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不祥的預兆

你覺得是你在推，

但是被推的

卻正是你自己。

——歌德：《浮士德》

5月13日，斯彭德和克莫德辭職後的第5天，邁克爾·喬斯爾森和約翰·亨特坐在豪斯曼大街喬斯爾森過去在二樓的辦公室裏。喬斯爾森在妻子戴安娜和女兒詹妮弗的陪同下，從日內瓦來到巴黎。在過去的一周裏，他在日內瓦為了防止最後散攤子進行了不知疲倦的鬥爭。在豪斯曼大街這幢房子樓下的街道上，人們湧進明媚的春日陽光下，咖啡館正在打開店門迎接星期六的顧客。在人群中，戴安娜正帶著詹妮弗選購學校期末芭蕾舞演出用的服裝。但是戴安娜卻心不在焉，穿過人群走向拉斐特百貨商場時，心裏有一種奇怪的沒有著落的感覺。

在喬斯爾森和亨特相對而坐的辦公室隔壁房間裏，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正關著門開會。會議主席是米努·馬薩尼（Minoo Masani，印度的反對派領袖），參加會議的有雷蒙德·阿隆、丹尼爾·貝爾、皮埃爾·伊曼紐爾、路易斯·費希爾、安東尼·哈特利、K．A．B．瓊斯-誇特（Jones-Quartey）、伊齊基爾·姆發利利（Ezekiel Mphahlele）、尼古拉斯·納勃科夫、漢斯·奧普雷希特（Hans Oprecht）、邁克爾·波拉尼和丹尼斯·德盧奇芒、関吉彥（Yoshihiko Seki）、伊格納齊奧·西洛尼和馬奈·斯珀伯。這些人從世界各地飛到這裏來是為了完成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那就是通過一項有關喬斯爾森和亨特辭職的裁決，並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命運作出決定。現在，他們兩人的辭呈就放在他們麵前。他們就像不受他人左右的國王一樣坐在那裏，知道他們發的話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更改。

約翰·亨特回憶道：“我和邁克在會議室隔壁的房間幾乎坐了一整天。我們孤單單地坐在那裏。旁邊的屋子裏就坐著陪審團，這種時刻你能做什麽呢？”1邁克爾坐在那裏一語不發，他那纖細的、指甲精心修剪的手指敲擊著桌麵。他看上去很疲倦，這是等候一個上午的疲勞，也是過去20年拚命工作後的疲勞。他留著偏分頭，頭發通過頭頂向兩旁梳開，露出高高的前額，兩隻不大的眼睛，卻有著巨大的黑色瞳孔。

這時，“陪審團”正在圍繞著證據展開辯論。20年中，邁克爾·喬斯爾森撒了一個彌天大謊，而他的從犯約翰·亨特隻有一半時間參與了這場騙局。隱瞞的嚴重性在於直接受害者多達數百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道德上的進退維穀、永遠難以解決的問題。兩人都說明了他們同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講清了中央情報局與代表大會的關係。喬斯爾森始終認為他是出於需要才不說真話，而且要對此承擔全部責任。這次全會的名譽根本無法保證不受傷害。斯珀伯、波拉尼和西洛尼為喬斯爾森和亨特說話，要求全體會議采取“戰鬥的姿態”。斯珀伯發言大意是說，“讓所有這一切都見鬼去吧，我們才不在乎《紐約時報》說了些什麽！我們出力辦起了這個機關，經營了15年，在我們的政治生涯中，什麽棘手的事沒有經曆過？如果大家都讚成的話，那就讓我們一如既往不去理睬它。”2但是情況並非如此。尤其是阿隆和伊曼紐爾，他們的看法必然稍有不同。他們是法國人，參加了一個設在巴黎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卻因與中央情報局的瓜葛，名譽受到玷汙，從而使他們自己的名聲也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亨特後來說：“他們的風險太大了。”3實際上，阿隆被擺在他麵前這個問題惹火了，他怒氣衝衝地退出了會議，在離開會議室時，“嘭”的一聲重重地把門在他身後關上了。

