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文學領域的豬灣事件
請記住馬克思為我們勾勒出的形象——那些19世紀40年代的資產階級政客，也包括本世紀48年以後的資產階級政客，排出一行，後麵的一個牽著前麵一個的燕尾服的尾擺，同時伸腿踢牽著他的上衣後擺的那一個。就這樣，在不久的將來，許多燕尾服的後擺將被扯破。我真擔心在這牽扯、蹬踢過程中，也許有幾個人的睾丸會被踢破。
——詹姆斯·法雷爾
正當美國士兵在越南喪命的時候，康納爾·克魯斯·奧布賴恩又指責西方知識分子在為“權力機構”效力，無疑是雪上加霜。許多聚集在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周圍專門從事反共事業的人，現在發覺，他們已經掉進他們自己的信念設下的陷阱難以脫身了。1作為“美國世紀”的守護神，他們同保守的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爾索普一樣，堅信越南戰爭是戰後美國的信念和使命的必然延伸，因而是正義的。2賈森·愛潑斯坦宣稱：“越南戰爭發生了，我們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出於習慣也站出來為我們的侵略辯護。這些人現在已陷入困境，就像有人還沒有來得及把褲子提上來就被人逮住了。他們不得不為越南戰爭辯護，因為他們長期以來一直緊跟反共路線，一旦倒戈，他們將一無所有。越南戰爭之所以可能發生，美國之所以能夠奉行這樣的對華政策，麥卡錫這類集中體現殘暴的反斯大林主義的人物之所以能夠出現，美國的思想文化之所以停滯不前，他們都是有份的。”3
艾爾索普兄弟的傳記作者羅伯特·默裏（Robert Merry）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寫道：“多年以後，大家都會認為這場戰爭是一次政策失誤，是美國的一場悲劇，隻要美國的領導人能夠清醒地認識到美國不必擔起全部責任，這場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這樣認識，那麽就會忽略美國介入越南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美國在二戰剛結束時就確定了一條全球政策，因此越南戰爭就是這一政策必然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延伸。”4
威廉·富布賴特參議員寫道：“這座城市真正地陷入一片瘋狂的氣氛之中。我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形容我們正在做的蠢事。”5從冷戰理論家到直言不諱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位參議員走過了一段極不尋常的道路。他猛烈抨擊“美國統治下的和平”(1)和美國完全缺乏理性的外交政策，雖然他從來沒有正式地屬於新左派，現在他卻帶領著新左派向采取默許態度的美國最高權力機構發起猛攻：“在我國政府的行政係統和國會裏，幾乎聽不到有人說蘇聯的歐洲政策很可能是出於他們病態地擔心蘇聯的安全受到威脅，其目的並不是想征服全世界。實際上，掌權人物中沒有一個人同意以下這個前提：蘇聯擺出一副好鬥的姿態，反映的是它的脆弱而不是強大。1919年西方大國對蘇聯進行幹預，盡管不是全力以赴，但其意圖還是想把這個布爾什維克怪物扼殺於搖籃之中。想起這樣的事，自然就更加強了它的好鬥姿態。我們製定政策時就沒有從這種反麵意見中獲益。”6
諾曼·梅勒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強調，美國在越南進行的這場戰爭是“一係列事件發展的最高峰，這些事件雖然沒有一件件地記錄下來，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開始了的。美國最有勢力的一批中老年（WASP）——政治家、公司經理、陸海軍上將、報紙編輯和國會議員——曾經發過誓：共產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死敵。這種誓言可與中世紀的騎士們的誓言表達的信仰相類比。他們認為，戰爭結束後，如果不抵製共產主義，那麽基督教自身就會消亡。”7
