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文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葉爾米洛夫先生，你死了也別想安生，因為你拿了中央情報局的錢。
——尼古拉斯·納勃科夫
麥克唐納這場風暴過去後不久，梅爾文·拉斯基應邀來接替克裏斯托爾在《邂逅》的工作。喬斯爾森要換掉克裏斯托爾的決心從未動搖過，現在拉斯基同意到倫敦任職，使他非常高興。克裏斯托爾卷起鋪蓋走了，喬斯爾森終於覺得這本刊物在政治上有一個合適的人把關了。從今以後，中央情報局再沒有借口也沒有必要從上麵來進行幹預了。拉斯基剛坐上編輯這把交椅就接到弗雷德裏克·沃伯格的通知，說斯彭德的薪金是由英國文化自由學會支付的，雖然這個機構並不存在。1當初創建這個英國學會，《邂逅》就是為其宗旨服務的，但是學會早就停止運作了。對於英國軍情六處來說，這個學會是它出資資助的一個有用的外圍機構，現在資助的渠道主要是維克多·羅斯柴爾德。羅斯柴爾德、沃伯格和馬格裏奇之間來往的信件表明，這筆錢（每季度750英鎊）首先進入威斯敏斯特銀行的貝裏聖埃蒙茲分行羅斯柴爾德的賬戶，然後轉入塞克和沃伯格的私人賬戶，然後又轉入英國學會在巴克利銀行開設的賬戶，由英國學會將同一數額的款項“捐贈”給《邂逅》雜誌。1960年7月，弗雷德裏克覺得這種轉賬“手續有點像神經錯亂，轉來轉去竟轉到了一個僅有馬格裏奇和沃伯格兩名成員的虛設學會手上實在毫無道理”，於是他建議改為“羅斯柴爾德公司和潘頓公司之間直接支付（《邂逅》雜誌就設在潘頓公司大樓裏）。”2
在斯彭德為《邂逅》雜誌工作的這些年，他的年薪始終定為2500英鎊，一直沒有增加，實在不可思議。娜塔莎·斯彭德回憶說：“他的工資在這段時間裏始終未變，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才不得不接受美國方麵提供的所有工作。”
斯彭德微薄的薪金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他不得不尋找其他途徑來增加一點收入，主要是參加國際巡回講課項目。這意味著他會長期離開《邂逅》。這對拉斯基太合適了，他可以有足夠空間來使雜誌的政治刀刃更加鋒利而不受幹擾。拉斯基的主要目標似乎使雜誌更靠近工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秘密工作的戰略家長期以來就認識到，工黨這批人“終於發現在美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要比在工黨內部大得多，前提是社會主義被界定為個人福利而不是階級戰爭，而總的來說美國工人的生活要比英國工人好得多，而且也更為自由。換句話說，（他們）正處於發現美國存在著富有活力的民主資本主義過程之中。”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工黨的威信達到了頂峰，在1945年的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在這次大選中，丘吉爾下台。但是，到了1947年那個痛苦的冬天，對工黨的熱情開始冷下來了，冷戰之風也強勁地吹進了工黨。左翼分成兩派，一派反對斯大林主義，另一派同情蘇聯；而右翼則一心一意要擊敗共產主義。工黨中的右翼聚集在《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Commentary）周圍，其中最重要的成員有丹尼斯·希利、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麗塔·欣登（Rita Hinden）和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人稱“修正主義派”。這是因為他們力主工黨現代化，包括廢除著名的有關國有化的第四條款。這批右翼分子成了中央情報局的釣魚鉤，拉動釣線便能控製並利用英國的政治思想，使之服務於中央情報局設計的歐洲模式，反映在美國一係列政策文件中，就是鞏固大西洋同盟和歐洲防務集團，並創建一個共同市場。所有這些目標都要求歐洲國家為了集體安全犧牲一些國家的權利。但是，華盛頓的戰略家們都十分清楚，英國尤其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正如國務院的一份報告不高興地得出結論：“除非客觀環境迫使聯合王國作出一些犧牲，否則這個國家是不願犧牲主權的。”4
