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阿喀琉斯之踵(1)
中央情報局的第一大毛病就出在權力問題上。權力太大，而且權力也來得過於容易了。
——湯姆·布雷頓
20世紀50年代末期，中央情報局已經把《邂逅》雜誌視為它的一麵旗幟，同喬斯爾森的評價一樣，認為這份刊物是“我們最寶貴的一筆資產”。在中央情報局的語匯中，“資產”一詞指的是任何中央情報局可以利用的資源，這種資源“既可獨立行動也可以起協助作用”。1由湯姆·布雷頓確立的中央情報局關於獨立行動的原則規定，由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各機構“不必在一切方麵都支持美國官方的政策”。2這就是說，像《邂逅》雜誌這樣的機構可以保持某種左傾色彩。盡管《邂逅》雜誌“可以發表某些左傾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可算屬於左翼，但它根本不是一個自由論壇，並不像它所說的那樣自由”。3這番話是英國哲學家理查德·沃爾海姆（Richard Wollheim）說的。他還說：“我想這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這本雜誌在所有領域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其實在某一領域必然要受到限製，最明顯的就是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的方方麵麵。這件事做得十分巧妙，雜誌確實發表一些對美國的批評，但是從來都不是十分尖銳的。”4而這一點，據湯姆·布雷頓說，正是他們希望《邂逅》雜誌應起的作用：“雜誌不會經常偏離國務院所稱的美國外交政策，從這個含義上說，它就是宣傳工具。”5當布雷頓允許雜誌享有一定程度的寬鬆時，他絕對不是說《邂逅》對美國官方政策的任何方麵或每一個方麵都可以自由地加以譴責。1958年發生的事情正好說明《邂逅》雜誌應當如何行事。
那年年初，德懷特·麥克唐納在《邂逅》雜誌的任期屆滿，他又在紐約重新露麵。從英國返回美國途中，他在托斯卡納(2)逗留了兩個月。在那裏，他充分感受到歐洲傳統之深厚底蘊，並為之傾倒。回到紐約，這裏的出租汽車司機滿口罵人的髒話，公眾的行為舉止“粗俗不堪”，麥克唐納不禁深深地感受到一種文化衝擊。他坐下來寫出他對這種天壤之別的感受，寫美國的暴力、俗氣、“不成體統”，這個國家沒有自己的風格，無論對過去還是現在都缺乏時代感，一心想的做的都是怎樣獲得最大的利益。“這個國家的銘言不應該是‘合眾為一’，(3) 也不應該是‘我們信仰上帝’。”他憤怒地寫道，“還不如改為‘我已經得到了我的，至於你，傑克，去你的吧’！”6
麥克唐納看到他筆下的這個國家已經處於衰敗之中，他寫出的是對這個國家的長篇挽歌。正當如此眾多的知識分子紛紛湧來擁抱“美國文化”的時候，德懷特這位持異見者又發現自己有一種衝動，想對美國表現出“反潮流”的姿態。他把他的想法寫成一篇文章寄給了《邂逅》雜誌，題目就是《美國啊，美國！》。斯彭德接下了這篇文章，不過他後來說他並沒有仔細地閱讀全文。歐文·克裏斯托爾對此文卻驚恐不已。他認為這篇文章“有著約翰·奧斯本(4) 的味道”，不健康的“妄自菲薄”，文章結構也散亂無章。他說：“德懷特是一位出色的記者，但此人完全喜怒無常，有時顯得十分呆傻。”7他又補充說，正因為德懷特出身名門望族，他對美國毫不了解，同樣由於有著這個障礙，他也不了解英國，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才將美國與英國作了十分不恰當的比較，使美國蒙羞。“他對英國一無所知。在英國時，他從來不去看足球賽，也從來不去看英國的橄欖球賽。他對英國的了解都來自聖詹姆士區(5)的俱樂部。他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麵的鄉巴佬，居然他還大談什麽‘格羅夫納廣場’，饒了我吧！”8這番話出自一個頭戴硬禮帽、手持雨傘去上班的人之口，分量是夠重的。