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複仇女神
1787年，一位老人在穆蘭附近的一家旅店裏正處於彌留之際。他是狄德羅(1)的一個朋友，在思想上深受這位哲學家的影響。當地的牧師對他束手無策：這個好人拒絕牧師為他做臨終祈禱，說他是個泛神論者。德羅勒朋先生恰巧路過此地。他是什麽都不信的一個人。他同穆蘭教區的司祭打賭，說他用不了兩個小時就能使這位病人再度皈依基督教。牧師同意與他打賭，但他輸了：淩晨三點交給德羅勒朋先生處理，五點時病人就懺悔了，七點與世長辭。牧師說：“你一定是能言善辯，勝過我們這些人多矣！”德羅勒朋先生回答說：“我並沒有說服他，我隻是讓他對地獄產生恐懼而已。”
——讓-保羅·薩特：《惡心》
正當抽象表現主義被用作冷戰武器時，美國又發現另一種更加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上帝。道德律中的宗教信仰早已被供奉在1789年通過的美國憲法之中，但是直到冷戰的高峰時期，美國才發現在祈禱時高聲呼喊“和散那”(2) 竟是那樣的有用。上帝無處不在：他在一萬隻氣球裏。1954年執行過一個《聖經》氣球計劃，把《聖經》裝進氣球裏，讓它們飄向鐵幕的後麵。1954年6月14日國會通過的一個法案打上了上帝的印戳，該法案規定在效忠宣誓的誓言中加上一句話：“上帝之下隻有一個國家。”據艾森豪威爾的解釋，這句話再次確認“宗教信仰始終貫穿於美國的過去和將來；這樣，我們將不斷增強我們的精神武器，這種武器不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時，都將永遠是我國最強大的力量。”11956年，國會規定在美鈔上印上“我們信仰上帝”字樣，從此這句話成為這個國家官定的格言。
“既然上帝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現成的千年計劃，我們為什麽還要製定什麽五年計劃？”2一位美國曆史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按照這個邏輯，基督教服從上帝製定的律條是永恒的傳統，政治品德也要服從這個傳統。通過祈求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的保佑，美國的命運就此獲得了上帝的認可。
美國人就像格羅頓學校裏的孩子們一樣，受到有關上帝的寵兒的教育，讓他們懂得“在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對戰勝敵人的人榮寵有加……《可蘭經》《希臘神話》《舊約》……都說殺死敵人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有關殺死敵人的目的和手段還是有一些限製的。如果你追溯希臘文化，讀一讀修昔底德(3)的著作，就會發現你對其他與你同屬一種文化的希臘人能做什麽是有限製的，但是對於波斯人，就沒有任何限製了，因為他是野蠻人。”3
宗教性的責任為艾倫·杜勒斯這樣的冷戰鬥士提供了動力。艾倫·杜勒斯是在長老會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他就喜歡引用《聖經》作為其用間諜的依據（約書亞就曾派遣間諜進入傑裏科(4) ）。1961年中央情報局遷入位於弗吉尼亞州規模龐大的新址時，杜勒斯就讓人在以天文學家蘭利（Langley）命名的蘭利大廳的牆上鐫刻他喜愛的《聖經》引文：“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亨利·魯斯是傳教士的後代，他也喜歡從《聖經》的內容中汲取力量，“基督教偉大的前途就在於：探索，然後你就會發現……而這種前途和前提就是美國立國之本。”魯斯很少星期日不上教堂或晚上睡覺前不跪下禱告。魯斯的妻子克萊爾·布思·魯斯在女兒1943年死於車禍之後改而皈依羅馬天主教。她改變宗教信仰這件事當時是美國媒體上最大的新聞，以致引起一些喜歡說三道四的人的嘲弄。有一則廣為流傳的笑話是這樣的：魯斯夫人在擔任美國駐意大利大使期間，曾與教皇有一次有關教義的爭論，教皇打斷了她的話，提醒她說：“不過，夫人，你知道我也是天主教徒。”她還誇耀說在1952年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時，她說服了他，使他成為長老會教友。4
一位早期的傳記作者寫道：“魯斯強烈地希望他能為提高國人的素質盡力，其動機無關利益和個人榮譽。他堅信他知道什麽樣的信仰對美國人有益，於是他就按照這種虔誠的信念行使自己的權力，盡管人們並不一致認為他的信念就是正確的。”5他堅信“美國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同心協力，其直接原因就是這個國家的憲法中明確規定要依靠上帝”，他認為，“除了古代以色列之外，曆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按照上帝永恒的意旨行事。”6在魯斯看來，冷戰是一場聖戰，在這場聖戰中，時代公司應為在全世界擊敗共產主義這一壓倒一切的目標和意圖盡力。有一次他向時代公司的經理們發問：“這是不是民間戰爭的宣戰？如果是的話，那麽這種民間的宣戰是否可能不合法，而且有點瘋狂呢？也許是吧，不過這樣的非政府間的戰爭在曆史上是有很好的先例的。”7除了十字軍討伐中的雇傭軍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私人船隊外，還有什麽可以引用來與之相比呢？
