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阿根廷的愷撒大帝
我從來沒有要求你離家，
去到莫斯科或羅馬；
放棄那辛苦的勞作吧，
去把繆斯們請回家。
——W. B. 葉芝：《雕像》
約翰·亨特是在一個可以大展宏圖的好時候接管巴黎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艾森豪威爾炫耀藝術”的時代剛過去，接著又是肯尼迪宣稱他的政府要同藝術家建立“富有成果的關係”。肯尼迪邀請了156位名人，其中包括亞瑟·米勒、安德魯·韋恩、歐內斯特·海明威、密斯·範·德·羅厄(1)、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羅伯特·洛厄爾、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皮埃爾·蒙特、羅保·欣德密斯和斯圖爾特·戴維斯來參加他的就職典禮，他把這件事當成一件大事來做。伊麗莎白·畢曉普寫信給洛厄爾稱：“就職典禮一定十分有趣。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了一再播放的片段。但是我不喜歡那種羅馬帝國式盛大場麵，比如那種觀眾的看台，看上去有點像歡慶凱旋的模樣。”1但是對於許多冷戰鬥士們來說，這種帝國氣派是激動人心的，正如1961年初一位崇拜者對肯尼迪所說：“在古代，一個羅馬人，不管他到哪裏去，都能驕傲地宣稱‘我是羅馬帝國的臣民。’今天，相似的情況出現了，我們不論走到哪裏，我們也能昂首挺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美國公民。’”2
1962年5月11日，羅伯特·洛厄爾再次應邀來到白宮，這次來是參加歡迎法國文化部部長安德烈·馬爾羅的招待會。肯尼迪在招待會上開玩笑地說，白宮正在成為“知識分子的咖啡館”。但是洛厄爾對此表示懷疑，後來關於這次宴請，他寫道：“第二天早晨你看報時，就讀到了第七艦隊被派到亞洲某地的消息，你會有一種滑稽的感覺，其實藝術家是如此的無足輕重，白宮裏的這一場麵隻不過是商店櫥窗裏的擺設，真正的政府是在某個另外的地方，真正管理這個國家的機構是在鄰近五角大樓的地方……我感到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隻是在扮演一個徒有虛名卻又自命不凡的角色——我們應當是真正的櫥窗，而不應當充當櫥窗裏的擺設。”3
在有些知識分子中間，對政府的樂善好施逐漸產生了懷疑，盡管很少公開表露出來。但是，腐敗問題並沒有引起中央情報局的擔心，在它的主持下，照樣還在廣施恩惠。唐納德·詹姆森說：“有時你可能經不起**。我估計代表大會中所有身居要職的人幾乎都明白錢是通過這種或那種途徑從某個地方來的。如果你朝四周看一看，最終隻能作出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這些人就是幕後決策者。大多數學者和作家關心的主要是為你幹活，就要得到報酬。我想，一般來說，隻要我們給錢，他們就笑納了，至於錢來自何處，他們是不管的。代表大會或別的同類機構，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像是乳汁充盈的**，他們餓了就來猛嘬一頓，然後就走開去幹他們的事了。我認為這就是代表大會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既能讓你躋身於知識分子行列，又讓你有飯吃。采取這種做法的，除了我們也隻有共產黨了。”4
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也不管他們知道不知道，許多西方知識分子都被中央情報局用一根繩子拴住了，“這根繩子不是《聖經》而是金錢”。如果克羅斯曼在寫他的《上帝的失敗》時還能說“物質享受對於知識分子並不那麽重要，他們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自由”，那麽現在看起來，知識分子對於伸手就能大撈油水已難以抗拒了。代表大會主辦的一些會議“主要是作秀，與會者倒讓我想起那些聰明人，他們夏天去避暑，冬天去避寒。”這番話是蘇聯問題專家沃爾特·拉奎爾說的，他本人就經常參加這些會議。他還說，“這裏麵有一種習氣，既自命不凡又趨炎附勢，這種習氣在英國尤甚。表麵上裝得溫文儒雅，機智幽默而又老練成熟，其實是一些繡花枕頭，腹中空空。他們在學院的餐桌上誇誇其談，在皇家咖啡館裏傳播流言蜚語。”5賈森·愛潑斯坦則說：“對有些人來說，拿著政府的錢，享受著奢侈氣派的旅行，是一種極大的愉悅。不僅是愉悅，還能體會一下權力的味道。當那些知識分子來紐約訪問時，他們被邀請去參加盛大的聚會，到處可以享受昂貴的餐飲，還有侍者伺候，天曉得還有什麽別的。這樣的享受，要知識分子自己掏腰包是絕對負擔不起的。如果你在政治上正確，又能為你采取的政治立場得到豐厚的報酬，這樣的事誰不願意幹呢？於是腐敗就接踵而來了。”6
