。”21
弗蘭克·普拉特繼續留任法菲爾德基金會董事直到1969年（這時該基金會還在繼續支付1967年以前的基金）。1976年9月，普拉特發揮著國際筆會設於倫敦的作家監獄委員會(3)信息交流站的作用，並充當聯絡員。兩個月後，他告訴喬斯爾森：“庫爾特（馮尼格特，Kurt Vonnegut）、傑克·馬克（Jack Mac），即邁克爾·斯卡梅爾（Michael Scammell）和其他人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國際筆會作家監獄（委員會）的工作，就《（文字審查）索引》的編寫工作與在倫敦的斯卡梅爾保持聯係。當時他正為國際筆會做這件事。我的身份類似協調員。我說可以。工作很有意思，而且還可以到處走走。”22
同時，普拉特還經常為喬斯爾森提供一些有關中央情報局的小消息。1975年，科德·邁耶的中央情報局倫敦站站長的身份暴露後（當時有34名工黨議員要求將他驅逐出境），普拉特開玩笑地寫道：“在‘盲人國’裏也許隻有那個還有一隻眼的人看見了牆上寫著的字。誰知道是不是這樣呢？據我所知，中央情報局現在已亂成一團，真是活該！”23不久後，一位記者在喬治敦的一次聚會上不無驚恐地看到，邁耶在問一位年長的加拿大外交官關於分裂主義的問題(4) ，使這位外交官非常尷尬。這位外交官患有嚴重的心髒病，可以看得出當時他感到十分痛苦，但邁耶窮追不舍。他是那樣粗魯、笨拙，而且毫無憐憫之心。這位記者寫這番話的時候當然不會想到10年之後喬斯爾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因反應強烈導致心髒病發作。正如另一位觀察家所言，“邁耶這一代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人，用克倫威爾的話來說，從來不會以耶穌基督的憫人之心來反省一下自己可能是做過錯事的。”24
1983年2月23日，詹姆斯·伯納姆從羅納德·裏根手中接受了總統自由獎章。伯納姆的從政生涯就是在自由十字軍這麵大旗下開始的。總統獎的證書上是這樣寫的：“從20世紀30年代起，伯納姆先生影響了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思想。他的言論改變了社會，他的寫作成為人類追求真理的指路明燈。在本世紀中，詹姆斯·伯納姆是罕見的為自由、理性和正直而戰的鬥士。”25一周以後，亞瑟·凱斯特勒服安眠藥加酒精在倫敦的寓所中自殺身亡，與他同歸於盡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辛西婭·傑弗裏斯。當時凱斯特勒77歲，妻子比他年輕20歲。1998年，傳記作家大衛·塞薩拉尼（David Cesarani）揭露凱斯特勒是一個暴力強奸者，於是凱斯特勒在愛丁堡大學的半身銅像就從基座上消失了。一位評論家在讀了塞薩拉尼的著作後寫道：“凱斯特勒一生卷入了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衝突之中，作品多產但並不出色，而且一生行為不端。他的時代就此一去不複返了。”26伯納姆死於1987年，但他的精神卻留在了威廉·巴克利心中。伯納姆曾為他的《國民評論》擔任過編輯。1990年，巴克利宣稱，“美國長期堅持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確實是我國崇高曆史的一部分。”27
湯姆·布雷頓繼續通過報業辛迪加為多家報紙的專欄撰稿，又與有線新聞網（CNN）聯合主持電視評論節目《交鋒》（Crossfire），頗為得誌。1975年，一個政府委員會全麵審查美國的情報活動，於是布雷頓就撰文攻擊中央情報局是集權力、傲慢和謊言之大成，他寫道：“中央情報局的所作所為令人感到羞恥。它本來能夠集中數百名學者從事情報分析，數百名間諜擔任重大職務，數百名行動人員隨時準備執行罕見的英勇任務，但是它反而成為一個龐大的怪物，在全世界擁有資產，經營飛機、報紙、電台和銀行，甚至擁有陸軍和海軍，它給曆任國務卿和至少一位總統（尼克鬆）出了一個極富**力的好主意：既然世上有欺騙這個手段，那麽為什麽不利用呢？”28布雷頓的結論是解散中央情報局，把它的職能（即少數剩下的尚能說得過去的職能）移交給別的部門。“我會把心理戰專家和宣傳家移交給‘美國之音’。心理戰戰士和宣傳能手很可能從來就不該屬於一個秘密機構。”29他還寫過題為《八人足矣》（Eight is Enough）的係列文章，講的是一個全是白人的美國家庭，後來被改編為電視節目，再後來的《布雷迪一家》就是從這裏得到啟發的。他退休後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伍德布裏奇，有兩條德國種大狼狗看家護院。