魯斯最偏愛的神學家是擔任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榮譽讚助人的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此人在冷戰問題上卻是一名“實在論者”，他認為在政權機構中最重要的是有意識地保持權力平衡，外交政策則應由精英權力機構負責，他人不得插手。尼布爾本人當然是這個精英群體中的權威性人物。另一方麵。馬丁·路德·金卻宣稱從他那裏領會了“罪惡的宿根”(5)。尼布爾在神學方麵為《時代》和《生活》雜誌的讀者端出來的卻是自由主義“大餐”，因而獲得了悉尼·胡克的讚同。胡克讚成重新提出“原罪”的教義，以此作為政治工具，使“上帝成為國家政策的一種手段”。8隨著宗教上的責任滲入冷戰的每個重要領域，20世紀50年代整個美國的權力機構似乎隻有一個一元的基本觀點作為其政策基礎：人類的未來將取決於“兩大陣營之間的鬥爭，即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的一方之間的鬥爭。”9杜魯門總統曾警告說：“我們在當今世界麵臨的問題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要暴政還是要自由的問題……而且更嚴重的是，共產主義是否認上帝的存在的。”10這種觀點把世界上各種複雜的關係簡化為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的鬥爭。炮製出這種觀點，意味著這種“非黑即白”的美國外交政策明顯地拒絕邏輯思維和理性思考。1916年，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6)在其著作中對這種主宰曆史進程的曲解哲學化地描述為：“經久不變的想象被認為是知識，有條有理的幻想成了真理，自成係統的意誌則被稱為品德。”11
在年輕的傳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理論中，那種光明與黑暗、信仰上帝與不信仰上帝的區分已經不見了，他把杜魯門的警告又推進了一步，聲稱“共產主義……一定有撒旦在為它出謀劃策……不然怎麽每當關鍵時刻都能讓我們受騙上當呢？一定是撒旦賦予了他們超自然的能力、智慧和知識，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可能有別的原因。”12諾曼·梅勒則作出了不同的判斷：“美國在政治上最深層的病因就是她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國家。”13
正是在這種宗教性的教條主義氣氛下，麥卡錫參議員才能大行其道。在《嚴峻的考驗》（The Crucible）一書中，亞瑟·米勒把二百年前發生在薩勒姆(7) 的搜捕巫師行動和麥長錫時代相提並論，以此說明雖然時隔兩個世紀，“兩者都犯有同樣的過錯，那就是隻要對立麵說這個世界是正常的朗朗乾坤，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格格不入和敵對的情緒。如果不犯這樣的過錯，20世紀50年代對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就不可能有那麽大的能量。”14這兩次大審判的主要共同特點都是根據當眾懺悔來定罪，不僅要求被告“供出他的同謀，並譴責指使他的魔鬼主人，而且還要用令人厭惡的過時的誓言來保證他已幡然悔悟、改過自新，這樣他才能重新做人，加入由最清白的人構成的社會之中。”15麥卡錫的非美活動調查奇特之處在於他們對證據並不十分有興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考驗證人是否誠實。萊斯利·弗德勒同他的朋友歐文·托裏斯托爾一樣，早在50年代初就發現了這種宗教因素，他把這種過程描述為一種象征性的宗教儀式，他說：“懺悔本身並無價值，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懺悔，我們的自由主義就不能從隻講清白發展到還要承擔責任。”16
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充分利用了公開懺悔的象征意義。伊萊亞·卡讚(8)1952年在麥卡錫的非美活動審訊中供出了同謀，由此他獲得了獎勵，讓他加入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願意為他而進行戰鬥。卡讚的“演員工作室”受到奉行強硬路線的反共派的攻擊，索爾·斯坦因（Sol Stein）便以耶穌會的精神站出來為他辯護，他強調說卡讚在戲劇界恰如其分地履行了其“反共的責任。戲劇界政治上落後，具有傳教士的精神，他們更加重視同行的兄弟之情。他們用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在我們的國土上為蘇聯的外圍機構服務，實際上是增強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的力量。”17斯坦因分析說：“我們本應讓過去與共產黨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人，有機會把他們的精力轉向真正的反共事業，如果這並不違背他們現在的信仰的話。”18他還說，應該讓卡讚有足夠的空間，讓他給那些“政治上後進的人一些機會來彌補他們以往的過失，這樣，他們才能在我們反對共同敵人的事業中發揮他們的才能。”19這樣的分析並不足以使極端的反共壓力集團“阿韋爾有限公司”（Aware, Inc.）滿意，他們仍然抱怨說卡讚還在繼續同那些“死不改悔分子”如馬龍·白蘭度、弗蘭克·西爾弗拉、盧·吉爾伯特（Lou Gilbert）等人合作，居然沒有聘用一個“積極反共的人物”。20
美國委員會還委任美國最有名的告密者惠特克·錢伯斯為執行委員。這位告密者的證詞毀掉了阿爾傑·希斯的職業生涯(9) 。惠特克將告密的技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以致他在時代-生活集團的上級同事（錢伯斯當時是一名編輯）當著魯斯的麵對他說：“我想你最喜歡看的一部電影大概是《告密者》吧。”索爾·斯坦因激憤地寫信給錢伯斯，告訴他，因為提名他為執行委員，“已經接到一些半夜以後打來的匿名電話，威脅說要把董事會的成員‘從地球上消滅掉’。”他在信的結尾處寫道：“上帝啊，我想我們幹的這件蠢事永遠也抹不掉了。”21
錢伯斯在《目擊者》上寫道，他的自傳提出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對於一個並不健全的社會，我們稱之西方文明，一個人對它如此有信心，認為它如此偉大，乃至為了保衛這個社會甘願犧牲人們珍視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這個社會還能苛求於他，對他進行責備嗎？”22錢伯斯把自己美化為大衛(10)式的人物，他卻因為拿起投槍反對共產主義而從《星期六晚郵報》那裏拿到了75000美元。這家報紙用了8個星期連載了他的這本書。安德烈·馬爾羅在讀了《目擊者》後對錢伯斯說：“有些人不是空著手從地獄回到人間的，你就是其中之一。”23