到了午飯時間，仍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馬薩尼的建議下，會議休會。下午會議繼續舉行，一直拖到6點才終於結束。納勃科夫和德盧奇芒手拿全體會議草擬的聲明稿來到喬斯爾森和亨特麵前。當時戴安娜已經把詹妮弗和她的一個朋友留下一起欣賞她新買的芭蕾短裙，來到她丈夫的身邊支持他。她回憶說：“他們向邁克爾、我和亨特宣讀了這份聲明稿。真是可恥啊！聲明隻字未提邁克爾和亨特所做的貢獻，邁克爾和約翰聽罷臉色發白，走出了房間。尼古拉斯和丹尼斯問我：‘你覺得怎樣？’我說：‘我覺得它很臭。’我想我當時哭了。”4戴安娜噙著淚水問道，邁克爾一心撲在代表大會上，他毫不動搖地致力於文化自由事業，對這些在聲明中為何一字不提？沒有邁克爾，當然還包括約翰，就沒有代表大會，對這一事實為什麽視而不見？難道這些知識分子就這樣回報他們應該感謝的人？為什麽一出現麻煩的苗頭就都逃之夭夭？難道就沒有一個人打算站起來進行抗爭？

一貫善於誇張表演的納勃科夫此時雙手捂住胸口，心髒難受（也許是裝出來的）。於是趕緊派人去拿水和阿司匹林。他當時不知所措該是真的，因為動感情而昏厥則另當別論。邁克爾還能期待什麽呢？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而這些年他把他們引上了歧途。他向他們隱瞞了他是中央情報局的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則是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產物。現在他表現出因受到傷害而感到憤怒，他不是鋼鐵鑄就的人哪！他真的會相信自己罪孽深重而不是別人加罪於他？納勃科夫的命運一直是和喬斯爾森聯係在一起的，此時他突然好像明白多了。這就是邁克爾的宿命，他的信念。這就是他的一切，除此之外他一無所有。

納勃科夫和德盧奇芒對他們竟如此無情無義連他們自己也感到吃驚，於是他們答應戴安娜他們要去說服全體會議重新草擬聲明。此時戴安娜已經平靜了下來，她走出去找邁克爾和約翰。過了不久，他們又聽到了向他們宣讀經過修改的公告。第二天，這篇聲明就在全世界報紙上公布了。

“消息傳來，證實了代表大會曾使用過中央情報局提供的經費……而執行董事認為有必要在其他同事都不知情的情況下接受資助，對此全體會議深表遺憾。全體會議對代表大會1950年成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並予以肯定。會議願趁此機會表示，代表大會的一切活動都是自主的，沒有受到資助者的任何影響或壓力，並對與之合作的人所具有的獨立性和高尚品格深信不疑。全體會議聲明，這一行動的結果無異於井中投毒，敗壞了代表大會的思想和言論。全體會議無保留地批判在思想界使用這種方法……全體會議注意到（邁克爾·喬斯爾森和約翰·亨特）遞交的辭呈。會議再次向他們表示感謝，盡管代表大會接受財政資助的方式為其活動帶來了許多困難，但是他們還是保持了這個組織的獨立性和思想品格，因此會議請求他們留任，繼續履行他們的職責。”5

這份聲明的文字在許多方麵都是不真誠的。首先，全體會議接受了喬斯爾森的辭職請求。戴安娜和約翰·亨特後來都確認了這一事實。戴安娜說：“我清楚地記得，不管會議記錄上是怎麽寫的，實際上是告訴邁克不能再留任。在他們看來，我是屬於另一類，這一決定不適用於我。”6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聲明說喬斯爾森接受中央情報局的資助這一事實，他的“所有同事全不知情”，是與事實不符的。亨特後來透露：“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代表大會中幾個最重要的人物是知道真相的，因為他們的政府對他們講過。阿隆是被告知的。馬爾羅顯然也是知道的，此外還有馬格裏奇和沃伯格，因為兩國情報機構就創辦《邂逅》雜誌達成協議後，軍情六處就對他們講過。”7

