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筆友

新一類人出現了

他們的到來是為了結束

骨肉相殘的冷戰

這也是他們自己的天禍

——艾倫·金斯堡

1964年，冷戰鬥士們流年不利。他們賴以生存的神話一個個破滅了。首先是《柏林諜影》的出版。這是一名英國駐波恩大使館的下級外交官用約翰·勒卡雷(1)的筆名花了5個月時間寫出來的，在美國售出了23萬冊，1965年派拉蒙公司將其攝成電影後，又賣出200萬冊平裝本。勒卡雷的小說源於他本人“在東西方意識形態死結中的痛苦經曆”。當時中央情報局負責秘密行動的理查德·赫爾姆斯對這本書十分嫌惡。現在勒卡雷已與格雷厄姆·格林齊名（他於1955年出版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曾大大震動了美國秘密情報界），因此這兩位作家都是中央情報局十分憎恨的。弗蘭克·威斯納說：“他們都上當受騙了。他們是那類存心不良，用意歹毒的人。”

接著是斯坦利·庫勃裏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怪癖博士》（Dr．Strangelove），該片對冷戰思維的瘋狂性進行諷刺挖苦。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發表在《紐約時報》的一封信中稱，“多年來我國一直患有神經緊張症，這部作品第一次讓我們從神態昏迷中清醒過來……看到我們這個所謂的既有道德又有民主的國家確實病了，病因就是這個國家居然允許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不經過公開辯論，哪怕是假裝的辯論也沒有。”1

再後來就是1964年9月18日美國最有勢力的冷戰鬥士C.D.傑克遜在紐約的一家醫院裏死了。前些天，艾森豪威爾特地飛來賓夕法尼亞州的葛底斯堡探望重病中的傑克遜。波士頓交響樂團為他舉行了紀念音樂會，獨奏家維加·沃倫斯基（Vitya Vronsky）和維克多·巴賓（Victor Babin）在音樂會上演奏了莫紮特的作品，這是因為該樂團之所以譽滿全球要歸功於傑克遜的支持。後來該團的暑期學校坦格伍德學校設立了C.D.傑克遜大師獎並頒發獎金，讚助這個獎項的，多是C.D.傑克遜支持過的冷戰時期的這所學校的校友。

到了1964年的時候，這批人雖然都還活著，也已經是行將就木了。他們是社會上正在消失的人群，盡管不能說徹底消亡，但是由於出現了一股劇變浪潮，以及對他們代表的價值觀的反抗，其消亡已是確定無疑的了。他們就像是一種“無常鳥”(2)，這是紐約的一位知識分子生造出來的詞，指的是一種神話般的怪鳥，“這種鳥倒退著盤旋飛行，越飛越低，最後蜷縮進自己的屁眼兒裏，然後滅絕。”2隨著新左派和頹廢派的興起，本來處於美國社會邊緣地帶的文化綠林好漢們現在進入主流了。隨他們而來的是對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所稱“假裝可憐相又不肯說真話的官僚、社會工作者、心理醫生和工會官員構成的暴政的蔑視。”3約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22條軍規》中寫道：美國心目中的神經健全實際上是瘋狂。詩人艾倫·金斯伯格在他1956年出版的《嚎叫》中為蹉跎歲月哀歎：“我目睹我這一代最有頭腦的人在瘋狂中毀滅了。”詩人現在主張離群索居，公然從同性戀和服用迷幻藥中追求享樂。頹廢派口嚼LSD(3) ，唱起歌來渾身像通了電似的顫抖，朗誦詩歌時脫得一絲不掛。他們像在麻醉藥、興奮劑的茫茫大海中航行。頹廢派甚至把沃爾特·惠特曼(4)從墳墓中拉出來，尊奉他為頹廢派的祖師爺。他們是邋遢的反叛者，同《邂逅》這樣的雜誌刻意追求公式化截然相反，他們要用混亂代替秩序。