極力推動與美國合作的歐洲聯合的壓力集團主要是“歐洲運動”（European Movement）。這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傘形組織，涵蓋了多方麵的活動，旨在促進歐洲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一體化。這個運動由溫斯頓·丘吉爾、埃夫裏爾·哈裏曼和保羅-亨利·斯巴克(1)指導，並受美國情報機構的嚴密監督，所有的經費幾乎都由中央情報局通過一個名叫“歐洲聯合美國委員會”的外圍組織提供，而這個委員會的首席執行秘書就是湯姆·布雷頓。歐洲運動的文化部門是歐洲文化中心，主任由丹尼斯·德盧奇芒擔任。此外，布雷頓於1950年啟動了一個資助學生聯合會和青年聯合會的計劃，其中有歐洲青年運動（European Youth Campaign，簡稱EYC）。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指示，這些組織是充當宣傳和滲透的急先鋒，其任務是拔掉左翼運動身上的蜇人毒刺，讓他們接受溫和的社會主義。至於那些主張根據歐洲內部原則進行聯合的自由派國際主義者，華盛頓方麵認為他們與“中間路線派”是一丘之貉。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委員會明確指示，要引導新聞媒體並實施一些計劃，來摧毀這個異端派別。
整個行動的核心人物是歐文·布朗的上司傑伊·洛夫斯通。從1955年起接受詹姆斯·傑塞斯·安格爾頓指揮。洛夫斯通的主要任務是滲入歐洲工會組織，清除可疑分子，扶植華盛頓可以接受的領導人。在此期間，洛夫斯通在其美國職工大會和工黨中的關係協助下，編寫了大量的內部報告呈送安格爾頓。安格爾頓允許他的英國情報機構同行們（幾位他信任的人）閱讀這些“內部消息”。在50年代末，這些洛夫斯通派人物（即便他們自己並不承認這一點）在英國勞工圈裏呈上升趨勢。中央情報局為了盡快滲入這個群體，充分利用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蓋茨克爾用中央情報局的錢訪問新德裏、羅德島和柏林，並參加了在米蘭舉行的“自由之未來”大會（這次大會也吸引了麗塔·欣登和丹尼斯·希利參加）。安東尼·克羅斯蘭（他那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前途》Future of Socialism讀來就像為英國的美國化畫了一張藍圖）51955年失去了議會中的席位後，接受了喬斯爾森的聘請，在丹尼爾·貝爾的領導下協助籌劃“代表大會的國際研討會”。貝爾是專門從美國請來做這件事的。60年代初，克羅斯蘭擠進了代表大會的國際委員會。麗塔·欣登是倫敦大學的一位南非學者，被喬斯爾森稱為“我們的人”，60年代中期，通過她的關係，從喬斯爾森處為費邊社(2)的《企業》（Venture）雜誌弄到了一筆捐款。這家刊物力主建立一個強大的聯合起來的歐洲，其主張成為蓋茨克爾思想的同義語。丹尼斯·希利是一個老資格的大西洋主義者，他們這種資曆使他同美國的非共產黨左翼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他是《新領袖》雜誌駐倫敦的記者），從而成為代表大會、特別是《邂逅》雜誌的堅定盟友。希利還是情報研究局編寫的材料的傳閱人之一，同時他也將有關工黨黨員和工會運動領導人的情況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情報研究局。6
在這些人當中，休·蓋茨克爾是一個重要人物。有那麽一小批知識分子聚集在蓋茨克爾位於漢普斯泰德的弗羅格諾爾花園住宅中，拉斯基抵達倫敦後不久即與這批知識分子建立了聯係。蓋茨克爾在戰時曾專門為特別行動執行處做宣傳工作，與情報研究局的關係也很密切。這樣一個人對於《邂逅》雜誌的組織關係不可能毫不知情。所以，當他在工黨1960年的斯卡伯勒會議上向同路人左派發動有名的攻擊時，有人就不禁要問蓋茨克爾同誰走在同一條路上了。在那次會議之後，拉斯基給喬斯爾森寫了一份報告，說蓋茨克爾當麵向他致謝，感謝《邂逅》雜誌支持他的政策。拉斯基還說，會議上進行辯論時，有人在發言中引用了《邂逅》雜誌上的論點，說明雜誌享有“很高的聲譽”。71964年，工黨在哈羅德·威爾遜的領導下在大選中擊敗了保守黨。喬斯爾森寫信給丹尼爾·貝爾：“我們有這麽多朋友進入新政府，真令人高興。”（威爾遜內閣中竟有6名閣僚是《邂逅》雜誌人的撰稿人。）8拉斯基使《邂逅》雜誌與其後台老板的政治謀略關係更緊密了。但是，根據沃爾海姆的說法，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很高的：“這反映了對英國文化生活的入侵。許多英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洋洋得意，以及工黨在越戰中的立場，《邂逅》雜誌的政治化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9
能繼續吸引質量最高的稿件，還在於雜誌的文化方麵（高稿酬當然也是一種吸引力），做到這一點，中央情報局應該感謝斯彭德。斯圖爾特·漢普夏爾說：“如果不是斯蒂芬在那裏，根本就不會有人向《邂逅》雜誌投稿。拉斯基常常稱之為‘伊麗莎白·鮑恩(3)之流的狗屎堆’的那批好作家都是應斯蒂芬之請才寫文章的。是他讓雜誌受到人們的尊重。”10這本刊物作為一個機構為代表大會維護了聲譽，無疑是因為雜誌把重點放在文化上而不是因為它的政治內容。