拉斯基同樣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差”，同意克裏斯托爾的意見，認為麥克唐納出身耶魯大學又住在格林威治村(6) ，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對真實的美國有所了解的，他所了解的隻能是這樣的一個美國。然後他來到英國，此時他仍然像馬克·吐溫式的美國人到了外國，觀念十分陳腐。他熱愛英國的一切。他喜歡英國的小酒館，喜歡街道和廣場的名稱等等每樣東西。我們感到十分難堪，原來美國人竟如此幼稚，水平如此之低。這真是一篇可怕的文章。當時我對邁克（喬斯爾森）說：“德懷特真是代表大會的阿喀琉斯之踵。”拉斯基不無得意地總結說：“我算是說對了。”9
但是，麥克唐納的罪名遠不止於把“格羅夫納廣場”念錯了。作為當代美國的批評家，這篇文章肯定是有它的不足之處的。正如這篇文章帶驚歎號的標題所顯示的那樣，他對美國價值觀的抨擊，與其說是嚴肅的論證，還不如說隻是一些感性的直覺。文章將美國與英國和意大利所作的比較，犯了羅曼蒂克的錯誤，美化了外國的文化。盡管如此，這篇文章還是非常符合實際的，作者利用了翔實的資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文章觸及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麵麵，而這些領域正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宣傳家所必須予以關注的。麥克唐納動手鞭打每條神牛(7) 時，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好像從某處看到了一份詳細列有美國消極麵的單子，而這些消極的東西卻正在被美國秘密幹員們吹得天花亂墜。他譴責泛濫成災的物質主義，而精神建設則相形見絀；他批評了暴力犯罪，鋪天蓋地的廣告牌，文學批評缺乏鑒賞力，種族歧視盛行。他攻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個“偽善的老油條”，是美國粗俗和虛偽的完美典型；亨利·魯斯是一個強盜式的童子軍；副總統尼克鬆在委內瑞拉的行為愚不可及（他為此而不斷受到嘲弄並不為過）；總統艾森豪威爾是一個佩槍的反動派；福特汽車公司的副總裁喬治·沃克的行為像是一個“東方的君主”；美國的工會對公共關係的興趣超過了對階級鬥爭的興趣，其領袖大衛·杜賓斯基和沃爾特·魯瑟（Walter Reuther）這兩個“該死的也太善良了”。10麥克唐納關於當代美國的罪惡還可以無限度地列舉下去。他對美國腐朽的最高統治的敵視使他對這個國家的憎惡達到新的高度：“當有人聽說歐洲人對歐洲的美國化嘖有煩言時，他就希望這些人能到美國來逗留幾個星期，體驗一下這裏的真實情況……即使是蘇俄人，盡管他們殘酷無情，也從不掩飾其意識形態，他們與別人的共同語言也比我們多。”11
克裏斯托爾盡管覺得這篇文章“十分可笑”，但還是同意發表，因為斯蒂芬已經接下了稿子，他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這邊剛剛接下這篇稿件，巴黎辦事處已經拿到了一份拷貝。巴黎方麵立即要求斯彭德和克裏斯托爾不要發表這篇文章，並且提出了警告，說弗萊希曼已經發話，認為這篇文章會傷害代表大會，以致影響代表大會對雜誌的財政支持。克裏斯托爾後來聲稱：“我很容易就同意不發表這篇文章，因為從一開始我就不喜歡這份稿件。但是斯蒂芬稍有抵製情緒。不過最後我們還是（對巴黎辦事處）說，如果這篇文章真的會使你們為難，我們可以不發表。後來德懷特的文章在別的刊物發表了，他對這種所謂的文字審查頗有怨言。我這一輩子曾在多家雜誌任編輯，退稿的事情多有發生，但我從來都不認為這是文字審查，退稿不等於文字審查。”12
