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音樂與真理，不可過度(1)

在我看來，培養和維護名人的手段過於物質化，因而不值得稱頌。

——菲利普·拉金

美國委員會在一個重大問題上未能采取一致的立場，從而加速了近在眼前的死亡命運。總部設在歐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則與之形成鮮明的對照。至50年代中期，它的影響所及在地域上得到了擴展。在喬斯爾森的堅強領導下，代表大會名聲大振，成為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聯盟，這些知識分子致力於揭露虛妄的蘇聯神話，宣揚西方民主的優越性，隻有在西方民主的框架中，才能進行文化和哲學的探討。盡管內圈——或者“機關”的人員構成沒有改變，代表大會現在可以誇口說，其成員中盡是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

朱利安·赫克斯利、米爾西亞·伊利亞德、安德烈·馬爾羅、吉多·皮奧韋內、赫伯特·裏德、艾倫·塔特、利奧內爾·特裏林、羅伯特·佩恩·沃倫、W．H．奧登、桑頓·懷爾德、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等，還有一些其他知名人物，都在《邂逅》《證言》以及一大批代表大會創辦的或屬於代表大會的雜誌上發表文章，為這些雜誌增色不少。此外還有1953年在巴黎創刊的《紀實》（Cuadernos），由小說家和劇作家朱利安·戈爾金（Julian Gorkin）主編，其對象為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在維也納，代表大會於1954年春創辦了《論壇》月刊，編輯是小說家和評論家弗裏德裏克·托伯格（Friedrich Torberg）。這位綽號叫“弗雷蒂果仁大蛋糕”（Freddy the Torte）的編輯是個不尋常的人物，他既遭人討厭又讓人喜歡。凱斯特勒不無讚美地寫道，他“也許是隻存在於我們想象中的古代維也納最後一個‘多瑙河畔的莫希幹人”(2)。其他人則覺得他傲慢自大，令人難以容忍。共產黨人攻擊他是“美國特務……誹謗者……告密者”，對他所辦的雜誌持有的中立基調不屑一顧，認為這隻是美國的陰謀。《論壇》雜誌保持著代表大會通常具有的基調，而托伯格本人也同設在巴黎的秘書處保持著良好的工作關係。但喬斯爾森有時也不得不對他施加一點約束，比如，1957年《論壇》有一期轉載了右翼刊物《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的一篇文章。喬斯爾森說這“有損代表大會主辦刊物的尊嚴”。學乖了的托伯格回答說：“以後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代表大會召開了“科學與自由”大會，是年秋季，與這次會議同名的刊物《科學與自由》創刊。這次會議是1953年7月在漢堡召開的，會議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10000美元的讚助，又從法菲裏德基金會獲得35000美元的讚助。這本沿用會議名稱的刊物由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任編輯，同年，波拉尼被任命為執行委員會委員。為了引起讀者對美國以及南非的種族隔離的關注，波拉尼的雜誌討論了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總的來說代表大會是緘口不言的。在大多數人對“緩和”（detente）一詞的含義還不明白時，這本刊物已經認識到緩和之必要，鼓勵知識分子和蘇聯集團進行交流，緩和西方的冷戰立場。但這一刊物每兩年才出一冊，讀者又極少，所以它的聲音在冷戰的論戰中隻是滄海之一粟而已。1

《蘇聯研究》於1955年問世。這是一份簡訊式的月刊，主編是曆史學家沃爾特·拉奎爾（Walter Laqueur），他同時也是代表大會駐以色列的正式代表，喬斯爾森稱他為最好的有關蘇聯研究的國際問題專家之一。拉克以馬克·亞曆山大（Mark Alexander）的筆名寫過大量的有關俄國的文章。在他的主持下，《蘇聯研究》刊載過許多有關東方集團中思想、藝術和政治生活的調查報告，其洞察力在“西方出版物中堪稱獨一無二”。2說這份刊物讀來“充滿情趣”3固然有些誇大其詞，但它確實享有廣泛而衷心喜愛的讀者群。更加稀奇的是，甚至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也覺得從《蘇聯研究》中援用一些材料對他們也是有用的，以致喬斯爾森為此感到焦慮。他寫信給拉克說：“我們不想讓親蘇出版物用我們的材料來包裝他們的宣傳。”4

1956年4月，《當代》第一期在意大利出版，由伊格拉齊奧·西洛尼和尼古拉·恰羅蒙特任編輯。這本刊物首次向1954年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創辦的刊物《新論點》（Nuovi Argomenti）提出了嚴肅的挑戰。《新論點》同薩特的《當今時代》極為相似，而《當代》則更為相似，連刊名也故意與之雷同。喜歡挑刺的人後來會認為這無異於思想剽竊，說明中央情報局主要戰略之一就是建立或支持一些“類似的”組織，為激進主義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出路，因為中央情報局控製不了激進派。《當代》確實“為50年代後期意大利共產黨的叛離分子提供了發表意見的園地”，5其中包括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瓦斯科·普拉托利尼（Vasco Pratolini）和利貝羅·德利貝羅（Libero de Libero）。該刊還為蘇東集團的持不同政見者提供篇幅，這些人同代表大會豢養的一批撰稿人一道，堅持不懈地攻擊共產黨的極權主義。