美國的反共分子既有上帝又有金錢支持他們，他們就能夠從中撈取好處，使反共事業成為一種興旺發達的第二職業。在好萊塢，十字軍把美國文化中一切不信奉上帝的異教徒清洗出去。兩個通過報業辛迪加到處發表街談巷議的專欄作家赫達·霍珀（Hedda Hopper）和羅薇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抓住這個機會，就像比頓太太清掃廚房一樣，也做起精神衛生工作來了。她們拿著高薪，充當保衛者複仇女神(11) 和警察局女監管理員的角色，其任務就是站在門口阻擋那些有原罪的人、不愛國的人和違反規則的人，因為這些人是沒有資格同一批模範聖徒們呼吸同樣的新鮮空氣的。這些堪稱楷模的人物有路易斯·B.邁耶（Louis B.Mayer）、哈裏·科恩（Harry Cohn）、傑克·沃納（Jack Warner）、達瑞爾·紮努克、薩姆·戈爾德溫（Sam Goldwyn）以及其他一小撮人。“這兩位女士對共產主義的凶狠堪與共產主義自身的行徑相匹敵。”24
霍珀和帕森斯自己可能沒有想到，但她們確被稱之為“戰鬥的自由主義者”。這個詞是五角大樓、海軍、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行動協調委員會用來特指一場絕密的運動，其目的是把“自由”這個主題貫穿於美國電影之中。1955年12月16日，星期五，參謀長聯席會議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如何在好萊塢貫徹“戰鬥的自由”這個思想。根據一份絕密報告，“戰鬥的自由”旨在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說明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真實狀況，闡明自由世界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則，並“喚醒自由國家的人民，讓他們看到自由世界麵臨的嚴重威脅，激發他們起來與這種威脅作鬥爭。”25文化曆史學家克裏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解釋說：“這樣做是想提出一個口號，創造一個政治警語，讓大多數人得到一個自發產生的印象，而實際上卻是有意識地貫徹到文化之中的。在當時這是一個相當高明的宣傳行動。”26“戰鬥的自由”作為說教運動的基礎，是由最高領導層批準的。但是直到翌年，五角大樓才找到一個具體傳達這個想法的方式。1956年6、7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在加利福尼亞召集了幾次會議，有一批全力反共的好萊塢人士參加，其中有約翰·福特、梅裏安·庫珀、約翰·韋恩和沃德·邦德。
這些會議在約翰·福特的米高梅公司辦公處舉行，會議長達6小時之久。根據1956年7月5日的一份備忘錄，“韋恩先生稱，由他擔任製片人的電影（由巴克傑克公司出品）中，他將用心地將（‘戰鬥的自由’）計劃貫穿其中。”為了讓大家了解如何才可能做到這一點，次日，韋恩把全體與會者請到他位於恩西諾的路易斯大街4570號寓所來看電影。“晚餐後，放映了《犧牲者》（The Expendable）和《沉默的人》（The Quiet Man），韋恩先生和福特先生研究了這兩部電影是如何表現有利於海軍和自由世界文化的內容的。”27
在另一次會議上，梅裏安·庫珀指出，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惠特尼正在製作的一係列影片“缺乏主題……他希望惠特尼的電影中也體現這個主題（戰鬥的自由），並進而說明在其他影片中，他將注意反映這個主題。”28隨即作出安排，向惠特尼通報這一情況。科尼利厄斯（桑尼）·範德比爾特·惠特尼是一位成功的實業家，惠特尼家族的巨大財富雖然交給他的堂兄弟喬克管理，但是他也有份。同喬克一樣，他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十分密切（他們兩人的表姐妹就是特蕾西·巴恩斯），巴不得能為中央情報局效力。作為惠特尼信托公司的管理班子成員，他答應讓中央情報局利用這家公司作為工作渠道。在發起建立國家安全情報局進行心理戰的人員中，他也是小組成員之一。作為一個著名的製片人（1933年他與大衛·塞爾茲尼克開始共同經商，他們合作拍攝了《一個明星的誕生》《蝴蝶夢》和《飄》）。1954年他創辦了C．V．惠特尼電影公司，並聲稱“我要攝製我將之命名為‘美國係列’的電影，讓美國人看到我們的國家，而且還要讓世界人民通過電影更多地了解我們。”29美國係列的第一部影片是《搜索者》（Searchers），耗資300萬美元，導演是約翰·福特。
在二戰期間，約翰·福特曾任戰略情報局戰地攝影隊隊長，任務是拍攝遊擊隊的活動及歐洲占領區的破壞活動和抵抗運動。他還接受一些特殊任務，包括拍攝隻供政府領導人看的絕密影片。1946年，他注冊了自己的製片公司“阿爾戈西電影公司”（Argosy Pictures）。主要投資人除福特和梅裏安·庫珀外，全是從戰略情報局出來的人：威廉·多諾萬、奧利·多林（Ole Doering，多諾萬設於華爾街的律師事務所的成員）、大衛·布魯斯和威廉·範德比爾特。福特完全讚同政府情報機構為好萊塢電影的觀眾確定一些主題，他要求“給他留下6本‘戰鬥的自由’小冊子，以後再給他送十幾本來，以便他將這些小冊子分送給他的電影腳本作者，這樣他們就可以了解這個概念的一些用語。”他還要求派一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到影片《雄鷹展翅》（Eagles Wings）的攝製現場佛羅裏達州彭薩科拉（Pensacola）來，“協助他們把‘戰鬥的自由’的要素貫徹到影片中去。”30
幫助傳達信息的是梅裏安·庫珀。他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軍用機飛行員；1918年在法國上空被德國人擊落。30年代成為RKO公司的製片人，是他促成了弗雷德·阿斯泰爾和金格爾·羅傑斯兩人的合作。《雄鷹展翅》劇組裏還有沃德·邦德，他是電影界維護美國理想聯合會的主席，這個機構的宗旨是要把共產黨員清除出電影業，並為非美活動委員會效力。邦德的一位熟人說“他為了使自己顯得重要，願意不惜代價做任何事情，哪怕是踩著別人的身體，也在所不惜。”福特（他對於麥卡錫開列黑名單這樣的事是十分厭惡的）常說：“我們隻好實際一點。沃德·邦德是臭狗屎一堆。但是這堆狗屎對我們有用。”這就是行動中的好萊塢工作隊，其成員都是一些相識幾十年的熟人，他們為了接受任務，獲得支持隻好相互依賴。
