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蘭塞姆的弟子們
我主張中央情報局不能僅限於以抽象的和純實用的方式從事文化冷戰，他們還要有明確的目標，而他們也確實有一個明確的美學上的目標，那就是他們追求的是高雅文化。
——理查德·埃爾曼
1954年9月，湯姆·布雷頓從中央情報局“退休”，1遷居加利福尼亞州，到那裏去編輯一份納爾遜·洛克菲勒替他買下的報紙。科德·邁耶接替他掌管國際組織處。這時的中央情報局已經像一條章魚似的，把它的觸須伸向了四麵八方，而邁耶接管的這個處則是該局最大的政治和宣傳活動的中心。2而且在他接手時的氛圍最有利於開展隱蔽活動，正如那一年9月一份呈送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報告所言：“既然已確定為國策，那麽我們就需要擁有一個強大的秘密的心理、政治和半軍事性質的機構，這個機構要比敵方同類機構更有效率，更具特色。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更加殘酷無情。誰都不許阻擋它快速、有效並有把握地完成其使命。現在的局勢已十分明朗，我們麵對的是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它已公然宣布其目標是統治全世界，為此將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價。在這樣一場競技遊戲中是沒有遊戲規則的。因此，一切人類共同接受的行為準則均不適用。如果美國還要生存下去，那麽在美國具有悠久傳統的‘費厄潑賴’(1)準則就必須重新予以審視。這個哲學從根本上講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美國人民卻不得不逐漸熟悉它，理解它，並予以支持。”3
但是，國際組織處的重要性在它的成員中卻並不能都得到體現。湯姆·布雷頓曾經想方設法來調動他的助手的積極性，而助手對此卻無動於衷。布雷頓說：“此人名叫巴芬頓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uffington）。他把內部備忘錄到處亂扔，卻從來不加整理。他完全是在混日子，整天無所事事。他一般上午9點來上班，把帽子掛在衣帽鉤上，然後開始翻閱《紐約時報》，然後打道回府。”4喬斯爾森和他的親信們則戲弄地為中央情報局派來巴黎的項目官員排家譜，戲稱他們為喬治一世、喬治二世、喬治三世，一直往下排下去。喬治四世名叫李·威廉姆斯，同時也被戲稱為五分鎳幣和一角銀幣（Nickle and Dime，這是用他的假名開玩笑），有一個很短的時期，他用的假名是“羅徹斯特先生”。同他的大多數前任相比，大家對他的印象較好，因為他敢於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采取騎牆姿態，一方麵是日益官僚化的中央情報局，另一方麵是波希米亞式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威廉斯還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同科德·邁耶和邁克爾·喬斯爾森一道驅車在巴黎行駛，科德回過頭來對我說：‘李，你知道嗎，邁克爾確實挺喜歡你的。’這個狗娘養的，他說這話似乎他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不過，邁克爾喜歡我是因為我從來不想在他麵前好為人師地教他如何工作。我總是讓他處於尊位，對他恭順有加。”5但是，喬斯爾森真正的盟友是勞倫斯·德諾夫維爾，而他在歐洲工作了10年之後，想回家去了。他的新掩護身份是為自由歐洲電台紐約辦事處工作。1953年底，他離開了巴黎。
德諾夫維爾是個十分難得的人，後來的人都比不上他。在他走後，喬斯爾森越來越把中央情報局派到代表大會來指導工作的項目官員僅僅視為“通訊員”。戴安娜·喬斯爾森說：“最初，中央情報局是很出色的。像勞倫斯·德諾夫維爾這樣討人喜歡的人都是真心實意的。但是後來的人就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了。邁克爾也越來越不喜歡他們了。不時會有項目官員來到巴黎，我看得出邁克爾總是千方百計地想離他們遠一點，但是他們總是纏著不放。邁克爾也從來不同他們談什麽實質性問題。他與這些人隻是朋友，同他們談家庭、談工作經曆，我覺得這些人挺敬佩他，但邁克爾決心與中央情報局保持距離，盡可能不暴露他們之間的關係，以此來保護代表大會。”6根據戴安娜的說法，邁克爾和中央情報局的關係日益成為一種荒唐可笑的遊戲：“由於他們總想表現得是他們在控製著代表大會，邁克爾很可能希望有機會向他們匯報一下工作進展狀況，讓這種假象維持下去。”戴安娜盡職盡責地招待這些項目官員。當他們來到喬斯爾森夫婦的住所時，她便盡義務似的用馬丁尼雞尾酒款待他們，然後“像送瘟神似的把他們打發走。對我來說，他們的重要性還抵不上半個我雇用的女傭。”7
