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當蝦米學會了吹口哨(1)

自由這個詞已經成為毫無意義的套話。哼哼派(2)稱：“並非所有的自由社會都像它看上去那麽自由。”懷疑派說：“自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

——德懷特·麥克唐納，1956年

“親愛的聽眾們，請注意！請注意！現在播送匈牙利作家聯合會告示……這裏是匈牙利作家聯合會。全世界的作家們，科學家們，所有的作家聯合會，科學家協會，世界全體知識精英們，我們請求你們的幫助和支持。時間緊迫。這裏發生的事情你們都了解，不必向你們提供專門的報告了。請幫助匈牙利。幫助匈牙利人民。幫助匈牙利作家、科學家、工人、農民以及我們的知識界。務必幫助，幫助，幫助。”

1956年11月4日，星期日。上午八時零七分，布達佩斯電台播完這篇通告後沉寂無聲了。蘇聯軍隊在夜幕掩護下開進了匈牙利首都，開始野蠻地鎮壓十月起義。當蘇聯的幾個坦克師隆隆開過布達佩斯市中心大街時，蘇聯似乎在懲罰全世界，因為全世界傳播了斯大林主義死亡的壞消息。斯大林主義真的死亡了嗎？不。斯大林主義萬歲。

整整10年，美國為“歐洲受奴役的國家”的解放進行謀劃，分析，搜集情報，製定戰略。到頭來，在蘇聯顯示力量時，美國現在卻紋絲不動，顯然是驚呆了。11月11日，馬奈·斯珀伯苦澀地寫道：“匈牙利的革命者帶著絕望死去了。他們感到絕望是因為自由世界隻願同他們分享勝利的喜悅而不願與他們共同戰鬥。”1但是就在那時，英、法、以色列入侵蘇伊士，麵對兩次顯然同樣性質的帝國主義侵略，艾森豪威爾發現自己在道德上深深陷入了泥淖之中。

美國之所以癱倒而動彈不得，不僅是蘇伊士問題：多年來，美國的戰略家和最高情報機構一直在為發生匈牙利事件這種起義進行謀劃，但是一旦真的發生了，卻如同一場夢，一次不真實的遊戲，一切謀劃在現實麵前竟全無用處。中央情報局自以為自50年代初以來它就一直在密切觀察匈牙利的局勢，把匈牙利當作“行動重點”，結果還是稀裏糊塗。勞倫斯·德諾夫維爾在1954年曾被派往自由歐洲電台工作。他還記得在他到任的第一個月，他曾向自由歐洲電台的人提過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個穿著雨衣的人跑到這裏來問我們：‘我們一直在收聽你們的廣播，現在我們準備發動一場革命，行嗎？’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麽辦？他們在一次董事會的特別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結果是不知道該怎麽辦。全是‘紙牌屋’(3)，我實話告訴了他們我的看法。他們隻顧想他們是在做好事，但實際上根本沒有進行實在的謀劃。事到臨頭，結果是手足無措。”2

在十月起義期間，自由歐洲電台一再為起義打氣。有人說，電台甚至答應給予武裝支援，但是中央情報局過去和現在一直堅決否認。據德諾夫維爾說，中央情報局沒有資格否定這樣的事，因為，雖然難以置信，但它確實不知道電台的匈牙利文組究竟播送了一些什麽內容。他解釋說：“整個事情都是虛假的，全是靠不住的騙局。自由歐洲電台定期向華盛頓和慕尼黑呈報其工作指導原則，但這都是糊弄人的事。因為電台本身就不按自己製定的指導原則辦事。再說，美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一道作出過有關監聽和翻譯東歐廣播的安排，但是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沒有人翻譯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內容，所以華盛頓根本就不知道他們自己的電台播送了什麽內容。中央情報局本不該否認匈牙利語廣播的內容，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實情。”3自由歐洲電台匈牙利語廣播在1956年10月那些重大時刻的廣播文字稿從來就沒有找到過。