代表大會還將其存在向更遙遠的地方延伸，讓它的聲音能夠傳到那些對共產主義和中立主義抱有懷疑的地方。代表大會在澳大利亞也有一份刊物，刊名為《象限》（Quadrant）(3)。當時大批澳大利亞知識分子受到共產主義這塊磁石的吸引，“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這本刊物的宗旨就是要削弱這批知識分子的影響。該刊編輯，天主教詩人詹姆斯·麥考利（James McAuley）認為，“隻有當反共觀點形成一股反吸引的力量，才能把人們的思想爭取過來”，在他的領導下，《象限》雜誌（至今還存在）成為澳大利亞非共產黨左派一個活躍的中心。6

代表大會在印度出版了《探索》（Quest），創刊於1955年8月。該刊為英語版。在印度，英語為行政管理使用的語言而不是文學語言，因而具有局限性，因此該刊被印度共產黨攻擊為“用心險惡的”美國宣傳，但是它和拉丁美洲的《紀實》一樣，至少使代表大會在難以進入的地域建立了一個據點。J．K．加爾布雷思譏笑說代表大會“在一個沉寂的、不受人注意的文盲地區開辟了一塊新天地”，盡管聽起來加爾布雷思的諷嘲有些“過譽”了。可以肯定地說，尼赫魯總理對此是不高興的，因為他始終對代表大會懷有戒心，認為它是“美國的一個出麵機構”。在日本則有《自由》，這是代表大會的雜誌中補助最多的一種。創辦這本刊物的用意是緩和日本知識分子中間的反美情緒，但是從一開始就顯得軟弱無力。1960年，代表大會決定徹底與《自由》的原出版者切斷關係，在巴黎辦事處的控製下重新組織一班人馬。據稱，日本的意識形態太難以捉摸，以致把雜誌交給一些半獨立的人士去辦都令人不放心。7到了60年代後期，代表大會已經將其出版計劃擴大到其他具有戰略地位的地區，即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中國。

一名中央情報局特工說：“真正令人猜不透的是這些雜誌究竟是怎樣運作的。這些知識分子連參加雞尾酒會都不願意結夥同去的，可是他們卻在《證言》《當代》《邂逅》這些雜誌聚到了一起。在美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哈潑斯》辦不到，《紐約客》也辦不到。他們無法將艾賽亞·伯林和南希·米特福德以及所有其他的人召集在一起。如果歐文·克裏斯托爾從倫敦回到美國，他也是無能為力的。據我看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喬斯爾森的作用。”8不過，這個答案隻對了一半。有邁克爾·喬斯爾森，別忘了還有梅爾文·拉斯基。戴安娜·喬斯爾森是這樣講他們之間的關係的：“邁克爾是出版人和主編。拉斯基則是副總裁，在某種意義上講，他也是邁克爾的喉舌。邁克爾負責安排各位編輯們定期開會，如果邁克爾不在，那麽拉斯基就是公認的主要人物了。他們之間聯係密切，觀點也基本相同。”9

梅爾文·拉斯基後來說，最初，喬斯爾森是想讓他與斯彭德一起擔任《邂逅》的聯合編輯，但是他（即拉斯基）不願離開柏林，所以他就推薦了歐文·克裏斯托爾來擔任這個職務。拉斯基之所以沒有在代表大會的旗艦刊物掌舵，其原因很可能同1950年威斯納命令拉斯基離開代表大會在柏林的籌備機構的理由相同：他同美國政府的聯係過於密切。到了1953年，拉斯基可以辯稱當時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他主持的刊物《月刊》當時已經由福特基金會出資讚助了。最近福特基金會又出資27.5萬美元，供《月刊》出版書籍之用。但是，對於拉斯基，人們仍然有一團疑雲難以驅散。喬斯爾森做了他能做的一切。1953年，福特基金會的第一筆捐款到期，喬斯爾森就把《月刊》納入代表大會主辦的各種雜誌之中，這樣，喬斯爾森就可以將拉斯基與代表大會的關係合法化。作為代表大會的一家雜誌的編輯，拉斯基現在可以名正言順地在決策機構中占據主要地位了。

《邂逅》《月刊》和《證言》三家雜誌由一個“三家雜誌編輯委員會”來協調編輯方針。作為這個協調委員會的成員，拉斯基已成核心小組的一員，可以參與決定如何弘揚代表大會的宗旨了。喬斯爾森、納勃科夫、德盧奇芒和拉斯基定期在巴黎參加委員會的會議。分析三家雜誌的表現，並就雜誌以後的幾期要議論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拉斯基總是主張更加深入地討論美國方麵的話題（應該讓尤多拉·韋爾蒂(4)寫一篇有關美國消除種族隔離的文章，應該有人寫一寫美國的“高度繁榮”，吉安·卡洛門諾蒂(5) 應該就“有教養者和缺乏教養者”這個命題寫點東西，諸如此類），並加強對蘇聯事務的評論。另一個代表大會雜誌的仇敵、並不斷遭到攻擊的人物，是讓-保羅·薩特。拉斯基說，薩特與梅洛-龐蒂(6) 分道揚鑣（梅洛-龐蒂於1955年宣布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應該在代表大會的雜誌上報道，標題可以叫《薩特死了》（Sartre est mort）。10薩特被視為共產主義的走狗，一個可悲的趨炎附勢者。他的政治性和文學性的作品，都是為共產主義的欺騙張目，“對暴力津津樂道”，因此他的文章一再遭到《邂逅》和《證言》兩家雜誌的拒絕。