科德·邁耶的難題之一是很難吸引中央情報局內部的人員到他的這個處來工作，盡管合適的人選並不缺乏。到了60年代中期，中央情報局已經可以誇口說該局擁有的分析專家足可以辦起一所學院，其中百分之五十具有高等學曆，百分之三十是博士，以致國務院的一名官員說，中央情報局“擁有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比美國政府中任何一個部都要多”。但這些學院派的人物加入中央情報局並不是來做他們在校園裏就可以做的工作。他們到這裏來是為了尋求富於刺激性的冒險經曆，並不是來充當校長或博士生導師的侍應生。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唐納德·詹姆森說：“國際組織處的人員在許多（中情局的）人眼中隻是一些裝門麵的擺設，特別是有些中央情報局的人認為，他們做的才是硬碰硬的情報工作。讓我們招募一些真正的間諜去竊取文件，除此之外，其餘都毫無意義。”8勞倫斯·德諾夫維爾證實了這種說法：“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些人認為不應當把這麽多錢花在那些左派分子身上。”9於是，科德·邁耶就不得不另找出路了。
李·威廉姆斯說：“科德深受知識分子稱許，真是獨一無二。唯獨他在美國能接觸知識界，而他對文化人也極為尊重。”10邁耶1939年入耶魯大學，研讀17世紀玄學派詩人的作品直到現代的葉芝（Yeats）和T．S．艾略特的詩歌，師從梅納德·馬克（Maynard Mack）教授。這些詩人給我們遺留下的“是對其偉大成就的永恒尊敬，同時也激發了某些人動筆躍躍欲試的雄心。”11邁耶就曾試著創作詩歌，並在《耶魯文學》（Yale Lit）上發表過幾首“尚可一讀”的詩作，並因此而當上這本刊物的編輯。
1942年邁耶以英國文學專業最優異的成績畢業，但他在文學上的抱負因戰爭爆發而未能實現。他的孿生兄弟在戰爭中喪生，而他本人也在關島因一顆日本人的手榴彈在腳邊爆炸而失去一眼（為此，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人為他起了一個“獨眼巨人”的綽號）。後來他還以此為筆名寫過幾篇文章。1980年，他出版了回憶錄，題為《麵對現實》。
作為《耶魯文學》的編輯，他緊跟詹姆斯·傑塞斯·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此人後來成為中央情報局傳奇性的反情報頭目。安格爾頓在文學上屬於激進派，曾經把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介紹給耶魯大學，並於1939年創辦詩刊《怒吼》（Furioso，甚至在他已成為駐羅馬的反間諜頭子後，他的名字還作為該刊的編輯出現在版權頁上）。安格爾頓是中央情報局與所謂的“P圈”(2)之間的重要聯絡人，反映了該局與常春藤聯盟的關係。“P圈”裏的著名成員有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他也是耶魯的畢業生，被艾倫·杜勒斯招募進入中央情報局。科芬後來在回憶他決定加入中央情報局的情況時說：“我是強烈的反蘇派。我帶著這樣的思想框框，目睹了朝鮮戰爭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但是當時我並沒有予以密切的關注，或追究過它的成因。1949年我從耶魯畢業時，我就想過要加入中央情報局，但是實際上我卻進了神學院，在神學院聯合會待了一年之後，看到當時美國與蘇聯之間似乎立即就要爆發一場戰爭，於是我辭去了原來的工作，加入了中央情報局，希望能在這場戰爭中出一點力。中央情報局資助非共產黨左派，他們給錢並不附帶任何條件。在那段時間裏，我對美國的政策似乎毫不懷疑，但是回想起來，我還不至於那樣單純和幼稚。”12科芬在常春藤聯盟中為中央情報局招募的人包括阿爾奇·羅斯福（Archie Roosevelt）。此人曾在哈佛大學攻讀英語專業，師從沃德姆學院（Wadham College）院長諾曼·霍爾姆斯·皮爾遜（Norman Holmes Pearson）教授，這是一位深受人們敬重的人文主義者，以他和W．H．奧登合著的五卷本《8—10世紀英語詩人》(3)而聞名。他還是美國研究協會和現代語言研究協會的官員，布萊赫基金會（Bryher Foundation）的董事會成員，詩人H．D.（Hilda Doolittle）的資產保管人。皮爾遜還是戰略情報局和中央情報局的元老。13戰時，他就在戰略情報局的反情報機構X-2處工作，在倫敦是金·費爾比的手下。費爾比後來在描繪他時曾說他十分“幼稚”。皮爾遜負責積累敵方上百萬的特工和間諜機構的檔案資料。他“極力主張戰後這一工作還應該繼續做下去，盡管這一主張違反了傑弗遜有關政府的傳統觀念(4) 。”對此有一些很有分量的反對意見，但很快就被壓了下去，因為“敵人”這個詞的定義“已經變得具有非常大的伸縮性”。14回到耶魯大學後，他主持了“在國內和海外推動美國研究的工作。如同其他外國地區研究一樣，這門新學科顯然具有超級重要性，因為這一研究要讓我們懂得美國成為戰後的世界統治者的必然性，鼓勵受我們統治的國家加深理解美國文化的深奧精妙。”15皮爾遜曾為萊因哈特版的梭羅名著《瓦爾登湖》(5) 一書寫過序言。在這篇序言中，他表述了與上述觀點一致的見解，將梭羅這位美國偉大的個人主義者的激進思想淡化到最低限度，有意使梭羅擺脫了與無政府主義的聯係，強調他的著作是擁護好政府的，說他是“個人主義的象征，而我們則認為這正是美國生活的基礎。”