勞倫斯·德諾夫維爾說：“我倒想知道誰不知道此事。這基本上是公開的秘密。”8知情者或自以為知情者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份名單：斯圖爾特·漢普夏爾、亞瑟·施萊辛格、愛德華·希爾斯（他曾坦白地告訴過娜塔莎·斯彭德，從1955年起他就知道）、丹尼斯·德盧奇芒、丹尼爾·貝爾、路易斯·費希爾、喬治·坎南、亞瑟·凱斯特勒、強基·弗萊希曼、弗朗索瓦·邦迪、詹姆斯·伯納姆、威利·勃蘭特、悉尼·胡克、梅爾文·拉斯基、賈森·愛潑斯坦、瑪麗·麥卡錫、皮埃爾·伊曼紐爾、利奧內爾·特裏林、戴安娜·特裏林、索爾·萊維塔斯、羅伯特·奧本海姆、索爾·斯坦因和德懷特·麥克唐納。並非所有的人都“明知”他們都在積極參與一場騙局。但是他們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此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批評他們的人說，如果他們不知情，那麽他們有意識地裝作無知，就憑這一點，這些人也難辭其咎。亨特稱，“邁克爾確實想對一些人明說，但是他們聲稱他們不想知道。他們是知道的，但是他們隻願意知道他們想知道的那麽一點點；如果他們知道得太多，他們明白他們會因此不得不離開代表大會，所以他們拒絕了解詳情。”9《象限》雜誌的第一任編輯、澳大利亞詩人詹姆斯·麥考利作為觀察員列席了會議。他注意到與會者有兩點是矛盾的，“一方麵從友情上說他們是支持邁克爾的，因為，說實在話，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真正受了騙的；另一方麵他們又采取了當時公眾所持的立場，表現出一種無辜者受騙的憤怒。”10亨特的妻子查達爾（Chantal）就對這種曖昧態度嗤之以鼻。她曾在法國文化部工作過，也為代表大會工作過一段時間，她就說：“在法國，每個人，至少是我的圈子裏的每個人，都知道代表大會的後台是誰。他們也都談論這件事，他們會問：‘你為什麽要到那個地方去工作？那是中央情報局。’誰都知道，反倒是那些為之工作的人蒙在鼓裏。你說是不是怪事？我就一直是這樣想的。”11戴安娜·喬斯爾森說：“他們大都聲稱他們什麽都不知道。他們甘當說謊的無恥小人。”12

那麽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又是怎麽回事？從代表大會在柏林初創到巴黎受到令人痛心的譴責，他可是自始至終同喬斯爾森一起走過來的呀。他一直憤怒地反駁關於中央情報局介入代表大會的指控，他說：“我斷然否認一切指責。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自始至終同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整個事情都是蘇聯人捏造出來的。”13他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嗎？所有的人都相信這麽多年來他真的什麽也不知道嗎？他自己就意識不到“背後有一片‘弗吉尼亞樹林’(1)”？（這是引用他自己說過的話）瑪麗·麥卡錫曾提到，在倫敦的出租汽車裏，納勃科夫顯然是把真實情況告訴過斯彭德。按她所說，納勃科夫沒有說真話。據查達爾·亨特回憶，“在一次吃午餐的時候，納勃科夫在飯桌上神秘兮兮地悄聲”告訴她，他是了解真實情況的。斯圖爾特·漢普夏爾後來不無嘲諷地說，納勃科夫“對真相被揭露出來並未感到特別吃驚”。145月13日那個令人痛心的日子，納勃科夫站在喬斯爾森麵前，對他揚著一紙決議，譴責他欺騙了他的同事們，這時，看來他頭腦裏並沒有閃過一個念頭，覺得他自己顯然不是向喬斯爾森宣布全體會議決定的合適人選。

納勃科夫認為，“在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向各種文化機構提供經費之前，早就存在著一種極端錯誤的、也是毫無必要的思想方法，或者說根本沒有思想。”15他還認為，“人們說冷戰是自19世紀初以來最艱巨、最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而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又發生在一個有著百年傳統的國家（加繆將這一傳統稱為‘政治思想的道德表現形式’），在這種情況下，這種不正當行為就更加不容忽視了。”納勃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種不正當行為痛加鞭撻。他說，“想起這種不道德行為給人們留下的遍體傷痕，想起我們這個由智慧超群、信仰崇高而且永不腐敗的男女自由思想家創建的社會竟然被人拖入泥淖之中而遭滅頂之災，至今尚令我感到痛心。究其原因卻僅僅是由於一種古老的、最頑固的傲慢才導致了這種毫無道理的行動。”16但是，在私下裏，納勃科夫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這種義憤。他曾對一名記者說：“我認為誰都不必為代表大會拿了中央情報局的錢認錯。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對經費的某種來源有過懷疑，不過這隻是在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首都的‘傳言’而已。問題不在經費來自何處，我們要看代表大會究竟做了些什麽事。”17

喬斯爾森覺得自己就像當代的約伯(2)，一個“完美而正直”的人卻為他的品德而深感困惑，他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巴黎的。臨行前，他先去看望了為他治病的幾位醫生，然後又會見了麥喬治·邦迪，也許是同他討論中央情報局的問題被揭露出來後所產生的影響（根據《華盛頓郵報》，麥喬治·邦迪是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中負責監管中央情報局行動的人）。回到日內瓦後，行囊還沒有來得及打開，火山又爆發了。全體大會承認中央情報局曾資助代表大會的事一經公布，全世界的報紙立即忙碌了起來，就像過節一樣。喬斯爾森崩潰了，隻能讓戴安娜去接那些充滿憤怒的電話。她在致斯彭德夫婦的信中說，喬斯爾森“經常疲憊不堪，卻仍夜以繼日地盡其所能為挽救代表大會不斷進行戰鬥，使我處於沒有盡頭的憂慮之中……麻煩仍然層出不窮，就像海德拉蛇妖(3)一樣。”18在極端沮喪中，她宣稱，“我真想徹底擺脫這一切，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除了幾個以友誼為基礎的朋友之外，再也不想同其他人打交道了。”19