1956年4月，從一份題為《關於〈邂逅〉〈證言〉和〈月刊〉的幾點意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拉斯基對這份雜誌影響之大。在報告中，他總結了這些雜誌所取得的成就，並對它們的未來提出了他的計劃。他寫道，這些雜誌“已經融入了當地的社會和環境，創出了牌子，從而站穩了腳跟。在文化生活中，它們已成為兩個古老的自由、人道國家的象征，同時也是民主的國際（和跨大西洋）交流的象征。”11不過，他提醒他的編輯同事們“在有關美國的材料中，不要一味地說美國一切都是‘好的’，歐洲一切反美的成見必須立即予以清除。”雖然他也承認這些雜誌在反美問題上出現一些“疏漏”令人遺憾，今後應該避免，但他仍強調不要損害跨大西洋之間的相互了解，“我們不要在這件事情上操之過急。（我們至今做了哪些事來阻止人們把我們美國人看成野蠻人？）我們和所有的人一樣，都存在著太多的問題（包括物質主義、玩世不恭、腐敗、暴力），這些問題都淹沒在對星條旗的一片歡呼之中。讓歐洲的作家們去發牢騷。我們自己也可以發一點牢騷（看來似乎矛盾，其實我們自己發牢騷恰恰表現了我們是通情達理的）。”12

實際上，拉斯基是承認人們對親美傾向有所抱怨，對雜誌提出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尤其是《邂逅》雜誌，有人指責它是代表美國利益的一匹“特洛伊木馬”，說它“存在著一個盲點，在這本雜誌中幾乎從來不刊載任何批評美國的文章，似乎這是一個‘禁區’，現在，《邂逅》雜誌必須解決這個問題。”13在最初的幾年裏，《邂逅》雜誌在清除對美國及其製度的任何厭惡情緒方麵確實做得過火。對於反美主義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反美主義是許多歐洲人的心理需要”，這種東西能讓他們既深深陷入“自我仇恨”之中（美國是他們仇視的一切神化形象的象征），同時也使他們沉湎於“自我欣賞”之中（菲德勒語）；或者說反美主義增強了英國知識分子“自我陶醉”的滿足感（愛德華·希爾斯語）；或者說反美主義使“現代自由主義”得到緩解，這種現代自由主義集中表現在《新政治家和國家》的“致命貧血症”“僵化的反應”和“精神上的自命不凡”（1956年德懷特·麥克唐納語，當時他正處於他作為冷戰戰士的高峰時期）。拉斯基的建議隻產生部分效果。雖然A．A．阿爾瓦雷斯（Alvarez）在他的文章中稱，在那段時間很少從《邂逅》雜誌中看到“純屬宣傳性質的偏執論調”，14但是其他方麵卻依然如故，並未被拉斯基說服，還是像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en）說的，“《邂逅》雜誌首先要忠於美國”。15

但是，在華盛頓的中央情報局總部，《邂逅》雜誌被自豪地稱之為一艘“旗艦”。它提出一個概念，即大西洋把兩岸的文化界聯係在一起而不是把它們分割開。它甚至成為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一張名片。50年代中期曾短期為中央情報局工作過的一名年輕而富有的彷徨者本·索南伯格經安排與一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見麵。這名特工與他約定：“我將手拿一本《邂逅》雜誌，你就知道我是誰了。”

中央情報局對代表大會的一些刊物充滿信心，從該局給這些刊物的財政支持上也可以看得出來。雖然無法獲得詳盡的材料，但是有些財政支出的賬目還是保存了下來，散落在塵封的檔案之中。據一份截至1958年12月31日的財務支出報告，法菲爾德基金會每年給代表大會的“編輯秘書處”支付的工資高達18660美元。這些工資是支付給邦迪、拉斯基（這隻是假設）和《邂逅》雜誌美方編輯的（讀者可能還記得，英方編輯的工資是由英國情報機關負責的）。1959年，《邂逅》雜誌從法菲爾德基金會獲得了76230.30美元贈款（將近最初每年40000美元的一倍）。同年，《紀實》獲得的讚助是48712.99美元。《證言》則獲得75765.07美元。此外，代表大會的各刊物還獲得行政管理費21251.43美元。向《月刊》提供的讚助款（每年大約是60000美元）是通過不同的渠道支付的。1958年的資金是通過邁阿密地區基金提供的。到了1960年，提供讚助款的渠道就多樣化了。當年是通過弗洛倫斯基金會（27000美元）和霍布利澤爾基金會（29176美元），後者為《月刊》提供捐款已不大可能，因為根據《美國基金會指南》，這家基金會的“宗旨和活動”應該是“支持得克薩斯州，特別是達拉斯市的各組織，重點是幫助殘疾人”。這兩條渠道還用來為《當代》提供資金，該刊在1960年分別從這兩條渠道獲得了1.8萬美元和2萬美元。1960年用於代表大會各刊物的總支出為56萬美元，至1962年則增加到88萬美元。同期，法菲爾德基金會承諾的捐款（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央情報局直接支付的工資、行政費和房租等等）每年大約是100萬美元（1999年則達到600萬美元）。