皮爾遜最有名的門徒就是詹姆斯·傑基斯·安格爾頓。安格爾頓1917年出生於愛達荷州，少年時就讀於伍斯特郡(6) 的馬爾文學院（Malvern College）。在那所學校裏，他立誌要“比英國人更像英國人”。他對舊時歐洲的禮儀身體力行，一生從未改變他那種沉穩安詳的舉止。在英國求學的這些年確實賦予他一個歐洲人的品格（他也在意大利度過幾年長假），淡化了他美國人的背景，連他說話都帶英國口音。”161937至1941年他就讀於耶魯大學，與後來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喬治·邦迪、後來擔任《紐約時報》的科學編輯沃爾特·薩利文（Walter Sullivan）和詩人小裏德·惠特莫爾（Reed Whittemore Jr.）是同窗學友。1938年，安格爾頓在拉帕洛（Rapallo）與埃茲拉·龐德相識，成為至交。龐德後來稱許安格爾頓，說他是“美國文學雜誌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美國文學刊物的希望所在。”1949年，安格爾頓立下遺囑，要把“一瓶好酒”遺贈埃茲拉·龐德、英國詩人們和《怒吼》的詩友們。他用以下的警句作為遺囑的結尾：“現在我可以說了，我堅定地信奉基督精神和永恒的生命，同時也相信我們這個動**不安的社會製度。這個社會製度有時會盲目地奮戰，目的是維護自由權利和表達精神的權利。以耶穌基督的名義，我與你們永別了。”盡管他有著這樣的感情，小裏德·惠特莫爾還是記得安格爾頓（他的母親是墨西哥人）一直為他中間的那個名字（Jesus）深感窘困，因為這個名字“表明他並不是屬於英國的上層階級，而他那時渴望為自己樹立這樣一個形象。”17
作為出身於戰略情報局的搞陰謀詭計的行家，安格爾頓把他在這方麵的才能也帶到了中央情報局，在這裏，他那種拜占庭式的陰謀詭計(7)才能似乎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他首次獲得成功是在1948年意大利大選中，充分發揮了美國策劃的隱蔽競選活動的作用，確保了基督教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勝。這場選舉受到喬治·坎南和艾倫·杜勒斯的密切關注和支持，是美國冷戰的首次勝利。據費爾比說，安格爾頓因此於1949年晉升為中央情報局特別行動處處長。他主管該局反情報組CCI長達20年，並從1954年起負責與盟國情報部門的全部聯絡工作。他還組織了一個“記者-行動人員小組”，擔任敏感而且常常是危險的工作。當時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對此毫不知情。這個小組掩蔽得很好，就像埋藏於深雪中一樣。小組的機密材料都鎖在安格爾頓辦公室的保險箱裏，隻有他本人可以利用這些材料。
安格爾頓是一個培植野蘭花的高手（在阿隆·萊瑟姆，Aaron Latham，的小說《獻給母親的蘭花》中，蘭花是母親的象征），他是一個世界級的用假蚊蟲誘餌釣魚的專家，還是發表過作品的攝影家、技藝高超的寶石和皮革技工，還是意大利歌劇、保羅·紐曼（Paul Newman）、羅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馬龍·白蘭度、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雪莉·麥克萊恩（Shirley Maclaine）、(8)鬥蟋蟀、歐式足球等等的狂熱迷戀者。他確實是一個非凡的通才。克萊爾·布思·魯斯有一次對他說：“你無疑是情報界從未有過的最具魅力、最有趣的人物，是一個活生生的傳奇人物。”18他身高6英尺，總是身穿一身黑色衣服。一個安格爾頓的崇拜者說他“長著一副精瘦的顎部，看上去活像拜倫。”他是一名典型的詩人型的間諜，許多有關中央情報局的浪漫神話都由他而起，說中央情報局是美國自由主義文學傳統的延伸。
科德·邁耶為了與“P圈”人物建立廣泛的聯係，現在他已把目光投向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他最喜歡的詩人艾倫·塔特和約翰·克勞·蘭塞姆就在該校任教。1938年，蘭塞姆在這裏籌建了《凱尼恩評論》（Kenyon Review），這本刊物構建了整整一代人對文學的鑒賞標準，此刊享有的威望使凱尼恩這個懶散、閉塞的城鎮在文化的道瓊斯指數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同在1938年，這裏有一批天才居住在校園中央一座木結構的哥特式建築物“道格拉斯樓”裏，這裏是約翰·克勞·蘭塞姆那批好學而又古怪的門徒離群索居的理想所在。這批人當中有羅比·麥考利（Robie Macauley）、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大衛·麥克道爾（David Macdowell）、彼得·泰勒以及年齡較長的教師羅伯特·洛厄爾，人稱蘭塞姆的弟子們。19
1937年，羅比·麥考利入密歇根州的奧利維特學院。在校時，他上過凱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艾倫·塔特的課，親眼看到福特·麥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像一個“經曆過已被遺忘的戰爭、領取退休金的老兵”似的在校園中漫步（麥考利後來為福特1961年版的《遊行的終結》，Parade's End，寫過序言）。戰爭期間，麥考利在美國陸軍反情報組織G-2服役4年，任務是搜索納粹特工。他後來將這段經曆寫成小說，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題為《憐憫的終結》（End of Pity），這本書為他贏得了“怒吼”小說獎。在艾奧瓦大學獲得研究生學位後，他回到了凱尼恩，作為《凱尼恩評論》的一名助理編輯與蘭塞姆一道工作。1953年8月，蘭塞姆曾對一位朋友說，如果麥考利“不加入中央情報局的話，羅比被造就成一名大學者是大有希望的，而我卻聽說他即將接受那份工作。”20科德·邁耶親自出麵為麥考利在國際組織處安排了一個職位。經過一個夏天的考慮，麥考利接受了這份工作。李·威廉姆斯回憶說：“科德把他招募進來，讓他擔任項目官員，與喬斯爾森共事，我想這是因為他們誌同道合吧。”21