“戰鬥的自由”之所以能夠在美國產生是因為美國自覺地背著帝國的包袱。這些美國電影大聲疾呼，要求人們為美國領導下的和平負起責任（也要作出犧牲），頌揚的是義不容辭地盡職盡責，團結協作，聽從指揮，充滿著男子漢孤膽英雄氣概。約翰·韋恩曾千方百計地逃避在二戰時期服兵役，而在現在這種環境下，卻被認為是美國的模範戰士，美國精神的化身。這位“首領”是一位拓荒者，正在征服世界。1979年，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為他頒發了一枚獎章，上麵鐫刻的隻有兩個詞：“約翰·韋恩，美國。”但是，他的美國是一個對赤色分子進行政治迫害的美國，是一個種族偏見盛行的美國。就像電影《大人物吉姆·麥克萊恩》（1952）真名實姓的主角一樣，韋恩主演了一部最露骨的仇共電影，製作這部電影是向參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獻禮。
電影和宣傳一樣，靠的是杜撰，但杜撰得巧妙，人家就會信以為真。為了充分發揮電影的這種功能，好萊塢早已懂得它需要拋棄那種製造神話的形式，以適應當時普遍的政治和社會情緒。於是它不再拍攝二三十年代那種反布爾什維克的電影了，轉而稱頌俄國為戰時盟友，當時攝製的電影如《北方的星》（The North Star）、《光榮的日子》（Days of Glory）、《俄國之歌》（Song of Russia）以及臭名昭著的《出使莫斯科》（Mission to Moscow），這些電影為莫斯科舉行的那些審判開脫，反而讚揚俄國人是民主的捍衛者。到了50年代又製作大批的反共電影，如《赤色噩夢》（The Red Nightmare）、《紅色的威脅》（Red Menace）、《侵略美國》（Invasion America）、《我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共產黨員》（I Was a Communist for FBI）、《紅色火星》（Red Planet Mars）、《鐵幕》（Iron Curtain）、《我的兒子約翰》（My Son John）、《盜墓者入侵》（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等等。由聯邦調查局出資攝製的《在比肯大街上往東走》（Walk Easton Beacon Street）深受埃德加·胡佛的喜愛。這些電影的片名和它們的內容一樣都不足信，所有這些電影都顯示出一種對“外來者”“陌生人”和“對方”的神經質的恐懼。美國電影對德國的態度發生了巨變，美國上尉不再與納粹鬥爭而與共產黨人作戰了；這個戰敗的敵人現在被塑造成英勇的戰士和不可輕視的對手（1952年攝製的《沙漠上的狐狸》The Desert Fox，1955年的《海上追蹤》The Sea Chase，1957年的《下麵的敵人》The Enemy Below）。星期一還是敵人，到了星期二搖身一變成為朋友，好萊塢告訴我們，“把‘善良’與‘邪惡’的標簽從這個國家身上撕下貼到另一個國家身上是多麽地輕而易舉。”31
美國國內的觀眾慣於誇大共產主義的威脅，對於這樣的觀眾，此類影片頗受歡迎，因為大部分美國人現在都深信“俄國人要來了，不知哪天夜裏炸彈就扔下來了。”32但是在國際市場上，這些影片的效果卻不佳。歐洲對於法西斯主義仍然記憶猶新，好萊塢反共影片中表現出來的無端仇恨和語言暴力對他們毫無吸引力，他們倒是喜歡輕鬆的《羅馬假日》（Roman Holiday）和《澳洲巫師》（Wizard of Oz）。但是歐洲也沒有全被這些造作的理想樂園類型電影所迷惑。一係列貿易協定的條文中（由1946年的布魯姆-拜恩斯協定開始），不顯眼地含有這樣的規定：保證美國電影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放映的指標有所增加。這樣的協議在法國知識界引起憤怒的批評，1948年甚至還導致街頭暴力衝突。
在歐洲，進口的好萊塢電影已達飽和狀態，美國戰略家們對於由此引起的不滿反應驚人的遲鈍。在1951年的戛納電影節上，美國沒有派出外交代表，也沒有正式組織美國電影界頭麵人物、作家、技術人員和藝術家的代表團參加。相反，俄國人派出了電影部副部長，還有著名導演波多夫金（Poudovkine），並在電影節上對蘇聯的成就做了精彩的介紹。美國獲悉，多篇報道稱美國在戛納顯得“十分愚蠢”，此後美國才決心關注電影製片業。
1953年4月23日，塞西爾·B.德米爾在被任命為電影特別顧問後邁進了C.D.傑克遜的辦公室，兩個星期後，他寫信給亨利·魯斯說，“傑克遜十分支持我們，而且……他對美國電影在國外顯示出的強大力量也獲得了應有的深刻印象。他的理論是，最有效地利用美國電影，並不在於專門攝製一部影片去解決某個特定的問題，而是攝製一部‘正常的’電影，從側麵曲折地通過感官把正確路線傳達給觀眾。這個論點我是完全讚同的。他對我說，我隨時都可以向他反映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存在的特定問題，他會想辦法通過一部影片來作出適當的處理。”33
德米勒同意擔任電影服務處（Motion Picture Service）的顧問，對於政府的宣傳家們無異於發生了一場政變。電影服務處通過美國新聞署駐78個國家的135個工作站，手中握有一個龐大的發行網。它依靠政府撥給的經費，實際上已成為“製片商”，擁有電影製片廠和一切必要的東西。它還雇有電影製片人和導演，這些人還要通過絕密的政治審查。“有的電影反映了美國希望達到的目標，而且也能讓‘預定的觀眾’看到，作為電影業的中介機構，這些問題都是我們要管的。”34凡是這樣的電影製作任務，就交給這些製作人和導演去負責。MPS為行動協調委員會這類秘密機構提出建議，哪些電影適合在國際上發行。1954年6月，它列出了可供鐵幕後放映的37部影片，其中包括：《彼得·潘》《喬爾森的故事》（The Jolson Story）、《格倫·米勒的故事》（The Glenn Miller Story）、《俄克拉荷馬來的孩子》（The Boy from Oklahoma）、《走吧，夥計，走吧》（G0, Man, Go，這是一個哈勒姆區黑人闖天下的故事）、《艾麗絲漫遊仙境》和《經理套房》（Executive Suite）等等。