正是在這種尖銳的不同意見的背景下，《紐約時報》開始注意美國政府最深、最陰暗的密室裏究竟藏了些什麽。“中央情報局在國內和國外活動的衍生物似乎無窮無盡，”《紐約時報》有篇文章寫道，“許多間諜要做的單調枯燥的工作已經由衛星、電子儀器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設備來承擔了，但是人力仍然是非參與不可的。由於人的介入，中央情報局就卷入了一些令人尷尬的事件之中，從而引起許多有關政策和道德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許多人相信中央情報局是一個難以駕馭的法蘭肯斯坦怪物(2)……在世界上‘人跡罕至的小胡同’裏搞‘黑色行動’、玩弄‘肮髒的陰謀詭計’以及其他種種見不得人的非法活動，一個由充滿自豪感、有尊嚴的人物構成的政府能過分依賴這些行為嗎？以火對火、以武力對武力、以顛覆對顛覆、以犯罪對犯罪，這種以牙還牙的觀點變得如此盛行，大家都接受，以致榮譽和驕傲與可怕的不共戴天的敵對之間已無是非可分，這種道理能站得住嗎？美國人民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8
1966年4月27日的一篇文章重新提到了康納爾·克魯斯·奧布賴恩的說法（現在已是家喻戶曉的了），認定《邂逅》雜誌曾經拿過中央情報局的錢。這件事本來也許可以到此為止了，不幸的是拉斯基此時又采取了一個魯莽行動，他刊載了戈倫韋·裏斯（Goronwy Rees）的一篇文章惹了禍。裏斯這個人後來被人說成是個“可笑的人物，因為在冷戰的混水中摸魚而名譽掃地”。9如果這篇文章僅僅是反駁奧布賴恩的指控也就罷了，沒想到他竟不無誹謗之嫌地對奧布賴恩幾年前作為美國駐剛果代表時的行為提出了疑問。奧布賴恩立即一紙訴狀，狀告《邂逅》雜誌對他進行了誹謗。當時拉斯基恰巧不在（他那時到南美去了），斯彭德又在美國，隻好由擔任《邂逅》雜誌聯合編輯的弗蘭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裏斯文章在發表前並未經他過目）代人受過來應訴了。
一年前的5月份，斯彭德曾給喬斯爾森寫信，告訴喬斯爾森他已被任命為國會圖書館的顧問詩人；在美國，這一稱號相當於“桂冠詩人”；在他以前享此殊榮的有弗羅斯特和洛厄爾，不過斯彭德是第一個獲得這個榮譽稱號的非美籍詩人。起初，喬斯爾森對此非常惱火，6月份他寫信給馬格裏奇，說斯彭德“經不起塞壬女妖(3)的引誘”。10大家一致同意斯彭德在離任的一年中不應在《邂逅》雜誌領取薪金，但喬斯爾森想從財政上繼續控製斯彭德，決定“繼續給予”相當豐厚的財政上的照顧。11他對馬格裏奇說，這一安排要“嚴格保密”。此時，斯彭德就推薦弗蘭克·克莫德接替他擔任聯合編輯，至少在他離任的一年裏由克莫德來接替這份工作。
拉斯基對這件事感到十分高興。他與斯彭德（據克莫德說，拉斯基常故意把斯彭德的名字叫錯或拚錯，把Stephen按美國方式拚作Steefen）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現在已經到了破裂的程度。拉斯基曾向喬斯爾森抱怨：“過去這些年，工作繁重而成效甚微，最糟糕的是我的辦公室隔壁就是斯蒂芬。每次聽到他將有一段時間不在，我是多麽的高興，那時一切將那樣平靜（去年和5年前都有過這樣的時期），有人來接替他，我真感到鬆了一口氣。但是，有時我不禁陷入一種可怕的想象之中，如果在今後的幾年裏他老在我身邊轉，我的日子將怎麽過……他這個人出於自身擺脫不了的良心上的罪惡感，總是不斷地抱怨，他總是想在工作上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多的榮譽，他其實一直忙著自己寫書，寫劇本，編文集，寫文章、評論和廣播稿……生活中有這樣一個人真令人絕望。我並不在乎多做工作，實際上我愛多做工作。我受不了的是他的不真誠……他真能為他的所得問心無愧嗎？我們就隻能在他的不真誠和平庸的陰影籠罩下過日子嗎？”12喬斯爾森終於傾向於同意拉斯基的看法了，他也認為“斯彭德留在倫敦的時間越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何況斯彭德在倫敦也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向他那些圈外的朋友不斷地發牢騷，說閑話。”13