盡管拉斯基聲稱這並不是什麽肥差，但是開始成為大有油水可撈的差事，卻是確定無疑的。據賈森·愛潑斯坦回憶，“突然之間擁有了豪華高級轎車(7)，可以舉行供應熏製三文魚的闊綽酒會，諸如此類。那些原來買不起到紐瓦克的公共汽車票的人，一夜之間就可以乘坐頭等艙飛機到印度去過夏了。”16後來，馬爾科姆·馬格裏奇寫道：“在最興旺的日子裏，飛機航線上擠滿了學術界頭麵人物和作家，他們攜帶著帶有印記的文化飛往地球的每個角落。”17當美國人“從普林斯頓、耶魯或者哈佛，從華爾街、麥迪遜大道或華盛頓的巢穴直接來到倫敦時”，那時真可謂是“歡快的日子”。馬格裏奇想起那些日子，對“這一段蜜月時光竟是如此短促”總是覺得出乎意外。“很快，我們英國的機構無論在人員、工作熱情、行動規模，特別是可支配的經費方麵都大大落在人家的後麵了……在全世界都有分支的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網絡一來到英國，我們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秘密情報機構立刻相形見絀，就如一輛豪華的卡迪拉克汽車一來，老掉牙的雙輪雙座馬車就棄之如敝屣了。”18

乘坐這輛卡迪拉克汽車歡快地旅行的是尼古拉斯·納勃科夫，他不遺餘力地做著他的工作：布置一個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場麵。納勃科夫交遊之廣、朋友之多就令人眼花繚亂。為代表大會贏得名譽、確立地位，他的這個長處確是無價之寶。他對朋友善用仰慕親昵之辭，僅此就足以贏得這些朋友的歡心和忠誠。他稱施萊辛格為“阿修羅”(8)，稱艾賽亞·伯林為“最受尊敬的、親愛的博士”，甚至呼他為“叔叔”，娜塔莎·斯彭德是“可心的人兒”，斯彭德是“Milyii Stiva”，喬治·韋登菲爾德（George Weidenfeld）是“親愛的小柯尼斯金德”（Dear Little K?nigskind），《大西洋月刊》的編輯愛德華·威克斯（Edward Weeks）被稱為“Caro Ted”。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愛德華·達姆斯（Edward D'Arms）被稱為“Chat”。(9)

納勃科夫本人雖然隻是一個二流作曲家，稱不上知識分子，但他在戰後年代卻是了不起的音樂經理人之一。他善於發現音樂人才和天才作曲家。1953年冬至1954年，他就任設於羅馬的美國學院音樂部主任。這就是說在1952年的傑作音樂節之後，他擔任了一個為代表大會進軍音樂界出力的合適職務。赫伯特·裏德曾對巴黎舉行的傑作音樂節的回顧性質提出批評，並敦促“下次展示不要再回顧過去，而是要充滿信心地前瞻未來。”19納勃科夫現在要準備舉辦的音樂節，從許多方麵來說，都是對赫伯特·裏德的批評作出的正式回應。1953年2月，納勃科夫飛到紐約，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聲稱他接受這個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他說：“自舉行了巴黎的那次音樂節之後，我們已經關閉了通往過去的大門。我們說過，這些作品確實是偉大的作品，但它們已不能稱之為‘現代’作品，盡管它們都是創作於20世紀。它們已經成曆史。現在我有一個新的計劃……我們要舉辦一次別開生麵的作曲家競賽，辦法與以往的競賽大不相同。我們打算選出12位大有前途但國際上卻不知名的年輕作曲家，邀請他們到羅馬去，我們負責一切費用。每位作曲家要帶來一首樂曲的曲譜，在羅馬演出……由參加20世紀國際音樂大會的全體代表通過民主選舉選出評委，組成一個專門的評委會，最後由這個評委會評出優勝者。獎品極為豐厚：第一是發給獎金；第二，我們許諾將由三個歐洲的和三個美國的重要樂隊演奏這首樂曲；第三，出版這首樂曲；第四，由一家著名的公司錄製這首樂曲。不僅如此，11名落選的作曲家也不會空手而歸。”納勃科夫就像一個芝加哥的廣告商似的接著說：“除了羅馬之行免費之外，會議還保證出版他們的作品，並付給稿酬。”他問道：“這算不算獎品呢？”20

按計劃，20世紀國際音樂大會定於1954年中期在羅馬召開，為期兩周。代表大會宣布，它將致力於推動先鋒派音樂的創作。這一舉措使代表大會在先鋒派音樂的試驗中取得了穩固的地位，由此代表大會就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支持曾遭斯大林所禁的音樂的出色範例。

意大利政府預定要出資250萬裏拉，存入納勃科夫在羅馬的美國運通信用卡賬戶，作為對這一盛舉的資助。但是這筆錢一直沒有到位（證實了納勃科夫擔心這筆錢會在某個環節上消失是有道理的）。不過這並不要緊，因為有法菲爾德基金會的錢不斷地匯來。法菲爾德基金會的捐款中，一部分是用於頒發獎金的，總數為25000瑞士法郎（6000美元），獎給最佳小提琴協奏曲、小型交響樂和室內樂的獨唱和獨奏。新聞發布會宣布，此次音樂節的目的是證明自由國家藝術的繁榮，音樂會是由“美國的杜鬆子酒和酵母繼承人朱利葉斯·弗萊希曼”慷慨資助下舉辦的。弗萊希曼再度介入，由他來同波士頓交響樂團協商。該樂團同意擔任為優勝的作品在美國的第一場演出團體，地點在該團的坦戈爾伍德附屬學校（1953年時，代表大會的國際音樂顧問委員會的11名委員中有8人與坦戈爾伍德音樂學校，Tanglewood Music School，有來往）。