悉尼·胡克對這些現象極感憤怒，1964年4月20日他給喬斯爾森寫信：“在歐洲有荒誕戲劇，在存在主義中有荒誕的哲學，在美國，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新趨勢，叫作‘荒誕的政治’，其口號是‘打倒美利堅合眾國’‘美國臭不可聞’‘性萬歲’，等等。梅勒，波德·霍雷茲，真是有趣，他們還有一個新的狂熱信徒，那就是傑克·湯普森。他的判斷力不比他的智力強多少。”4湯普森的判斷還足以使他認識到勇氣有其好的一麵，所以他就繼續留在法菲爾德基金會擔任執行董事。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是《紐約書評》創刊第一個周年。在賈森·愛潑斯坦和羅伯特·西弗爾的領導下，《書評》立即取得成功，這一事實表明並不是所有的美國知識分子都支持冷戰，跟著它的指揮棒圍著國家安全轉。占統治地位的一致意見開始分化了，《書評》就標誌著一個新的敢於批評的知識階層的誕生，他們敢於就一些敏感問題發表意見，而《邂逅》這類雜誌由於受到統一意誌的束縛，在這些問題上是三緘其口的。如果說過去人們的印象是紐約知識分子在某種反麵的催化劑作用下使自己從激進派轉化為中央情報局和其他冷戰機器的一支力量，那麽現在有證據表明他們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他們不再為美國追求權力進行辯解，這些善於思考的人聚集在《書評》周圍，開始譴責帝國主義，與他們譴責共產主義別無二致。《書評》成為知識界反對越南戰爭的一艘旗艦，這不能不使中央情報局感到驚恐。李·威廉姆斯回憶道：“紐約《書評》這一夥人的陰陽八卦(5) 確是我們麵對的一個大問題，特別是當他們變得如此強烈地反對越戰，變得那麽‘左’，問題就更大了。”5不過這一次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主張采取措施，對《書評》進行反擊，隻是說“現在的形勢還不是打擊——反打擊的問題”。6

邁克爾·喬斯爾森麵對這種新形勢不可能無動於衷。雖然他盡力掩飾他對“美國主場”越來越強烈的幻滅感，但是在私下裏他還是承認新動向來勢之猛令他震驚。數年後他寫出了以下這番話：“為‘外圍組織’工作多年的經曆使我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在50年代，美國對世界的承諾是我們工作動力的支柱……而到了60年代後半葉，美國對越南的幹預以及一係列毫無道理的政策銷蝕了我們個人的價值觀和理想。”7所謂的“導彈差距”(6)、注定要失敗的U-2飛機的偵察飛行、豬灣事件、古巴導彈危機，這一切帝國主義的政策失誤，使喬斯爾森對所謂的“美國世紀”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對負此重任的各政府機構失去了信心，甚至對1947年建立中央情報局的杜魯門政府，他現在也說他“看到了中央情報局的運作方式在美國的曆史使命上投下了陰影，我認為我們需要加以糾正。”8在一個接受了“緩和”這一概念的時代裏，喬斯爾森希望代表大會也能擺脫冷戰中曆來的互不來往的習慣，轉而采取與東方對話的方針，為此，代表大會通過它與國際筆會（PEN）(7) 的關係，一廂情願地擺出了這種願與東方接觸的姿態。

國際筆會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建立的機構，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55個國家設有76個中心，是世界上代表性最為廣泛的作家組織，其任務是由該組織的性質決定的，其中包括在任何情況下都避免卷入國家或黨派政治。這個組織拒不屈從於任何偏見或成見，再加上它極力保護言論自由，這就保證了它即使在冷戰時期也能在世界範圍不斷擴展壯大，但是中央情報局卻竭力試圖使之服務於美國利益，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就是中央情報局用來達到這一目的的一個工具。

長期以來，代表大會就對國際筆會感興趣。盡管亞瑟·凱斯特勒長篇大論地講出他的看法，說經營國際筆會的這批人都是“混蛋”，他們就怕文化自由運動“會為冷戰煽風點火”。9起初，代表大會力圖把東歐集團的代表排斥在外，因為他們害怕共產黨趁此滲入筆會，對筆會討論的問題施加影響。1956年納勃科夫寫信給理查德·克羅斯曼說：“我們準備與俄國的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對話，但是我們不想見到蘇聯的官僚或蘇聯官員，也不想與他們交談，不幸的是……我們恰恰經常遇到這批俯首帖耳、滿腦袋政治的蘇聯官僚（他們神情木然，聳肩縮背，一式的藍毛嗶嘰套裝，褲子肥大）。我們可不想同這樣的人接觸。”10代表大會不想讓這些冒牌貨擠進來是對的。代表大會富有成效地與國際筆會的書記大衛·卡弗（David Carver）建立了聯係。1956年喬斯爾森聽到消息說，在翌年日本舉行的國際筆會會議上，共產黨人打算“發動強大攻勢”，他輕易地說服了卡弗，代表大會要派出“頂尖炮手”（名單上有“西洛尼、凱斯特勒、斯彭德、米洛齊等人”）到會進行反擊。