那些不在紐約領取日常開支的人則可以充分利用意大利北部貝拉齊奧的塞貝洛尼山莊。這處山莊位於萊科和科莫北部湖泊之間的一個懸崖上，是托雷·伊·塔索公主（Principessa della Torre e Tasso，通常名叫埃拉·沃克，Ella Walker）遺贈給福特基金會的。福特基金會讓這處別墅可用來作為代表大會名聲較高的成員非正式的休養地，使這些文化界的頭麵人物在那裏養精蓄銳。到那裏暫住的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抵達時，會有身穿衣襟上綴有V.S.字樣的藍色製服的司機來接。這裏的客人不享受“贈款”待遇，但是在那裏的食宿都是免費的，免費項目包括所有的旅費，餐飲，使用網球場和遊泳池。漢納·阿倫特在別墅提供的精美信箋上寫信給瑪麗·麥卡錫：“你會感覺霎時間你住進凡爾賽宮。這個地方有53名仆人，包括專職的花匠……這些服務人員全部由一名管家之類的人管理，這種管理辦法是從‘公主’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的。無論是他的相貌還是舉止，都有一種15世紀佛羅倫薩紳士的氣派。”7麥卡錫回信說，她覺得奢侈豪華的環境不適合於勤奮的工作。1965年6月，代表大會舉辦了“世界秩序的狀況”研討會，這處別墅也是這次會議合適的會址。這次研討會是代表大會同《代達羅斯》雜誌和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聯合舉辦的。
少數幾個受寵的人物還可能應漢西·蘭伯特（Hansi Lambert，代表大會的一位百萬富婆朋友，她也在她的格施塔德(2)避暑勝地招待賓客）或弗萊希曼之邀，乘他們的遊艇在地中海作海上遊。斯彭德夫婦兩人都是受邀請的客人。當斯彭德告訴厄恩斯特·羅伯特·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說，他1955年8月曾從科孚(3)到伊斯基亞(4) 乘遊艇作海上遊，這個德國人隻是說：“你是個共產主義者，現在卻乘遊艇遊弋在地中海上。好啊，好啊。”8對於那些喜歡陸地的人，代表大會則為他們安排了歐洲享有盛名的所在：在倫敦住康諾特飯店；在羅馬住英格都爾特拉和大費拉飯店；在巴黎，歐文·布朗則繼續在他的家外之家巴爾的摩飯店裏的皇家套房裏招待客人。
盡管羅伯特·洛厄爾對於接受政府的庇護持保留態度，但是，1962年5月他卻無保留地接受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為他提供的一張赴南美的頭等艙機票。他的密友伊麗莎白·畢曉普住在裏約熱內盧。她曾好幾年催請他來此相聚，現在代表大會為他出資，他立刻就成行了。畢曉普欣喜萬分。她寫道：“國務院駐巴西的人員行事愚蠢之極，還十分粗魯，他們通常派一些不重要的而且枯燥無味的作家和教授到這裏來。”9洛厄爾的訪問要有意思得多。
代表大會用了好幾年時間試圖擴大其在南美的影響。代表大會在南美的雜誌名叫《紀事》（Cuadernos），編輯是朱利安·戈爾金。戈爾金曾於1921年建立巴倫西亞(5) 共產黨組織，並為共產國際的地下工作網絡工作過，在這段時間裏，他學會了做好些工作，包括製作假護照。1929年他與莫斯科決裂，據他說原因是蘇聯人曾試圖說服他充當殺手。在西班牙內戰即將結束時，他逃亡墨西哥。墨西哥是逃亡的布爾什維克傳統的棲身之處。戈爾金5次逃過了被暗殺的命運，但仍然逃不過在他的頭骨上留下了一個子彈洞。作為《紀事》的編輯，他的任務是滲入拉丁美洲“最不受信任的”人當中。他曾開玩笑說，在這個地區，要想擴大影響，唯一的途徑是不斷攻擊美國，高唱薩特和聶魯達的頌歌。美國在危地馬拉支持政變（1953年），1958年古巴發生革命，這些都沒有幫戈爾金的忙。緊跟著美國對這個地區進行幹預，迎來了一個“拉美共產黨人及其盟友的烏托邦”時期，10但是，戈爾金反其道而行之，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為代表大會創建了一個重要立足點。