但是，最接近喬斯爾森的那些人卻對克莫德不太信任。雖然他們還沒有人像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那樣把他描繪得那麽不堪（拉金曾稱他是一個“突然發跡的、嗜書如命的吃軟飯的家夥”(4)，還寫過打油詩嘲笑他，詩雲：“我背轉身來／把我的屁股對著克莫德”），但他們對克莫德都是名褒實貶。愛德華·希爾斯鄙視地稱他為“一個平庸的小教授”。14羅比·麥考利告訴喬斯爾森，從人格上講他不喜歡克莫德，對他的作品倒還是欣賞的。喬斯爾森對麥考利說：“感謝你告訴我你對克莫德的評價。我也欣賞他的作品，不過我還沒有與他見麵。從你對他的人格所作的評價來看，我可以推斷將來少不了麻煩……同時，如果克莫德能表明他有能力，那麽他能為雜誌作出不小的貢獻，因為這本刊物畢竟在文學這部分，包括評論在內，是太薄弱了一些。”15在同一封信中，喬斯爾森意想不到地坦陳：“在《邂逅》雜誌上，我遇到不少難題，我開始對這本刊物有些膩煩了。這一點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隻有戴安娜知道，她同我的看法是一樣的。我發現《紐約書評》更有意思，我甚至對《評論》也更滿意一些。”16
盡管在喬斯爾森的圈子裏對克莫德有所保留，但是1965年夏天他還是正式應邀與拉斯基一起擔任《邂逅》雜誌的聯合編輯。克莫德很清楚他是來主管雜誌的文學部分，拉斯基仍然是無可爭議的第一把手，但是他對拉斯基為什麽沒有聘請一位比他更合格的人，至少請一位住在倫敦的人（克莫德當時住在格洛斯特郡，在布裏斯托爾市(5) 有一個教席），覺得有些奇怪。其實克莫德每天從住地到雜誌所在地的路程恰恰使他成為合適的候選人。“我原以為這是一個難以克服的缺陷，其實恰恰是我的主要長處。在我的腦子裏，或者說在我的心裏，既有虛榮心作怪，同時……我也不願走錯了路，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17盡管如此，克莫德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他立刻就發現“《邂逅》雜誌整個運作有點神秘”。他無法知道刊物的發行情況，也不知道其財政究竟來自何處。在雜誌的組織機構中他的發言權很小。不久他就得出了結論：“即使我根本沒有出現在那裏，情況也會一如既往，沒有什麽兩樣。”18
克莫德同所有人一樣，也曾風聞《邂逅》雜誌與中央情報局有關聯。斯彭德告訴他，他也曾為這些傳聞感到窘困，但是喬斯爾森和法菲爾德基金會都加以否認，當他們的否認被證實恰恰相反時，他反倒對此感到滿意。19
實際上當克莫德上了這條船的時候，《邂逅》雜誌已經不再接受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資助了，而改為由塞西爾·金（Cecil King）的《每日鏡報》集團出版了。這樣說吧，至少名義上是這種情況。這次同塞西爾·金做這筆交易是因為對《邂逅》雜誌有一大堆尖銳的評論，其中包括《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上的一篇社論提到《邂逅》定期地從外交部領取秘密津貼，所以從1964年初開始就物色私人的財源。那一年7月，《邂逅》雜誌就宣布從今以後該刊的財政和業務均由塞西爾·金的國際出版公司負責。作為這筆交易中的一項，又建立了一個信托基金會，其成員包括維克多·羅斯柴爾德、邁克爾·喬斯爾森和亞瑟·施萊辛格。對於施萊辛格的任命，希爾斯曾提出過警告，他說，在斯彭德的任命問題上已經有過這種不順的關係，現在又可能發生在施萊辛格身上，而且還會由此擴及“紐約幫”，時間可能還要快。20喬斯爾森沒有聽從希爾斯的勸告，而是采取了更為放手的態度，他的理由是“肯尼迪總統在任期中遭暗殺使施萊辛格在某種程度上已無事可做……我想這一安排也算是我們這方麵的一種姿態，至少每年可以保證他去歐洲走一趟，要他自己花錢，他是負擔不起的。”21
