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從“堡壘”看到的景色

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有一位姑娘控告一名男子涉嫌強奸。法官問她：“這次強奸發生在什麽時候？”姑娘反問：“法官大人，你是問這次強奸發生的時間？”“怎麽回事，真見鬼，整整一個夏天，到處都是強奸，強奸，還是強奸。”

——邁克爾·喬斯爾森

1966年初，中央情報局獲悉，加利福尼亞州的《堡壘》（Ramparts）雜誌在追查該局外圍雜誌網絡的線索。中央情報局負責策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立即指定一名助理搜集“有關《堡壘》雜誌的情況，包括進行顛覆活動的證據，並為中央情報局采取反擊行動提出建議。”1到1966年5月，赫爾姆斯向白宮提交了一份有關《堡壘》雜誌的“內部消息”，這是一場誹謗該雜誌的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誹謗的對象還包括該雜誌的編輯和撰稿人。赫爾姆斯提供的消息大部分是從中情局的檔案中搜羅來的，外加聯邦調查局出於友情合作而提供的秘密情報。2

赫爾姆斯堅信《堡壘》雜誌是蘇聯正在利用的一個工具，他下令對該雜誌的財政來源進行全麵的調查，但是結果並未發現任何有外國插手的證據。總統助理彼得·傑塞普（Peter Jessup）在讀了關於《堡壘》的案卷後起草了一份內部備忘錄，標題可圈可點：《從右邊的十字架到左邊的寺廟》(1)。備忘錄稱：“鑒於《堡壘》雜誌專門為行政當局抹黑，而且其讚助人的背景曖昧，人們可能會猜想某個政府的機關在插手追查線索。”3一個星期以後，《人類大事》（Human Events）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堡壘》雜誌內幕”的誹謗性文章。這家雜誌的記者被認為是一些“窺密者”“心態反常者”“唱雙簧藝人”，是一批懷有“撤出越南”情結的渾身長刺的時髦新左派，為此，這批記者竟遭解聘。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M.M.莫頓（Morton），是一個國內安全問題專家的筆名，文章明顯地帶有中央情報局這個廠家的標識。《每周新聞》（News-Weekly）同一周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堡壘》雜誌的人員是誰安排的？”，《華盛頓之星》（Washington Star）上也有一篇文章，兩文均對《堡壘》雜誌是否忠誠提出嚴重的懷疑，這本雜誌被稱為“不僅專門揭短，而且居心不良”。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央情報局為了搞垮《堡壘》雜誌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副總監察長埃德加·阿普爾頓後來坦言：“我使盡了一切見不得人的手段來破壞該刊的發行及其財源。《堡壘》的那些人是經不起訛詐的，而我們手裏掌握著許多材料，這些我們都用上了……本來中央情報局在美國國內安全方麵是沒有任務的，但是我們一點也不受它的限製。”4

盡管中央情報局用心險惡，但是想不到《堡壘》雜誌竟然沒有被整垮，而且還接著講他們的“故事”。《堡壘》發表了他們對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調查結果。1967年4月發表的調查結果很快被一些全國性的報紙轉載，緊接著就掀起了一場“揭發大潮”，以致一位評論家寫道，“用不了多少時間，美國每一個政治社團、慈善信托基金、大學生聯誼會、棒球隊都將被指認為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5當然，被揭露出來不僅是美國國內的外圍組織。由於中情局資助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主辦的雜誌的細節均被揭露，奧布賴恩關於《邂逅》雜誌所說的一切看來也都是確有其事了。事情發生時，斯彭德還在美國，此時他不禁頭腦發熱，茫然不知所措了。喬斯爾森和拉斯基急於把斯彭德穩住，他們不得不求助於艾賽亞·伯林，因為他們知道伯林“對斯彭德的脾氣能夠起到穩定的作用”。4月8日，喬斯爾森給正在紐約市立大學執教的伯林寫信：“親愛的艾賽亞·孟德烈維奇，我想與他商量的事在電話裏是辦不成的。我非常擔心斯蒂芬和《邂逅》雜誌最終會成為目前這種混亂局麵的犧牲品，如果斯蒂芬（還有在倫敦的娜塔莎）繼續在火上澆油的話。我真誠地愛惜他們夫妻兩人，所以我關心他們。我知道，如果還有人能夠影響斯蒂芬的話，這個人就是你；情況非常嚴重，在壓力下采取激烈的舉措肯定解決不了《邂逅》雜誌的未來前途問題。”6