1962年6月的第一個星期，洛厄爾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和5歲的女兒哈裏特抵達裏約熱內盧。納勃科夫也在那裏。他同伊麗莎白·畢曉普一道去機場接他們。在洛厄爾一家於9月1日乘船返回紐約之前，一切都順利。到了紐約之後，洛厄爾將接著訪問巴拉圭和阿根廷。陪同他的是代表大會的“專職南美巡視員”基思·博茨福德（Keith Botsford），他是約翰·亨特“硬安插”進來的，為的是對這位詩人進行監視（用中央情報局的行話說，博茨福德是洛厄爾的“leash”(6)）。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出問題了。洛厄爾患有狂躁型抑鬱症。他把醫生開給他的對症藥品氯普魯馬嗪扔掉了，在總統宮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又喝了好多杯雙份馬丁尼雞尾酒，他的病發作了。他聲稱他是“阿根廷的愷撒大帝”，博茨福德是他的“副官”。他發表了一篇希特勒式的講話，在講話中稱頌這位元首和他的超人理論，11然後他脫光了衣服，一絲不掛地騎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主要廣場上的騎馬塑像。這種狀況持續了好幾天，洛厄爾的狂躁終於達到難以控製的程度，按博茨福德的命令，把他塞進一件長外衣裏，送到貝思勒海姆醫院。在給他注射大劑量的氯普魯馬嗪時，不得不將他的四肢用皮帶捆住。處於普羅米修斯狀態(7) 中的洛厄爾還讓博茨福德用口哨吹《花花公子美國佬》和《共和國戰歌》的曲子。盡管如此，博茨福德蒙受羞辱的日子總算結束了。12
九月裏稍後的一天，納勃科夫給瑪麗·麥卡錫打電話。他用顫抖和疲倦的聲音告訴她，洛厄爾“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精神病病房裏，瑪莉蓮·夢露因為白宮出麵幹預她與博比·肯尼迪(8) 的曖昧關係而自殺身亡。”13瑪麗·麥卡錫與納勃科夫同樣感到厭惡。她總結道：“我們這個時代開始有點兒像場麵恢宏的講述羅馬皇帝和他們的妻子(9)的電影了。博比·肯尼迪家的遊泳池就是羅馬皇宮裏的驢奶浴池。”14
洛厄爾事件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代表大會選中了洛厄爾，本來是讓他作為一名傑出的美國人，來與聶魯達抗衡，15結果卻是一個超量使用氯普魯馬嗪的間諜。他把自己代表的一方的麵子丟盡（反過來本人也被博茨福德弄得聲名狼藉）。令人驚訝的是，亨特和喬斯爾森都沒有解聘博茨福德，而是繼續用他充當駐拉丁美洲的“代表”。更令人驚訝的是，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年，他們又考慮派洛厄爾作為代表大會的代表赴墨西哥參加會議。但是喬斯爾森有些猶豫，擔心洛厄爾會同上次一樣“不聽從他的心理醫生的醫囑，根本無法保證他不會再次發表瘋狂的擁護希特勒的講話。”16博茨福德可不想再重複上次的事情，所以他就反對派洛厄爾，最後大家同意派羅伯特·佩恩·沃倫和諾曼·波德霍雷茲（Norman Podhoretz）到玉米幕(10) 後麵去更為可靠。
雖然喬斯爾森並不那麽信任博茨福德（“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夠把真實情況說清楚”）17，但是在代表大會裏，亨特對他仍百般提攜。18喬斯爾森此時告訴亨特，巴西的知識分子已經把代表大會視為美國的出麵機構，建議代表大會要更加謹慎，不要那麽張揚，做事要更加隱蔽一些，隻支持那些在當地有雄厚群眾基礎的項目。但是亨特不聽，對他說，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都不應忽視。19在這種情緒支配下，亨特和博茨福德掀起了一場強大的搞垮詩人聶魯達的運動。
1963年初，亨特接到警報，說聶魯達是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這種內部消息是極為罕見的，因為諾貝爾獎委員會內部的考慮是極端保密的。但是，到了1963年12月，還是吹起了一股反對聶魯達的風。歐文·克裏斯托爾向亨特打聽，問他有關聶魯達的這股風是不是代表大會吹起來的，為了掩蓋代表大會在其中的作用，亨特用開玩笑的口氣回答說，提名這位詩人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引起非議是不可避免的。20