現實表明匈牙利十月革命已經失敗，成千上萬的匈牙利人為逃避蘇聯人暴力性的報複，紛紛逃往奧地利。在越過邊境後，大多數人湧向維也納。美國人再次對此毫無準備。喬斯爾森寫信給福特基金會的謝潑德·斯通，警告說，“難民的狀況似乎已經達到不可容忍的混亂狀態。我們駐維也納的辦事處以及最近幾天從那裏回來的人都談到，如果不立即采取重大措施，災難已迫在眉睫。”4弗蘭克·威斯納當時也在維也納，他是從華盛頓及時趕到這裏來親眼看一看這次失敗革命的殘渣碎片的。威斯納的情緒變得十分壓抑，以致他狂飲不止。當他啟程前往下一站羅馬的時候，當地中央情報局的人不得不想方設法使他從宿醉中清醒過來。在雅典，他吃了些生蛤蜊，結果染上了肝炎，發高燒，說胡話。那年秋天，他一直情緒不穩，他的家屬和朋友認為他之所以最終降為艾倫·杜勒斯的第一副手，原因就在於此。他變得越來越煩躁不安，越來越不理智。1958年他的神經崩潰了，從杜勒斯的第一副手又降為一般的副職。5

梅爾文·拉斯基也很快趕到現場，來往奔波於維也納和匈牙利邊境之間，情緒十分激動。威斯納在一個猶太人私人花園別墅裏找到他時，他興奮得滿麵紅光，對於預言兌現感到十分滿意。他後來愉快地回憶道：“是啊，匈牙利幫我們把事情辦了。我的意思是你一文錢也不用花就成功了。匈牙利事件說明分析是正確的，不，應該說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那就是極權主義不是別的，一場鬧劇而已。它把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這個主題穩穩當當地放進了議事日程。”6弗裏德裏克·托伯格也同他們一起幹起來，他的《論壇》辦公處成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匈牙利運動的總部，拉斯基成立了一個登記處，專門登記從匈牙利逃出來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為他們在歐洲各大學裏找到安身之地（每天要安排15人）。他還開始編輯（在自由歐洲電台和美國之音的朋友協助下）一本文件匯編《匈牙利的革命》，這是一本白皮書，在英國由賽克-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在美國則是由普雷格出版社出版。

在巴黎，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幹得很出色，它在豪斯曼大街的辦公處裏擠滿了人。約翰·亨特說：“這真是緊張而又充滿**的時刻。此情此景令人感到極為振奮。我們在那裏就是應該做這樣的事。”7那時，亨特剛在幾個月以前來到巴黎的代表大會工作。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動員其廣泛的關係和附屬機構網絡一起行動，由代表大會協調各種公開的抗議活動，地區十分廣泛，從聖地亞哥到丹麥，從黎巴嫩到紐約，從孟買到漢堡，都舉行了抗議活動。在瑞典，當地的委員會說服了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向布爾加寧元帥發了一份簽名電報。美國委員會組織了一次群眾聚會，凱斯特勒和西洛尼都參加了；他們想讓海明威也參加，曾打電報給喬斯爾森，請他幫忙找到海明威的下落，喬斯爾森回電稱“海明威也許在歐洲某地，地點不確。”到了1957年1月，巴黎已報告說“各全國委員會的行動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協調一致，這樣強大有力。”8

匈牙利危機的另一個結果是成立了匈牙利愛樂樂團。這個樂團是喬斯爾森發起建立的，音樂總監是安塔爾·多拉蒂（Antal Dorati），指揮是佐爾坦·羅茲尼亞伊（Zoltan Rozsnyay）。蘇聯坦克開始炮擊匈牙利首都時，羅茲尼亞伊就與上百名布達佩斯交響樂團的成員一起逃到了維也納。這個樂團拿到的首筆捐款就達70000美元，後來成為文化冷戰的一件強大武器，至今樂團尚舉行巡回演出。

但是，最令喬斯爾森和他的“知識分子突擊隊”感到振奮的一件事也許是薩特公開抨擊共產黨，聲稱蘇聯領導集體“雖然譴責過斯大林主義，但與之相比，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薩特於1956年11月9日在《快報》上撰文，譴責蘇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12年中執行的政策是恐怖和愚蠢的政策”，“無保留地譴責（蘇聯）對匈牙利的幹預”。他把特別強烈的抨擊留給了法國共產黨，他宣稱：“不可能而且永遠不可能與那些現在領導法國共產黨的人恢複關係。30年來，這些人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和僵化。他們的反應表明他們完全是一批不負責任的人。”9代表大會將薩特的聲明印製了數千份，連同加繆的聲明一起廣為散發。加繆威脅說，如果聯合國不通過決議，責令蘇聯軍隊立即撤離匈牙利，他將領導一場運動對聯合國進行“杯葛”；如果聯合國不答應這個要求，他將“公開譴責聯合國的破產和失敗”。喬斯爾森高興地說：“看來法國知識分子轉向了，先後次序是共產黨員、同路人、進步分子、反共主義分子，現在輪到反共的共產主義分子了。”10共產黨支持的路易斯·阿拉貢領導的“作家全國委員會（Comité National des Ecrivains）”終於垮台了，現在可以有把握地說，“共產黨‘神話’已經破產了。”但是他也注意到，“法國社會黨如果不是因為對埃及的幹預中運氣不好，本來是可以利用這一局勢大撈一把的。”11