納勃科夫按他的慣例，將第一份邀請函發給了他的老友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答應為這位作曲大師、夫人外加秘書到羅馬參加音樂節支付5000美元的開銷。斯特拉文斯基還答應擔任音樂節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中還有塞繆爾·巴伯、鮑裏斯·布拉赫爾（Boris Blacher）、本傑明·布裏頓、卡洛斯·夏維茲（Carlos Chavez）、盧奇·達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亞瑟·奧涅格、弗朗西斯科·馬利皮埃羅（Francesco Malipiero）、弗朗克·馬丁（Frank Martin）、達裏烏斯·米約和弗吉爾·湯姆森。據納勃科夫說，湯姆森“同洛克菲勒基金會裏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認識”。查爾斯·明希建議邀請阿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參加顧問委員會，但遭到納勃科夫的反對，理由是“把托斯卡尼尼的名字同一個當代音樂的項目聯係在一起，至少有些不合時宜。這位音樂大師……始終是堅決反對當代音樂的，在許多場合攻擊過當代音樂的創導者。”(10)21

1953年初，承蒙佩西-布倫特伯爵（Count Pecci-Blunt）特許，代表大會在伯爵的豪華宅邸附近建立了音樂節辦公處。佩西伯爵盡管地位顯赫，卻是美國布衣公民納勃科夫的密友。司庫皮埃爾·博洛梅為音樂節與代表大會在巴塞爾的國家大通銀行(11) 的賬戶建立了信用關係，中央情報局就通過這一關係把錢匯過來，佩西-布倫特伯爵本人還為音樂節不合法的資金捐贈了1300美元。另外還有1萬美元，來自丹尼斯·德盧奇芒的歐洲文化中心（Centre Européen de la Culture），反過來這個文化中心又從法菲爾德基金會拿錢。德盧奇芒的這個機構於是在音樂節的節目單上名列前茅。美國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普賴斯的旅費也作了適當安排，另外還給艾倫·科普蘭、邁克爾·蒂波特、約瑟夫·富克斯和本·韋伯送去了全程機票。

到了1954年3月，納勃科夫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宣布音樂節的總體安排了。整個音樂節的重心是無調的十二音體係的作品，其美學傾向屬於奧爾本·伯格、埃利奧特·卡特、盧奇·達拉皮科拉和盧奇·諾諾（Luigi Nono）。在所謂的新作曲家中，有彼得·拉辛·弗裏克（Peter Racine Fricker）、盧·哈裏森（Lou Harrison）和馬裏奧·佩拉加洛（Mario Peragallo）。他們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十二音體係作曲法的影響。從總體上說，他們的作品尚受聽眾歡迎。《美國音樂》（Musical America）寫道：“在負責這些音樂會的顧問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中，大多數成員都是一些作曲家和評論家。過去人們並不知道他們是傾向或支持十二音係作曲法的，因此，這次由他們向聽眾提供這樣一套節目，不僅出乎人們的預料，而且還含有鼓勵的意思。”22最近才轉向十二音音樂的是斯特拉文斯基。他出現在羅馬標誌著“傳統的序列主義”中現代主義各分支趨向融合的一個重大轉折。一種音樂自稱與占統治地位的音樂決裂，並從先前的音樂內在邏輯規律中解放出來，對於納勃科夫來說，推動這種音樂的發展是有著政治意義的。後來的評論家會懷疑，“序列主義”是不是已經背棄了它充任解放者的諾言，把音樂引入了現代主義的死胡同？在這條死胡同裏，音樂受到一些霸道的公式的約束，變得十分難懂，以致聽眾必須越來越專業化才能理解。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寫道：“在這種大呼小叫、捶胸頓足的音樂麵前，我們卑微而謙恭——我們知道我們應當欣賞那種醜惡的音樂。我們虔誠地聆聽著托赫、克申內克、興德米特、韋伯恩、(12)舍恩伯格的作品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的胃口極好，而且食量很大）。”23即使是代表大會舉辦的羅馬音樂節上最謙恭的聽眾，當他們聽到一個節目轉入“竊竊私語般的獨自”時，也忍不住吹了口哨，發出了喊叫。當漢斯·亨策的十二音係歌劇《荒涼的大道》(13) 首演時，如果聽眾覺得他們行走在多洛羅薩（Dolorosa）大道上，他們是不應當受到責怪的。

皮埃爾·布萊(14) 也許感到他自己的困難處境受到挑戰，就寫了一封信給納勃科夫，信中不時出現一些侮辱性的詞句。他說納勃科夫是在鼓勵一種“平庸的民間創作”，扶植者是一批小官僚，這些官僚對“十二”這個數字情有獨鍾，什麽十二人理事會、十二人委員會、十二人評委會等等，但是對創造過程卻是一無所知。布萊接著指責代表大會以巨獎操縱年輕的作曲家（優勝者是盧·哈裏森；吉賽勒·克利布，Giselher Klebe；讓-路易斯·馬丁內，Jean-Louis Martinet；馬裏奧·佩拉加洛和弗拉吉米爾·沃格爾，Vladimir Vogel）。他說，與其借助一位辛辛那提銀行家“炫目的公開舉動”作偽裝，還不如老老實實地發給他們救濟品。在信的結尾處他建議，下一次代表大會的活動應該舉辦一次討論“20世紀**的作用”的會議，他認為這個論題比起代表大會以往的活動來，“品位還要高一些”。24驚得呆若木雞的納勃科夫寫了一封回信，說他希望布萊的這封信將來不會被人再從抽屜底下翻出來，因為這封信“確實有損於他的智力和判斷力”。納勃科夫既無時間也無精力去糾纏這件事，所以就請布萊克製一下自己，不要再寫信給他了。