約翰·亨特在1956年發表他第一部小說《幾代人》之後也成為國際筆會的成員，同大衛·卡弗建立了“友好關係”，卡弗作為《邂逅》雜誌非正式的代理人，負責在國際筆會的會議上散發這本雜誌。1964年，亨特決定，卡弗的工作負擔過重，需要幫手。於是代表大會提出要派基思·博茨福德去為他當助手。博茨福德在南美洛厄爾事件中栽了跟頭之後，一度賦閑，後來才回到美國同索爾·貝洛一道擔任文學雜誌《高貴的野蠻人》（The Noble Savage）的聯合編輯。現在他再次成為他的朋友亨特的現成幫手，於是在1964年的秋天，他名正言順地出現在設在倫敦的國際筆會辦公處。一位國際筆會的積極分子說：“對於博茨福德以這種方式突然出現，我從來沒有起過疑心，現在想想，這件事確實有點奇怪。”11

國際筆會在法國的中心聞知博茨福德的任命，異常光火，氣惱地寫信給卡弗要求他作出解釋。卡弗為這一任命辯解說，他曾與博茨福德一道工作過一段時間，“與他相處融洽，合作得很好……他擔任此職的理由十分簡單，一點也不複雜。英國的執行委員會已任命他為我的助手和副手，而且，由於我已將英國中心的秘書長辦公室和國際秘書處辦公室合而為一，我自然希望他全麵協助我工作。”12法國人為此擔憂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們對博茨福德與代表大會之間關係的性質有懷疑，對代表大會本身的背景也有懷疑，覺得代表大會與美國政府有牽連，因此他們擔心美國人企圖控製國際筆會。他們的擔心是對的。

正是這個博茨福德1965年打電話給亞瑟·米勒，說他想同大衛·卡弗一道來見他。米勒當時正在巴黎。由於米勒曾給《高貴的野蠻人》投過兩篇短篇小說，從那裏對博茨福特有一點膚淺的了解。米勒回憶道：“這次他提到了國際筆會的事，對於這個組織我隻是大略聽說過一點兒情況。”第二天，博茨福德與卡弗一起來到巴黎，他們邀請米勒擔任下一屆國際筆會的主席。米勒後來寫道：“問題在於他們現在已別無選擇。新近出現的緩和要求我們容忍東西方之間的分歧，而國際筆會那時在這一方麵還沒有經驗。現在筆會要有一個新的開端，於是他們選中了我。”13但是，米勒說：“我懷疑我是不是在被別人利用，我突然想到，我們的國務院、中央情報局或者英國的某些同類機構可不可能在後麵操縱。我決定把這些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不久我就發現，國際筆會已經陷於傳統的冷戰立場動彈不得。在這個當口，筆會也想同西方各國政府一樣，試圖鬆動一下，承認東歐各國的社會業已穩固，應該允許這些國家的作家同西方建立新的聯係。”米勒對一位曆史學家說：“我的腦子裏閃過這樣一個念頭：政府讓我擔任國際筆會的主席很可能是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進入蘇聯。他們設想由我打頭陣，他們的人跟在我身後也就進去了。我想他們料想我會同意的。最早就國際筆會的事與我接觸的那個人，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但是後來有人談起他時說，‘這個家夥一直是一個特工。’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這隻不過是街談巷議而已。”14

美國方麵要一個美國人去擔任國際筆會的主席，而且他們即將達到目的了。卡弗其實曾經全力爭取約翰·斯坦貝克（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來擔任此職，但未能成功，米勒是第二選擇。在法國人看來，這兩位候選人都不合適。他們不惜一切代價要把美國人排除在外。當他們一聽到卡弗想物色一個美國候選人的消息，法國的國際筆會立即提出了他們自己的人選米居埃爾·昂格勒·阿斯圖裏亞斯（Miguel Angle Asturias），他是偉大的拉美小說家，法國國際筆會中心的成員。喬斯爾森提到他時用厭惡的語氣說這個尼加拉瓜的老家夥隻不過是“同情共產黨的一匹戰馬”，15並緊急致函馬奈·斯珀伯（當時他正在巴黎），要求他求助於代表大會的老友——戴高樂政府的文化部部長安德烈·馬爾羅，請他出麵阻止阿斯圖裏亞斯被提名為候選人。斯珀伯很猶豫，回信說文化部與一個獨立的機構國際筆會是不相幹的。但是喬斯爾森固執己見，告訴斯珀伯說，這件事與法國的威信有關，法國政府理應關注此事。喬斯爾森宣稱，如果阿斯圖裏亞斯當選，“那將是一場災難”，因為這意味著我們的朋友卡弗的“末日到了”。16