喬斯爾森從蘇伊士衝突中又悟出另一條真理。有一次他對記者說：“如果歐洲不想屈服的話，那麽它必須擺脫對中東石油資源的依賴。加強科學研究，以其他能源來取代石油，可能就是一種解決辦法。”12具體地說，喬斯爾森指的是核能。試圖讓人們接受原子能，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點。1952年，C.D.傑克遜在他的工作檔案裏記下了以下的話：“《生活》雜誌上戈登·迪恩（Gordon Dean）的一篇文章說，消除美國在投擲原子彈問題上複雜的犯罪感正在取得進展。”13C.D.傑克遜也積極參與了艾森豪威爾1953年12月8日在聯合國發表的著名演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起草工作。在這篇講話中，總統建議單方麵削減原子武器，並提出了將原子能從軍用轉為民用的途徑。C.D.傑克遜是從來不會錯過宣傳機會的。1954年2月，他向弗蘭克·威斯納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將艾森豪威爾的提議加以擴展，使之包括“宣布一項在柏林建造第一座原子反應堆的計劃”。C.D.傑克遜說，這樣做“既有實際意義，也有宣傳效果。柏林使用的燃料，無論是固體的還是**的，每一盎司都必須經過蘇聯領土運來。雖然我們自己有一些能源儲備，但是一旦發生封鎖的情況，事情就嚴重了。”14他論證說，一座原子能發電廠“就能滿足這座被圍困城市的能源基本需求”。“在德國人和蘇聯人相互對立的情況下，其宣傳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就宣傳而言，甚至不必“真的作出決定並動手建設發電廠。隻要把這個想法透露出去就可以了。也可以派一個考察組，在柏林到處走動，似乎在選擇一個適當的廠址；可以把一塊廢地用圍欄圈起來，立一些神秘的標誌，並派警衛守護；至於該項目本身，則暫時可以停留在傳聞階段；就柏林居民和蘇聯觀察家而言，這樣做一下，同實際執行項目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15

喬斯爾森可不具備馬基雅維利式的推論能力。他真的被艾森豪威爾的“鑄核劍為犁”(4)16的論點打動了。他的動機是真誠的，也許還有一點天真。他在寫給納勃科夫的信中說，“原子能的利用將使人類和社會的命運和前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我仍然堅信，這也將是馬克思主義的天鵝之歌(5) ，同時也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新的哲學和社會學的基礎，正如工業革命為馬克思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一樣。”17喬斯爾森對艾森豪威爾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議舉雙手讚成，把它奉為“天才的一筆”，所以他非常熱心地通過代表大會的刊物推動這一理念的實現，但是他在一片冷漠中碰壁了。1954年1月他對德諾夫維爾說：“我為《證言》雜誌組織一係列文章，竭盡全力來推動（艾森豪威爾的）這個倡議，以此來引導歐洲的其他刊物也來響應。唉，沒有想到法國3位著名的非共產黨科學家都以某種理由表示不讚成……一個好的想法通常都不能加以充分利用，僅僅因為人們太懶惰或太忙碌或者幹脆對之嗤之以鼻。”18喬斯爾森在信的結尾寫道：“但是對於某些相當絕望的歐洲人來說，倒是可以在他們身上注入一點新的希望和信心。如果你有什麽看法，請不要放在自己肚子裏不說出來。”19