但是，友誼這個問題本身現在已經變得混亂不堪了。娜塔莎在信中寫道：“我親愛的邁克爾，最令人苦惱的是人的問題。根據現在的認識來回顧過去，我覺得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方式陷入了人際關係的糾纏而不得自由。你對人是如此仁慈關愛，卻又不得不去欺騙你的這些朋友，對你來說必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敢肯定，誰要是指望中央情報局也是如此，那他就錯了。個人所受的折磨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是無窮無盡的，如果一個人看重這些，那麽看到相互之間的信任無可挽回地破滅了，他一定十分傷心……所以回過頭來看，如果一個同事將真實情況隱瞞起來，那麽他就剝奪他的同事們的自由權利和人格，反過來又破壞朋友們對他們的信任，最終使太多的人受到損害……中央情報局強迫你保持沉默（在他們看來必須這樣做），那就等於要求你采取共產黨的倫理觀來對待你的朋友，結果就使西方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同東方的方法別無二致。”20

這場“揭發風暴”（喬斯爾森後來提到它時就是這樣說的）繼續襲來，風力猛烈如前。不可思議的是，現在是湯姆·布雷頓出麵點起了一把大火。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5月20日那一期的《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上，標題是“我為中央情報局的不道德感到高興”。布雷頓說，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糾正報紙上一連串由於錯誤的消息而引起的蠢話。但是布雷頓遠不止於糾正那些不準確的話：他主動地提供了其他方式都永遠無法提供的秘密情況，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證據，因此許多模棱兩可的說法都得到了澄清（同時再也不可能予以否認）。他在說明50年代的歐洲“隻有左派才反對同共產主義作鬥爭”時，21詳盡地講述了國際組織處是如何設法拉攏這些左派人物的。他描述了國際組織處與美國勞工組織官員的關係，甚至還指責維克多·魯瑟（Victor Reuther）花的是中央情報局的錢，“做起事情來卻不夠聰明”。他證實中央情報局出錢出版《邂逅》雜誌，並進而承認“擔任該雜誌編輯的是一名特工”。他補充說，把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安插到這種崗位上，“不僅能夠向這些機構的正式官員提出反共計劃，而且還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方法解決必須麵對的預算問題。那麽為什麽不考慮用‘美國的基金會’來為這些機構提供經費呢？特工們都知道，一旦涉及國家利益問題，由中央情報局提供資金的基金會一向都是出手大方的。”22在列舉了一長串國際組織處部署的外國組織之後，布雷頓說，“到了1953年，我們已經操縱或影響了涉及所有領域的國際組織了。”23為什麽他要用“操縱”和“影響”這樣的詞？他完全可以換一種提法，寫成“支持”或“提出友好的建議”。畢竟中央情報局的官方路線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布雷頓的文章實際上就是要徹底斷絕中央情報局同非共產黨左派的聯係。那麽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他的老朋友斯圖爾特·艾爾索普打電話到加利福尼亞來，請他為《星期六晚郵報》寫一篇文章把一切都講清楚。布雷頓說，“我認為這是一件順應曆史潮流的事。我是從一開始就介入其中的，現在已經過去20年了，但這樣的事還在進行著，我認為這是十分荒唐的。現在是結束這種不光彩把戲的時候了。”24布雷頓從3月初就動手寫這篇文章，到見報時有將近3個月時間，這麽長的時間足夠讓他仔細推敲文字了。在此期間，他還數次與艾爾索普通電話進行商討，布雷頓曾數易其稿，但每次送來的稿件一篇比一篇揭露得更為徹底。

布雷頓自己宣稱，他寫作此文的目的是要“把事實講清楚，糾正種種不正確的說法”。但是在他的文章裏卻又有意地掩飾特工們曾用過的假名，他自己的假名本來是霍默·D．霍斯金斯（Homer D.Hoskins），在他的文章中卻成了沃倫·G．哈斯金斯（Warren G.Haskins）。他的揭露是爆炸性的，既然這樣做了，他為什麽還要費這份心思去掩飾這些假名字呢？他是不是想到了每個進入中央情報局的特工都必須立下誓言，在此過程中要簽署一份保密協議書呢？當有人向他問到保密協議書的問題時，他的回答真是離奇得很：“本來我可能會想起我簽署那份保密協議的事，但是我不記得我簽過這樣一份協議書了。我肯定簽過，但是我不記得了。如果我記得，我就不會忽略這件事了。”25“如果布雷頓作為中央情報局的一名退休人員，那麽他就應該按規定辦事，把這樣的事都公之於眾就必須獲得批準。我想他沒有按規定辦事。”勞倫斯·德諾夫維爾是這樣說的。26