卡弗在其美國朋友的大力支持下，繼續為他推舉的候選人賣力，為此他於1965年4月給國際筆會的成員寫了一封長達8頁的信，對法國筆會提出的候選人的合法性提出責難，指責法國中心捏造事實來證明阿斯圖裏亞斯缺乏擔任國際筆會主席職務的一切條件。美國筆會的執行委員、老資格的冷戰鬥士劉易斯·加蘭蒂埃（Lewis Galantière）收到卡弗的信後，向他的同僚們提出了警告，說“法國在主席人選問題上發難，不僅是想阻止美國人當選國際筆會的主席，而且還想控製國際秘書處……我認為法國這一舉動（因為我堅信這是得到凱道賽街(8)的批準的）反映法國官僚難以自已的傲慢態度。”17

國際筆會美國中心的執行委員會中，除加蘭蒂埃之外，還有幾個代表大會的朋友。在美國中心的信箋上列出的委員名單中突出的一位是羅比·麥考利。有麥考利在，中央情報局在美國中心裏就有了一個掌握行政權力的人。這就是說，科德·邁耶將麥考利以國際組織處駐國際筆會項目官員的身份派往倫敦，麥考利就可以在國際筆會的各種活動中完全不露痕跡地貫徹他的意圖。盡管如此，為了確保麥考利的掩護更加嚴密，他還身兼了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學術委員，後來又作為富布賴特項目的研究員在英格蘭工作兩年。在倫敦安插了博茨福德和麥考利，再加上卡弗從代表大會領取經費（更直接地說是從法菲爾德基金會領取經費），這樣，中央情報局就出色地完成了向國際筆會的滲透。

正當爭奪主席職務的鬥爭緊鑼密鼓地進行之時，卡弗和博茨福德已經開始籌備國際筆會的下一屆代表大會了。這次代表大會預定於1965年7月的第一周在南斯拉夫的布萊德（Bled）舉行。約翰·亨特同意出資派遣一批美國作家與會，並責成中央情報局駐倫敦的“總審計官”肯尼思·唐納森從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賬戶上安排這筆開支。預定的代表名單是約翰·亨特製定的，他嚴格地規定，“萬一其中有人不克赴會，國際筆會秘書處要另派他人時，則必須得到代表大會巴黎辦事處的同意，才能動用這筆費用。”18亨特的名單中包括大衛·魯塞、赫爾穆特·傑裏克（Helmut Jaesrich，接替拉斯基任《月刊》編輯）、馬克斯·海沃德、斯彭德、恰羅蒙特和西洛尼。法菲爾德基金會另外還拿出一筆錢來為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和沃爾·索因卡支付旅費。19這些人同其他代表一起，選舉亞瑟·米勒當上了國際筆會的主席。

在布萊德代表大會上獲勝之後，亨特開始為來年6月在紐約舉行的國際筆會下一次秘密會議(9)作準備。這是22年來國際筆會美國中心第一次為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做東道主。由於這次會議的成敗關係甚大，中央情報局決定調動全部秘密武器。其中之一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內定要起重大作用（代表大會1965年6月為組織紐約“行動”已經給了卡弗1000英鎊作為啟動費，這一安排是在布朗普頓路上的錢特雷爾餐館亨特同卡弗一起吃午飯時敲定的）。1966年1月福特基金會及時地介入，贈予美國筆會一筆豐厚的贈款（7.5萬美元），洛克菲勒基金會也不太情願地掏出了25000美元。中央情報局也通過亞洲基金會和自由歐洲委員會的管道提供了經費。由於賭注下得很大，約翰·亨特於1966年2月寫信給大衛·卡弗說，他認為有必要明確責任。20