MPS還管理美國參加國外電影節的事宜，這樣就彌補了1951年出現在電影節上的尷尬空白。當然它還盡力排斥那些“不支持美國政策的電影製片人和影片，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人和影片出現在國際電影節上是有害的。”35它確實推出了《鮑勃·馬賽厄斯》（Bob Mathias Story，1954年聯藝出品）這樣的電影，“幾乎完美地塑造了美國生活最好的一麵，講的是一個來自小城鎮的男孩兒和他的家庭、女朋友、職業生涯以及他對體育的熱愛，這一切都幫助他兩次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獎牌，成為奧運史上傑出的運動員之一……如果這部影片還不足以反映我們所需表現的美國價值觀，那麽我們又必須著手尋找一係列新的題材來進行宣傳。”36
要在好萊塢物色盟友，他們最了解美國在宣傳中的問題，又能將需要傳達的思想巧妙地貫徹於腳本和攝製中，C．D．傑克遜通常感到為難。1954年1月，他擬定了一張名單，他估計這些朋友能幫助政府做點事，他們是，20世紀福克斯公司的塞西爾·B．德米勒和達裏爾·紮納克，米高梅公司的總裁尼古拉斯·申克（Nicolas Schenk）和製片人多爾·沙裏（Dore Schary），派拉蒙公司的總裁巴尼·巴拉班（Barney Balaban），哈裏和傑克·華納兄弟，RKO公司的總裁詹姆斯·格蘭傑（James Grainger），哥倫比亞公司的總裁哈裏·科恩，環球公司的總裁彌爾頓·拉克米爾（Milton Rackmil），共和公司的赫伯特·耶茨（Herbert Yates），沃爾特和羅伊·迪斯尼以及電影界聯合會的埃裏克·約翰斯頓（Eric Johnston）。
不過，C．D．傑克遜在好萊塢最寶貴的財富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卡爾頓·艾爾索普（Carleton Alsop）。艾爾索普以製片人和經紀人的掩護身份在派拉蒙公司工作，30年代中期在米高梅公司工作，後來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同朱迪·加蘭合作，那時他已經參加了弗蘭克·威斯納的心理戰工作組。50年代初，他定期為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委員會撰寫“電影報告”。編寫這些報告有兩重目的：一是為了監控好萊塢的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同路人；二是總結以卡爾頓·艾爾索普為首的一個秘密壓力集團的得失成敗。這個壓力集團曾因把一些特定的主題貫徹於好萊塢電影而受到指責。
艾爾索普的秘密報告讀來非比尋常。報告透露了中央情報局竟如此深入地滲入電影業之中，盡管該局一直否認企圖對好萊塢施加影響。1953年1月24日的一份報告集中談到影片中黑人形象公式化問題。在這份標題為《電影中的黑人》的報告中，艾爾索普報告說，他已經同幾個導演談妥，他們同意“在以美國為背景的影片中安排一些衣著考究的黑人形象，但是不要太顯眼或過於做作。正在攝製的《桑加裏》（Sangaree）可惜無法安排，一是因為電影的檔期，二是以南方為背景，表現的是種植園裏的黑人。盡管如此，還是設法衝淡了一些不好的印象，辦法是設計了一個長官家裏的高貴黑人管家，並為這個角色設計了對話，表明他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做他喜歡做的工作。”37艾爾索普還報告說，在喜劇電影《卡迪》（Caddy）的“群眾場麵裏也安排了幾個黑人”（這部影片由傑裏·劉易斯主演）。當許多“黑人”有了選舉權，而且有許多機會加入高爾夫球俱樂部，這種情形確實顯得相當樂觀的。38
在同一份報告中，艾爾索普還提到一部叫《箭頭》（Arrowhead）的電影，第一次涉及阿巴契人(12)的待遇問題。艾爾索普寫道：“這裏提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可能被共產黨所利用”。所幸的是他出主意對電影做了一點小小的修補，就是把那些讓人看不過去的場景大部分都刪除了或明顯地衝淡了（比如軍隊無視阿巴契人的願望，強行把整個一個部族的阿巴契人用船運往佛羅裏達州，把他們當成牲口一樣在身上打上印記等）。影片製作已經煞尾還修改了其中的對白。這部影片作為商業性和愛國主義的電影呈獻給了觀眾，艾爾索普居然並沒有遭到製片人納特·霍爾特的反對。39
蘇聯人總是抓住一切時機利用美國在種族關係上名聲不佳大做文章。1946年，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13) 企圖對蘇聯不給巴爾幹諸國人民選舉權提出抗議，“受到搶白，並遭失敗”，原因就是蘇聯不費吹灰之力地反駁說，“拜恩斯自己的那個南卡羅來納州就剝奪過該州黑人的選舉權”。40蘇聯人一直聲稱美國存在種族歧視，非洲裔美國人工資低，受到不公正待遇，還遭暴力威脅，而美國卻一直在開展一場更為廣泛的運動來否定蘇聯的指責，艾爾索普在好萊塢所作的努力就是這場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以C．D．傑克遜所處的地位，他要求不要躲避這個問題，他主張“美國不必要做任何解釋，說‘這是對我們的名譽的玷汙’，而是要理直氣壯地麵對世界。”41為此，行動協調委員會的心理戰專家們（在與國務院的密切合作下）建立了一個秘密的“文化展示委員會”（Cultural Presentation Committee），其任務是就組織美國黑人出訪問題進行規劃和協調。以後，利昂泰因·普賴斯、迪齊·吉萊斯皮（Dizzy Gillespie）、瑪麗安·安德森、威廉·沃菲爾德（William Warfield）、馬撒·格雷厄姆舞蹈團以及一大批其他多種民族和黑人傑出人物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就是這個秘密計劃實施的組成部分。一位秘密行動戰略家稱為“偉大的黑人民間歌劇《波姬和貝斯》（Porgy and Bess）”曾走遍了西歐、南美，然後又赴蘇聯集團各國演出，巡演達10年之久，演員是70名非洲裔美國人，“他們活生生地表明黑人是美國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2