伯林的回信是這樣寫的：“斯蒂芬和《邂逅》雜誌確實遇到問題了。亞瑟（施萊辛格）剛通知拉斯基說這裏的事已經過去，不必再到倫敦去開會討論了。依我看，他是有點過於樂觀了。且不管這裏的反應如何，但是在倫敦還是很可能釀成軒然大波的，據說斯蒂芬和克莫德已經遇到麻煩，這就是證明。依我看，不管《邂逅》雜誌的前景如何……似乎還有必要發表一個類似聲明的東西，向讀者說明《邂逅》雜誌的編輯們對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原文如此）經費是從哪裏來的並不知情，不管怎麽說，就大多數編輯人員來說，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至於拉斯基知道與否，究竟了解到什麽程度，我也說不準……總之，我認為你也許應該建議有關各方在倫敦開一個會，以便解決這個問題。打越洋電話給在芝加哥的斯蒂芬、其他在倫敦的人、在紐約的亞瑟以及在日內瓦的你本人等等是不夠的。除非召集一次會議，從精神上、思想上和組織上解決《邂逅》雜誌的前景問題，否則很難看清問題的全局。”7

這時，克莫德在倫敦為誹謗案打官司的行動已無可挽回地失敗了。再說，克莫德本人也深信，盡管新近將《邂逅》雜誌的讚助人改為西塞爾·金，財政來源已經“完全合法”，但是中央情報局仍然通過迂回曲折的途徑（無論多麽巧妙）控製著這家雜誌。克莫德寫信給拉斯基，詳細說明了他的不滿，並對拉斯基說，“如果不向我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我就無法繼續和他一起工作。他不給我回信，卻跑到格洛斯特郡來同我當麵談清楚。我們繞著公園和馴馬場邊走邊談，一連談了幾個小時，他原原本本地把他同代表大會的關係和《邂逅》雜誌的來龍去脈都對我講了。”8這一回拉斯基自稱是把一切都坦白了：他向克莫德承認好幾年以前他已經知道中央情報局在支持(2)，但是他不可能公開說出來。

不久，在艾賽亞·伯林的促請下，《邂逅》雜誌的領導層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拉斯基、克莫德、斯彭德（從紐約飛回來參加會議）、愛德華、希爾斯、安德魯、舍恩菲爾德和威廉·海特。會議在離《邂逅》雜誌社數步之遙的海馬克特街斯各特餐館的一個包房裏舉行。希爾斯和舍恩菲爾德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辯護，但是克莫德和斯彭德宣布了他們的辭職意向。拉斯基拒絕辭職，並猛烈攻擊斯彭德，罵他是偽君子。之後他扔了一顆重磅炸彈。在批評中央情報局提供經費的問題上，斯彭德應該放下他那副假清高的架子，好好地考慮一下：這些年來他的薪金都是從外交部的補貼中支付的。克莫德後來回憶說：“斯彭德變得非常激動，站起來宣布他要到國家美術館去看看畫展，使自己冷靜下來。”9

據娜塔莎說，斯彭德回到聖約翰伍德的家中時，“激動而又憤怒。顯然梅爾文對他講了有關他的薪金的事。斯蒂芬對於自己的薪金來源毫不知情。”10斯彭德決定打電話給馬格裏奇，想徹底把問題弄清楚。“馬爾科姆實際上在這段時間裏一直是斯蒂芬的雇主。接電話的是基蒂(3)，她說馬爾科姆現在無法接電話，因為他正在蘇格蘭。此時，馬爾科姆正全身伏在蘇格蘭西多會修道院的聖壇上，讓英國廣播公司拍攝一個叫作《硬床》（A Hard Bed to Lie On）的電視節目。一小時以後，馬爾科姆終於回電話了。接電話時，斯蒂芬正怒火中燒，我在另一部電話上聽著，所以我能聽到他的話。斯蒂芬說：‘馬爾科姆，你可是一直對我說我的薪金來自《每日電訊報》和亞曆山大·科爾達。’馬爾科姆回答說：‘老夥計，我是這樣說的，但是你總不能窮根究底，非弄清錢的真正來源不可吧。’你大概看過《三十九級台階》中的一個場麵吧，記得那人在尋找一個缺少一根手指的人吧？當他發現這人是誰時，猶如五雷轟頂。當馬格裏奇終於承認（他的工資來自外交部）時，我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11埃裏克·本特利後來告訴斯彭德，在保守秘密這件事當中，拉斯基也有份。“梅爾文對我說那些謠言（好幾年前我就聽說過這些謠傳了）完全沒有根據。可是一年前傳言再起時，我要求他白紙黑字地寫封信來再說一遍‘完全沒有根據’……結果是石沉大海。那時我的態度是：梅爾文可以把冷戰繼續打下去。”12拉斯基控製不住自己，對斯彭德大發脾氣，又失言講出了斯彭德薪金的真實來源，在此之後拉斯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拉斯基已經穩穩地獲得了西塞爾·金的支持（他拒絕接受拉斯基的辭職要求，說“誰會愚蠢到這種程度，以致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13現在他又求助於艾賽亞·伯林了。4月13日，他低聲下氣地給伯林寫信說，他希望這封信沒有給伯林添麻煩，但是“你在我們的經曆中，無論是輝煌時期還是，唉，遭難的時刻，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毫無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訴你。”14拉斯基說，大家都同意“不失尊嚴地發表一篇聲明來了結這件事，同時也了結奧布賴恩這件公案……如果可能的話，幹脆立刻同意奧布賴恩提出的條件，發表一份十來行長短的致歉信。為什麽不呢？感情用事可能壞事，但是理智總會占上風的。”在信的結尾處，拉斯基請求這位偉大的哲學家“不吝賜教，您的想法和建議，您知道，對我來說是彌足珍貴的。”15