實際上從1963年2月份起，亨特一直在組織對聶魯達發動攻擊。此前，朱利安·戈爾金曾寫信給一位在斯德哥爾摩的朋友，談到了有關聶魯達的事，後來戈爾金告訴亨特，“此人準備出版一本瑞典文的小冊子《聶魯達其人其事》。”21但是亨特對這樣一本書是否有用表示懷疑。他對代表大會的積極分子熱內·塔弗尼埃說，應該用英、法兩種文字撰寫一份資料翔實的報告，散發給某些人。22亨特強調，如果想要阻止聶魯達獲得諾貝爾獎的醜聞成為現實，時間已經很緊迫了，他請塔弗尼埃與朱利安·戈爾金和他的那位瑞典“朋友”合作來組織這份報告的寫作。23
塔弗尼埃的這份報告重點是聶魯達的政治傾向問題，該報告強調，“作為藝術家的聶魯達和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聶魯達是不可能分開的。”24報告指控聶魯達作為智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利用他的詩歌作為工具，參與了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政治活動；這就是一個“好鬥的、訓練有素的”斯大林主義者的手法。1953年聶魯達曾向斯大林獻詩而獲斯大林獎，塔弗尼埃稱之為“奴性詩歌”。25報告利用這件事大做了一番文章。
6月底，塔弗尼埃將報告的清樣送給了亨特。亨特決定加大這份報告的力度，他讓作者將重點集中在聶魯達參與政治活動的性質上，著重討論他那種已經不合時宜的斯大林主義立場，因為這種立場同當今蘇聯較為寬容的氣氛已顯得不協調了。亨特最後以某種相當專業的語氣告訴塔弗尼埃，他要在幾天之內看到修改後的報告清樣。26
戴安娜·喬斯爾森說：“他們顯然是要發動一場運動來阻止聶魯達獲得諾貝爾獎。這是理所當然的事。”27為此，喬斯爾森也曾寫信給代表大會的榮譽讚助人、哲學家薩爾瓦多·德馬達裏亞加，請他出麵幹預。但是德馬達裏亞加卻十分自信，他認為“斯德哥爾摩很容易作出答複，而且這個答複名正言順：諾貝爾獎已經授予過智利女詩人加布裏埃拉·米斯特拉爾(11)。隻有這一條理由，沒有別的。政治與此毫不相幹。”28其實，一切當然都離不開政治。
帕布洛·聶魯達並沒有獲得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不過，當獲獎者的名字公布之後，代表大會的辦事處裏也沒有什麽理由舉行什麽慶祝活動，因為獲獎者是讓-保羅·薩特。薩特拒絕接受獎金，此事轟動一時。聶魯達直到1971年才獲得瑞典科學院授予的這項殊榮，不過那時他已經是智利駐法國的大使了，代表的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他的朋友阿連德的政府。（在中央情報局的遙控下，這位民選總統於1973年被不民主地趕下台並遭謀殺。）
1962年，在築起柏林牆幾個月後，西柏林市長威利·勃蘭特邀請尼古拉斯·納勃科夫擔任柏林參議院的國際文化事務顧問。這一任命加深了舊有的友情，同時也把納勃科夫帶到了他最感親切的城市。斯圖爾特·漢普夏爾回憶道：“勃蘭特和納勃科夫相處得很融洽。勃蘭特是接受美國資助的，柏林的文化計劃也是如此。勃蘭特對此心安理得，一點也沒有因此感到困擾。尼古拉斯十分老練，又認識所有他所需要的人，因此，由他來處理柏林的文化事務是再恰當不過了。”29在納勃科夫看來，柏林已經喪失了一些“國際大都市的風采”，看來在“文化遊戲”中重新注入資金正是時候。據約翰·亨特看，納勃科夫“從來都不是按照自己的信念來處理世界事務的”，現在他似乎已經厭倦了陳舊的冷戰模式，他為柏林（這個城市已被一道鋼筋混凝土的大牆一分為二了）製訂的計劃、提出的建議中，陳舊的冷戰高調已無蹤影。他以對緩和的飽滿熱情寫道：“這場遊戲應該得到蘇聯和社會主義集團的學者和藝術家的支持和參與，這一點在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30為此目的，他以朋友的態度對待蘇聯駐東柏林的大使波奧特·安德烈耶維奇·阿伯拉西莫夫（Pyotr Andreyetvitch Abrassimov）。他們兩人在蘇聯大使館裏一談就是幾個小時，阿勃拉西莫夫終於接受了納勃科夫的熱情邀請，同意派遣蘇聯藝術家參加由納勃科夫任總監的柏林藝術節。對於阿勃拉西莫夫而言，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因為蘇聯的情報部門正密切注意納勃科夫這個人。克格勃就有一個間諜在勃蘭特身邊為他當顧問，所以，俄國人對於納勃科夫屬於中央情報局支持的代表大會這一點，了解得一清二楚。