文化和政治本來是可以分開的。但是冷戰卻經常把兩者混為一談。文化界還活著，而且還活得不錯，1960年夏天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紀念托爾斯泰逝世50周年就是一個例證。美國情報機構早就對托爾斯泰感興趣，把他視為“個人自由觀念”的象征。情報機構和托爾斯泰聯係在一起早在戰略情報局時代就開始了，那時，移居美國的這位偉大小說家的孫子伊利亞·托爾斯泰，就是戰略情報局的一名軍官。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托爾斯泰家族的其他成員就與心理戰略委員會保持著經常的聯係。托爾斯泰家的後代成立了一個托爾斯泰基金會，總部設在慕尼黑，他們就從中央情報局那裏得到資金。1953年，C.D.傑克遜在他的工作檔案中，記下了他曾經答應一個前來乞求讚助的人給弗蘭克·林賽（原來是威斯納的副手，後到福特基金會任職）打電話，請他資助托爾斯泰基金會。
1958年12月，卡斯·坎菲爾德告訴納勃科夫說，法菲爾德基金會有意出資“在西方舉辦一次紀念托爾斯泰的活動”，因為蘇聯在籌備舉辦托爾斯泰節，他正確地預言，蘇聯將把這位偉大的作者捧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前驅。“這次紀念活動要辦得讓任何獨立思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兩者形成鮮明對照，這應是我們進行宣傳的絕好機會。”11這次“理直氣壯的對抗共產黨宣傳”的任務落到了納勃科夫身上。紀念活動1960年6、7月間在聖喬治的威尼斯島上舉行，出手大方，辦得極其盛大豪華。參加活動的有數十名知名作家和學者，其中有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弗朗哥·文圖裏（Franco Venturi）、赫伯特·裏德、艾裏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喬治·坎南、賈拉普拉卡什·納拉揚和約翰·多斯·帕索斯。16名蘇聯學者受到邀請，但均未出席，倒是派來了4個“傀儡”。
納勃科夫後來寫道：“回想起來甚是有趣。比如說，兩個俄國人的形象，一個高瘦，一個矮壯。這個瘦高個子是蘇聯作家聯合會的秘書長，那個矮個子則是一個令人生厭的小黨棍，名叫葉爾米洛夫。這兩個人都排隊站著從我的秘書（或者說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行政秘書）手裏領取每日生活費和福利補貼。他們到這裏來，或者說被派來參加紀念托爾斯泰逝世50周年大會。”納勃科夫有點幸災樂禍地結束了他的回憶：“葉爾米洛夫先生，你死了也別想安生，因為你拿了中央情報局的錢！”12
V.S.普裏切特（Pritchett）曾說：“開銷，在現代英語中是個最美妙不過的詞了。如果我們出賣靈魂的話，那就應該賣個好價錢。”那些沒有機會在威尼斯排隊領取每日開銷的人，還可以在柏林排一次隊，那就是6月份代表大會在柏林舉行的“自由進步”大會。瑪麗·麥卡錫寫信給漢納·河倫特，繪聲繪色地描繪了這次會議占主導地位的個人之間的衝突和思想的混亂。她寫道：“會上發生的一件主要的事，說它是醜聞也不為過。希爾斯先生和威廉（菲利普斯）之間發生了一係列的衝突，起因當然是大眾文化的問題。我敢發誓說，希爾斯簡直是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再世，不過缺少了潘格洛斯博士的魅力和單純。我在會上就是這樣說的，幾乎原話就是如此。於是我自己也卷入了這場戰鬥。代表大會的另一位人物是（羅伯特）奧本海默，他約我出去吃飯，我發現此人簡直就是個瘋子，而且是個危險的瘋子。偏執狂加上自大狂，他覺得自己是在替神執行使命……（奧本海默）求助於尼古拉斯·納勃科夫……說代表大會在管理上‘缺少愛’。在他把這句話重複說了好幾遍後，我發言了。我說，我看‘愛’這個詞還是留給兩性之間去用吧……喬治·坎南也參加了會議，而且還發表了一篇非常好、非常感動人的閉幕詞（這篇講話應該可以徹底粉碎希爾斯先生和他那幫路濟弗爾派(4)小團夥了），不過有傳聞說希爾斯是瘋子，雖然不是全瘋。”13除了上麵提到的以及其他的“當眾出醜”外，瑪麗·麥卡錫還報告說，“代表大會十分有趣，我喜歡有機會與老朋友相聚，也結識新朋友，這種聚會有一種千載難逢的味道，包括在會上還可以把綿羊和山羊區分開(5) 來。”14
中央情報局慷慨解囊，從中受益的還有一批刊物。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就好像是一個信息交流中心，一些刊物應邀到這裏來，這個交流中心就為他們提供“一個有效而係統的途徑，將一些現在讀者已經很少的優秀作品展示給廣大的國際公眾。”15同樣，代表大會自己的出版物也利用這個交流中心找到不同的出口。代表大會在世界範圍內擁有的“雜誌家族”中的其他文化刊物也就有了一個發行點。這些刊物包括《黨派評論》《凱尼恩評論》《哈得孫評論》《西威尼評論》（Sewanee Review）、《詩刊》《思想與代達羅斯(6) 曆史學報》（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Daedalus，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的學報）。這些刊物都屬於“文學雜誌理事會”，它們也都接受法菲爾德基金會的讚助以擴大其國外發行量。此外代表大會還同文學雜誌理事會一道，每年撥出5000美元獎勵一位美國作家。