奇怪的是，美國黑人奇才的崛起竟與曾為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惡劣處境鳴不平的作家之衰落成正比。1955年，蘇聯的《外國文學》（Inostranaya Literatura）雜誌發表了厄斯金·考德威爾（Erskine Caldwell）的兩篇小說，使美國的宣傳家連早餐都吃不下了。美國新聞署（USIA）的約翰·波克爾（John Pauker）寫道：“第一篇小說名為《瘋狂的金錢》（Crazy Money，英文原作發表時用的標題是Windfall，意為《橫財》）倒是無關痛癢，但第二篇《男人群》（Masses of Men）卻十分惡毒，講的是公司的無賴行徑、黑人的貧困和為了兩角五分美元強暴一個10歲女童的故事。”43美國新聞署對此事的關注導致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答應向考德威爾施加壓力，讓他自己出來否定這個故事。悉尼·胡克在1949年就曾抱怨說，“南方作家的小說盡寫一些社會上的抗議活動”和“美國的墮落和愚蠢”，44從而加深了對美國的消極看法。美國委員會對胡克的抱怨作出反應，決定“與南方作家小集團脫離接觸。他們的作品，對於我國的行為方式和道德精神作了帶有極端偏見和心理扭曲的描寫。”45這一評價絕不是孤立的，而是文化冷戰鬥士們作出的評價，其中包括埃裏克·約翰斯頓，他在他設於好萊塢的辦公室裏領導了這場對南方作家的攻擊：“我們再也不要《憤怒的葡萄》，我們再也不要《煙草路》(14)，我們再也不要表現美國陰暗麵的電影。”46從此，考德威爾、斯坦貝克、福克納和理查德·賴特的作品銷售量一落千丈。
讓我們再回到好萊塢。卡爾頓·艾爾索普從來對描繪美國陰暗麵十分警覺。在一份報告中，對於“根據埃德娜·費伯（Edna Ferber）的小說《巨人》（Giant）改編的劇本”提出了警告，他說這個劇本“要注意，因為它存在以下三個問題：1．對於富有的美國人（得克薩斯人）作了醜化描寫，把他們塑造為既不文明又殘酷無情的人。2．對得克薩斯的墨西哥人有進行種族性汙蔑之嫌。3．暗示盎格魯-得克薩斯人的財富來自對墨西哥勞工的剝削。”艾爾索普提出的解決辦法很簡單：“每當有人再次試圖在派拉蒙公司開拍這部電影，我都將加以阻止。”47結果他隻是成功了一半，因為派拉蒙遵命未拍，而華納兄弟公司接了過去，由詹姆斯·迪安於1956年拍成他最後的一部影片。
艾爾索普的報告不斷地對好萊塢的政治氣候作出評估，據此來進行培養製片人和電影廠的複雜工作，讓他們接受中央情報局設計的“好萊塢模式”。48結果是清除了具有負麵影響的公式化表現形式，引進了反映一個健康的美國的人物塑造。艾爾索普宣稱：“下列電影中，隻要主角或重要角色是酗酒的美國人，都已刪除成功：《霍迪尼》（Houdini）中一名美國記者是一個酒鬼，全部剪掉；這可能需要重拍才能改正過來。《英卡斯傳奇》，劇本中主要角色的美國人豪飲場麵一律刪除。《大象的腳步》，隻保留劇情需要的醉酒場麵。《萊寧格和螞蟻》，美國人重要角色豪飲內容在修改腳本時予以刪除。”49
對於“攻擊宗教的電影”，艾爾索普尤其敏感：一家電影製片公司與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合作，開始將丹農齊奧（D'Annunzio）的作品《伊奧裏奧的女兒》（Daughter of Iovio）改編為電影劇本，艾爾索普確信這將是一部百分之百反宗教電影，他為這件事犯愁：“我們怎樣才能不讓他們搞？我想梵蒂岡應該采取一些措施吧。請不要誤解我是傾向天主教的，這樣理解可能會歪曲我的觀點。在這場爭取人的思想的鬥爭中，共產黨走的第一步必然是攻擊宗教。”50更麻煩的是羅貝托·羅塞裏尼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中對聖方濟各的處理(15)。艾爾索普寫道：“這實在是件麻煩事。醜化宗教的電影莫過於此……對聖方濟各和他的夥伴們的塑造過於簡單化，以致人們會覺得這是一批十足的傻瓜，不僅精神上是笨蛋，而且他們中間有些人也許還是同性戀。”51
艾爾索普與菲尼斯·法爾（Finis Farr）同時加入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OPC）。法爾是一個與好萊塢有交往的作家，曾與約翰·奧哈拉一道工作。艾爾索普和法爾被招募加入心理戰工作組後，在霍華德·亨特手下工作。亨特原為戰略情報局（OSS）人員，他熱衷於所謂的黑色宣傳工作，因而在中央情報局的政治和心理戰中負責培訓工作。
1950年，喬治·奧威爾去世後不久，霍華德派艾爾索普和法爾同赴英國與作家的孀妻索妮亞見麵。他們此去並不是為了安慰她，而是請她簽署一份版權合約，同意將奧威爾的《動物農場》拍成電影。她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簽署了合約。他們首先安排她與擔任主角的克拉克·蓋博見麵。霍華德·亨特寫道：“這次（訪問）的結果是即將拍出一部奧威爾的《動物農場》的動畫片，由中央情報局出資，在全世界發行。”52
拿到版權後，亨特立即著手物色一名願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製片人。他選中了路易斯·德盧奇蒙（Louis de Rochemont）。德盧奇蒙在製作每月一部的係列紀錄片《時代在前進》（The March of Time）時曾聘用過亨特，紀錄片的“母公司”是時代有限公司。53
德盧奇蒙與亨特建立了聯係，利用艾爾索普和法爾提供的中央情報局的資金，《動物農場》的製作於1951年11月15日啟動。英國的哈拉斯和巴切勒（Halas and Batchelor）卡通電影有限公司被選中來製作這部當時最為雄心勃勃的動畫片（80名卡通畫家，750個場景，30萬張彩色動畫）。匈牙利出生的約翰·哈拉斯，1936年移居英國，他製作的《音樂人》，是英國第一部彩色動畫片。他同他的妻子巴切勒一道為英國中央新聞局製作了100部官方影片，大多數是宣傳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的內容。
《動物農場》的出版人弗雷德裏克·沃伯格密切關注哈拉斯公司動畫片的製作情況，並不斷向他在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朋友們通報進展情況。1952至1953年間，他幾次來到製片廠看已製作出來的片段，並對劇本的修改提出建議。（也許就是沃伯格建議影片中的年老的革命預言家有著溫斯頓·丘吉爾的嗓音和外貌？）同時他還監督著《動物農場》新版的出版事宜，新版由塞克-沃伯格公司出版，書中附有哈拉斯和巴切勒公司製作的動畫插圖。