許多人曾將拉斯基尊奉為“哲人”，而拉斯基私下裏卻鄙視這些人，說他們是“成事不足之徒”和“風吹兩邊倒的人物”。16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寫出這樣一封信來，實可謂極盡恭維諂媚之能事了。拉斯基曾說，伯林的弱點在於“他不像一個十字軍戰士。不過十字軍戰士中也會有人相信‘要鬼抓不到，搶在人前逃’(4)，也有生性謹慎的人。在戰鬥正酣時，你會感到孤立無援，那時你會像亨利第四那樣問道：‘那時你在哪裏？’”17但是，伯林卻是哪兒也沒有去，自從提出要爭取非共產黨左派的想法以來，這些年他一直是華盛頓的精英前來求助的智者。他怎麽會不知道中央情報局與此有關呢？各種逸聞證明他是了解底細的，雖然他不願在其中扮演一個活躍的角色。斯圖爾特·漢普夏爾記得情報界的人不斷來找他：“他們不斷地要求伯林更深入地參與其事。我記得他們跑到科羅拉多州的阿斯本來找他，這是中央情報局一手安排的。他們認為伯林是一個領導某個組織最理想的自由派人物。但是他卻說他對此事沒有興趣，不過他還是推薦了一個（別的什麽人）。”18另外還有個故事，說的是“一個美國的大基金會想在哲學領域‘露一手’，就跑來找伯林，問他‘我們能為你做點什麽嗎？實用主義曾作出重大貢獻，但是現在已經過時了；那麽存在主義如何？’伯林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可以讓中央情報局出錢在巴黎開一家咖啡館，但是他的回答是他隻需要紙張和一支筆，偶爾參加一個研討會。”19

拉斯基在他致伯林的信中附上了董事們起草的編輯部聲明文本，預定在下一期《邂逅》雜誌上發表。該聲明稱：“關於近期報章上報道的一些美國基金會利用中央情報局的經費支持文化和教育機構一事，我們願作如下聲明。我們對美國的基金會利用轉手的政府秘密補貼在全世界範圍內支持美國慈善事業感到痛心。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錯誤的，理應受到指責。我們痛心地獲悉，過去我們接受的來自設於巴黎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贈款也來自此類經費，其來源甚為可疑。同巴黎的代表大會有聯係的知名學者已經負責任地澄清，已知的或無名的捐款人從未對其政策進行幹預。《邂逅》雜誌從創辦之時起就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完全自由的刊物，其業務從未受到幹預。本刊編輯對其發表的內容負全部責任，代表大會在任何情況下或通過任何方式，對本刊的編輯政策均無發言權……《邂逅》雜誌將繼續行使其自由權利，自行決定其所發表的任何內容。”20這篇聲明一直沒有發表。21