亨特建議，一定要確保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來主持討論會，在會議前和會議期間，瑪麗恩·比伯（Marion Bieber）要鎮守在卡弗的辦事處或紐約，為時3周，費用由代表大會負責。精通多種語言的比伯當時在倫敦的當代曆史研究所工作，50年代曾任代表大會的副常務秘書，在組織這類運動方麵是一名老手。在英國或美國的國際筆會中心的心髒部門安插了這樣的“頂尖高手”之後，亨特在確保其利益方麵可以高枕無憂了。

同時，亨特也寫信給美國筆會的現任主席劉易斯·加蘭蒂埃，提出了相似的建議。羅比·麥考利新近回到了華盛頓，他的掩護身份是《凱尼恩評論》的編輯，有了這樣的身份，誰還能像他那樣不引起懷疑呢？結果麥考利成了美國筆會雇用的管修理的勤雜工了。21此外，亨特還同意為（他自己選擇的）西方著名知識分子參加會議提供旅費。

第34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於1966年6月12—28日舉行。美國有足夠威望能夠主辦這次代表大會意味著“美國記錄上的汙點終於被抹去了”，關於這次大會的一份報告興高采烈地稱，“這次大會能在紐約市舉行，這一事實本身就證實了美國在當代文明中處於領先地位。”前台的和後台的會議組織者都為他們取得的成功而慶賀。這次代表大會的中心主題是“作家的獨立精神”，“集中討論作家在社會中的作用，作為藝術家，他關心的應該是提高國家的聲譽。”22

不過，並非所有的觀察家都作出同樣的評價。在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在紐約大學發表了一篇演講，狠狠地批評了所謂的獨立精神。他說：“（筆會）代表大會的主題‘作家的獨立精神’有點像傑基爾醫生(10)……存在著變成海德先生的危險，即轉為‘社會公眾人物’。”雖然過去作家們被指責為“缺乏政治熱情”（朱利安·本達語），而現在他卻要因為“受政治熱情的**而墮落、而受到懲罰”。23布賴恩接著歸納了《邂逅》雜誌新近發表的一篇文章的內容，在這篇文章中，丹尼斯·布羅根（Denis Brogan）讚揚這本刊物對“文人失節”行為所作的鬥爭。布羅根曾用“文人失節”這個詞攻擊一些有才華的作家淪為政治的代言人或宣傳家。一份忠於現行權力結構的刊物上發表這樣的觀點令奧布賴恩吃驚。奧布賴恩認為，“《邂逅》雜誌遠非不談政治，不僅如此，而且它還緊跟一條政治路線，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向英國灌輸一種態度，要英國人支持美國的政治和做法。”24

《紐約時報》報道了奧布賴恩的這些結論，以致這些結論一直籠罩著國際筆會的代表大會，同時也標誌著文化自由代表大會開始走向窮途末路。

(1)勒卡雷1960—1964年曾在英國駐德使館任職。小說原文名為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也譯為《冷戰諜影》。

(2)原文為whifflebirds，以whiffle有無足輕重、反複無常等義項，whiffler指猶豫多變（不靠譜）的人，姑譯為“無常鳥”。

(3) LSD，lysergicaciddiethvlamide的縮寫，中文學名為麥角酰二乙基酸胺，是一種藥力極強的麻醉藥。

(4)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國著名詩人，代表作為《草葉集》。主張美國人成為政治上解放、身心健全的新民族；同時他也宣揚肉體和**的美妙。他的作品毫不掩飾地表現了“自我的個性”。

(5) 原文就是“yin and yang”。在西方，陰陽已成為玄妙哲學的同義語，這裏似指這批知識分子的特有的哲學。

(6)此處似指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使美國感到其導彈技術已落後於蘇聯，即所謂“導彈差距”。此事影響深遠。美國為此加強情報機構，通過了國防教育法，加強地區（特別是對共產黨國家）的研究和人才培養等，其結果自然是冷戰升級。

(7) PEN的全文是國際詩人、劇作家、編輯、散文家和小說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PEN 為這些詞的共同起首字母的縮寫。本章的標題即為Pen Friends，故以雙關譯為筆友。

(8)凱道賽街（Quai d’Orsay），法國外交部所在地。

(9)原文為conclave，此處按原文含義譯出。

(10)傑基爾醫生（Dr. Jekyll），英國小說家斯蒂文森創造的一個人物，他服用自己配製的藥物，使自己時而變為惡人，時而變為善人，即有時是傑基爾醫生，有時卻是海德先生（Mr. Hind），引申為兩麵人，或正反兩種結果。更常見的表述是Jekyll and H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