邁耶招募了約翰·“傑克”·湯普森，從而又為中央情報局網羅了一名蘭塞姆的弟子。1956年，湯普森成為法菲爾德基金會的執行董事。這個由中央情報局安排的職務，他擔任了十餘年之久。在離開凱尼恩之後，湯普森寫了一些學術性論文，在紐約文學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他的密友賈森·愛潑斯坦記得，“他先是被約翰·克勞·蘭塞姆和那個‘避世群體’看中，後來又受到利昂內爾和戴安娜·特裏林夫婦的青睞，那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英文。特裏林夫婦是一對非常勢利的人，他們對湯普森和他的妻子像著了迷一樣。特裏林夫婦提議讓傑克擔任法菲爾德基金會的董事，很可能是希望通過他為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爭取到一些錢。”22對湯普森來說，這一切似乎都是好的想法。他說：“克格勃成百萬地花錢，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朋友。我們知道哪些人值得花錢，哪些人不值得，我們也知道什麽貨物是好的。我們不會按照那種標準的民主濫調行事，把錢給一個猶太人，一個黑人，一個婦女，一個南方人。我們的錢要花在朋友身上，幫助他們，幫助那些同我們的觀點一致並正在做好事的人。”23盡管他長期與中央情報局合作，但是當他被收入《美國教授人名錄》時，在政治觀點這一欄中仍被定為“激進派”。
從密蘇裏州的聖路易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實驗學校裏，科德·邁耶物色到了年輕的小說家約翰·亨特（John Hunt）。這是他新近網羅的人員之一。亨特1925年生於俄克拉荷馬州的馬斯科吉，曾就讀於新澤西州的勞倫斯維爾學院，1943年應征入海軍陸戰隊，1946年退役，當時的軍銜是少尉。退役後，獲得哈佛大學獎學金。在哈佛求學時，他是《進步學生》的編輯，這是哈佛自由主義聯合會的出版物。1948年，亨特以英國文學和希臘語兩個主修專業畢業。那年秋季，亨特結婚，移居巴黎，在那裏開始創作小說，同時在巴黎大學上課，這時他被海明威提出的“美國人在巴黎”概念迷住了。1949年7月，他的女兒出世後，他回到美國，加入艾奧瓦大學的“作家工作室”，同時在該校經典著作係授課。在那裏他結識了羅比·麥考利。1951年他應聘到聖路易的托馬斯·傑弗遜學院任教，直到1955年。那年，他在巴黎就開始創作的小說《幾代人》（Generations of Men），被小布朗大西洋出版社接受。大約就在這時，他被邁耶招募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項目官員。
喬斯爾森由於巨大的工作壓力，再加上他喜歡繃得很緊的脾氣，他的健康狀況早就不佳，終於在1955年10月47歲的時候，他的心髒病第一次發作。為此，邁耶決定把亨特少尉派去，為他減輕一些工作負擔。於是就演出了一場假戲真唱的表演：喬斯爾森要親自對約翰·亨特進行麵試。在此之前，喬斯爾森已經收到亨特的簡曆和一批充滿溢美之詞的推薦信。約翰·法勒（John Farrar）讚揚亨特有“很強的行政能力，縝密的頭腦和對我們的信仰的使命感”。巴黎的時代-生活雜誌助理編輯蒂莫西·富特（Timothy Foote）則表示“深信他不論在什麽崗位上都是一個極好的幫手”，還說他“對美國在海外承擔的責任堅信不疑，他認為美國不應為它在外國所作的努力和施加的影響感到內疚。”241956年2月，亨特接受了喬斯爾森的麵試，不久就被分派到代表大會秘書處工作。我們隻能這樣假設：亨特的簡曆和推薦信都是為他掩護身份的一個組成部分，將這些材料存入他的檔案有助於使他的任命看上去完全是光明正大的。
對於亨特來說，代表大會就是“我的耶魯和我的哈佛”，就像梅爾維爾，代表大會對於他就是他的海洋。雖然亨特不能像喬斯爾森那樣經過多年的勤奮工作和悉心管理而享有崇高威信，但是代表大會還是因為注入了新鮮血液而獲益匪淺。邁耶新招募來的人員來到代表大會，標誌著代表大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派遣勝任的項目官員使人才枯竭的狀況就此告終，而喬斯爾森也有了幾個在知識上完全勝任的幫手，特別是喬斯爾森與麥考利相處得極好。他們帶著妻子一道出去視察工作，有時亨特和他的妻子也參加。從他們一起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們的皮膚曬得黝黑，顯得十分放鬆。麥考利和亨特留著挺帥氣的運動員式平頂發式，身著絲光卡其布長褲，戴著黑邊太陽鏡，看上去一副典型的50年代美國人派頭。回到工作崗位，他們一起拿中央情報局為他掏腰包開開玩笑。新來的中央情報局特工斯科特·查爾斯（Scott Charles）對他們說，他每天來辦公室都走不同的路線，以防被人跟蹤，喬斯爾森、麥考利和亨特都覺得這種神經質頗為滑稽。
戴安娜·喬斯爾森從1941年就與麥考利成為朋友。她說：“羅比·麥考利同（中央情報局的）那些人的想法和行事方式都不一樣。他不是那種玩世不恭或者聰明乖巧的張三李四式的人。他與邁克爾共事時隻有一件事做得不對。當邁克爾在氣頭上問他什麽事或向他解釋什麽事，他總是悶聲不響，於是邁克爾就越說越生氣，血壓升高，還在不斷地重複，而羅比則坐在那裏仍是一語不發。有一次我對他講，他用這種方式對待邁克爾不合適，他應該說點什麽，別惹邁克爾火冒三丈。”25