另外還可以設想一種情況，後來有幾個特工，甚至包括布雷頓本人都可能與這種假設有牽連。約翰·亨特說：“湯姆是正規部隊的一員，但不是高層人物。一切有關保密協議的事，他自然是了解的。如果布雷頓真的不是在他人指使下寫這樣的文章，他本來是沒有什麽可害怕的，完全可以不必顧忌保密的事。我相信上麵一定有人想除掉這批非共產黨左派。布雷頓不過是下麵的一個工具而已。獨行殺手是沒有的，就像說暗殺肯尼迪的槍手毫無背景一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一件事總是同許多方麵有著利害關係的。布雷頓知道的僅僅是上麵的某一條線，也許隻是（理查德）赫爾姆斯打個電話給他，對他說‘我這裏有件事要你去做。’我確信上層曾就一項行動作出過決定，那就是要把代表大會和其他一些計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曾與邁克爾議論過布雷頓寫文章的事，我們兩人都估計這是一個經過協調和授權的行動，目的是終止中央情報局同非共產黨左派的聯係。不過我們未能摸到這件事的根子在哪裏。”27

傑克·湯普森的猜測有著同樣的思路：“當你打算終止一項行動計劃時，曆來采用的手段就是將其公之於眾。我想象出這樣一個情景：約翰遜總統在他橢圓形辦公室裏坐在辦公桌前翻閱一些文件，他翻到一份《邂逅》雜誌。他問道：‘嗨，這是什麽玩意兒？’有人告訴他：‘這是您辦的一份雜誌，總統先生。’他驚訝地說：‘什麽？我辦的雜誌？這居然是我辦的雜誌！這些家夥認為我打的這場戰爭是一個錯誤，居然還在我辦的雜誌上寫出來？’情況就是這樣。”28

這一情景是湯普森杜撰出來的，卻值得我們去探究一番。林登·約翰遜是30年代的人物，原來隻是得克薩斯州的一個貧苦孩子，後來混跡於東部那些老謀深算的人中間。他與知識界毫無瓜葛，也沒有約翰·肯尼迪周圍那種雅典式(4)引人入勝氛圍的意識。約翰遜心目中的文化節之類的活動隻不過是“討女士們的歡心”而已。在布雷頓發表文章兩年前的1965年6月，白宮主辦過一次藝術節，約翰遜的顧問們原想借此平息一下人們的反戰情緒，不料想6月15日美國的知識分子卻把這次藝術節變成了憤怒反對越南戰爭的講壇。羅伯特·洛厄爾拒不接受邀請（聯邦調查局將此記錄在案），埃德蒙德·威爾遜（Edmund Wilson）采取了同樣的行動，其用語之粗暴無理使藝術節的組織者埃裏克·戈德曼（Eric Goldman）驚愕得目瞪口呆。德懷特·麥克唐納倒是參加了，不過他帶來的是一份請願書，支持洛厄爾對美國政策的譴責，在請願書上簽名的有漢納阿倫特、利蓮·赫爾曼、阿爾弗雷德·卡津、拉裏·裏弗斯（Larry Rivers）、菲利普·羅思、馬克·羅思科（Mark Rothko）、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和瑪麗·麥卡錫（屬於未被邀請者）。在晚宴上，麥克唐納又征得了9人的簽名，都是來同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開戰的。赫斯頓指責麥克唐納連“起碼的禮貌”都不懂，還責問他，“你真的慣於在主人的家裏征集簽名，向主人遞交請願書嗎？”29約翰遜事後覺得白宮被“一幫叛徒”占領了。30

這一事件簡直就是一場災難。據埃裏克·戈德曼說，“總統和這一批人之間本來就有隔閡”，“總統對這件事的反應無疑又加高了他們之間的這道牆。幸虧大部分實情不為外界所知，但是泄露出去的情況已足以使這道牆變得如同柏林的鋼筋水泥牆一樣地不可逾越了。”31據後來引用約翰遜的話說，“這些人”搞了一次陰謀，目的就是侮辱他和他擔任的總統職務，在危機時刻“傷害了國家”。32他們都是“狗娘養的”，“笨蛋”，“叛徒”，這些人把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擴展成影響重大的事”。總統對他的兩名助手理查德·古德溫（Richard Goodwin）和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說，他“再也不想同這些自由主義者打交道了。他們也再別想同我打交道。他們走的就是共產黨的路線，自由主義者，知識分子，共產黨，都是一丘之貉。”33