那麽誰被指定來管理這一獎項呢？自然是非羅比·麥考利莫屬了。1959年7月，麥考利接替克勞·蘭森任《凱尼恩評論》的編輯。16在《評論》與代表大會建立聯係後的這些年中，麥考利使刊物的發行量從2000冊增至6000冊。他常誇口說他“找到了蘭塞姆先生想都想不到的賺錢路子”。17但從另一麵看，在麥考利主持編輯工作下，《凱尼恩評論》也遭受了損失。他長時期不在崗，又受雇於中央情報局，再加上他的獨斷作風（1963年，他突然取消了編輯顧問委員會），這些都對雜誌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而代表大會卻從中受益匪淺。代表大會通過與一些威信很高的美國刊物建立正式關係，現在可以誇口說它已經建立了一個出版業的聯合企業，其範圍之廣，影響之大，無有可與之匹敵者，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個出思想的“時代-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約翰·亨特解釋說，“我們不是在賣名牌，所以我們並不堅持一定要亮出代表大會的牌子。”18因此，許多代表大會的雜誌並沒有立即按照這種方式改組，其中之一就是1962年10月創刊的代表大會的阿拉伯文雜誌《希瓦爾》（Hiwar）。創刊號上刊載了一篇T.S.艾略特的訪問記，一篇西洛尼的文章，呼籲作家要獨立，藝術要自主。本來是要設法掩蓋這家雜誌是代表大會辦的，但並不成功，立即遭到攻擊，說這本刊物是一匹“特洛伊木馬”。一家穆斯林報紙聲稱代表大會“到處散發美元、創辦引人入勝的雜誌、舉行盛大的招待會和會議，用這種手段來宣傳它邪惡的理論”，並號召人們起來“揭露和抵製代表大會”。19
60年代代表大會創辦的刊物還有烏幹達的《轉變》（Transition）。這本刊物吸引了眾多的作家，比如保羅·瑟羅（Paul Theroux），發行12000冊，發行量令人稱羨，直到1968年雜誌的辦公處遭襲，編輯們被囚禁。在倫敦，《審查》（Censorship）於1964年創刊，編輯是折中派人物默裏·明德林（Murray Mindlin），他曾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譯成希伯來文。編輯顧問有丹尼爾·貝爾、瑞士的阿曼德加斯帕德（Armand Gaspard）、安東尼·哈特利、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伊格拉齊奧·西洛尼。代表大會每年為這本刊物花費35000美元，虧損相當可觀。1967年停刊時，《新政治家》聲稱，“對各地的作家、出版商和藝術家，這都是一個壞消息。”喬斯爾森一直同默裏·明德林相處得不好，他倒不為這件事唱哀歌（他曾說這本刊物相對來說還算成功，部分原因是它不時要討論有關性的問題）。《審查》雜誌是1972年斯蒂芬·斯彭德創辦的《審查一覽》（Index on Censorship）模仿的樣板，福特基金會給了這本刊物一筆為數可觀的讚助。
在所有與代表大會有聯係的雜誌中，最令人難以捉摸的是《黨派評論》。1956年，萊斯利·菲德勒不解地寫道：“《黨派評論》實在是一個謎。在我看來，根本問題是，這麽小而特殊的群體的喉舌，怎麽會辦成美國最有名的嚴肅刊物和最有名的思想性刊物，而且在歐洲還享有最廣大的讀者群。”20這個謎的謎底在於誰在為它提供經費。正如菲德勒所暗示的，“如果對這本刊物盈虧不定的經濟狀況作一詳細調查研究，就能寫出一篇有頭有尾的長文來。”21從1937至1943年，這份雜誌主要受抽象派畫家喬治·莫裏斯（George Morris）的資助；1948年以後，其主要財政來源是阿倫·B．道林（Allan B．Dowling）。在1951年前，他“一手支撐著這家刊物，至今仍是出版這本雜誌的基金會的董事長和主要捐款人。”22菲德勒沒有提到亨利·魯斯，他在1952年曾捐助巨款這件事一直是保密的。但是菲德勒注意到，《黨派評論》發行量之大可與《生活》《時代》以及其他大刊物並駕齊驅，可以有把握地說，“此刊在其龐大的讀者中會引起其應有的反響。”23
這裏確實沒有提到中央情報局。但是據稱中央情報局曾介入美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刊物，這個問題對曆史學家們始終是一個謎團。據悉，1953年初，《黨派評論》曾接受過法菲爾德基金會的錢（通過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此事是在科德·邁耶的慫恿下辦成的。60年代初，法菲爾德基金會也曾捐款“供雜誌日常開支之用”。24但是，雜誌自創刊之時起發生過多次財政危機，與此相比，這些捐款微不足道。1957年，國內稅務局再次提出《黨派評論》的免稅資格問題：雜誌不僅麵臨喪失免稅待遇，而且還談到該刊1954年及其以後的年份中所獲的捐贈都可以追繳稅款。C．D．傑克遜寫信給科德·邁耶說，“我認為這件事實在令人氣憤。”25