拉斯基並沒有像他在不久前對克莫德那樣把一切實情告訴伯林，因此那時伯林並不知道拉斯基在《邂逅》的背後還有什麽秘密勾結，於是在4月18日給拉斯基寫了回信。他讚成在庭外解決奧布萊恩的訴訟糾紛，接著運用了偉大的實用主義武器，為拉斯基指點迷津，幫他擺脫困境：“你完全可以說，你去找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這與其他需要財政支持的機構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他們也都是去找表麵上看起來是受人尊重的基金會；接受財政資助的機構習慣上是不追究這些可尊敬的基金會背後的經費來源的；但是，既然幕後情況披露出來，接受資助的單位自然感到十分尷尬，也不再願意接受這樣的錢了。這種辯解多多少少有點像亞洲基金會所作的解釋，依我看這也就夠了……至於《邂逅》雜誌扮演什麽角色，隻要說它這樣做了完全是出於無知……你間接利用中央情報局的錢卻辦了一家誠實可信的刊物，最多不過是讓你處於其他許多機構同樣的地位。誰又能指望每個接受單位都了解其經費的源頭或別的什麽情況呢？通情達理和心地善良的人對此是會諒解的，如果他不是這樣的人，那麽無論你怎麽說，他還是要繼續攻擊你的。”22如果說伯林在寫這番話時對於自己的欺騙行為尚感到良心自責的話，那麽在信裏他卻一點都沒有表露出來。也許他隻是模仿了一個開放社會經常使用的辦法，即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話掩蓋一個暗箱操作的社會的真相。

不久，艾賽亞·柏林在公開場合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當《邂逅》雜誌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被揭露出來時，他輕蔑地把《邂逅》雜誌一腳踢開，並抨擊喬斯爾森和拉斯基，說他們使“一批清白無辜的人鑄成大錯，從而傷害了他們。”他的傳記作者邁克爾·伊格納傑夫（Michael Ignatieff）斷言，伯林同其他任何人一樣，對這種秘密關係感到震驚，而他“確實與英國情報機關或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官方的或私人的關係”。23克裏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讀了伊格納傑夫的書後不禁啞然失笑，他寫道：“伯林居然相信了《邂逅》雜誌的否認，隻能證明他反常地缺乏好奇心，或者說比我們想象的要遲鈍得多，也可以說他在華盛頓這些年是白活了。”伯林這種兩麵派立場來自他對“英美兩國超國家的‘理解’的忠誠”，希欽斯寫道，“而這種理解卻經常帶有現實政治和權衡利害的烙印。”24

在斯各特餐廳舉行的董事會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於是又於4月21日的一個周末舉行了一次董事會緊急會議。這一次亞瑟·施萊辛格專程從紐約飛來參加會議。據娜塔莎說，這次會議決定讓拉斯基辭職，他也同意辭職。這一決定將在《邂逅》雜誌上發表的董事會聲明中宣布。據娜塔莎回憶，會議一開始，拉斯基就“對斯蒂芬進行了猛烈的人身攻擊，說他肯定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情況。其他董事對拉斯基說，由於這完全不符合程序，他的發言將不載入記錄。”25愛德華·希爾斯說，他將為拉斯基在芝加哥謀一份差事，第二個星期希爾斯腦子裝著這件事飛回芝加哥。但是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拉斯基就改變了主意，說他無意辭職，而且也不同意董事會的聲明。

在這次會議舉行的前幾天，娜塔莎接到喬斯爾森從日內瓦打來的電話：“他讓我不要興風作浪翻了船(5)，接著又喋喋不休地說他如何想方設法保護斯蒂芬。我想我是這樣回答他的：‘你說的是誰的船？我想斯蒂芬和梅爾文不一樣，他同弗蘭克並不在同一條船上。’”26

喬斯爾森在電話裏未能使娜塔莎和斯蒂芬平靜下來，於是他又改變戰術，他想讓他們夫婦倆從這種緊張關係中撤出，就向弗萊希曼暗示斯彭德夫婦需要休假。但是此舉沒有奏效。娜塔莎怒氣衝天，“在這種緊要關頭，強基居然打來電報問我們是否願意到他的遊艇上去休息一周，我真的對他發火了。我們沒有好氣地回絕了他，就此了結。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27