馬爾科姆對這一新的安排也不以為然。他寫信給喬斯爾森說：“現在我認識到，金擔負起財政上的責任實際上是無濟於事，情況不會發生任何變化。除了由他（或國內稅務局(6)）掏腰包之外，一切依然如故……創辦《邂逅》雜誌，我是有份的，因此我後來也不時出點力讓它維持下去……（它是成功的，但是）由於創辦時的環境，也存在著一些危險因素，比如說介入冷戰的時間過晚，與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關係過於公開和密切。前者已經過去，後者雖然是刊物創辦時的條件使然，現在卻也變得不太方便也沒有必要了。我原來希望改變財政來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雜誌有機會擺脫這些危險因素。現在看來我錯了。”22
馬格裏奇十分清楚，雖然同塞西爾·金做成了這筆交易，《邂逅》雜誌基本上還是控製在情報機構手中，從一開始就與公開的說法相反，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從來就沒有放鬆對雜誌的編輯事務和財務的控製，後來喬斯爾森在一封信件中說得很明白：“為我們的雜誌安排出版商的問題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找到可以依靠的出版者，這個出版者對雜誌的內容，或刊物的總路線，都不得進行幹擾，也不能撤換我們選定的編輯。在這方麵，我們有幸找到了英國的塞西爾·金和德國的費希爾·維拉格（Fischer Verlag，他接管了《月刊》的出版工作），這樣的人或出版社是難得找到的。”23實際上，在與金達成的協議具體規定，“兩名高級聯合編輯的薪金和一名助理編輯的部分補貼”繼續由代表大會支付。喬斯爾森聲明：“這部分錢過去從來不屬於《邂逅》雜誌的直接開支，今後還是分別開支。”24喬斯爾森還說，其餘代表大會給《邂逅》雜誌每年1.5萬美元的固定補貼將采取新的形式支付，將錢作為贈款直接付給邂逅圖書公司。同費希爾·維拉格所作的安排完全一樣：表麵上國際圖書出版公司接手出版《月刊》，但是實際上代表大會給予該公司一筆“特別捐款”1萬美元，買下了這家公司65%的股份，所以《月刊》仍歸代表大會所有。這些股份的持股人“是受代表大會委托的一個中介機構”。25通過這樣的安排，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仍然是這兩家雜誌編輯業務上的仲裁者，同時又可掩蓋它對兩家雜誌的影響力和財政上的義務。
再說，由於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威廉·海特爵士，後來在1966年又有安德魯·舍恩菲爾德加入董事會（馬格裏奇稱之為“可怕的三人小組”），《邂逅》雜誌還是同以往一樣，緊密地與英國情報機關聯係在一起。海特在擔任新學院院長之前曾任駐莫斯科大使，後來又擔任外交部副次官(7)。在此之前，他還擔任過服務聯絡司（Service Liaison Department）司長和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由於他擔任了這種職務，他就可以同參謀長委員會下麵的聯合策劃人員一起處理有關情報工作的各種問題，並赴海外視察英國的各情報站。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建議成立進行冷戰的心理戰機構的文件就是海特起草的，這份建議書說服了艾德禮內閣建立了情報研究局，海特也因此密切地介入了該局的工作。在溫徹斯特(8)，他與理查德·克羅斯曼同事，在新學院則有休·蓋茨克爾。同他們一樣，海特也是一名社會民主黨人，同情工黨的政策，而這也是拉斯基領導下的《邂逅》雜誌所著意培植的。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安德魯·舍恩菲爾德也是情報界熟悉的人物。羅斯柴爾德當然也是外交部派往該研究所的外圍人物。這個網絡中的成員同塞西爾·金都十分熟悉。據彼得·賴特（Peter Wright）在其《間諜搜捕者》（Spycatcher）中說，塞西爾·金就是軍情五處的一名“長期關係”，這一經曆自然使他非常支持中央情報局的隱蔽文化行動。