邁耶招募人員的舉動表明中央情報局對代表大會的工作加強了，但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喜憂參半。比如1954年沃倫·曼舍爾（Warren Manshel）被派來巴黎就讓喬斯爾森生氣。他覺得中央情報局派駐代表大會的人數比例過大。戴安娜·喬斯爾森說，曼舍爾“被派到代表大會來是執行監視任務的。他緊盯住邁克爾，而邁克爾還要為他找些掩護身份。他遊離於代表大會直屬的工作人員之外，邁克爾對此還不得不隱忍遷就。”26他還不得不遷就斯科特·查爾斯。他被安置在代表大會巴黎辦事處擔任審計員。戴安娜說：“我倒比較喜歡他。後來邁克爾去世之後，我還替他編寫有關日內瓦的手冊。”27
到了50年代中期，喬斯爾森主要為代表大會忠心耿耿地工作，他本能地將代表大會的需求置於中央情報局之上。他認為，代表大會之所以需要中央情報局就是為了錢（邁耶對他掌握的經費管得很緊），為此他還把中央情報局的會計肯·唐納德森（Ken Donaldson）以駐倫敦的總審計官的身份派到代表大會來。喬斯爾森甚至試圖讓代表大會擺脫財政上對中央情報局的依賴，他曾向福特基金會提出過自己的建議。由於5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會已經為支持代表大會支出了好幾百萬美元，要它承擔起全部財政負擔，它要慎重考慮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中央情報局是絕對不會放鬆對代表大會的控製的，所以喬斯爾森同福特基金會就財政問題進行的商討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有結果的。
這個時期，中央情報局在文化生活中的存在是加強了，遠談不上放鬆對這一領域的控製。勞倫斯·德諾夫維爾從紐約寫信給喬斯爾森，建議在《邂逅》雜誌上開展討論，題目之一是“個人的良知與統治集團的要求”，喬斯爾森立即向斯彭德和克裏斯托爾推薦了這個主意。他們兩個也許是不明白喬斯爾森為何對這樣一個複雜的題目如此感興趣。其他中央情報局的人倒是一聽說要動手寫文章，手就癢得難以抗拒。傑克·湯普森繼續給《哈得遜評論》（Hudson Review）這樣的學術刊物寫文章，1961年他還出版了一本出色的評論英國詩歌的著作《英國格律的確立》（The Founding of English Metre）。羅比·麥考利為《凱尼恩評論》《新共和》《愛爾蘭大學評論》《黨派評論》和《紐約時報書評》撰文，在他為中央情報局工作期間，他還繼續創作小說，著名的作品有《愛情的偽裝》（The Disguises of Love，1954）和《憐憫的終結及其他短篇小說》（The End of Pity and Other Stories,1958）.
倫敦的霍德與斯托頓（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公司出版了愛德華·S.亨特（Edward S. Hunter）的一本關於阿富汗的著作。他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名行動人員，以自由撰稿人為掩護，在中東地區轉悠了多年。美國戰後駐德國的軍事占領政府的宣傳部門官員弗雷德裏克·普雷格（Fredrick Praeger）出版了20至25部著作，中央情報局對這些著作本身及其出版和發行都深感興趣。普雷格說，他們不是直接為他支付出版費用，就是通過某個基金會保證購買若幹冊，至少使他感到出版這些書是值得的。
中央情報局隱蔽行動處的一位負責人寫道：“書籍同所有其他宣傳媒體不同，因為一本書就可以使讀者的態度和行為發生重大變化，這是其他任何單一媒體所不及的，所以要把書籍當作（長期）戰略宣傳最重要的武器。”28據同一資料來源，中央情報局的秘密圖書出版計劃確定了以下這些目標：“通過秘密資助外國出版社或圖書銷售商，在海外出版或發行書籍而不暴露美國插手其事。出版圖書不應與美國政府有任何公開的聯係以免受到‘汙染’，對於立場‘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圖書是出於行動的需要，不要顧及商業上是否有利可圖。提倡並資助當地的國家的或國際組織的圖書出版或發行。鼓勵不知名的外國作家撰寫具有政治意義的書籍，其方式是，如果公開聯係可行，可以直接資助作者，否則就通過文學經紀人或出版商間接資助。”29
1977年，據《紐約時報》稱，中央情報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種。30該局從來沒有公布過其出版物書目，但是據悉由它插手出版的書籍中包括拉斯基的《匈牙利的革命》（La Révolution Hongroise）、T.S.艾略特的《荒原》（Waste Land）和《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譯本，其中自然還包括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附屬機構出版的書籍，其中有詩集，赫伯特·呂蒂的《過去的現在：加爾文對盧梭思想的鬥爭》（Passé Présent: Combats d’Idées de Calvin à Rousseau）、帕特裏夏·布萊克的《奔月途中：俄國新作》（Half-Way to the Moon:New Writing from Russia,1964年，《邂逅》）、馬克斯·海沃德（Max Hayward）和利奧波爾德·拉貝茲（Leopold Labedz）合編的《蘇俄的文學與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196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科特·葉林斯基（Kot