要通知麥克唐納，說明這篇文章如果不作相當大的修改，怕是不能發表，這件事落在斯彭德頭上。於是斯彭德說，在重讀這篇文章之後，他覺得文章內容是片麵的，而且也過於尖銳。他又加了一句說，納勃科夫讀了這篇文章，“感到十分不安”。麥克唐納聽說“這位國際民主文化組織的秘書長和祖師爺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對《邂逅》雜誌的編輯們提出“忠告”，不禁怒火中燒，並建議“斯蒂芬歐文尼古拉斯邁克(8)或任何有權作決定的人，最好從現在起，一接到‘有爭議的手稿’就立即向巴黎辦事處請示，這樣就可以馬上知道他們是怎麽想的。”13從這件事的實際情況看，這些編輯們正是這麽幹的。
由於麥克唐納拒絕對文章作出任何修改，這篇文章終於被砍掉了。這篇文章經過了接受——拒發——再接受——再拒發的過程，對於這件事，斯彭德在他去世前不久接受采訪時曾說：“我為這件事感到很難過。由於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對我們施加壓力，使稿件不能在《邂逅》雜誌上發表，這是唯一的一次。這絕對是唯一的一篇文章。當這篇文章出現麻煩時，我確實認為這篇文章有點愚蠢。我還想，如果當時我仔細讀一讀這篇文章，我是會要求修改的，否則我就把稿件退回去。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確是一件我感到十分遺憾的事。因為我想，即使我仔細讀了而我也確實不喜歡這篇文章，我仍然應當堅持發表這篇文章，理由就是我們已經接受了這篇稿件，而拒絕發表的原因僅僅是由於這篇文章是反美國精神的，否則，我可以此為由辭去編輯職務。”14
但是，對這件事進行幹預的，不僅僅是巴黎辦事處。據戴安娜·喬斯爾森（她認為這篇文章總體上是振聾發聵的）說，這是“中央情報局幹預編輯事務唯一的一次，邁克爾為此作了頑強的鬥爭，但他失敗了。”15那麽中央情報局是怎樣事先知道有這麽一篇文章的呢？如果按照與此事有關的人一貫的理解，代表大會的出版物是不經過中央情報局預先審查的。那麽他們是怎樣獲悉麥克唐納文章的消息的呢？喬斯爾森是收到過《證言》的樣稿的，至於《邂逅》雜誌，至少也要把目錄送給他。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他不會把這篇火藥味很濃的稿件送給他的華盛頓上司。喬斯爾森一直是排除中央情報局的幹擾、喜歡獨立處理問題的。他對代表大會隸屬於中央情報局這件事越來越感到氣惱。盡管如此，《美國啊，美國！》這篇文章確實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的走廊裏傳來傳去。最可能的是，該文是通過中央情報局駐代表大會的項目官員傳過去的（當時，此人便是李·威廉姆斯）。
如果說，這篇文章僅僅錯在它屈從於廉價的反美主義，那麽為什麽中央情報局還要竭力壓製這篇文章，乃至不惜犧牲它稱之為“最寶貴資產”的《邂逅》雜誌的聲譽呢？無疑，這樣做是利用一個天賜良機來考驗一下《邂逅》雜誌的忠誠，來消除有些認為這篇文章並非批評美國失敗的觀點。而且當時有些批評家說這本雜誌唱的調子有點不對路，正好趁此機會糾正一下。是不是這樣呢？說得更確切些，如果大家都說這篇文章的內容十分可笑，那麽除了有損於作者之外，還會對誰造成損害呢？
事實同戴安娜·喬斯爾森的回憶恰恰相反，喬斯爾森就反對發表這篇冒犯美國的文章。他稱這是“我讀到過的文章中反美情緒最露骨的一篇”，說這篇文章“隻適合發表在（蘇聯的）《文學報》上。”16他知道此舉“很可能激怒麥克唐納，以致他揮起大棒，公開地攻擊我們，但是我已準備好對付他的攻擊。”砍掉這篇文章的決定上到處留下了他的指紋。發表這篇文章會使《邂逅》雜誌在華盛頓的名聲受到相當大的損害，讓人覺得喬斯爾森手下也不乏變節分子，這樣一來他的信譽也有受損的危險。17
美國秘密機關中有那麽一批強硬派，他們一直認為建立國際組織處是犯了一個“華而不實的錯誤”，對於支援並培植一批所謂的“朋友”或觀點相同的個人和組織的想法，他們是嗤之以鼻的。對於這些強硬派來說，麥克唐納這一巴掌正好拿來作為證據。威斯納的副手、後來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理查德·赫爾姆斯對此就持懷疑態度。有一次他曾對一個眾議院的特別委員會說，“一個秘密行動指揮者……必須受過特殊訓練，一定要認識到他手下的特工並非都是那麽誠實可信，除非他把這些特工的肉體和靈魂都掌握他手中，他才能指望他們不折不扣執行指示，如實地向他匯報情況。”18中央情報局的雇員中的任何人想要馴服這個出了名的桀驁不馴的麥克唐納，看來都會做出蠢事。