喬斯爾森一直想消除那些影響代表大會聲譽的傳聞，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現在船上已經到處是漏洞了。如果說原來還隻是在倫敦、巴黎和紐約的酒會上流傳一些謠言，那麽現在這些謠言已經開始成為事實了。瑪麗·麥卡錫後來告訴她的傳記作者卡羅爾·布賴特曼，1964年前後，她曾給《紐約時報》寫過一封信，斷言代表大會的那些雜誌是獨立的。但是喬斯爾森截留了這封信，“因為他知道情況並不是像我說的那樣。他對我說：‘親愛的，放在一邊吧。別再去想它了。’”代表大會完全可以照顧自己，那麽中央情報局為什麽就不能卷起鋪蓋走人，讓代表大會自己去辦事呢？喬斯爾森本人一直在請求讓代表大會獨立，那麽是什麽樣的傲慢或者虛榮讓中央情報局緊緊抓住它不放呢？戴安娜·喬斯爾森解釋說：“我想大概是因為代表大會是他們的成就之一吧。其實，如果他們真的關心代表大會真誠而正直的品格，他們本來是應該放手不管的。”26但是秘密行動是官僚機構在後麵推動的，這種勢頭是很難阻止的。20年來，中央情報局官員的工作一直是以項目製度為基礎的，這種製度隻會鼓勵他們不斷擴張而不能收縮。中央情報局不恰當地過於重視它在世界範圍內的秘密“基礎設施”的龐大規模，因此他們就看不到這樣做暴露的危險係數是按指數增長的。湯姆·布雷頓後來評論說：“有些事情是先小而後才能精的，世界上隻有我們美國認識不到這一點。”27
賈森·愛潑斯坦說：“不言而喻，誰都不應該知道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經費來自何處，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隻有傻瓜才不知道真相。法菲爾德基金會董事（傑克·湯普森）那時是我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這一點上我會頂撞他，對他說‘好了，傑克，這樣的假裝還有什麽意義？’這時他會說：‘不，不，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與中央情報局毫無關係。”28有一天，愛潑斯坦和斯彭德一起吃午飯，愛潑斯坦對他說：“你聽著，斯蒂芬，我想這個機構的經費全部來自中央情報局。他們沒有告訴你真相，現在你就應該去問個明白，到底是怎麽回事。”斯彭德回答說：“好的，我這就去問問傑克·湯普森，馬上就去弄清楚你說的是不是都是真的。”過了一會兒，斯蒂芬打電話給愛潑斯坦說：“我確實已經問過傑克了，他說這不是真的，所以我想這不是真的。”愛潑斯坦後來評論說：“情況就是這樣：誰都不願意承認經費的真正來源是哪裏。不過我認為沒有人不知道，但是誰都不想說出來。”29
斯彭德至少在1964年曾經就這些傳聞做過一點調查，證據是約翰·湯普森(9)給斯彭德的一封信，日期是1964年5月25日，即帕特曼揭露真相的3個月之前，在信中，湯普森聲稱，認為法菲爾德基金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出麵機構的說法是十分可笑的。30兩年以後，斯彭德寫信給強基·弗萊希曼，就經費問題提出了同樣的詢問。中央情報局特工、法菲爾德基金會董事弗蘭克·普拉特把斯彭德的信轉給了喬斯爾森，附了一張字條說：“很抱歉這封給強基的信耽誤這麽久才轉給你，不過大家都傳閱過了。”這封信經過中央情報局看過之後，弗萊希曼才回信給斯彭德，由他堅決予以否認，回信中說，“就法菲爾德基金會而言，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政府機構的錢”。31這當然是十足的欺人之談。
據瑪麗·麥卡錫講，斯彭德竟意想不到地成為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吐露真情的一個對象。麥卡錫稱，斯彭德有一次告訴她，有一天他同納勃科夫同乘一輛出租汽車，突然間納勃科夫轉過頭來，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一切都告訴了他，然後立即跳下車走了。麥卡錫的傳記作者卡羅爾·布賴特曼承認“這隻是一個二手故事，是瑪麗告訴我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它確實發生過。你可以想象出來，這類事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多次。不過，這一定是一個笑話。”32娜塔莎·斯彭德後來說：“我想納勃科夫從一開始就欺騙了斯蒂芬。”33根據沃爾海姆講的情況，毫無疑問，從1964年起，甚至早於1964年，斯彭德就知道這些謠傳了。