據戴安娜說，喬斯爾森對於納勃科夫的新任命並不十分高興，“但是他沒有說出來”。現在納勃科夫待在柏林的時間越來越長，似乎正在逐漸地離開代表大會了，但是代表大會還在負擔他的開支。喬斯爾森曆來主張節儉，但是他無法節製尼古拉斯·納勃科夫與生俱來的奢侈浪費。斯圖爾特·漢普夏爾說：“他的喜好都是耗資巨大的，而這種支出都是要為他支付的。”31經代表大會與勃蘭特辦公室協商後雙方同意代表大會可以派出代表參加柏林藝術節。1964年，由代表大會出資，使以下人物有機會來到柏林，他們是：根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W.H.奧登，基思·博茨福德、克林思·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蘭斯頓·休斯、羅比·麥考利、羅伯特·佩恩·沃倫、詹姆斯·梅裏爾（James Merrill）、約翰·湯普森、特德·休斯（Ted Hughes）、赫伯特·裏德、彼得·拉塞爾（Peter Russell）、斯蒂芬·斯彭德、羅傑·凱盧瓦、皮埃爾·伊曼紐爾（Pierre Emmanuel）、德雷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豪爾赫·路易斯·博爾格斯和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約翰·亨特和弗朗索瓦·邦迪以監察員身份參加。
喬斯爾森認為納勃科夫是棄他而去，他咽不下這口氣。漢普夏爾說：“他這是出於嫉妒。他總是滿口的‘我那幫知識分子’，他對這批人慕維有加，指望他們忠誠於他。納勃科夫就是這一幫中的一個，結果他卻熱衷於其他的事情，所以喬斯爾森生氣了，感到自己受到了傷害。”32到了1964年底，喬斯爾森開始覺得忍無可忍了，用挖苦的語氣寫了一封信給納勃科夫，問他說，這次他到倫敦去顯然是為柏林效勞，為什麽他認為代表大會理所當然地要為他負擔一切開銷。由於納勃科夫還在代表大會領取一筆豐厚的薪金（在4年中，喬斯爾森從法菲爾德基金會支取了將近30000美元作為納勃科夫的活動經費，其中24000美元是他的工資），喬斯爾森問他說，難道他就不能從柏林納稅人支付給他的5萬德國馬克中支付他的開銷？納勃科夫到蘇占區去會見阿勃拉西莫夫，阿勃拉西莫夫帶著羅斯特羅波維奇（Rostropovich）到納勃科夫家來看他，這些事納勃科夫都沒有告訴喬斯爾森，使他十分惱怒，於是他生氣地對納勃科夫說：“你在做什麽，我不想再過問了……在5月1日（他們原定在那一天見麵）以前，讓我們暫時切斷正式關係，但願你所做的一切不會破壞我們之間的友誼。”33最後喬斯爾森還是忍不住要得罪一下納勃科夫，說他希望聖誕節假期間，納勃科夫可以“有個機會好好地反思一下，作一點曲，不要再到處跑，天知道你會不會因此身臨險境。”34
納勃科夫和喬斯爾森的關係正麵臨一場危機。當喬斯爾森獲悉納勃科夫正準備同阿勃拉西莫夫一道前往莫斯科落實蘇聯藝術家到柏林參加藝術節的事時，他立即寫信給納勃科夫，要他取消這次訪問。直到臨行前的一刻納勃科夫才決定不去，但是他要求喬斯爾森對此作出解釋。解釋倒是現成的，不過極其神秘：“我一點也不為你的安全擔心，也不擔心你與代表大會的關係會帶來什麽後果。請你相信，我是為你擔憂，怕你將會因此而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倒不是說這種情況立即就會出現，也許是從現在起的一兩年之內吧。我不想在信上說明，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我想到的事絕非空穴來風……另外，請你記住，在柏林你有許多敵人，他們正等著有機會捅你一刀；為了你好，你最好切斷同他們的關係，以免傳播種種惡毒的流言蜚語。”35喬斯爾森反對他的朋友新從事的工作，不僅是因為他本人受到傷害，而且因為他感到納勃科夫已對安全構成威脅。“你可能還蒙在鼓裏就成了蘇聯在德國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你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36這就是喬斯爾森向納勃科夫提出的警告。