電影劇本也經心理戰略委員會審查。根據1952年1月23日的一份備忘錄，該委員會的官員覺得劇本還不夠有說服力，“動畫樣片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有些混亂，故事的衝擊力還顯得有些模糊。雖然影片的影射性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傳達的含義卻不太明晰。”54有意思的是，美國情報官員的批評竟同早先T．S．艾略特和威廉·恩普森對該書的意見不謀而合。1944年，他們兩人曾寫信給奧威爾，指出《動物農場》這個寓言的中心主題尚有缺點，或者說前後還不太一致。
劇本存在的問題是通過修改結局來解決的。在原作中，豬和人是無法區分的，兩者一道滾進了腐化的泥塘。在影片中，這種融合為一體被細心地刪節掉了（原著中的兩個主要角色皮爾金頓和弗雷德裏克，奧威爾是用他們來影射英國和德國的統治階級的），在電影裏他們已經變得不顯眼，在影片結尾時，幹脆就消失了。在原書中，“身處獸園之外的動物從豬看到人，再從人看到豬，又從豬看到人，最後已經分不清哪個是豬哪個是人了。”但是電影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結局。結尾處，豬的出現使人看到動物們成功地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把獸園鬧得天翻地覆。畜場的人不見了，隻剩下豬在分享戰利品。這樣一來，原來的共產黨的腐敗和資本主義的腐朽融為一體的主題就被顛倒過來了。
在《1984》一書中，奧威爾看到的未來真如噩夢一般，各級文化戰略家們對此倒是十分感興趣。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委員會的官員們（《1984》是他們的必讀書）一把抓住書中對極權主義危險的考察不放，其實奧威爾痛斥的是一切政權——不管是右的還是左的——對其公民濫用權力。對於這一點，這些官員卻視而不見。這本小說所指的對象雖然頗為複雜，但其總的含義還是明確的，那就是聲討政府的一切謊言和詭計。但是美國的宣傳家們卻立即把它確定為針對共產主義的，以致一位評論家認為，“且不論奧威爾寫書時究竟指的是什麽，反正他為冷戰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神話……在20世紀50年代，這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慣用的‘新語言’。(16)”56從另一個層麵上看，《1984》這本書中，作者充分表達了他對大眾文化和由無知而產生的普遍奴性的不滿（書中有一個普羅婦女(17) 在晾衣服時用顫音哼唱流行歌曲，溫斯頓對流行歌曲的反應就含有對“大眾崇拜”以及那種催人欲睡的沉悶所懷有的恐懼）。在這個層麵，其政治上的對象也不是特有所指，而是泛指，也就是濫用語言和邏輯，彼得·範西塔特（Peter Vansittart）稱之為“政治正確性的卑劣威脅”，這裏是既針對他們也針對我們而言的。在電影版本中，這種本來十分明確的概念卻變得模糊了。
對奧威爾寓言式的作品進行巧妙的處理以適應電影製作者的偏見和假設，這當然是同文化冷戰的偏見完全一致的。為片麵理解奧威爾的著作提供架構最賣力的，是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主席索爾·斯坦因。拉思馮曾向他就劇本的編寫征求過幾次意見，而斯坦因也有許多意見可提。首先，電影劇本“應該同當今極權主義密切聯係起來。譬如，‘老大哥’的招貼畫應該用一張真人的照片而不是一張斯大林的漫畫。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明確無誤地同已經去世的斯大林聯係起來，說明‘老大哥’確實存在。”57電影裏一切都不要漫畫化，斯坦因接著說：“電影應該是我們今天能夠直接看到的現象的延續。”譬如，反“性”聯盟的成員應該胸前斜佩綬帶，但是斯坦因擔心，“據我們所知，這樣的綬帶同極權主義政權下的現實生活不符，這種綬帶往往是外交官在禮節性場合佩帶的。”58因此，斯坦因建議改為佩帶袖章。與此類似，奧威爾在小說中用了小號這種樂器，斯坦因建議電影中不用，因為對美國人來說，“小號是同盛裝遊行聯係在一起的。”59
實際情況是這部電影有兩個不同的結局，一個是讓美國觀眾看的，另一個則是給英國觀眾看的。兩個不同的結尾都沒有按照斯坦因的建議拍成甜蜜蜜的結局，雖然英國版本還是忠實於斯坦因關於結尾的想法，在溫斯頓喊出了“打倒老大哥”之後被槍擊中倒下了，緊接著是朱莉婭。小說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奧威爾明確地否定了人的精神有可能勝過老大哥的壓力。溫斯頓在小說中完全被壓垮了，他的精神崩潰了。“鬥爭結束了。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奧威爾曾明確指示，《1984》不得做任何改動，但是他的話根本沒有人理睬。
1956年，《動物農場》和《1984》兩部電影已攝製完畢可以發行了。索爾·斯坦因宣稱，這兩部電影“在意識形態上對於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十分重要”，他答應要盡力使電影“盡可能廣泛地發行”。62同時，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來使這兩部電影受到歡迎，包括“在紐約的各報上發表社論”，而且還分發了大量優惠價格的電影票。