C.D.傑克遜與邁耶攜起手來支持《黨派評論》。他們先在國內稅務局的減免稅處為這家刊物說了一些好話。結果威廉·菲利普斯就向C.D.報告說，國內稅務局的初步反應令人鼓舞。然後，C.D.直接求助於艾倫·杜勒斯。1957年12月12日，C.D.給丹尼爾·貝爾發的一份機密備忘錄重申了中央情報局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他們同《黨派評論》並沒有經濟上和行動上的直接利害關係。不過，現任編輯是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並與之合作。財政困難也許會導致《黨派評論》在管理上發生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央情報局）可能是不利的。因此，他們間接地關注該刊物提出的免稅請求能否予以照顧。”26
1956年4月間，在行動協調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也討論了《黨派評論》的各種難題。會後行動協調委員會向美國新聞署的政策與規劃處發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該處采取行動，協助《黨派評論》改善其財政狀況。《黨派評論》曾就改善財政狀況提出過一項建議，行動協調委員會的代表全文引用了這項建議的內容，但是沒有提到是誰提出這項建議的（很可能是悉尼·胡克，他是《黨派評論》出版和顧問委員會成員，據菲德勒說他還是該雜誌的“正式發言人”）。這項建議一開頭是這樣寫的：“正如你所知，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抱怨基金會和其他讚助者經常把錢用來資助一些新創辦的雜誌，而反共戰場上那些原有的幫手和腳踏實地苦幹的雜誌如《新領袖》和《黨派評論》卻得不到幫助，或者得不到應有的幫助。”27建議者繼續寫道，“在與威廉·菲利普斯數次商談後，最理想的情況是，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也許可以充當橋梁，通過它，把《黨派評論》這樣的雜誌的訂單作為禮物送給外國最需要讀到它們的知識分子。我想到的不僅是那些堅定地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知識分子……而且還包括那些尚未投靠共產主義的廣大知識分子，即使他們把美國同樣視為帝國主義的、物質主義的、沒有文化的半開化的國家也不要緊。”28報告最後說：“我認為這個建議很有價值，如果美國的意圖不甚明顯，又可以達到意識形態的目標，其價值就更大了。”29不到一個月，《黨派評論》就能夠慷慨地給伊麗莎白·畢曉普一筆2700美元的贈款。這筆錢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每年提供4000美元，為期3年，作為文學獎金之用。這也許隻是偶合，但是奇怪的是盡管該雜誌不斷要求財政支持，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過去的10年中，對該雜誌的編輯們提出的每個要求，都予以拒絕。
1958年初，威廉·菲利普斯來到巴黎會見喬斯爾森，同他討論了“《黨派評論》的前途”問題。1958年3月28日，菲利普斯寫信詢問喬斯爾森是否已經考慮成熟，“關於我們談過的那些事是否可以做了”。30本來在1957年1月份，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事實上已經不光彩地停止活動，那時起，已銷聲匿跡了，但是幾個月之後又複蘇了，不過這一次美國委員會僅僅是作為《黨派評論》的正式出版者而存在的，這種狀況在此後的10年中一直如此。在談到這一安排時，胡克對喬斯爾森說，要不是為了給《黨派評論》提供一個歸宿，本來是“無意讓美國委員會繼續存在下去的……菲利普斯將不遺餘力地利用美國委員會為雜誌謀利益”。31喬斯爾森本人後來也回憶說，“要不是在最後一刻委員會決定讓《黨派評論》的編輯們享受免稅待遇，委員會就會從此完全消失了。從那時起，委員會唯一的‘活動’就是擺出一副《黨派評論》的主辦者的樣子”。32根據上述的說法，美國委員會根本沒有資助《黨派評論》，隻不過為這家刊物提供一個逃稅的空子而已。
但是據丹尼爾·貝爾說，“《黨派評論》有好幾年都從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得到財政支持，采用的形式就是讓國外的個人訂閱刊物，其實他們收到的雜誌都是免費的。據我所知，這種資助也是保密的。”33從此《黨派評論》在經濟上就同代表大會緊緊聯係在一起了。從1960年起，該雜誌的每年銷量達到3000冊，由代表大會在美國以外的地區發行。與此同時，代表大會還以類似的方式，幫助長期以來屬於它的其他高水平文化雜誌：《凱尼恩評論》（1500份）、《哈得孫評論》（1500份）、《西威尼評論》（1000份）、《詩刊》（750份）、《代達洛斯》（500份）以及《思想史學報》（500份）。購買這些雜誌每年要支出20000美元。原計劃要維持3年，為此代表大會為要這些雜誌支出6萬美元，外加5000美元的管理費。弗雷德裏克·沃伯格與代表大會簽約，負責在英國發行《黨派評論》。34沃伯格還是第一個獲得發行一本《黨派評論》文集的優先選擇權的人。