在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成立之初，是詹姆斯·伯納姆出力將代表大會拉到中央情報局麾下的，不過，他這樣做是為保守派的現實政治利益服務的。現在他從這一片混亂中找到了證據，證明中央情報局思維中有一“根本性的缺陷”，而這一點他是早就提出過警告的。他寫道：“中央情報局的大多數活動都是著眼於非共產黨左派的。根據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如果說非共產黨左派現在還沒有達到親西方或親美國的程度，至少他們也不反對西方，不反對美國，這批人隻要行動起來，將是一股可靠的反共力量。這一判斷在政治上是錯誤的。非共產黨左派並不可靠。在美國，在其他國家也一樣，其中一大部分轉向了反美立場，幾乎所有的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國家的態度都變得溫和起來了，政治上的錯誤導致了組織上的崩潰。所謂政治上的錯誤就是信奉全球的反共鬥爭必須依靠非共產黨左派，這條信念是艾倫·杜勒斯帶進中央情報局的，但是，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最突出的是越南所發生的一切使中央情報局這條信念經曆了嚴峻的考驗。中央情報局按照非共產黨左派這張‘處方’，扶植起一大批組織和個人，最終卻是消磨了國家的意誌，損害或破壞了國家的安全。”34這一觀點引起了約翰遜的關注，不難想象，正是因為約翰遜重視這一觀點才導致中央情報局有意切斷它與非共產黨左派的關係。

在實際發生的情況中，還有一條最令人感興趣的線索，那就是布雷頓的保密協議問題。1967年4月19日，星期三，下午兩點鍾，約翰遜的特別顧問沃爾特·羅斯托打印了一份“秘密備忘錄”呈交總統，內容十分簡單：“我想您已了解《星期六晚郵報》即將發表布雷頓有關中央情報局的文章。謹附上狄克·赫爾姆斯關於此事的報告。”布雷頓的文章在1967年5月20日那一期的《郵報》上刊載，距羅斯托將此事報告總統整整一個月之久。理查德·赫爾姆斯當時已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根據羅斯托的備忘錄，赫爾姆斯應該是知道這件事的，甚至也了解文章的內容。中央情報局完全有充裕的時間要求布雷頓履行保密協議，從而阻止他發表此文。

羅斯托對此事的記憶是模糊的。他說：“我隻是社交性地認識布雷頓，隻覺得同他談話時‘這個人很隨和’。我不記得有什麽備忘錄的事了，我也不記得他寫的那篇文章。我想赫爾姆斯對我提起過，我想我是報告了總統的。不過這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當時並沒有留下什麽深刻的印象。”35既然如此，羅斯托為什麽還要費這份心思擬定一份備忘錄呈交總統呢？對這個問題，羅斯托是這樣回答的：“任何可能引起政治問題的事都會影響到總統，我必須讓他了解情況。”36他的回答有點自相矛盾。

實際上，羅斯托和赫爾姆斯要讓總統了解情況有的是機會。根據羅斯托的建議，狄克·赫爾姆斯被邀參加星期二的午餐會。這個例行午餐會是約翰遜執政時期最重要的高層國家安全會議。“因為我想總統應該有一個情報部門的人在場，以便向他提出谘詢。”371967年前後，在這個每周一次的午餐會上討論的問題幾乎無例外地是討論越南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中央情報局為什麽對於《堡壘》雜誌所作的披露如此關注，以致興師動眾地采取了全麵的情報行動，而在布雷頓的問題上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他？布雷頓得出的結論是，“我想他們很可能急於想把一些東西甩掉。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可能了解這一點。我一直在猜想，當時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人想把那些已經暴露的東西一勞永逸地甩掉。誰都知道，像斯圖爾特這樣的人當然肯定知道，這些東西就是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在我腦子裏一直有一種預感，他們想把這些機構清除掉，隻不過我無法證實而已。”38