除了向參加羅馬音樂節的作曲家和演奏人員提供補助外，法菲爾德基金會還向其他一些團體和藝術家個人提供補助，大多是喬斯爾森指示他們辦的。1月份，該基金會向薩爾斯堡的莫紮特音樂學院樂隊提供2000美元，作為開設國際青年樂隊課程之用。一位波蘭作曲家安德烈·帕努夫尼克（Andrzej Panufnik）驚險地逃離華沙，經蘇黎世來到倫敦，喬斯爾森從他的“可任意支配的特殊經費”中給了他一筆獎勵金，不帶任何條件地將“每年2000美元津貼分12個月支付，從1954年9月算起”。據納勃科夫說，這位感恩戴德的帕努夫尼克宣布他“將全身心地同我們合作，因為他已決定獻身於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理想”。25

也是在1954年9月，喬斯爾森開始為耶胡迪·梅紐因（Yehudi Menuhin）的老師、逃亡在外的羅馬尼亞音樂家喬治·埃奈斯庫（Georges Enesco）每月提供300美元的補助。埃奈斯庫於1955年逝世。一年後，波士頓交響樂團為他舉行了一次紀念音樂會，由法菲爾德基金會出資。該樂團再次在歐洲巡回演出，大部分經費都是中央情報局（通過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支付的。26C.D.傑克遜在提到波士頓交響樂團1956年的那次成功的巡回演出時不無激動地宣稱：“‘文化’已不再是一個柔弱無力的詞匯了。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能夠剛強有力。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在經濟上能夠取得驚人的成功。但是奇怪的是，把一切凝聚在一起的卻是這個國家共同理想……理想主義是抽象的，真正可觸摸得到、可以看到聽到的表現形式就是文化。在文化的一切表現形式中，音樂是最具世界性的，而當今音樂文化的一切表現形式中，波士頓交響樂團是最出色的。”27

1956年到歐洲演出的還有大都會歌劇院。C.D.傑克遜再度親自出馬，不遺餘力地予以支持。他說：“美國為了在海外樹立良好的形象從事過許多活動，有些是成功的，有些則並不成功。必須承認，這樣的工作本身就難以準確地估計其效果。但是，在所有我們曾經嚐試過的領域中，通過文化為美國樹立形象是最接近百發百中的，當然，從美國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中進行選擇必須具有高度的智慧，送到海外去的隻能是精品。我相信大都會歌劇院必定會使歐洲觀眾歎為觀止。”28心理戰略委員會1953年曾請弗萊希曼出麵與波士頓交響樂團商談出國巡回演出事宜。這一次該委員會同意傑克遜的意見，籌集了高達75萬美元的巨資作為大都會歌劇院出訪的經費。這筆錢當中，大多數好像是來自中央情報局的。雖然C.D.傑克遜也承認，為了文化上的宣傳就花費這麽多錢實在可觀，但是他還是盡量說服艾倫·杜勒斯不要低估其潛在收獲，說這次演出“在西歐各國的首都，包括柏林在內，都會取得驚人的效果。”29弗萊希曼同意此說，並提出了他那高明的機會主義理論：“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正因為如此，我們向世界各民族表明，不同種族、膚色和信仰的民族都能夠和睦相處在一起。我們采用‘大熔爐’或類似的醒目的主題詞，就能以大都會歌劇院作為典範，說明歐洲人可以在美國共處，因此建立某種歐洲邦聯也是完全可行的。”30由此，美國的冷戰戰士們就來編織一個縱橫交錯的網，在這個網上，大都會歌劇院就被用來集結聽眾，使他們接受自由世界聯邦主義的概念。

就在傑克遜按照心理戰略委員會的想法著手準備大都會歌劇院出訪事宜時，他還在處理該團一件頗有爭議的事。1953年3月，他獲悉大都會歌劇院的總經理魯道夫·賓（Rudolf Bing）打算請威爾海姆·富特文格勒於1953—1954年來該團擔任客座指揮。魯道夫·賓問他國務院是否會反對這次任命，傑克遜可以回答說“國務院對於富特文格勒這件事是不會皺眉頭的”。不過，他也確實警告說，從大都會歌劇院的角度看，其中可能有個“公共關係”問題，但是最後還是鼓勵說：“我雖然人微言輕，但我保證到他來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再關心他不光彩的過去了。”31