這本文集題為《文學與現代性》，編輯是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夫，撰稿人都是一度與代表大會有關係的作家，其中包括凱斯特勒、恰羅蒙特、瑪麗·麥卡錫和阿爾費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黨派評論》的財政狀況繼續得到改善。1960年3月，克裏斯托爾寫信給喬斯爾森：“不久前的一個夜晚，我見到了威廉·菲利普斯。他神秘地告訴我，《黨派評論》的一切困難問題已全部解決，但他沒有細說……他甚至還說他們現在擁有的錢超過他們的需要！”35但是菲利普斯貪心不足。一年後他曾問喬斯爾森：“今年6月我有點公事要到歐洲走一趟。我想代表大會大概不會以資助的方式為我支付旅費吧？”36盡管這麽說，菲利普斯還是要求給予補助，雖然他後來說，出於某種本能，他“對（代表大會的）組織機構和誰在上麵暗中控製這個機構抱有懷疑”。1990年，他不無自豪地寫道，“拉夫和我都被認為在人品上和政治上都不夠可靠”，所以1950年成立代表大會時，“我們兩人都沒有接到邀請”。他把代表大會的人描繪成一批“傲慢的、沒有根基的、隨心所欲的、在反共立場上聽命於組織的人”。37後來，拉斯基把菲利普斯對代表大會成員的侮辱回敬給了他，說菲利普斯本人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到處招搖撞騙。天曉得為什麽把他派到巴黎來。他整天泡在‘兩個醜八怪’(7)裏無所事事。”38
威廉·菲利普斯後來仍堅持說，他並不欠代表大會任何人情債。他也承認他在這場“全球性的宣傳戰中是沾邊的”，但在他的文字中，他將此歸之於他是美國委員會執行委員的必然結果，據他說，他並沒參與“美國委員會的內部運作、謀劃和財務”。菲利普斯還聲稱，對於整個行動中一副暴發戶氣派、代表大會官員們的豪華寓所、似乎永不枯竭差旅費用、高水平的開銷以及其他通常隻有大公司經理才能享受的各種待遇，他“感到震驚，或許還有點羨慕”，“總之，《黨派評論》一直在為收支平衡而奮鬥，而我本人的經曆讓我認識到，清貧是嚴肅的政治組織和文學雜誌的正常現象。”他接著說：“至於說到秘密經費來源，我認為這同自由思想的事業在性質上是背道而馳的，特別是這種經費來自一個組織嚴密的政府機構，更不用說這個機構還負有特殊的政治任務了。”39
關於秘密經費問題，其他的人自有不同的看法。正當《黨派評論》從它與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的交易中獲得好處時，《新領袖》雜誌也從其幕後支持者那裏重新獲得慷慨的財政援助。1956年2月，C．D．傑克遜致函艾倫·杜勒斯，信中建議要為索爾·萊維塔斯的雜誌籌款。自1953年起，時代公司曾每年補助《新領袖》5000美元，交換條件是雜誌為它“提供有關全世界共產黨的戰術和人物的情況，特別是共產黨在勞工運動中的活動情況。”40但是，這樣一個數額要用來維持雜誌不過是杯水車薪。據C．D．傑克遜估計，要使雜誌不出現赤字，至少需要5萬美元。他對杜勒斯說：“萊維塔斯能用其特有的語言對國內和國外的特殊人群說話，可稱獨一無二，其重要性也是獨一無二的。如果資本主義企業家有足夠的頭腦，能懂得這一點，也隻不過拿出數千美元來支持這樣重要的想法。所以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提出的建議。這是我能想出來的能留住萊維塔斯、讓他也有飯吃的最佳方案。”41杜勒斯像往常一樣，很容易就被說服了，他讓中央情報局為《新領袖》籌款，“鑒於該雜誌的潛在貢獻很大，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到了1956年夏天，“挽救新領袖運動”已經為該雜誌籌集到了5萬美元。美國新聞署答應拿出1萬美元，福特基金會、H．J．海因茨先生(8)、時代公司各出1萬美元，剩下的1萬美元，由《華盛頓郵報》出版人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承擔5000美元，另外5000美元則幹脆列為“來自不可預見的來源”。42
在為《黨派評論》和《新領袖》作出新安排時，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一如既往，也介入了此事。同代表大會合作有多種形式，如聯合出版，達成正式的聯營協議，信息交流等等，這種合作同樣為這兩家雜誌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代表大會在那些年進行的富有成果的活動使之成為西方文化生活中一個耀眼的亮點。通過參加代表大會組織的各種會議和研討，發表一係列學術性評論文章，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詩人和曆史學家使他們的受眾了解他們的觀點，能與這樣一個組織相匹敵的也隻有共產黨情報局了。代表大會的巴黎辦事處就像一塊磁石，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訪問者，即使在1962年一枚炸彈在辦事處的門廳裏爆炸，也沒有影響源源不斷的來訪者（一位代表大會的成員甚至還為這次事件歡呼雀躍，稱這是一次偉大光榮的事件，是代表大會期待已久的應得的榮譽，在代表大會的曆史上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43對第二代、第三代的海明威們而言，代表大會是巴黎文學界充滿羅曼蒂克神話的所在，於是他們成群結隊地前來造訪這個寶庫。44