所有這些論點都構成了砍掉麥克唐納文章的真正原因。反美情緒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僅限於此的話，本來也許可以用大事化小的方式予以容忍的。但麥克唐納決定用一篇準確性很高的長文來結束他的攻擊。這篇文章將一份有關朝鮮戰爭中美國戰俘行為的報告內容作了一個總結，這一步他就走得太遠了。這份報告是美國陸軍呈送的。上年秋季，尤金·金基德（Eugene Kinkead）在《紐約客》上發表過這份報告的摘要。報告是對美國戰俘的行為作出的致命判決：戰俘們“經常變得無法管理。他們拒絕服從命令，他們咒罵、有時甚至毆打企圖執行命令的軍官……在寒冷的冬夜，因患痢疾全身無力的兵士被自己人扔到茅草屋外，讓他在外麵凍死。”一個普通的士兵一旦“沒有藥吃，沒有鋥亮的恭桶，似乎就不知所措了。”19最要命的是這份報告表明是在高層合作下為了灌輸某種思想而撰寫的。陸軍居然把這份報告公之於眾，從而使政府的宣傳家們經曆了一場噩夢，實在不可思議。20
麥克唐納的文章中列舉了這類資料，在《邂逅》雜誌上發表遭到官方的否決是在意想之中的。正是最後的這一部分引起了麻煩。然而，多年以後，當時直接與砍掉麥克唐納文章有關的人當中，沒有一個能想起金基德的問題。歐文·克裏斯托爾說：“我不知道在朝鮮戰爭後期美國士兵的士氣是否崩潰了。而且，如果真的士氣喪盡，德懷特也不會知道。他對朝鮮戰爭了解多少？他一直坐在紐約為《紐約客》寫文章，他對朝鮮戰爭一無所知，他也從來沒有去過朝鮮。我想他也從來沒有到美軍的一個團去訪問過。關於美軍下層中的不滿情緒，我什麽都不知道。我也不記得德懷特的文章中談到過這個問題。”21
同樣，當梅爾文·拉斯基被問及此事時也說什麽也不記得了。斯蒂芬·斯彭德也不記得。戴安娜·喬斯爾森同樣也不記得。這件事隻能被列入曆史謎團之中了。克裏斯托爾的失憶特別值得注意：當克裏斯托爾1958年10月寫信詢問喬斯爾森時（此時，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已在比《黨派評論》更左的刊物《歧見》Dissent上發表了），克裏斯托爾已經離開倫敦到紐約為《報道者》工作了，他說，“至於那篇暴露狂寫的文章，你和斯蒂芬接下了稿子，從一開始就犯了錯誤。你可能還想得起來，你曾讓他改寫，把已經發表在《紐約客》上有關朝鮮的那一部分刪掉。他沒有照你說的做。”221959年，克裏斯托爾仍然沒有從金基德引起的這一場爭議中擺脫出來，在一次電視辯論中，他對金基德本人當麵進行了抨擊，23此舉受到喬斯爾森（難得的）讚揚，而喬斯爾森也因此成了《報道者》的一名新的熱心讀者。
本來是說中央情報局支持而不操縱，但是由於砍掉了麥克唐納的文章（由於此文此前已經在其他刊物上發表過了，後來再發表在《當代》上作為彌補也為時已晚），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就成問題了。駐代表大會的項目官員李·威廉姆斯聲稱：“我們支持該刊，是想提供一個載體，借以弘揚西方價值觀，並在刊物上進行自由而公開的辯論。我們並沒有指揮他們做這做那。那樣做是違背美國傳統的。不過這並不是說討論的問題中沒有我們感興趣的題目，但是我們並未授意……我們沒有把我們的意思強加於任何人。我們認為應該讓事實說話，讓對話繼續進行下去，讓不同的意見有一個地方可以自由表達。從來沒有說過‘你應該這樣想’，‘你應該刪去這句話’，或者‘你應該發表這篇文章’。這完全不是我們的作風。”24威廉·科爾比也強烈地否認他們想把《邂逅》雜誌變成中央情報局“用美元做成的傳聲筒”。他說：“中央情報局沒有強行控製的意思。我們給予支持，但不發號施令讓他們做什麽。你可以坐下來，像好朋友似的討論某句特定的話能不能說明問題。如此而已。華盛頓不發話。莫斯科才這樣做。華盛頓不做這樣的事。”25