接下來發生的這件事讓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背後的秘密機關是如何操作的。喬斯爾森的信被送交白宮的C.D.傑克遜，傑克遜又將信轉給中央情報局的特蕾西·巴恩斯，並建議請威廉·泰勒捉刀，“把這封信改為某個適當的大科學家的作品”。泰勒是美國駐巴黎大使館的公共關係官員（他在使館的許多職能表明他的公共關係官員身份隻是一種掩護）。傑克遜說：“泰勒除了能用無懈可擊的法文寫學術文章外，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因為他多次參加了這篇講話稿的修改工作，所以他對這篇講話的哲學思想是了如指掌的。”傑克遜讓巴恩斯把這個想法“立即回告喬斯爾森，此事須作為急件處理，因為下一期的《證言》雜誌截稿在即。”20

正當喬斯爾森在醞釀他的計劃，打算把利用核能的歐洲在民主自由的背景下聯合起來之時，德懷特·麥克唐納剛被聘為《邂逅》雜誌的編輯。受該雜誌的派遣，他到了埃及，在那裏他目睹了西方帝國的惡劣行徑。據麥克唐納的一位朋友說，他看上去就像一個瘋狂的舉著捕蝶網的教授；那時他處於事業的高峰，他剛完成了為《紐約客》撰寫的關於福特基金會的長篇特寫，又有機會為《邂逅》這樣的高水平刊物工作。但是他在開羅卻沒有激起寫作任何報道的衝動。當聽到一顆炸彈就落在他的旅館附近的一座建築物上時，他就打點行裝躲到郊區去了，在那裏一連住了好幾天，和《邂逅》辦事處也沒有進行任何聯係。他在1940年曾因護衛蘇聯駐紐約領事館而遭逮捕，他把這件事當成趣聞描述了一遍，可現在他已經沒有胃口去冒險了，所以他從來也沒有跑到開羅以外的地方去看一看戰區的情況。拉斯基回憶說：“我們為他花了一兩百英鎊買機票，住旅館，指望他能寫出蘇伊士戰爭的分析報告，但是他寫的東西根本無法用。在那裏，他寫不出東西來，後來他回來了，還是一連幾個月坐在辦公室裏，寫不出任何東西。”21

任命麥克唐納為《邂逅》雜誌編輯，從一開始就有爭議。喬斯爾森對於克裏斯托爾的編輯工作一直不滿意，從一開始他們兩人在這本刊物應該辦成什麽樣子的問題上有矛盾。喬斯爾森認為克裏斯托爾對冷戰問題太不熱心，所以他一直要求加強該雜誌的政治內容。喬斯爾森有一次教訓克裏斯托爾說：“我們辦的不是普通的文化雜誌，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雜誌。我對你總是抓不住這一要領感到不安。”22（有一位評論家曾批評《邂逅》雜誌說，這是一本披著文化外衣的政治宣傳品，喬斯爾森的這番話差不多證實了這種批評是有根據的。）拉斯基一貫是同喬斯爾森意見一致的，他說：“50年代中期，《邂逅》雜誌對蘇聯和東歐集團事務關心不夠，我們為此感到憂慮。但是克裏斯托爾卻不想這麽辦。他對意識形態方麵的爭論有著一種神經質的、不自主的恐懼。”23盡管喬斯爾森不斷提醒克裏斯托爾，要他同巴黎舉行的一係列會議的精神保持一致，克裏斯托爾總是置若罔聞。到了1955年初，喬斯爾森已憤怒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用一種暗藏殺機的語氣給克裏斯托爾寫信說：“至今《邂逅》雜誌公開或陽奉陰違的抵製，從時間上說已經夠長的了。你要記住，在我們的執行委員會上，每一位委員對此都已取得一致的看法。現在已到了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時候了。”24從克裏斯托爾的回信中看不出有任何屈從的意思，他寫道：“大體上說，我必須按我的方式行事……如果你們對我的行事方式還是覺得不滿意的話，那麽總是可以找到最後解決辦法的。”25