Jelenski）的《曆史與希望：自由的進步》（History and Hope: Progress in Freedom）、伯特蘭·德茹夫奈爾（Bertrand de Jouvenel）的《解讀的藝術》（The Art of Conjecture）、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的《百花》（The Hundred Flowers）、(9)尼科洛·塔奇（Nicolo Tucci）的自傳小說《在我以前的時代》（Before My Time）、巴爾茲尼（Barzini）的《意大利人》（The Italians）、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以及新版的馬基雅維利的《王子》（The Prince）。契訶夫出版公司則翻譯出版了大量契訶夫的作品，而該公司就是暗中接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
約翰·亨特的第一個頭銜是作家。除他之外，中央情報局還為它擁有其他一些活躍的小說家而自豪。耶魯大學畢業的彼得·馬西森（Peter Matthiessen）在巴黎創辦了《巴黎評論》（Paris Review）並為之撰文，他後來以其小說《雪豹》（Snow Leopard）而聞名，在他為中央情報局工作期間，他還創作了小說《遊擊隊員》(10) 。另一名邁耶招募的作家叫查爾斯·麥卡裏（Charles MaCarry），此人後來被譽為美國的約翰·勒卡雷(11) 。此外還有詹姆斯·米切納（James Michener）。他的作品曾風靡一時，但他的書名卻並不起眼，如《波蘭》《阿拉斯加》《得克薩斯》《空間》等等。在他長期的寫作生涯中，不時得到中央情報局的幫助。米切納在50年代中期以作家身份為掩護，搜尋並清剿滲入中央情報局亞洲行動的激進分子。為此，他被該局安置在中央情報局的亞洲基金會任職。後來他卻說，“一個作家，無論是為了某種事業或為了某個人，永遠都不要充當特工。”
再就是霍華德·亨特。他創作的小說有《告別東方》（East of Farewell），《黑暗的極限》（Limit of Darkness）和《城裏的陌生人》（Stranger in Town），後者為他贏得了古根海姆獎金(12) 。在為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OPC）工作期間，他與福賽特（Fawcett）出版公司簽約，組織創作了幾本原文書籍，被命名為《金獎叢書》。在墨西哥，他負責當地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兼作家埃爾·坎佩西諾（El Campesino）的一本書，書名是《蘇聯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USSR），這是在拉丁美洲出版的第一本以個人經曆揭露斯大林恐怖統治的著作。在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此書被譯成多種語言出版，廣為發行。他還交代另一名中央情報局項目官員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去幫助另一個知識分子、智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多西奧·拉文內斯（Eudocio Ravines）完成一本具有同樣影響力的著作《延安之路》（Yan'an Way）。
1961年底，霍華德·亨特加入了特蕾西·巴恩斯新建立的國內行動處。巴恩斯是心理戰略委員會的副主任，堅決主張以文學為反共武器，殫精竭慮地加強中央情報局的出版計劃。霍華德·亨特後來寫道：“這個新成立的處接受中央情報局內其他部門不想要的人和項目。所有安排給我的行動項目幾乎全部與出版工作和出版物有關。我們為一些‘重要’著述提供資助，例如米洛萬·德熱拉斯(13)的《新階級》（The New Class，這是一本對共產主義寡頭統治的權威性研究著作），是弗雷德裏克·A．普雷格公司接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幾種出版物之一。”31
哈裏·哈伯德（Harry Hubbard）在梅勒（Mailer）的《哈洛特的幽靈》中寫道：“我用各種幽靈的名字幫助出版一些親中央情報局的小說……也負責一些學術性著作。當然也少不了偶爾在雜誌上拋出一篇文章，提醒人們警惕花樣翻新的共產主義威脅。”甚至在旅行指南中也可以發現中央情報局特工的身影，有幾個人利用著名的福多爾（Fodor）係列旅行指南為掩護在歐洲四處漫遊。尤金·福多爾原為戰略情報局少尉。後來他為這種做法辯解說，為中央情報局撰稿的人“都是十分專業的，作品的質量都很高。我們從來不讓政治摻入這些書籍中。”32萊曼·柯克帕特裏克，中央情報局的執行助理，每年都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世界陸軍”的稿件。《大英百科全書》的所有者，是原公共事務大臣威廉·本頓（William Benton）。有時，《紐約時報》或其他享有聲望的報紙上的書評也是由中央情報局的簽約作家撰寫的。中央情報局特工喬治·卡弗（George Carver）用自己的真名署名為《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撰文（不過他沒有提他的雇主是誰）。在英格蘭，蒙蒂·伍德豪斯則為《邂逅》雜誌和《泰晤士報》文學版撰稿。