中央情報局和受其資助的知識分子都盡力為這種利他主義的神話進行辯解。但是麥克唐納事件卻說明真實情況並非如此。賈森·愛潑斯坦說：“中央情報局聲稱它資助的是言論自由。這當然不是真話。當德懷特·麥克唐納為《邂逅》撰寫了那篇文章時，該刊的編輯根據他們所知的（代表大會的）立場拒絕發表這篇文章。這件事與促進言論自由是背道而馳的。（中央情報局）推動的是一項政策和一條政治路線。這就是它花錢的用意，也是它想從中得到的東西。自由言論與此毫不相幹。”26麥克唐納本人則將納勃科夫和喬斯爾森比作“梅特涅(9)式的出麵人物”。他用冷冰冰的語氣說：“你會認為美國就是委內瑞拉，還將此視為國家的驕傲。一個號稱文化自由的‘代表大會’居然進行文字審查，更是妙不可言！”27美國社會學家諾曼·伯恩鮑姆（Norman Birnbaum）趁此給代表大會寫了一封公開信，認為代表大會向《邂逅》雜誌下指示撤銷麥克唐納的文章是一種“專橫的行為”，充分表明代表大會言行不一：“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幾年來一直在使教育知識界要認識到自由的不可分割性。說得對，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為爭取自由而奮鬥。延伸開來就要同無數的教條主義和小暴君作鬥爭，顯然其中也包括代表大會自封的一批鬥士們。”28伯恩鮑姆進而指責代表大會將“自由”屈從於美國的重大外交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大會似乎讚成斯大林主義對真理的觀點，那就是真理必須服務於黨的利益。”29
代表大會受到指責，說它玷汙了它揚言要捍衛的事業，這個打擊是很沉重的。喬斯爾森深感痛苦，但仍堅信手段必須服從目的。對於有人指責說代表大會聽從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艾倫·韋爾什·杜勒斯的敕令，他卻感到不知所措。1958年4月他寫了一封信向麥克唐納解釋整個事情的經過，他完全回避了這一指責。這是一封避重就輕毫無說服力的信，信中說：“你必須明白，歐文和斯蒂芬也要吃飯的，正如你寫文章也要拿稿費一樣。《邂逅》雜誌要以最合適的身份說它該說的話，這樣才能不致自毀前程。”30麥克唐納在回信中是這樣說的：“隻要是對美國生活方式表現出大不敬的文字，一概從《邂逅》雜誌上撤下來，這是因為一些身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麥迪遜大街上的慈善家為此可能不再供養。這也未免太可憐了。”31
尼古拉·恰羅蒙特在《邂逅》雜誌第二期中宣稱：“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不要降低自己的品格，勇於揭露虛假的東西，拒絕將‘有用的謊言’稱為真理。”一方麵，對於揭露共產黨政權為維護其政權而散布的謊言，《邂逅》雜誌是從不動搖的；而另一方麵，在“意識形態的牢籠中”，它又從來不是自由的，它不得不服從變態的冷戰心理，那就是“為真理而撒謊”。32《邂逅》雜誌在眾多有爭議的熱點問題上保持沉默，使用過多的外交辭令，對於偽劣產品采取三緘其口的態度。這樣，《邂逅》雜誌就拋棄了西方哲學中最寶貴的東西——自由思想和獨立行動，結果隻能是見風使舵。
有人說，“一篇雜誌的文章說了什麽就說了，任何人都會自己去研究它的論點並表示不同意見，這不是什麽暗箱操作的事。”33可是《邂逅》雜誌反常地保持沉默，小心翼翼地把底細掩蓋起來，而且把一切不利於其幕後支持者的材料一律排斥在外，恰恰表明真實情況與上述的說法正相反。一位曆史學家說：“關於《邂逅》雜誌獨立性的關鍵問題不在於華盛頓是否通過電報向編輯發指示，首先在於編輯是由誰挑選的，由誰來為‘負責的言論’劃定明確的界線，在這個範圍之內哪些不同意見可以探討而不犯禁令。”34賈森·愛潑斯坦同意這一論點，他解釋說：“問題不在於收買或排斥個別作家和學者，而是專斷、人為地確立一種價值體係，根據這種價值體係推出一批學術界人士，任命一批雜誌編輯，向一批學者發放津貼、發表他們的著作而無視他們在學術上是否真有成就（這種情況是有的），唯一的根據就是看他們是否順從而忠誠。”35