正當克裏斯托爾對他的去職表示無所謂的時候，喬斯爾森已經進一步采取行動了。他悄悄地指示納勃科夫和拉斯基到處走一走，物色適宜的人選，請他們推薦一個人來取代原來的編輯。在這類事情上，他們總是征求艾賽亞·伯林的意見。艾賽亞·伯林推薦H．斯圖爾特·休斯（H.Stuart Hughes）。另一位是菲利普·霍爾頓（Philip Horton），此人為前戰略情報局成員，1947年又擔任中央情報局巴黎站站長，現在《報道者》（Reporter）工作。此時，斯彭德正忙於把克裏斯托爾攆走。“我想克裏斯托爾這個人過於爭強好勝，因此，每次作出決定，他都把它當成一次衝突來處理，在這種衝突中，他總想成為獲勝的一方，其手段是不同別人商量，如果這個決定是由他的對手提議的，他就想方設法加以破壞。”26斯彭德對喬斯爾森說上麵這番話就是讓他相信攆走克裏斯托爾無疑是有好處的。他說：“如果歐文走了，我們就可以討論那些立即可以作出決定的問題而不必像他在時成為無休無止的爭論。”27與此同時，納勃科夫的腦子裏也有另一名候選人。他寫信給他值得信任的朋友亞瑟·施萊辛格，問他是否可能技巧地探一探德懷特·麥克唐納的口氣，看他是否有意擔任此職。施萊辛格對此十分熱心。馬爾科姆·馬格裏奇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評論說，克裏斯托爾“是個挺好的人，但是在這個崗位上卻是個無用之人，他沒有能力做好這件工作。”但是他沒有說出拉斯基所說的克裏斯托爾“天生的充滿仇恨，他認為此人就像個沒有開化的野蠻人。”28

喬斯爾森答應他在紐約同麥克唐納商量，看他是否可能同意此議，1955年6月他在紐約與麥克唐納見了麵。他們一起相處得很好，不過喬斯爾森擔心麥克唐納的火暴脾氣在代表大會裏待不住。喬斯爾森還說他就像“一匹孤僻的狼”。當悉尼·胡克風聞有關這次會晤的情況時，他威脅說，如果任命麥克唐納為編輯的話，他要辭去執行委員的職務，說他會“把代表大會的老底端出來”。29在整個商談過程中，克裏斯托爾一直被蒙在鼓裏，當他終於獲悉正在考慮由麥克唐納接替他的工作時，他簡直不敢相信真有此事。他後來說：“這件事十分可笑，要知道麥克唐納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還是一個和平主義者！”30

1955年9月，代表大會組織的“自由之未來”討論會在米蘭召開時，這件事還沒有一個結果。1955年9月中的那個星期，代表們在下榻的飯店裏熱火朝天地搞著陰謀詭計。斯圖爾特·漢普夏爾回憶說，這次會議更多的是帷幕後麵的政治活動，而不是公開的辯論。（據漢納·阿倫特說，“辯論乏味透頂”。）當喬治·坎南在會上高唱“自由的戰略”（這是典型的坎南觀點，他認為自由如同外交政策，是需要作出戰略性安排的）時，悉尼·胡克的客房裏卻成為反對任命麥克唐納的中心。沿著過道很快就到了亞瑟·施萊辛格住的客房，那裏是麥克唐納的支持者集中的地方。漢普夏爾回憶說：“麥克唐納的任命遭到否決，主要是悉尼·胡克在起作用。在那次會上，我明顯地發現有一個無形的組織起著主導作用。德懷特·麥克唐納無疑是一個沒有準譜的人，你永遠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麽，說什麽，他們可不想接受這麽一個人。”31

但是施萊辛格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支持他，中央情報局也支持他。他們向喬斯爾森施加壓力，要求他同意接受麥克唐納，喬斯爾森隻得勉強同意。”32最後作出某種妥協。麥克唐納在《邂逅》雜誌工作一年，職務是撰稿編輯，而克裏斯托爾也繼續留位。喬斯爾森致函馬格裏奇向他就這一安排做了解釋。喬斯爾森說，他給克裏斯托爾“下了一劑重藥，言辭近於蠻橫，估計他的態度會有所轉變。”33但是幾個月之內，這種期望就落空了。他對別人的攻擊照舊，以致喬斯爾森怒氣衝天地寫信給他說：“你再不要把脖子伸出來，否則我就把你的頭咬下來。我真弄不懂，你怎麽就連對編輯的批評和原則問題都分不清呢？”34喬斯爾森私下裏對丹尼爾·貝爾坦言：“我有時覺得隻有當蝦米學會吹口哨，歐文才會改變他的行事方式。”35