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顯然也有同感，雖然他們應該表達得更含蓄一些。1955年2月，赫伯特·馮·卡拉揚隨柏林愛樂樂團來紐約演出，一個叫貝塔爾（Betar）的猶太人團體為此提出了抗議，要求“音樂愛好者不要參加今晚這場血腥的音樂會！”美國委員會向美國音樂家聯合會進行遊說，要求這個聯合會反對這些抗議活動。詹姆斯·法雷爾以“美國文化界300名領袖人物”的名義簽發了一份電報，在電報中美國委員會譴責貝塔爾的抗議“侵犯了文化的自由”。有趣的是，委員會對於貝塔爾組織聲稱卡拉揚曾為納粹黨員一事，並未提出異議，相反，承認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但是電文指出“柏林愛樂樂團的來訪不屬於政治性的，因此，就此提出的指控與訪問毫不相幹”，而且這個猶太人組織無視柏林愛樂樂團“曾為歐洲的文化自由事業做過有益的事，這標誌著柏林人民對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進行了英勇的抵抗，而他們現在就處於共產主義的包圍之中”。32電文最後建議該交響樂團巡回演出的部分利潤將捐獻給納粹的受害者。

顯然美國委員會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已經遠遠背離了1953年的“原則聲明”。該聲明宣稱，委員會將“十分關注政治問題，因為政治問題將影響文化自由和文化創造性的環境。據此，委員會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因為極權主義正是對這種環境的否定。”33同一份聲明還稱，“時至今日，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在思想界和文化界還受到某種尊重，而納粹或新法西斯分子將永遠不會受到這種待遇，這一事實令人深感痛心。”

對於馮·卡拉揚或富特文格勒這樣的個人，委員會的態度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並前後不一，而委員會對此竟毫無知覺，令人吃驚。3個月之後，文化必須服從冷戰之需的戰略的奠基人之一的喬治·坎南也說他對此同樣感到困惑。1955年5月12日，坎南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國際理事會上發表講話，他說：“近年來，在我們當中滋長了一種很應當受到譴責的習慣，實際上是一種極權主義的習慣，這就是按我們心目中創作者的政治色彩來判斷他們在文化上所作的貢獻。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麽比這種習慣更愚蠢的了。一幅繪畫有無價值竟取決於畫家是哪個黨派的，其作品是為誰創作的。在我看來，一場交響音樂會的價值如何，倒還沒有因為音樂會的指揮在什麽性質的政權下工作而受影響……文化活動畢竟不是家畜展覽品，竟然也把人的思想純正與否當成評價他們的標準。”34他對這種現象感到悲哀。

美國的文化冷戰鬥士們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對納粹主義豢養出來的妖孽，他們極力主張把藝術和政治區別開來；而一旦涉及共產主義，他們就不願意把兩者分別對待了。這種驚人的不合邏輯，最初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德國的去納粹化時期就顯現出來了。當時，富特文格勒和梅紐因都被允許舉行高規格音樂會，以此作為對他們的獎勵，而布萊希特卻在《月刊》上遭到梅爾文·拉斯基的譏諷。35文化冷戰的、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整個前提，就是作家和藝術家都必須置身於意識形態的鬥爭之中。中央情報局的李·威廉姆斯解釋說：“你們不是在談論著名作家、著名音樂家和畫家嗎？無論是誰，隻要他讚同加繆提出的為文化‘介入’而戰鬥的理念，那麽他就不僅是為寫作而寫作，而是要為表達某種價值體係而寫作。隻要是我們需要的，我們就讚同，我們就支持。”36對於美國的文化冷戰戰士們來說，隻要他們覺得合適，他們就可為之解脫。這種狀況確實令人感到不妥。

對於美國委員會不遺餘力地加以揭露的共產黨同路人和中立主義者就不那麽寬容了。至少在50年代中期，沒有人真的認為在美國國內共產主義是文化自由的主要或頭號敵人。但是職業反共分子就像其他一切專業人員一樣，總是想要保護乃至擴大他們的市場。粗略地統計一下50年代（普遍認為這一時期是第五縱隊的最低潮）美國有多少有組織的反共院外集團和壓力集團，就可以看出其發展是史無前例的。當時美國並沒有真正的共產主義威脅需要人們與之戰鬥，因此美國的反共分子實際上是在重複丘吉爾說過的話，“被一具死屍纏住脫不了身”。

早在1942年，詹姆斯·T.法雷爾就曾準確地預言：“慢慢地、漸漸地，你的同事們就會來分析你。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是這樣做的。我也相信他們有能力成為我身邊的警察，變成我的靈魂保護神。但是我也深信，有一天他們會為此感到羞恥。我的這個信念是不可動搖的，這是因為我深信他們無法動搖我的信念。這就是我要對你們說的，你們這些守護美國靈魂的小天使們！”37此時美國委員會中的強硬派已為自己贏得了一個不大好的名聲，叫作“真理保衛者”。看來委員會已完全失去了分寸，忘記了自己是什麽了。它已遠遠背離了自己宣告的使命，即為文化創造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營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施萊辛格曾在他的文章中說他“對那些仇恨同路人並對之進行折磨的人深感厭惡，似乎在五十年代我們又回到三四十年代，重複著過時的生死搏鬥……我們現有更有價值的任務而不是去算舊賬。一個致力於文化自由的委員會對他人寬容一點是不會錯的。”38索爾·斯坦因在康奈爾大學的一位同事也寫過類似的話：“索爾，我的朋友，你需要的是到紐約州的北部，或堪薩斯州，或西雅圖，或者除曼哈頓中心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去吸一口新鮮空氣。你當真那麽肯定30年代末期和今天進行的文學界殘酷的鬥爭在美國曆史上真的那麽重要嗎？”39