喬斯爾森對於《邂逅》雜誌一直是事必躬親的。最初的封麵是由他選定的，他審閱並修訂了最初幾期雜誌內容的目錄，並從編輯那裏收到雜誌內容的預報。當雜誌的水平有所下降時，他要責備編輯們，不斷地引導他們考慮發表哪些文章或哪些問題需要加以討論。有時他似乎是在下命令，比如，他附上一篇關於代表大會1955年1月在仰光舉行的亞洲會議的新聞報道，直截了當地告訴克裏斯托爾：“《邂逅》要報道這次會議，切記。”36有時則有點開玩笑的味道，比如，“致以新年祝願，希望《邂逅》對和平共處這個問題開展一次真正一流的討論。我們的許多朋友，包括馬格裏奇和歐文·布朗，均有同樣的祝願。”37或者敦促斯蒂芬為新一代美國作家如索爾·貝洛、J.D.塞林格（Salinger）、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雪莉·安·格勞（Shirley Ann Grau）等開辟文學專頁。或者建議克裏斯托爾發表一篇書評，評論喬治·帕德莫爾的《泛美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我想《邂逅》發表一篇由‘我們的’人撰寫的這本書的評論至關重要。”）38對於《證言》雜誌，喬斯爾森也如法炮製，以致經常讓編輯弗朗索瓦·邦迪感到光火。1952年6月，實際上邦迪已經以辭職相威脅。如果執行委員會在他缺席的情況下繼續討論有關《證言》的政策，甚至聲稱執行委員會有權向雜誌就編輯工作發指示的話，他就辭職不幹了。
同樣，喬斯爾森也竭力保護各家雜誌，使之免遭中央情報局的幹預。但是要說砍掉麥克唐納的文章是《邂逅》雜誌曆史上唯一的一次也是站不住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就可以推斷《邂逅》雜誌的內容都是符合中央情報局需要的，由此也可以推斷它並無使用否決權的必要。一位評論家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雇主與雇員之間不可避免的關係，這種關係使雇主的意圖在雇員的行動中並不明顯地體現出來。”39但據湯姆·布雷頓提供的情況，此前中央情報局至少有一次攪進了有關稿件的麻煩。他說：“我們同《邂逅》雜誌之間不時要出現一些麻煩。我當時經常說，‘他們要發表什麽文章，我們不要去管他們。’但是有一次卻是事關外交政策。拉裏（德諾夫維爾）送來一篇有爭議的稿件，我們不得不加以否決。我想這篇文章大概與美國對華政策有關吧。《邂逅》原定要發表一篇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為此我們在辦公室裏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於是我們上樓去找艾倫·杜勒斯，他不想介入此事，簡單說了聲‘你們看著辦’，一推了之。我們終於砍掉了這篇文章，對於這件事我深感內疚。”40
當時負責與德諾夫維爾聯絡的是蒙蒂·伍德豪斯，他對“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砍掉稿件是一清二楚的，但我從不知道有什麽指導原則白紙黑字地寫入規定之中。”41伍德豪斯不記得萊斯利·菲德勒關於羅森堡夫婦的文章在發表前是否經情報機關審閱，但是看來，凡是涉及美國外交政策至關重要的領域發生了爭議，勢必會引起中央情報局的重視。
布雷頓提到的那篇文章1954年7月28日由斯彭德從倫敦送到了喬斯爾森的辦公桌上。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她是《紐約客》的一個很特殊的撰稿人，無可爭議的中國問題專家（她在30年代和40年代曾住在香港，約瑟夫·艾爾索普1941年訪問香港時，她一定要帶艾爾索普去一個鴉片煙館。1942年日本人侵占香港後，他們兩人被拘禁在同一個集中營裏）。喬斯爾森回信說他“覺得此文實在駭人聽聞，肯定會得罪英國人。我現在就將此文送交尼古拉斯和弗朗索瓦，在此件寄到之前就打電話給你或歐文。”42兩天後，納勃科夫寫信給克裏斯托爾和斯彭德：“在談埃米莉·哈恩女士這篇文章的事之前，我想先重申一下我們在創辦《邂逅》雜誌時在商談中取得共識的一些原則，此後我們在不同的會議上也同意過這些原則。