不過代表大會樹大招風，也引來了一些人對它進行令人不愉快的別有用心的考察。1962年它出現在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收視率極高的模仿秀和他主持的美國廣播公司的《一周回顧》節目中。一則諷刺性報道是這樣開始的：“請看文化冷戰戰場上傳來的最新消息。圖表所示為蘇聯的文化工事。表上的每一個點表示一個戰略文化火力點：戲劇據點，電影製作中心，舞蹈演出公司，製造雖然不精，卻造出許多洲際彈道導彈，出版公司則為千百萬受奴役的讀者提供範圍廣泛的經典著作。不管你怎麽看，看到的都是龐大的文化大軍正在集結。那麽我們西方又如何呢？在一次全方位的文化戰中，我們是否具備有效的反擊力量呢？”報道接著說，我們有反擊力量。有一個出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在美國的金錢支持下，它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前哨陣地充當文化報複行動的矛頭。這些基地偽裝成各種雜誌，各自有秘密代號，比如說《邂逅》就是‘反擊戰略’的隱語(9)。”一位“代表大會的發言人”於是被介紹給觀眾。他誇口說，大量的雜誌聚集在一起就是某種“文化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任務就是實行“文化遏製，或者像有些人喜歡說的，對一批粉紅色人物，形成一個包圍圈。實際上，我們並沒有什麽目標。我想說的是我們負有一個曆史使命。全世界的讀者群……不過，不管發生什麽事，我們代表大會的人覺得有責任使我們所有的基地保持24小時的戒備狀態——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注視著對方的行動，而不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翻來覆去地審視我們自己。”45
諷刺十分尖銳而所做的調查研究又是無懈可擊。正當代表大會的“發言人”譴責蘇聯文化部部長庸俗之時，泰南卻又讓他揭示了代表大會的讚助人是誰：辛辛那提的邁阿密地區基金、得克薩斯州的霍布利澤爾基金會以及瑞士的匈牙利愛國者後援委員會。而且泰南這樣做的時候絲毫不含諷刺的味道。
就這樣提到了代表大會的財政來源，雖然還沒有指出財政來源的總根子，這已經使喬斯爾森徹夜難眠了，而且證實了他擔心代表大會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立於中央情報局是完全正確的。自從1957年初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垮台以來，喬斯爾森同他的中央情報局上司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按照喬斯爾森的脾氣，他養的猴子是不會跟著別人的手風琴耍把戲的。現在他發現自己同科德·邁耶是越來越格格不入了。邁耶一直拒絕放鬆他對代表大會的控製。邁耶在1953年麥卡錫時期曾受到過異教徒的對待，他一直擺脫不了這種陰影，加上他個人生活中發生的悲劇，他變得越來越陰鬱，難以同別人和睦相處。邁耶曾短暫地經曆過戰爭，在關島海岸又受過重傷，險些使他喪命，這些生活中的“黑色浪潮”也增強他後來生活中的悲劇色彩。1956年，他9歲的兒子在一輛高速飛馳的汽車輪下喪生，此後不到一年又與他的妻子瑪麗·平肖·邁耶（Mary Pinchot Meyer）離異。46
邁耶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不通情理，固執己見。誰要是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不信任這個人，這種情況似乎已經達到偏執狂的程度。他說話的腔調說好聽些是振振有詞，說得不好聽就是裝腔作勢，甚至是蠻不講理。湯姆·布雷頓說：“科德加入中央情報局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後來成為安格爾頓手中的一件馴服工具。安格爾頓堪稱是個魔術大師。全城的事，包括我在內，沒有一件他偷聽不到的。”47亞瑟·施萊辛格是邁耶的一個老朋友，連他都發現，在同這個由理想主義者轉變為暴躁的知識分子憲兵交往時，連他居然也成為受害人：“他變得那麽刻板，那麽不通人情。我記得他打電話給我，建議我們見見麵，一起喝一杯。所以我就請他過來，在我家樓上，我們喝酒、聊天。幾年之後，我要求中央情報局把我的檔案還給我，檔案中最後一個文件居然是科德·邁耶寫的有關我的報告！在我的家裏，一起喝酒，他居然打我的報告，簡直難以置信。”48邁耶和安格爾頓最後的結局同希區柯克的電影《後窗》裏的詹姆斯·斯圖爾特一樣，結束了對他們要監視的離經叛道者的偷窺。