1964年8月，在寄出這封信以後不久，令人擔憂的情況就發生了。在眾議員賴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主持下，國會對美國私人基金會的免稅資格進行調查，在此過程中發現的一個漏洞，證實了有8家基金會是中央情報局的出麵機構（號稱“帕特曼8家”），它們是：戈薩姆基金會（the Gotham Foundation）、密歇根基金（the Michigan Fund）、普賴斯基金（the Price Fund）、埃德塞爾基金（the Edsel Fund）、安德魯·漢密爾頓基金（the Andrew Hamilton Fund）、博登信托基金（the Borden Trust）、比肯基金（the Beacon Fund）和肯菲爾德基金（the Kenfield Fund）。調查揭露了這些基金會實際上隻是一個“郵件地址”，除了一個地址以外什麽都沒有；建立這些基金會的目的就是讓中央情報局把錢匯入，然後以完全合法的方式轉到別處去。在資金匯入這個“郵件地址”後，就有了“第二次轉手”或“經手匯出”：這個出麵機構把一筆“捐款”贈予一個進行合法活動的著名基金會，這些著名的基金會就把這些“贈款”列入其年度990-A表，提交國內稅務局備案。所有享有免稅待遇的非營利機構都必須呈送這種表格。這樣一來，這種轉手過程就經不起檢查了。唐納德·詹姆森說：“也許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這些基金會必須呈報各種他們編製的稅務文件，即使形式有所不同。這就意味著隻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去查閱稅務紀錄，由A到B到C，順藤摸瓜一直從來源查到錢的去向。這實在是很不幸的事。”37
“第三次轉手”是這樣的：由中央情報局指定一個接受贈款單位，合法的基金會就把相應數額的贈款提供這個機構。《休斯敦郵報》的總裁、霍比基金會（the Hobby Foundation）的托管人威廉·霍比（William Hobby）解釋過這種係統的運作方式：“我們接到通知……我們將從中央情報局接到一些資金。然後我又收到某某機構申請經費的函件。我們就把錢撥給他們。”不提任何問題。“我們相信中央情報局自有其意圖。”38
另外4個基金會的990-A報表也顯示了這種“轉手運作”：它們是休斯敦的M.D.安德森基金會（the M. D. Anderson Foundation）、達拉斯的霍布利澤爾基金會、紐約的約瑟芬和溫菲爾德·貝爾德基金會（Josephine and Winfield Baird Foundation）、紐約的J. M.卡普蘭基金會（the J. M.Kaplan Foundation）。這4個基金會都是中情局國際組織處的“資產”。從1958年到1964年，安德森基金會通過博登信托基金和比肯基金這類假基金會收到來自中央情報局的65.5萬美元，然後將同等數額的資金轉給中央情報局支持的美國自由法學家基金（法人組織），該機構設在紐約，後改名為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美國理事會。經貝爾德基金會從1961年到1963年轉手的資金共計45.68萬美元，用於中央情報局在中東和非洲的項目。以讚助“公園裏的莎士比亞”演出季聞名的卡普蘭基金會在1961年到1963年之間向紐約的國際勞工研究所（法人組織）提供了近100萬美元。該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是中央情報局在拉丁美洲的項目，其中包括一個培養民主政治領袖的機構叫作“政治教育學院”，地點在哥斯達黎加，由諾曼·托馬斯和何塞·菲格雷斯（Jose Figueres）主管。經費來自中央情報局，通過指定的經手基金會轉入卡普蘭基金，這些經手的基金會包括了“帕特曼8家”中的6家，它們是戈瑟姆、密歇根、安德魯·漢密爾頓、博登、普賴斯和肯菲爾德6家基金會。卡普蘭基金會的董事長兼司庫是雅各布·M．卡普蘭（Jacob M．Kaplan），請不要忘記，此人於1956年就為艾倫·杜勒斯效力。從1959至1965年間，霍布利澤爾基金會從中央情報局收到數額大體相當的款項。這一大筆資金（43.07萬美元）直接轉給文化自由代表大會。
帕特曼的調查把中央情報局操作秘密資助的機關打開了一個口子，盡管為時不長，但是，國內稅務局的資料是可以隨時查閱的，這兩者結合起來，有些富有想象力的記者就能把一塊塊的拚圖板拚起來了。1964年9月，紐約的左派周刊《國家》就問道：“中央情報局為倫敦的，也有紐約的雜誌提供經費，而這些雜誌還標榜為‘反映輿論的刊物’，而且同獨立的雜誌競爭，能允許中央情報局這樣做嗎？中央情報局支持的雜誌為東歐和蘇聯詩人支付高額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詩也是如此，通過這種變相的賄賂鼓動他們叛變，這樣的做法正當嗎？中央情報局間接地出資讚助各種討論‘文化自由’或類似問題的代表大會、專業大會、群眾集會，這是它的‘合法’職能嗎？”39