作家當間諜，間諜當作家，這種現象一點也不新鮮。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以作家身份為掩護為英國諜報機關工作。他後來出版的自傳體小說集《阿申頓》（Ashenden）成為情報官員必讀的經典之作。康普頓·麥肯齊（Compton Mackenzie）在30年代曾為英國軍情五處工作，後來因為他在其著作《艾吉安》（Aegean）中泄露了秘密情報處（SIS）人員的名字而被女王政府處決。格雷厄姆·格林寫小說的素材則取之於他在二戰期間（據說也有二戰以後）為軍情五處充當間諜的經曆。有一次他稱軍情五處是“世界上最好的旅行社”。
卡羅爾·布賴特曼評論說：“知識分子，或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對於情報機構一直抱有一種神秘莫測的感覺。在大學裏，比如耶魯大學，學生們參加情報機構象征著某種年齡上的成熟經曆。”33在小說家理查德·埃爾曼（Richard Elman，請不要與《喬伊斯傳》的作者Richard Ellman相混）看來，這些人有著某些美學上的共同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有些什麽共同點。他們都信奉權威和真理，從而使他們支持對共產主義和無神論的討伐。T．S．艾略特、龐德以及其他現代主義者對他們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中央情報局甚至出資翻譯了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並將書空投到俄國。這些人如同蕭（Shaw）和韋爾斯（Wells），社會主義的‘平民世紀’對他們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他們需要的是‘不平凡的人’和‘高雅的文化’，所以，他們把錢花在文化上是有用意的，而不是一個願意不願意的問題。”34
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4)甚至想入非非地想象，T.S.艾略特就是他的朋友詹姆斯·安格爾頓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金斯伯格1978年寫過一篇小品文，題目是《T.S.艾略特入我夢來》（T.S.Eliot Enters My Dream），在文中，他想象，“在一艘駛向歐洲的航船船尾甲板上，艾略特與幾個同行旅客斜倚在甲板座椅上，背後是飄浮著白雲的藍天，腳下卻是鋼鐵製成的地板。我說：‘對於中央情報局統領詩歌界，你本人有何高見？安格爾頓畢竟是你的朋友，不是嗎？他有沒有告訴你，他打算使西方的思想恢複活力來反對所謂的斯大林主義者？’艾略特專心地聽著——我沒有想到他居然沒有心不在焉的樣子——‘是這樣的，你聽我說，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人都在競相爭奪統治地位，政治的、文學的……比如說，你所崇拜的那些大人物，還有那些通神論者(15)、占卜者、辯證學家、空想理論家，不一而足。我想我在中年的時候大概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是的，我確實知道安格爾頓在文學界搞的陰謀詭計。我認為他們是微不足道的，想法倒是好的，但毫無重要性可言。’我說：‘我倒認為他們還是不可忽視的，因為這種陰謀詭計通過向思想家們提供經濟支援，培養出太多的傳統型知識分子，而這些人又影響了西方的思想……總而言之，思想界的基調應該是革命的(16) ，或者至少應該是激進的。他們要尋找憂慮、機械化、通過人為的壟斷取得統治地位的根源……而政府卻通過各種基金會支持學者們進行一場全麵的戰爭……從財政上支持《邂逅》這樣的雜誌，這類雜誌把艾略特風格當作測試雅俗與好壞的試金石。這種做法並未能創造出另一種可供選擇的自由、充滿生機、多元、有個性的文化。’”35
安格爾頓這樣的人保衛高雅文化是出自一種本能。歐文·克裏斯托爾曾說：“對於任何精英人物或高級事務，我們是從來不會加以譴責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精英，是曆史選擇出來的幸運兒，要由這些人來引導其同類在塵世中找回自我。”36由現代主義文化養育起來的這些精英們崇拜艾略特、葉芝、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他們認為“他們的使命不是去遷就公眾的需求或公眾自認為是他們的需求，而是要通過他們中間具有最高智慧的成員去賦予公眾應該擁有的東西。”37換句話說，高雅文化不僅對建立反共防線極為重要，而且還是防止大眾社會變得單調統一的堅強堡壘，是防止德懷特·麥克唐納深懷恐懼的“大眾文化”得以“彌漫散布”的堅強堡壘。38
精神貴族們發起了保衛民主的運動，但是從本質上他們又對民主抱有深深的懷疑，這種自相矛盾的悖論是不容忽視的。這些人自認為是一批皇親國戚般的精英，負有向野蠻開戰的責任。同時，他們又是一批對現代性及其血染的潮流感到無比恐懼的現代主義者。1940年，羅伯特·洛厄爾在告別凱尼恩學院的致辭中，談到了這批貴族內心深處的恐懼：“你們都知道，正當市儈們和沒有教養的人們以他們那種精神空虛的方式使文明解體時，他們自己也會來到學問的金色殿堂，他們最終將進入彌爾頓、格羅頓、聖保羅和聖馬克這類貴族私立學校。這些學生既無能力，也沒有高雅氣質，甚至沒有文化，卻在這些學校裏為所欲為。這些市儈和粗野的人將把那些可憐的雄蜂趕出蜂巢，新鮮血液由於失去肢體而無處可存。於是世界又無可改變地回到倒退——前進——周而複始的循環之中。”39