盡管如此，斯彭德還是在克裏斯托爾和拉斯基1966年5月10日寫給《紐約時報》的一封信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封信聲稱，“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麽‘間接的’捐贈……我們完全是自主的，從來不為他人做宣傳。”並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辯護，說代表大會“在保護東、西方作家和藝術家、反對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一切政府的不軌行為方麵一直是獨立的。”34但是在私下裏，斯彭德絲毫不敢肯定這是真實的。後來喬斯爾森不得不寫信給他說：“我從各方麵聽到反映，說你在全世界到處與別人談論，對此我感到不悅。最近這段時間，你似乎很喜歡談論《紐約時報》上所講的事，而且無論你同什麽人談話，總免不了要談論這個話題，更嚴重的是你似乎自覺地同意那些沒有根據的說法（關於中央情報局支持《邂逅》雜誌）。”35
在克裏斯托爾、拉斯基和斯彭德三人的聯名信見報前一周，約翰·亨特從巴黎飛來紐約。他直接去了普林斯頓，在那裏他同羅伯特·奧本海姆見麵，商談有關《紐約時報》揭發出來的事，並問他有無可能由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簽署一封信件來證明代表大會的獨立性。奧本海姆立即欣然同意。斯圖爾特·漢普夏爾當時也在普林斯頓，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很驚訝，但是奧本海姆卻對我的驚訝表示驚訝，而且我對《紐約時報》上的披露感到不安也使他驚訝。是的，我確實感到不安。有些人陷入了可怕的境地。奧本海姆並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就是整個機器中的一部分。他對一切了如指掌。如果你像當時的美國人一樣滿腦子的帝國思想，你就不會去想什麽是對什麽是錯。19世紀的大英帝國的人就是這樣。你做就是了。”36
這封信是5月4日寄到《紐約時報》的，5月9日見報，恰恰是斯彭德-拉斯基-克裏斯托爾信件的前一天。這封由肯尼思·加爾布雷斯、喬治·坎南、羅伯特·奧本海姆和亞瑟·施萊辛格簽署的信件聲稱，“代表大會……一直是一個自由的組織，它隻反映其成員和合作者的意願，一切決定都是其執行委員會作出的。”37但是信上並沒有明確否認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以致德懷特·麥克唐納評論說，這封信“隻是回避，沒有說謊，不過也算不上是回答了問題。”38施萊辛格後來說寫這封信是他的主意，是他同奧本海姆等人聯係並請他們合作的。不過按時間推算，信的內容一定是在亨特離開奧本海姆之前征得了他的同意的。
雖然為數不多，但還是有人透過這種謀略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霍華德·法斯特作品的出版社利特爾-布朗的編輯安古斯·卡麥隆（Angus Carmeron，當這家出版公司1949年拒絕出版法斯特的《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時，他辭去了編輯職務以示抗議）評論說：“一般來說，我認為自由主義對統治機器來說是小罵大幫忙，當關鍵時刻來到時，他們就是政府可以依賴的支持者。小瑟亞·施萊辛格就是一個典型。”39施萊辛格本人的檔案文件就證實了這一點。他是弗蘭克·威斯納、艾倫·杜勒斯和科德·邁耶的消息來源、顧問（但願不是拿報酬的）、朋友和可以信賴的同事。他和這些人保持通信聯係長達20年以上，信的內容涉及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邂逅》雜誌、接受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等。他甚至為中央情報局想要公之於眾的題目安排版麵，有一次，他根據科德·邁耶的意見，“建議一家意大利刊物的編輯發表係列文章，專門評論蘇聯內部公民自由權利問題，同時刊載有關美國國內公民自由權利享有的地位的文章，將兩者進行對比。”40誰還能懷疑施萊辛格作為肯尼迪的廚房內閣(10)成員的忠誠呢？