喬斯爾森本能地對麥克唐納感到不放心。在他的任命被確認後不久（給他的薪金出手很大方，年薪1.2萬美元外加各種必要的開支），德懷特·麥克唐納就向《邂逅》雜誌投了一篇稿件，題目是《米蘭沒有出現奇跡》，文中他提到代表們享受的奢侈待遇，而且會上的辯論顯然不集中。這篇文章把斯彭德和克裏斯托爾弄得慌作一團。麥克唐納到達倫敦之前寫信給斯彭德，說他聽說代表大會對《邂逅》的態度，感到“如飲甘醇般的愉悅”，代表大會奉行的“放手政策聽上去有如田園詩般的美好”。36但是，與麥克納唐的期望相反，在同納勃科夫、邦迪、拉斯基和喬斯爾森商量之後，文章被退還給他，並附上了一長串的修改意見。1955年12月文章終於發表了。不過在此前一個月，先發表了保守的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的一篇充滿敬意的文章。

緊接著1956年發生的動亂之後，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有一點變動。雖然代表大會並不認為它是一個專門從事意識形態鬥爭、揭露罪惡和謊言的好鬥機構，但是這正是它力爭做到的目標。1957年10月，在拉斯基的主持下建立了代表大會下屬的論壇服務公司，為全世界的訂戶提供“背景情況和分析”。37這樣，為上述這些活動所作的正式安排就宣告完成。其實，《論壇世界特刊》（這是後來改的名稱）是中央情報局一次典型的秘密行動。約翰·海·惠特尼再次充當出麵人物，以他的名義注冊了一家公司叫作德拉華公司（Delaware Corporation），公司地點設在倫敦。到20世紀60年代，《論壇世界特刊》已成為中央情報局擁有的新聞機構中發行最廣的一份出版物。

盡管如此，在喬斯爾森的悉心經營下，代表大會仍然被視為唯一的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一貫提倡自由的價值。代表大會的一份聲明稱：“其任務是要開辟一塊文化自由的天地，在這塊天地裏，追求的是文學、藝術和思想的自由。我們反對一個一切都要服務於政治的世界，對於我們來說，這樣的世界是無法接受的，為此，有必要建立一個講壇，在這個講壇上，文化可以自由表達，不必顧及政治，也不與宣傳相混淆；在這個講壇上，關心的是思想和藝術作品本身。”38代表大會的成敗最終取決於這些標準是否得以維護。當然，代表大會背後的秘密天使們，是不會放棄宣傳這個任務的。喬斯爾森的任務就是把宣傳這項工作小心翼翼地掩蓋起來，至少在當時，這件事看來是做得很好的，大批的人集中到了代表大會周圍。如果說曆史還曾經有過以反共為時尚的話，那麽現在就是這樣一個時期。

喬斯爾森個人為工作再次付出了高昂的代價。1957年8月他動了一次令人揪心的手術，醫生剝離並更換了他腿上的動脈。當他康複時，梅爾文·拉斯基帶來了令他高興的好消息。拉斯基告訴他，代表大會發動了一次“（針對）布萊希特（的）戰役”，調動代表大會的火力猛攻那些這位“共產主義百萬富翁的偶像崇拜者”。這次在柏林舉行的大會在“柏林文化政統”中又打了一個勝仗。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是福特基金會已確認再向代表大會捐款50萬美元，洛克菲勒基金會也繼續慷慨解囊。

但是，那一年最後的彩頭還是讓蘇聯人拿走了。那年10月4日，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意思是同路人）1號，在國際上引起巨大的震動。這顆衛星繞地球飛行，它發出“嘟嘟”的信號立即為美國政府帶來了一片恐怖氣氛。拉斯基對一名記者說：“我估計艾克(6)在後世中的聲譽從此葬送……艾克在戰爭中名列第一，贏得和平也是第一，高爾夫球場上也堪稱第一，可是在通向月球的道路上隻能屈居第二了。”39一個月以後，美國也試圖發射一顆衛星，重量要比200磅的“斯普特尼克”輕得多，但是在全世界新聞媒體的攝影機前墜毀在地球上，這次失敗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1)意為永遠不可能的事，猶如我們說“太陽從西邊出來”。

(2) 哼哼派（Huh-Huh），原意為鼻中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說不清是“是”或“否”。

(3)原文為a house of cards，用紙牌堆砌的房子，喻意看上去很美，其實並不穩固，靠不住。

(4)鑄劍為犁，《舊約》中的典故，指熔化武器製造農具。此處將武器引申為核武器。

(5) 天鵝之歌（swan song），西方古代傳說天鵝臨死時歌唱，通常比喻終曲、絕唱。

(6)艾克（Ike）是艾森豪威爾的昵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