強基的建議毫無效果，所以喬斯爾森隻好直接寫信給斯彭德。首先他說，拉斯基在董事會上講的有關外交部津貼問題，由於混淆而被誤解了，他指的是他一直為之深深感到不安的一個謠傳。“我恐怕梅爾文是被謠傳激怒了，以致在董事會上做出那種事。我曾盡力阻止這樣的事發生，所以我請求你和娜塔莎不要再添亂，而且向你們保證，我為的是保護你們每個人。當我聽布裏奇特·拉斯基說，在最近一次聚會上娜塔莎不理睬她，我感到特別吃驚。”喬斯爾森接著提到娜塔莎公開地尖刻批評拉斯基。喬斯爾森寫道：“鑒於她最近遭遇的這些事，她所做的一切我都原諒她。但是我這次同她談話使我深信，這不光是她不喜歡梅爾文的問題，簡直就是一種病態的——請原諒我用這個詞——仇恨。”28喬斯爾森接著又為拉斯基對斯彭德發火進行辯解，“梅爾文一直對我說，他對自己失去控製是多麽的抱歉”，並勸斯彭德不要辭職。“我仍然相信，《邂逅》雜誌是當之無愧的一項出色成就，我實在不願看到它一蹶不振，更不願看到它在蒙羞的情況下一蹶不振。你們三個人——我說三個人是因為梅爾文也要辭職——應該冷靜地、泰然地看待已經發生的情況才好。”29喬斯爾森提出了一個緩衝的解決辦法：他相當明確地暗示，拉斯基到時候一定會換一個工作（“我想他應該到學術界去換一個新環境”），1968年將是他任《邂逅》雜誌編輯的10周年，“從心理上說”，這是他離任的“好時機”。喬斯爾森還透露，他對整個這件事“曾經反複地陷入一種絕望的心境，不過這是因為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我也麵對著一個越南戰爭的前景問題。”最後他說，他之所以為經費來源保守秘密並非出自什麽不可告人的動機，“以我所處的地位，我必須幫助遍布全世界的千百個人，讓他們做他們想做的事，寫書，畫畫，研究，編刊物，根據他們自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去旅行……我能做這些事，我感到心滿意足。如果你們認為中央情報局做錯了什麽事，請你們相信我，那是好事變成了壞事。”30

1967年5月8日，《紐約時報》頭版上發表了一篇報道，標題是“斯蒂芬·斯彭德《邂逅》離任”。報道中引用斯彭德的話說，幾年來我一直風聞這家刊物受到中央情報局的財政資助，“但是我一直未能證實這一點，直到一個月以前。鑒於以往《邂逅》雜誌的財政來源已經披露，大概還會因此受到指責，我覺得作為該刊的編輯，不管他知情還是不知情，都應該辭職。所以我就這樣做了。”31克莫德也辭職了，隻留下了拉斯基一人掌舵。盡管有人要求他辭職，他仍堅守陣地。但是喬斯爾森知道，事已至此，無可挽回。為此他驚恐萬狀。那天下午，西塞爾·金發表了一篇聲明：“我們認為，《邂逅》雜誌沒有拉斯基先生，猶如《哈姆雷特》一劇中沒有王子，不過仍不失為一本饒有興味的刊物。”

斯圖爾特·漢普夏爾回憶道：“整個事情爆發之時，我正同艾賽亞和其他幾個朋友在菲諾港(6)。我記得我們6人打電報支持在倫敦的斯蒂芬。但是瑪麗·麥卡錫拒絕在電報上簽名，她說，‘哦，你們這樣做豈不是給我們的小個子紐約小夥子(7) 當頭一棒嗎？’斯蒂芬心煩意亂，娜塔莎更是如此。當然特別煩惱的還是拉斯基。這些人為什麽對他的行為如此不理解呢？他們為什麽都指望他辭職呢？我的意思是，他本不應該這樣做的，當然不應該。”32幾天後，馬格裏奇寫信給斯彭德說，他覺得“梅爾文不顧一切地留在崗位上，真是荒謬絕倫。”33

斯彭德辭職後幾天，娜塔莎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到《邂逅》的辦公處去清理他的東西。她發現斯彭德“上了鎖的櫥櫃門被撬開了，她大吃一驚，而拉斯基的秘書卻告訴她說，‘上個星期發生了入室盜竊的事。’”34斯圖爾特過去曾讓斯彭德“把一切都記錄並保存起來，留作個人檔案”，當他聽說這件事時，一點不覺得意外，他說，“這是顯而易見的事。”35

(1)此備忘錄的標題的原文為“A Right Cross to the Left Temple”，似含有政治上從右向左轉的傾向之意。

(2)這裏雖未說明支持什麽，但從上下文看，應為中情局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和《邂逅》雜誌。

(3)基蒂（Kitty）為凱瑟琳（Katherine）的昵稱，馬爾科姆之妻。

(4)原文為“devil take the hind most”，直譯應為“魔鬼專抓落在後麵的人”，意為“保住自己要緊，且休管他人安危”。

(5)原文為“don't rock the boat”，意為“不要晃動船”，使船失去平衡，即不要節外生枝把事情弄糟。

(6)菲諾港（Portofino），位於意大利熱那亞省一個風景如畫的小漁村，是地中海最美麗的港口之一。

(7) “小個子紐約小夥子”指的是拉斯基，按前文所述，拉斯基身材矮小，又出身於紐約學院，屬於所謂的“紐約幫”，故有此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