科德·邁耶記得“這篇報道還刊載在《紐約時報》最後的一版上，當時引起了少許轟動，而在中央情報內部卻使我們這些人感到必須檢討並改進我們提供資金的機製。”40李·威廉姆斯說：“在中央情報局，我們經常要自問，如果有人把收音機的後蓋打開，開始查看各條線路都通向何處，會產生什麽後果。你知道嗎，如果有人跑到國內稅務局去查，發現某個基金會的一筆贈款的數目並不相符，那該怎麽辦？當傳聞越來越廣時，上麵講的這種情況確實使我們感到憂慮。我們商量對策，企圖找到一種辦法來保護那些可能會暴露的人和機構。”41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亨特和喬斯爾森都在倫敦，不過並不住在一起，喬斯爾森住在斯塔福德飯店，亨特則住在公爵飯店，兩人都無處藏身。喬斯爾森在電話裏直截了當地對亨特說：“我們有麻煩了。”
帕特曼調查揭開蓋子之前，喬斯爾森對這種危險一直十分警惕。人們開始在雞尾酒會上嘀嘀咕咕地談論，戴安娜·喬斯爾森說：“問題多半出在華盛頓的那些人管不住他們的嘴巴。”早在1962年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在《歧見》雜誌上撰文，暗示“所謂的文化自由和《邂逅》雜誌上的觀點都是中央情報局的工具”，已經具有爆炸性了。對於帕特曼兩年後的發現，喬斯爾森早就事先提出過警告，這是毫無疑問的。正因為如此，他才在1964年6月給納勃科夫寫了那封神秘的信。
喬斯爾森為代表大會的掩護不保險而擔憂，1961年他說服了科德·邁耶，他們應該物色一些新的“讚助人”。戴安娜·喬斯爾森回憶道：“作為對邁克爾和中央情報局擔心的回應，他們很聰明地想出要使資金來源多元化，他們也這樣做了。”421961年2月，納勃科夫到紐約去找基金會的領導人談話。奇怪的是他接觸的基金會中沒有一個被認可。看來納勃科夫此行隻是一個煙幕，目的是讓人覺得代表大會在積極而公開地尋找財政合夥人，其實中央情報局同其他一些基金會之間早就做成了幕後交易。到了1963年，代表大會接受贈款的公告上出現了一批嶄新的“捐款人”名單。這些新出現的捐款人是科爾特、弗羅倫薩（Florence）、盧休斯·N．利塔沃（Lucius N.Littauer）、容瑟林慈善信托（Ronthelym Charitable Trust）、謝爾特·羅克，其捐款人是法菲爾德基金會的董事唐納德·斯特拉勒姆、索納本德（Sonnabend）和森南（Sunnen）等基金會。
至於法菲爾德基金會，它作為一“獨立的”基金會的聲譽越來越站不住了。勞倫斯·德諾夫維爾曾說：“本來是想用它作掩護，但實際上它已經是透明的了。我們都譏笑它，把它稱為‘法菲奇特’基金會(12)。誰都知道它的背景。實在可笑。”43弗萊希曼本人傳奇性的吝嗇聞名遐邇，似乎也證實了流傳於華盛頓和紐約社交界的說法，即他並不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真正的“天使”。納勃科夫後來對喬斯爾森說：“強基(13) 是我認識的闊佬中最吝嗇的一個。”44娜塔莎·斯彭德的看法也是這樣，她回憶道：“強基的小氣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在辛辛那提的一家餐館裏同強基和其他一些人吃晚飯，我為了打電話迫不得已向他借了一個10美分的硬幣。在回家的出租車上，斯蒂芬對我說：‘明天一早把錢送還。’我原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但他是當真的。所以我就真的把一個硬幣送回去還給他了。”45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據推測，如果法菲爾德基金會還為美國的以及國際的項目提供經費，那麽中央情報局的意願由於夾雜其中，就會變得不那麽顯眼。戴安娜·喬斯爾森解釋說：“法菲爾德基金會也介入其他的活動，因為它必須掩護好自己，以備有人追究它究竟在幹些什麽。”46法菲爾德基金會關於1961年1月1日至1963年12月31日期間的工作報告中列舉了在此期間資助的幾百個項目中的一些項目。接受讚助的有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現代語言協會，舞蹈者工作室，在意大利的斯波萊托舉行的“兩個世界”節（捐款用於美國學生與會費用和一般開支以及詩人特德·休斯的費用），戲劇藝術高級研究所，紐約的“活的戲劇”，“紐約職業音樂家”，美國文學雜誌協會，《黨派評論》，馬德裏的國際研究所（贈款用於保存幾個私人圖書館）。