據中央情報局的一位高級官員說，斯圖爾特·艾爾索普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名特工”。其他消息來源則說，在與外國政府官員討論問題，提出中央情報局正在尋求答案的問題，向外國政府提供有利於美國的假信息，就中央情報局有無機會招募一些身居合適崗位的外國人提出評估等方麵，艾爾索普對中央情報局十分有用。斯圖爾特的兄弟約瑟夫則“斷然否認”斯圖爾特是中央情報局特工的說法，他聲稱，“斯圖與中央情報局確實關係密切，但我與他們的關係更為密切。”39他接著又說：“我敢這麽說，他確實執行過一些任務，他為美國做了他該做的事……（中央情報局的）元老們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為它工作完全是盡義務，我從未拿過他們一美元，我也從來沒有簽署過什麽保密協議。我不必這樣做……隻要我認為是正確的事，我就為他們工作。我把這叫作盡一個美國公民的義務……中央情報局對於他們不信任的人，是絕對不會向他們敞開大門的，而斯圖和我是他們信任的人，我為此感到自豪。”斯圖爾特稱杜勒斯和他那一夥人是“勇敢的東部人”，並為自己能成為這個“嚴密機構”的一部分而感到鼓舞。40

在一個重要的方麵，布雷頓的文章並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他聲稱中央情報局安插了一名特工在《邂逅》雜誌任編輯，隻能是想把這個人暴露出來，促使他突然辭職。布雷頓後來進一步說明道，此人“是我們的一個特工，有著傑出的學識上的成就和寫作能力，由我們支付他的薪金。”41此時，歐文·克裏斯托爾正與丹尼爾·貝爾一起擔任一本叫作《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的刊物的聯合編輯（這本刊物的創辦從喬斯爾森那裏獲得一筆數額達1萬美元的慷慨贈款）。布雷頓的文章使他首當其衝地陷入尷尬境地。他後來說：“湯姆·布雷頓發表的文章中說《邂逅》雜誌中有一名中央情報局特工，我非常惱怒，因為我知道我從來沒有充當過中央情報局特工，而且我敢肯定斯蒂芬·斯彭德也從來沒有充當過特工。我真不知道布雷頓先生在寫這篇文章時究竟是怎樣想的。”42斯彭德從來就不在圈子內，他說：“我根本不相信此人就是克裏斯托爾，我真的不相信。我知道這不是我。”43

於是就剩下拉斯基了。幾年之後，不出所料，拉斯基對布雷頓所言根本不屑一顧，把他叫作“老傻瓜”。他徹底否認有這種事，說這完全是詹姆斯·邦德式的故事，集“間諜-鼴鼠網”情節之大成。他說：“我從來沒有編輯過中央情報局的雜誌，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幹這樣的事。”44那麽究竟誰是中央情報局特工？“是你？是我？某個人？”拉斯基回答說：“聽明白了，我們做的一切都是明擺著的。不，不，不，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絕對不能當真，曆史學家更不能把它當成真的。”45但是30年後(5)，一切都證明布雷頓沒有說瞎話。這裏麵沒有異想天開的故事。

布雷頓的出賣行為使喬斯爾森既震驚又痛心。戴安娜寫道：“那為時6天的自行車比賽，還有許多事情，都在我的腦子裏留下了對你的美好回憶，對你工作上的業績懷有的尊崇就更不必提了，正因為如此，你在文章中出賣了邁克爾和他的朋友們使我感到格外痛心。你在文章裏明顯地暗示那個人是歐文·克裏斯托爾，完全是不真實的，你顯然忘記了他根本不了解底細……盡管你可能意識到這是對一份優秀刊物的致命打擊，但是我相信你大概想象不到，你的文章造成了多麽嚴重的混亂，使多少人遭受苦難……這些年來，從心力交瘁的親身經曆中我體會到。而湯姆，我想你心中也一定有數，如果真有一個不受約束的特工的話，那麽此人就是邁克爾，而他卻隻是憑他的良知在做事的。”46戴安娜最後要求布雷頓公開致歉，撤回他所說的喬斯爾森是中央情報局安插在代表大會的。她的這封信猶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回應。

奇怪的是，這件事從表麵上看，無疑是對中央情報局的“當頭一棒”，但是對這件“至少並不令人愉快的事”卻很少有人表示關切。47湯姆·布雷頓安然過關，沒有受到官方任何嚴厲的責備；至於那些與被揭發出來的“非共產黨左派計劃”密切相關的特工，他們在其職業生涯中也沒有受到任何歧視。科德·邁耶同他那一夥人很快就飛黃騰達起來（邁耶遷升為中央情報局倫敦站站長，負責該局在西歐的一切行動）。隻有那些從非共產黨左派中招募來的人現在被認為不可用了。據戴安娜·喬斯爾森說，羅比·麥考利留用了很短一段時間，“最後被擠了出來”。他離開了中央情報局和《凱尼恩評論》，到《花花公子》雜誌去擔任了一名小說編輯。約翰·湯普森是在60年代中期開始與新左派調情的，現在也被人家從他稱之為“安全島”的地方攆了出來。1968年他在寫有關美國的作品時曾告訴喬斯爾森夫婦說，在這裏，除了越南問題之外，談論的每件事都與非洲裔美國人有關（他在描述美國黑人時用的語言顯然都帶有殖民主義色彩）。48