1960年10月，喬斯爾森在華盛頓的一家飯店裏會見了科德·邁耶和一批國際組織處的人。據一位目擊者說，當時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的中央情報局同事們居然教訓起喬斯爾森這個內行。戴安娜·喬斯爾森形容她丈夫是個“血性男子”，此時他頓時覺得血壓升高，太陽穴處咚咚作響，後來就一頭栽倒在地上。約翰·湯普森說：“他是個控製不住情緒的人。在進行激烈爭論時會暈倒，會發作心髒病的。他真是個典型的歐洲人。”49這次心髒病發作十分嚴重。巴黎時間清晨兩點，戴安娜被巴黎站站長盧·萊瑟姆（Lou Latham，事發時他正在華盛頓）叫醒，告訴她邁克爾心髒病發作被緊急送往醫院。戴安娜帶著4歲的傑妮弗登上了早晨第一班巴黎飛往華盛頓的班機。在一家飯店裏作了短暫停留，把孩子交給她的母親照顧，戴安娜就奔赴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到了醫院，她看到邁克爾被安置在一個氧艙裏。此後的幾個星期，她一直守在他身邊。慢慢地他活過來了。就在這種狀態中，他還惦記著他的一些緊急任務。戴安娜記得，“在邁克爾住院期間，他總是‘口頭對我講情況’，我做筆記，然後由我到病房門口向李（威廉姆斯）或其他在門口的無賴們‘轉達’。現在我們反過來向他們發號施令，實在有趣得很。”50
喬斯爾森躺在病**戴著氧氣罩，邁耶手下的副處長比爾·德爾基（Bill Durkee）同李·威廉姆斯則走在華盛頓的一條街上，德爾基轉過臉對威廉姆斯說：“好了，現在我們已經把他送到我們想讓他去的地方了。”51在回憶這些年發生的事情時，戴安娜總結說，一方麵中央情報局很重視邁克爾正在做的工作，“同時他也一定是紮在他們身上的一根刺，因為他總是我行我素，當他們想強加控製時，他就堅決抵製。邁克爾總是讓他們知道不同的爐子做什麽菜，而且總是避免貶低他們，以致使他們感到自己無足輕重，通過這種辦法讓他們心滿意足。他同他們是朋友，同他們談家庭，談事業，我一直覺得他們對他十分敬佩，後來這種念頭已經動搖了。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德爾基的那句話是很多人都想說的。我想他們一定對這些知識分子、這些外國人從骨子裏就不信任，覺得把那麽多錢、那麽大的屬於美國的權力交給他們，總是不放心……再說，邁克爾不屬於耶魯幫，他實際上是個俄國人，而且是個猶太人，然而同名人密切交往的是他，不是他們。”52
另外，喬斯爾森的健康狀況顯然已不允許他在代表大會的工作上花費這麽多的精力。大家都同意他應該永久性地調到日內瓦去，在那裏他還可以繼續為代表大會工作，但不直接參與。約翰·亨特將接過巴黎辦事處的工作，包括與中央情報局打交道。當亨特1956年來到代表大會工作時，按他後來所言，最初的兩年，他就像“一個清潔工，什麽話都不說，隻是專心地觀察、學習。”53一步步地他成為他所說的“行動人員”，幫助邁克爾“執行任務”。從本質上看，在代表大會存在期間，這種工作關係始終未變。現在喬斯爾森已經遷居到日內瓦，在一名秘書的幫助下工作，亨特就完全從行政上控製了巴黎總部。
(1)保羅-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rk，1899-1972），比利時政治家，社會黨人，歐洲合作的主要倡導者，曾任比利時首相。在他的推動下，1948年建立英、法、比、荷、盧防禦聯盟，1949年又促成上述5國與美國結盟，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嗣後又建立共同市場。
(2)費邊社（Fabian Society），19世紀末在倫敦成立的一個主張通過漸進而不是革命的過程在英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團體，隸屬於工黨，議會中不少工黨議員和工黨的許多領袖人物都是費邊社員，影響頗大。
(3)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英國女小說家，上流社會出身。二戰時在英國新聞部門工作，其重要作品均描寫戰爭題材。
(4)路濟弗爾（Lucifel，？—約370年），撒丁地區基督教的一名主教，深深地卷入了羅馬皇帝康斯坦提烏斯時期圍繞支持與反對阿裏烏主義的教派鬥爭。路濟弗爾認為羅馬皇帝召集的幾次會議所作決議不公，拒絕簽字，遭流放。回撒丁後成立路濟弗爾派，擁護者甚少。
(5) 把綿羊和山羊區分開（separation of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西方諺語，意思是“分清好人和壞人”。
(6) 代達羅斯（Daedalus），希臘神話中建築師、雕塑家，以建造克裏特王的迷宮聞名，後成為雕塑的代名詞。
(7)“兩個醜八怪”，巴黎一家著名咖啡館，前已注。
(8)海因茨（Henry John Heinz，1844—1919），美國著名食品工業企業家，其產品以其廣告詞“57個花色品種”（57 Varieties）而聞名。這裏指的是海因茨公司。
(9)《邂逅》的英文是Encounter，而“反擊戰略”的英文是Encounter force Strategy，也含有encounter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