就在這些謀略正在進行之中，弗蘭克·克莫德卻不得不為奧布賴恩以誹謗罪狀告《邂逅》雜誌的事去向一位高級皇家律師請教。這位律師建議依據一種叫作“有限特權”的神秘兮兮的原則進行辯護。但是一個克莫德和奧布賴恩雙方的朋友卻勸說克莫德不要應訴。克莫德動搖了。後來，喬斯爾森請他在加裏克俱樂部共進午餐，在飯桌上喬斯爾森向他鄭重保證，奧布賴恩的指責沒有一句是真的。喬斯爾森對他說：“按我的年齡，我都可以當你的父親了。我不會對你撒謊，就像我不會對我的兒子撒謊一樣。”喬斯爾森當然是在撒謊。戴安娜·喬斯爾森後來說：“邁克爾決心要保護代表大會不受那些指責的傷害，我也會這樣做的。為此說謊話，我不在乎。我們是在做一種雙重的工作。”41湯姆·布雷頓後來寫道：“中央情報局學會了對局外人說謊，有意識地自覺地說謊而絲毫不感到內疚，別的人可辦不到。”42
除了請克莫德在加裏克俱樂部用餐外，喬斯爾森還做了些什麽？一次對《邂逅》雜誌的訴訟案件會導致披露一些證據，這些證據會涉及不太正常的經費來源和出版工作，在官方一再否認的情況下，這些證據特別使人難堪。但是奇怪的是喬斯爾森未能確保這次訴訟在庭外私了，相反，他允許克莫德將這場官司繼續打下去。奧布賴恩已經表示，隻要書麵公開向他道歉，他可以撤訴。在這種情況下，了結此事完全在喬斯爾森的權力範圍之內，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此時，康納爾·克魯斯·奧布賴恩選定都柏林法院來審理這件誹謗案。克莫德吃了一驚，因為他聽說在愛爾蘭是不承認“有限特權”原則的。《邂逅》雜誌的法律顧問們於是建議，雜誌根本不去理睬它，因為《邂逅》雜誌在愛爾蘭沒有資產。但是，克莫德還沒有來得及考慮這一建議，他就被其他的事件纏住了。這些事件的發生使《邂逅》雜誌為自己辯護已經變得多此一舉了。
(1)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源於拉丁文pax Romana，即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國也曾用過pax Britannica，意為強加於被征服民族的所謂“和平”。
(2)法蘭肯斯坦怪物（Frankenstein，monster），法蘭肯斯坦是英國女作家瑪麗·W．謝利小說中的主人公，物理學家，他製造了一個怪物，後來他自己為怪物所毀滅。
(3)塞壬（Siren），傳說中半人半鳥的海中女妖，常用美妙的歌聲引誘過路的航海者，使他的航船觸礁，航海者則因此身亡。
(4)“吃軟飯的家夥”，原文為ponce，按英國用法解，原意為“與妓女一起生活並靠她賺的錢維持生活的人”。
(5) 格洛斯特郡（Cloucestershire）在英格蘭的西南部，布裏斯托爾（Bristol）為該郡的一個港口城市，而倫敦卻在東南部。
(6)國內稅務局（Inland Revenue）指的是英國的稅務機構，美國的國內稅務局（署）的英文名稱是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7)副次官（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其上為外交大臣和次官，分政務次官和常務次官，其下為助理次官。
(8)溫徹斯特（Winchester），根據上下文推測，此處可能是指溫徹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為英國最旱建立的獨立管理的學校。
(9)約翰·湯普森，即前麵提到的傑克·湯普森（Jack Thompson），在熟人之間，約翰被叫作傑克。
(10)廚房內閣（Kitchen Cabinet），指總統的私人顧問團或智囊團，始於美國第七任總統傑克遜，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