根據“旅行與研究”項目，法菲爾德基金會授予數十名個人獎學金，其中包括瑪麗·麥卡錫（編寫“歐洲新作文集”），智利畫家維克多·桑切斯·奧加茲（Victor Sanchez Ogaz），詩人德雷克·沃爾科特（訪美），帕特裏夏·布萊克，瑪格麗塔·布伯-紐曼（Margerita Buber-Neumman），利奧奈爾·特裏林（赴波蘭、羅馬、雅典和柏林旅行）以及《觀察家》的撰稿人阿爾弗雷德·舍爾曼（Alfred Sherman）赴古巴旅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法菲爾德基金會捐贈的範圍和規模特別容易讓人發現破綻，帕特曼調查的結果公布之後，居然沒有某個柯南·道爾(14)就此推論出這個基金會的後台是誰。令人驚奇的是，甚至沒有一個記者尋根究底。中央情報局確實“認真考慮過提供資助的技術問題”，但是，後來當這個特別調查委員會深入調查此事時，意想不到地發現中央情報局“並不認為利用美國各基金會的獨立性作為向秘密行動項目提供經費的管道有什麽不適當的地方”。47這正是促使帕特曼公布調查結果的原因。秘密行動項目與評估小組的負責人由此推論：“帕特曼的打擊給我們的教訓，並不是提醒我們不要再利用基金會作為提供經費的管道，我們需要做的是使這種做法更專業化，並擴大其範圍。”48
正如此後發生的事情所表明的，這種想法也是極其錯誤的。喬斯爾森肯定不會同意這種想法。他知道目前這種提供經費的機製是不堪一擊的，他乘坐的這條船的船底已經漏了。戴安娜·喬斯爾森說：“海上的風浪越來越大，航行越來越困難。但他們仍在海上航行，隻不過百倍警惕就是了。”49從1964年底開始，喬斯爾森就竭盡全力使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免遭近在眼前的暴露及其帶來的破壞。他曾經考慮過改名。他也曾再次設法切斷代表大會與中央情報局在經濟上的聯係，改為由福特基金會承擔全部經費。最主要的是他企圖使代表大會擺脫冷戰觀念，使其美國政府冷戰工具的形象淡化到最低限度。10月，他在倫敦的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說：“坦率地說，我不希望看到代表大會為冷戰而存在。我有一種感覺，代表大會就是因為冷戰的需要而存在的。坦白地說，我討厭這種情況。”50
(1)密斯·範·德·羅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20世紀傑出建築師之一，生於德國，1937年移居美國。紐約的西格拉姆大廈為其代表作。
(2)格施塔德（Gstaad），瑞士伯爾尼州阿爾卑斯山村，避暑勝地和冬季運動中心。
(3)科孚（Corfu），伊奧尼亞海中的希臘島嶼，風景秀麗，為希臘天主教大主教的駐地，也是旅遊勝地。
(4) 伊斯基亞（Ischia），即伊斯基亞島（The Island of Ischia），意大利火山岩島嶼，以氣候溫和，風景秀麗，以及眾多的溫泉和著名的葡萄酒產地而聞名，是世界上有名的度假勝地。
(5) 此處指西班牙的有巴倫西亞（Valencia）。
(6) Leash（或lead），原意為係狗用的繩子，轉為控製某人。
(7) 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曾因竊取天火給凡人而被宙斯鎖在山崖上讓鷹啄食他的肝髒。這裏指洛厄爾被捆綁。
(8) 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指擔任過美國司法部長的肯尼迪總統的兄弟羅伯特·肯尼迪。博比為羅伯特的昵稱。
(9)“羅馬皇帝的妻子”是驕奢**逸、陰險毒辣的代稱。當年克勞狄皇帝的第三個妻子梅薩利納就以**和陰險聞名。
(10) 玉米幕（tortilla curtain），原意為玉米麵餅，是拉美，特別是墨西哥的常用食品。此處猶如講蘇聯為鐵幕。
(11)加布裏埃爾·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1889—1957），拉丁美洲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946年）。
(12)法菲爾德基金會的原文Farfield，意譯應為“遠方的田野”，而戲稱為法菲奇特基金會Farfetched，則為“從遠方拿來”之意，譏諷其資金來自中情局。
(13) 強基（JunKie），弗萊希曼的綽號，同時也有吸食海洛因者的意思。
(14)柯南·道爾（Conan Doyle），《福爾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擅長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