這批奧勒利安(17)們堅信他們應挺身而出擔負起保衛者的責任，使文化免遭即將來臨的滅頂之災，於是1949年決定將博林根獎(18) 授予龐德的《比薩詩章》（Pisan Contos）。有傳聞說，慷慨大方的慈善家保羅·梅隆，有一天向艾倫·塔特和約翰·克勞·蘭塞姆抱怨，這麽多的作家竟然都是左傾分子。梅隆本人對藝術具有很高的鑒賞力，但在政治上卻十分保守，幾乎具備充當冷戰天使的一切條件。塔特回答的大致內容是，作家們總是清貧的，梅隆為什麽不拿出錢來設立一個獎勵基金什麽的，得到獎金，作家們會生活得好一些，就不那麽傾向革命了。於是梅隆捐款2萬美元，設立了博林根獎，作為私人的獎項。
理查德·埃爾曼問道：“他們為什麽選中了龐德呢？大概是因為龐德代表了他們要維護和促進的達官貴人文化的頂峰吧。”40這次授獎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因為提名時，龐德還被關押在患有精神病的罪犯的醫院裏，而且是美國戰後被控犯有叛國罪的第一人。戰時他發表的廣播演講支持墨索裏尼反對“猶太先生”、富蘭克林·羅斯福、“臭名昭著的羅森斯坦”、“猶太豬”、“猶太鬼”和“滿身油漬的人”。他認為《我的奮鬥》是一部深刻分析曆史的著作，其作者希特勒是“聖賢和殉道者”。他說美國“遭到害蟲的侵蝕”。《詩刊》（Poetry）編輯卡爾·夏皮羅（Karl Shapiro）寫道：當時除了保羅·格林（Paul Green）投了棄權票外，他是“唯一對博林根獎授予龐德持異議的人。艾略特、奧登、塔特、洛厄爾都投票讚成。一群法西斯分子！”當威廉·巴雷特抨擊評審委員會的決議時，艾倫·塔特居然向他提出挑戰，要與他決鬥。
(1)“費厄潑賴”（fairplay）一詞，魯迅曾以其音譯為一篇名文的標題，可能是因為難於找到貼切的漢語對應詞。此詞原為體育競賽用語，意為尊重遊戲或比賽規則，公平對待參賽的雙方或各方。其引申義甚廣，有公正、合理、君子之風、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等意。
(2)“P圈”。P代表professor，即教授，狹義地理解，為美國的大學教授社交圈，廣義地可理解為文化學術界。
(3)原文為Viking five-volume“Poe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Viking意為維京人，也泛指北歐海盜或斯堪的納維亞人。公元8—11世紀，北歐人稱雄西歐，曾侵占英國，這裏采取意譯法。
(4) 傑弗遜（Jefferson，1743—1829），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國政治和政府基本原則的奠基者。概括起來，其關於政府的概念是政府要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5) 梭羅（Thoreau，1817—1862），超現實主義作家。1845年在瓦爾登（Walden）湖畔結廬而居，體驗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後寫成名著《瓦爾登湖》，反映了作者對世界進行的深入思考。
(6) 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英國英格蘭中部的一個郡，其首府為伍斯特市（Worcester）。
(7)拜占庭式的（Byzantine）陰謀詭計，也譯為拜占庭式的宮廷陰謀或上層鬥爭。拜占庭帝國時期政治鬥爭的特點就是充滿了陰謀詭計。
(8)這裏所舉的這些人均為美國著名電影界人士。
(9)《百花》全書名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20世紀60年代在紐約出版。
(10) 原文為partisans，此詞也有“黨徒”的意思。1955年由紐約維京（Viking）出版集團出版。
(11)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年生），英國小說家，以擅長寫間諜小說著稱。
(12) 古根海姆獎金（Guggen Heim Fellowship），古根海姆為瑞士移民美國企業家，為美國采掘冶煉業的奠基人。捐款讚助的文化事業有古根海姆基金、古根海姆博物館等。
(14)艾倫·金斯伯格，美國詩人，他的《嚎叫》（Howl）是“垮掉的一代”運動的重要作品，描寫了同性戀、吸毒等社會現象。
(15)通神論者（theosophists），源於西方神秘主義宗教哲學的通神論（theosophy），指通過冥想、祈禱等方式直接與神相通。
(16) 革命的（revolutionary），此詞含有主張徹底變革、突發式的重大變革之意，與“漸變”或“漸進”（evolution）相對。
(17)奧勒利安（Aurelian，約215—275年），羅馬皇帝，由於他使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重新獲得統一，使帝國免遭毀滅，贏得“世界光複者”稱號。
(18) 博林根獎，全稱為博林根詩歌獎（Bolingen Prizt for Poetry），獎金來自梅隆的捐款。埃茲拉·龐德在二戰期間在意大利發表了無數反對美國參戰的廣播演講，1945年以叛國罪被捕，後因醫生證明他患有精神病而於1948年4月撤銷對他的指控。該獎原由美國會圖書館頒發。但因龐德不光彩的經曆，國會要求圖書館不要介入，於是改由耶魯大學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