勞倫斯·德諾夫維爾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不久就離開了中央情報局。此後他做過各色各樣的工作，最後成為一名證券經紀人。他一直是喬斯爾森的忠實朋友，是喬斯爾森在柏林的那幾年把他招募進來的。本書作者為了寫這本書，在他康涅狄格州哈特萊的家中采訪了他。對於他之後可能會暴露的想法，他覺得很有趣。他開玩笑說，“我估計在這個城市裏的老朋友中間會引起一點小小的轟動。”30可是他沒有等看到朋友們的反應就去世了。
威廉·科爾比繼續參與策劃在越南的“鳳凰行動”。在這個行動中有兩萬多名越共分子慘遭拷打和殺害。1973至1976年，他是中央情報局局長，他當然要為清除詹姆斯·傑賽斯·安格爾頓的事情負責。在他任局長期間，中央情報局在公共關係方麵步履維艱，一個接一個地遭到挫折。退休後，隨著蘇聯的解體，他又為東歐情報機構充當顧問，繼續從他的間諜生涯中撈取好處。1996年4月，他一頭栽進波托馬克河的漩渦中一命嗚呼。
退出《邂逅》雜誌後，斯蒂芬·斯彭德皈依了新左派，再度煥發了革命熱情。1968年6月，瑪麗·麥卡錫在巴黎大學一次叛逆學生的會議上邂逅斯彭德。她告訴漢納·阿倫特說：“斯蒂芬·斯彭德過得很好。我想他是在為他在中央情報局的這段經曆贖罪。”31有意思的是，他的道德問題竟轉嫁到他在普羅文斯購買的那所房子上。在他購買這所房子時，幾乎是買了一片廢墟。他用講授有關美國的課程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一點一點地裝修起來，起初，他作了一個決定：“這所房子不是屬於他個人的，如果革命需要它，那就拿走好了。每當他同某個滿懷激憤的學生談話時，他就對他說：‘對，對，你可以拿走我的房子。’那時在大學的各係都有一些抵製服兵役的美國學生，他們待在宿舍裏，與其他學生沒有來往，斯彭德想這些學生有一天終歸會餓死的，於是他就給他們發錢。”321972年，他從福利基金會爭取到一筆贈款，創辦了《文字審查索引》。1983年，他作為共和國偉大文化人被封為爵士。後來的這些年，他承認有人告訴過他《邂逅》雜誌多年來一直與中央情報局有瓜葛，但是他說，“這就像有人跑來對你說，你的妻子對你不忠實，然後你就去問她本人有沒有這回事，如果她一口否認，那麽你也就滿意了。”33斯彭德後來再也沒有讀過或買過一本《邂逅》雜誌。他在1995年去世，從此以後，最早的一批與30年代聯係在一起的老人也就斷線了。他的孀妻娜塔莎痛苦地回憶說：“斯蒂芬與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聯係在一起的那些年都白白浪費了。除了爭論、煩惱，還剩下什麽呢？這些年對斯蒂芬的影響真是可怕。他對那些吵吵鬧鬧厭煩透了。他根本沒有時間寫詩，而寫詩是他最想做的事。”34
邁克爾·喬斯爾森於1978年去世。盡管他曾費盡力氣找工作，但最終都遭到他以往的合作者的回絕。1972年他想在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爭取一份研究員的工作，但遭到拒絕。謝潑德·斯通寫信給大英百科全書的出版人威廉·本頓，向他推薦喬斯爾森，也沒有結果。甚至喬斯爾森過去的一家公司金貝爾-薩克斯（Gimbel-Saks）也無法為他提供一份工作。時代公司告訴他，雖然他的“資曆證明非常過硬”，但也沒有合適的職位可提供。1973年，他也沒有獲得古根海姆研究員的提名。“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也回絕了他的求職申請。
在他去世前8年，他坐下來與他的妻子戴安娜合作撰寫巴克利·德托利將軍的傳記。1812年與拿破侖作戰中，這位將軍的指揮官地位被陸軍元帥庫圖佐夫所取代。他的直係後裔尼古拉斯·德托利少校曾在美國駐德軍事政府供職，那時，喬斯爾森可能與他見過麵，這位偉大的愛沙尼亞指揮官的經曆也許感動過他。關於這位將軍，普希金寫過這樣的詩句：
一切已付之東流！
你一生思想崇高，但你的勝利
卻被敵手奪走。
而你，卻被遺忘、受冷落。
盛宴的主人是你。
你卻停止了呼吸。
在你離開人世之際
一定帶著對我們的鄙棄。
喬斯爾森的葬禮於1978年1月舉行，這是一個冷冷清清的葬禮。拉斯基在致胡克的信中說：“如果他在14年前做心髒手術時死去，那麽葬禮一定是歐洲式和西方式的隆重儀式，上千人都會來與他告別的。”35據戴安娜說，拉斯基本人出現在葬禮上，他是借此“出風頭”來的。36參加葬禮的還有一名中央情報局的代表，他利用這個機會向戴安娜送上了為表彰喬斯爾森的服務而頒發的獎章。“這種做法實在惡劣，似乎他們在說，你所做的一切就值這麽一枚獎章，這與事實相去何止十萬八千裏。”37戴安娜拒絕接受這枚獎章。喬斯爾森去世後，戴安娜繼續住在原來的那套公寓裏。屋子裏滿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全盛時期的各種紀念品和照片。當時的代表大會對於她來說，就像法國大革命、牛津運動或肯尼迪執政前一百天那樣重要和光彩。她說：“邁克爾是為代表大會而生，也是為代表大會而死的。那些日子是多麽豐富多彩啊！”38