不過，奧威爾本人在這類冷戰行動中也難辭其咎。不管怎麽說，他還是向（英國的）情報研究局提交了一份有嫌疑的追隨者(19)、有嫌疑的出頭者或同情者的名單，共35人，其中有金斯利·馬丁（《新政治家和國家》的編輯，“蛻化變質的自由主義者，非常不誠實”）、保羅·羅伯遜（“極端仇視白人，華萊士的支持者”）、J.B.普裏斯特利（J.B.Priestley，“鐵杆同情者，也許組織上也有聯係。極為反美”）、邁克爾·雷德格雷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人後來居然出現在《1984》這部電影中）。65奧威爾幾乎懷疑每個人，有好幾年他手頭總有一個四開的藍色筆記簿，1949年時，本子上記下了125個人的名字，這已經成為奧威爾喜歡同凱斯特勒和裏斯玩的一種“遊戲”。在這場遊戲中，凱斯特勒和裏斯要不斷判斷“我們感興趣的可怕人物在背叛國家方麵到底走了多遠”。66列入奧威爾名單的標準似乎十分廣泛，比如斯蒂芬·斯彭德就是他的“同性戀傾向”。奧威爾認為這是值得注意的。他還說斯彭德“極不可靠，很容易受他人影響”。美國現實主義作家約翰·斯坦貝克也列入他的名單之中，僅僅因為他是一個“假作真誠而富有欺騙性的作家”，而厄普頓·辛克萊則贏得了一個“十分愚蠢”的評語。喬治·帕德莫爾（George Padmore）則僅僅被描繪成一個“黑人”，（也許是非洲裔？）因此，他是反白人的，很可能還是南希·丘納德（Nancy Cunard）的情人。湯姆·德裏伯格（Tom Driberg）吸引了奧威爾的火力是因為此人是他最害怕的“同性戀者”，“普遍認為他是反對現行體製的”，而且他還是一個“英籍猶太人”。67
50年後，奧威爾授權的傳記作者伯納德·克裏克（Bernard Crick）堅定地支持他的這一行動，聲稱“今天凡是負責任的公民對於他們認為是暗藏在他們中間的破壞分子向反恐怖機構報告是很正常的事，奧威爾的所作所為並無不妥之處。40年代末危險四伏，更是無可厚非。”69這一辯護受到一些人的響應。這些支持者一心一意地散布一種神話，說有些知識分子與莫斯科密切合作，他們聯合起來，試圖為在英國實行斯大林主義奠定基礎。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奧威爾列入名單中的人（已經公之於眾者）參與了非法活動，也沒有證據可以將他們與共和軍的恐怖主義分子相提並論。“同性戀”可能具有犯罪的危險性，這是可以指控他們的唯一根據。但是這種說法並未能阻止奧威爾對這個詞作出可怕的界定。按照英國法律，加入共產黨或身為猶太人並不違法，情緒化或生來愚蠢更與法律的禁條無關。佩裏格林·沃索恩寫道：“在右派看來，奧威爾做的事是絕對不會錯的。在這類事情上，他的判斷是絕對可信的。所以，他認為在冷戰期間，一個作家急於出賣另一個作家也一定是正確的。事情就是這樣。爭論結束，但是爭論不該就此結束。一個不光彩的行為不能由於是喬治·奧威爾所為就變得光彩起來了。”70
這並不是說奧威爾關注他所謂的“俄國神話對英國知識界的毒害作用”71也是錯誤的。在所有的人當中，他是懂得意識形態十分重要的一個人，他也知道有人以“自由主義者懼怕自由，知識分子自己往知識身上抹黑”72為口實進行著種種歪曲。但是他的所作所為表明他混淆了知識分子和警察之間的不同作用。作為知識分子，奧威爾可以影響他的讀者，公開地動員他們起來抨擊英國的俄國化，並同他的對立麵在《論壇》《論戰》（Polemic）上以及其他報紙雜誌上進行辯論。有些知識分子可能不真誠（隻是懷疑而已），但是因而就以陰謀詭計來對付他們，這樣做能推進自由事業嗎？
(1)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國文學家、哲學家，早年曾為耶穌會士，但他在1746年發表的第一部作品《哲學思想錄》中對基督教卻進行了無情的攻擊。
(2) 和散那（hosanna），讚美上帝的用語。
(3)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60—前400年），希臘偉大的史學家，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全麵論述了雅典與斯巴達之戰。
(4) 約書亞（Joshua），以色列人領袖摩西親自指定的繼承人。以色列人出埃及渡過約旦河後，在約書亞率領下攻占迦南（巴勒斯坦），第一個攻打的城鎮就是約旦的傑裏科。迦南的占領通過滲透和同化，經幾個世紀才最後完成。
(5)基督教神學理論認為，人性中潛藏著“罪惡的宿根”（poteatid for evils）。
(6)桑塔亞那（1863—1952），西班牙著名哲學家、作家和學者。1918年曾出版《美國人的哲學見解》。
(7) 薩勒姆（Salem），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東北部，1630年設鎮。現為薩勒姆市，該市至今仍設有薩勒姆巫術博物館。
(8)伊萊亞·卡讚（Elia Kazan，1909—2003），希臘裔美國著名導演和劇作家，曾在百老匯導演過《欲望號街車》《推銷員之死》等。麥卡錫時代，因在30年代的“非美活動”而受到審訊，此事在1952年成為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
(9) 關於惠特克告密出賣聯邦官員阿傑·希斯的案件，見第十二章。
(10)大衛（David，公元前11世紀—前962年），古以色列國第二代國王，在以色列人心目中一直保持著愛國忠君的美好形象。
(11) 複仇女神（Fury），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女神，據說她們共有3人，生活在陰間，專門來到世間追殺惡人。
(12)阿巴契人（Apaches），美國西南部印第安部族的一支。
(13) 前文提到的布魯姆-拜恩斯協定（Blum-Bymes accord），就是他與布魯姆之間簽訂的。1946年布魯姆以法國特使的身份前往美國，與拜恩斯就法國需13.7億美元貸款重新進行談判。
(14)《煙草路》（Tobacco Roads，這個詞的原意為美國南方煙草種植地）是考德威爾的成名之作，通過美國種植園工人的經曆暴露美國社會的汙穢的墮落，
(16)原文為newspeak，奧威爾在《1984》中生造的一個詞，指官僚們慣用的含義模棱兩可且詞匯越來越少的語言。也譯為“新語”或“新話”。
(17) 普羅婦女，原文是prole woman。普羅為普羅利塔裏亞（proletarian）的縮寫，即無產階級。我國曾有“普羅文學”的用法。
(18)葉夫根尼·紮米亞京（Evgeny Zamyatin，1884—1937），俄國諷刺小說家、劇作家、反空想主義小說的始創者。這裏提到的長篇小說《我們》（We）在蘇聯從未出版過，僅以手抄本流傳，1924年在美國出版英譯本，小說講述一個獨特的國家的生活，工人住在毫無隱私的玻璃房子裏，沒有姓名，隻有號碼，穿一律的製服，吃化學食品，享受配給的**，受一位他們選出的“大恩人”永久不變的統治。
(19)原文為vr，應為fellow travellers（追隨者）的縮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