我們同意所有事關有爭議問題的文章在發表前不得讓任何外麵的人看到。我們同意《邂逅》雜誌的基本政策之一是努力增進英國和美國之間的了解，所有政治問題都應該經過盡可能高的層次討論，以便一旦發生爭議不至於傷害大洋兩岸的民族感情。我們都看了哈恩女士的文章……我們大家都作出了否定的反應。我們覺得哈恩女士在闡述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時，其觀點是錯誤的、表麵的，而且也是草率的。我們覺得哈恩女士的文章無論在風格上、語氣上和內容上均有攻擊之嫌。”43邦迪同意納勃科夫的意見，說這篇文章中充斥著“歇斯底裏的謾罵”。
納勃科夫在指出這些歇斯底裏的謾罵之處後，問道：“那麽下一步怎麽走呢？……我們建議你們設法讓哈恩女士保證將文章進行改寫，改寫後應當完全改變文章的調子，把那些最傷人的段落全部刪除。除了哈恩女士之外，你們還要約定另一篇文章來論述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觀點，這篇文章要站得高，具有權威性，文字要簡練。如果這一點做不到，我們認為應該撤掉哈恩女士的文章，以後再提到這個重大問題時，那時要請幾位更負責任的人來寫文章，要代表美國的觀點。”44
這一忠告也許還不夠分量，為了有備無患，8月18日，新任代表大會副秘書長的中央情報局特工沃倫·曼舍爾親自出麵，提出了一長串此文的修改方案。他寫道：“我們這裏的人一致同意發表此文是不明智的。如果你們已作出的承諾不可改變，因而這篇文章不得不發表的話，那麽下列各節必須改寫，這是發表這篇文章的最低條件。”45下麵便是一長串的必須修改的段落，曼舍爾還親筆寫下了詳細的說明。但是，他還叮囑編輯們再斟酌一下，提醒他們，“這位哈恩女士很可能徹底毀掉我們”。這篇文章再也沒有在雜誌上發表。撤掉哈恩文章的理由是什麽，《邂逅》的讀者和撰稿人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後來卻成為指責《邂逅》雜誌一個憑證，認為在這本雜誌上，“凡是對蘇聯不利的東西就充分渲染，而對美國不利的內容就盡量衝淡”。46
(1)阿喀琉斯之踵，出自希臘神話，喻意“致命弱點”。
(2)托斯卡納（Tuscany），意大利中部大區。在佛羅倫薩統治時期，為文藝複興中心。19世紀前半葉，以政府進步和享有較多自由聞名。1861年正式並入意大利。
(3) “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拉丁文，美國的銘言，既指合眾國的要旨，又號召這個移民國家團結一致。
(4) 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1922—1994），英國劇作家，因所著《憤怒的回顧》使他成為第一個“憤怒青年”，即二戰後英國文學界憤世嫉俗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其實他們鄙視的是傳統門第、等級觀念和知識精英，其立場與麥克唐納恰恰相左。
(5)聖詹姆士區（St. James' area），倫敦聖詹姆士宮附近的一個富人豪華住宅區。
(6) 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紐約一個作家和藝術家聚居地。“一戰”後，一批從歐洲回來，充滿幻滅感的知識分子在這個當時生活水平較低的地區定居下來。
(7) 神牛（sacred cow），原指印度視牛為神，借指不可批評的事物。
(8)這裏麥克唐納造了一個詞“Stephenirvingnicholasmike”，將有關的4個人的名字組合在一起，含有“……之流”的諷刺意思。
(9)梅特涅（Metternichs，1733—1859），奧地利政治家，曾任奧駐德大使和奧地利首相。他鼓吹消滅流傳於德意誌的進步思想，慣於將個人意誌強加於人，成為壓迫與反動的象征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