盡管喬斯爾森在5月13日召開全體會議之前他已經辭去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據戴安娜說，“他這樣做主要為了保護代表大會，因為如果有人問起來，他就可以說他已經不在中央情報局了。”）49他還是無可挽回地鑄成大錯。他的退休金少得可憐，根本不能反映他所做的巨大貢獻。1965年，喬斯爾森受聘於法菲爾德基金會，擔任國際部主任，任期兩年，年薪21000美元，分12次付清。至此，至少從原則上講，中央情報局與喬斯爾森之間已經沒有財務上的關係。但是弗蘭克·普拉特（Frank Platt）和約翰·湯普森覺得他的處境困難，因此為他作了到期退休的安排，年退休金3萬美元，從法菲爾德基金會的基本儲備金中支出。據湯普森說，這筆儲備金總額100萬美元。由於某種原因，這筆資金已無法退還捐款人，因此湯普森建議這筆錢可以立即使用。50喬斯爾森握手告別，拿到的不是黃金而是黃銅，所得隻不過是法菲爾德基金會“最後餘款”中的一部分。至於其他的人是如何支付的，則無案可查。

在《堡壘》雜誌揭露事件發生之前，邁克·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參議員就已經要求國會對中央情報局秘密提供經費的問題進行範圍廣泛的調查了。約翰遜卻隻任命了一個三人特別委員會來進行調查。其成員是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衛生教育福利部部長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和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1967年3月29日卡曾巴赫委員會提出了最後調查報告，其結論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任何聯邦機構均不得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秘密經費，來幫助或支持任何國家教育機構或私人自發組織。”51報告將1967年12月31日確定為終止一切此類秘密資助的限期。這樣就讓中央情報局有機會向該局的許多行動計劃提供最後一次數額可觀的贈款（技術上稱之為“一次性經費”，以自由歐洲電台為例，這筆贈款足以使它在兩整年內維持其各種行動計劃）。

在提到卡曾巴赫報告時，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政府強行禁止中央情報局進行此類活動的手段。但是中央情報局卻對報告出台之後它還能做些什麽另有自己的不同解釋。在“1967年特別委員會關於政府情報活動的報告”提出之後，中央情報局負責計劃的副局長德斯蒙德·菲茨傑拉爾德（Desmond Fitzgerald）根據報告的內容向所有第一線的官員發出了如下指示：“一、並不，重複一遍，並不禁止與商業性的美國機構建立秘密關係；二、向設在國外的國際組織提供經費是允許的。”52

換句話說，在國際秘密活動領域中，一切照舊。因此，當中央情報局在1967年以後繼續資助“世界形勢論壇”（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派生組織）時，它絲毫沒有受到阻力。雖然約翰遜接受了這份報告，並將其定為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這份文件並沒有作為行政命令頒布，也沒有使之成為一項法規，因此並不具有牢固的法律地位。《國家》雜誌發表的一篇社論認為，從字裏行間來讀這份報告（還說它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這份報告“看來有用，實際上卻是虛套子”，而且“在下定義方麵采取了規避的做法”，從而得出結論說，這份報告隻不過是“約翰遜先生有關所謂的‘偉大社會’的響亮口號開始變得像波旁王朝的君主們落下笑柄的言論。”53

(1)弗吉尼亞樹林（Virginian Woods），指中央情報局的新址。

(2)約伯（Job），《聖經》中的一個人物，源於《聖經·舊約·約伯記》。約伯是一個“完美而正直”“敬重神、遠離惡事”的人。但他以清白之身遭受了許多磨難，於是他堅忍苦難，不斷地追究自身所受苦難的根源。

(3)海德拉（Hydra），希臘神話中的多頭蛇妖，據說蛇妖長著許多頭，而且斬去一個頭又會生出一個頭來。

(4)雅典式（Athenian），雅典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建築、雕塑精美絕倫，柏拉圖、亞裏斯多德曾在此進行學術活動，哲學研究盛行，是西方文化、學術、藝術的代表。肯尼迪具有這種背景，而約翰遜則是與文化學術無緣的粗人。

(5)按規定，文件的保密期為30年，30年後即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