那麽，那個“壽命更長也更愛國的”內部小圈子裏的人物怎麽樣了呢？這一小批人知道別人應該知道卻又並不了解的一切底細，在新啟蒙時代來臨之際，他們又是如何在暗中作出判斷的呢？一名退休的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說：“他們要把這個新時代變成一種兩麵性的東西，一麵同魔鬼一起鬼鬼祟祟地在暗中行走，另一麵又要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39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反差太大了。支持冷戰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受害者，在這場“偉大的遊戲”中，道德上的是非不明把這些人毀掉了。
約翰·克勞·蘭森是負責指導SSFarfield（這是中央情報局為法菲爾德基金會取的綽號）工作的，而傑克·湯普森則是蘭森的保護人。在代表大會的最後幾年中，據賈森·謝潑德說，湯普森“熱衷於從蘇聯人手下拯救非洲人”的工作，“為此曾多次前往非洲。他授予非洲學者和知識分子獎學金，他們的政府卻願意放他們出去，前提是他們不要再回到非洲來（這些政府巴不得能把他們攆走），所以，也許傑克不知道，他為這些人所做的一切實際上是把他們流放了。如果你隻是從字麵上去理解你的國家所說的話，那麽你可能會把事情弄糟的。”40弗蘭克·威斯納於1965年自殺身亡。匈牙利事件後他的精神崩潰了，後來一直也沒有康複。其他用自殺結束生命的人還有羅亞爾·泰勒，他是艾倫·杜勒斯早期最忠實的合作者，1953年自殺。還有詹姆斯·福裏斯托爾（James Forrestal），二戰後的國防部長，美國政府中秘密工作部門的設計師之一。《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於1963年用一支獵槍對自己開了一槍，命赴黃泉。約瑟夫·艾爾索普對艾賽亞·伯林說：“他一生全力以赴，以求取得正常事業上的成功。他在範圍廣泛的領域內都事業有成。可是最後卻是一聲槍響，一切成就都在他的嘴裏化為灰煙。”41這番話可以成為所有這些自殺身亡者的墓誌銘。
“回顧美國情報工作的‘黃金時代’，”其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更為可怕的事實：這些人閱讀過但丁(5)的著作，就讀於耶魯大學，受過公民道德教育，同是這批人，他們卻網羅法西斯分子，操縱他國民主選舉的結果，供給不知情者金錢，私拆成千上萬美國公民的郵件，策劃暗殺，製造豬灣事件的災難。一位評論家問道：“他們為的是什麽？不是為了民主國家的優點而是為了一個帝國。”42
(1)勳級會（Légion d’Honneur），法國有勳人員的榮譽團體，1802年拿破侖為表彰立有功勳者而建立的機構。
(2)郵政局（the post office），美國少有的國有公用事業部門，屬總統轄下的獨立機構聯邦郵政管理局管轄，聯邦級的郵政管理局局長職務往往由新任總統留給在大選中有特殊貢獻的人來擔任，即所謂的“恩賜”（patronage）職務，郵政局一般效率低下，是美國人多有抱怨而又看不起的機構。
(3)國際筆會作家監獄委員會（PEN's Writers Prison Committee）未查到出處，據上下文，似為各國實行文字審查製度致使有些作家獲罪入獄，國際筆會設有專門委員會關注這些作家的情況。此處所說“交流信息站”原文為“clearing house”，意為銀行票據交換所，也是銀行間交流信息、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的場所。
(4) 這裏所說“分裂主義的問題”，可能指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要從加拿大分裂出去，爭取獨立的問題。
(5)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詩人，文藝複興運動的先驅者，其著作具有人文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