自由歐洲電台台長（director）喬治·厄本（George Urban）在談到許多冷戰鬥士“與共產主義的對立關係”時，他的結論是，這種關係是對“身不由己的爭論、捍衛和鬥爭”的反應，至於目的是什麽，幾乎是不加考慮的41……他們的對抗過於緊張，猜疑過於不加掩飾，而他們的分析過多地反映了他們自認為已經逝去的那個世界。他們在走向反麵，盡管如此，他們還是照樣走下去。42

此時喬斯爾森剛接受了一次手術，正在康複之中。雖然還被困在躺椅上難以行動，但並沒有因此而停歇。他寫信給悉尼·胡克說，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最好的辦法是讓現在的（美國委員會）自然死亡，這對一切相關的人都有好處……這個組織現在做什麽事都不和諧（原文如此），隻會為一些小事爭吵不休。”43讓委員會自生自滅的一個辦法就是取消對它的經濟補助，於是1954年10月喬斯爾森就這樣做了。法菲爾德基金會每月支付給美國委員會的錢早在1953年初就已經停付了，現在巴黎辦事處也撤銷了每年4800美元的經費，美國委員會立即陷入財政拮據的困境。

委員會是經悉尼·胡克與中央情報局商量建立的，他對代表大會切斷財政來源的決定感到十分震驚。胡克不顧喬斯爾森要讓委員會自行消亡的決心，直接找到艾倫·杜勒斯，要求他給予更多的經費。索爾·斯坦因（他曾警告說，“如果西歐聽不到美國知識分子的聲音，那麽一些新吉本(16)就會削好他們的鉛筆了。”）被詳細告知這一事態發展，除他之外還有社會主義的前美國總統候選人諾曼·托馬斯，現在美國委員會中任領導職務。他們兩人都分別通過“我們的朋友利利博士”（Dr．Lilly，心理戰略委員會官員和中央情報局顧問）向情報界進行遊說活動。斯坦因知道諾曼·托馬斯是艾倫·杜勒斯的密友和鄰居，所以他還建議托馬斯給杜勒斯打電話，“提醒他也曾對我們的工作予以關注，建議他盡快援之以手。”44托馬斯回答說，“如果沒有更緊急的理由，打電話給艾倫·杜勒斯有害而無益”，還說杜勒斯“本周末可能到鄉間度假，星期日我找機會與他聯絡”。45這是1955年4月裏的事。到了5月份，美國委員會的腰包鼓起來了，它獲得了中央情報局的亞洲基金會捐款4000美元和法菲爾德捐款1萬美元。喬斯爾森的計劃遭到否決。

事實證明杜勒斯和邁耶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這也是喬斯爾森所擔心的。在財政上向美國委員會輸血，推遲了紐約那批身佩槍支的勇士和巴黎那些老謀深算之士之間的衝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自納勃科夫1952年舉辦巴黎藝術節就開始出現的彼此間的不信任和相互攻擊公開化了。1956年3月26日，《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一封伯特蘭·羅素的信，信中提到在羅森堡案件中“聯邦調查局犯下的殘暴行為”，把美國與“其他的警察國家如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的俄國”相提並論。喬斯爾森立即采取了應變行動。他向歐文·克裏斯托爾建議，由他去找一名倫敦的頭腦靈活的記者，安排他去采訪羅素，其方式應能“表明羅素並沒有看到任何有關羅森堡案件的證據，他發表的觀點都是依據一些共產黨的宣傳，而羅素已年邁力衰，無力分辨真偽了。”47

但是正當喬斯爾森準備采取一個謹慎的角度來消除羅素觀點的影響時，美國委員會決定趁機發動攻擊了。委員會直接向羅素發出了一封抗議信，指責他“超常地背離了客觀和正義的準則”，“我們原以為你也加入了對敵鬥爭的行列，而你的所作所為卻是為敵人服務。”“一個文化自由事業的朋友，尤其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一個官員……居然發表錯誤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否定美國的司法程序。”48這種針對羅素本人的指責是不禮貌的，毫不奇怪，羅素對這封抗議的反應是辭去代表大會榮譽主席的職務。

喬斯爾森火冒三丈，主要是因為致羅素的信件是“以一種專斷的方式轉交給我們的”。代表大會的任何附屬機構，在事先沒有得到喬斯爾森同意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溝通方式實在不可思議。在召開了一次巴黎的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之後，喬斯爾森正式向其美國分支機構提出批評，責備美國委員會“在采取可能造成嚴重國際後果的行動時，居然不與代表大會商量。”49此時再要挽留羅素已為時過晚，於是羅素第四次向代表大會辭職，這就算是最後的一次了。1956年6月，羅素的名字在代表大會的信紙上所列的名單中消失了。

麻煩至此也許可以了結了，但是，法雷爾選擇了先在《紐約時報》上宣布他的辭職。1956年8月27日星期天的深夜，他打電話給《紐約時報》。那天夜裏，他顯然是喝多了，說話就沒有顧忌。他對美國委員會百般挑剔，說它與一個民間組織的身份並不相符，說它未能對美國的審查製度做任何事，對美國的公民權利也缺乏應有的關注，說它在麥卡錫問題上態度曖昧。戴安娜·特裏林受董事會的推舉來接受法雷爾的辭呈。為此她寫了一封信，信中明顯地含有冷冰冰的鄙視。

法雷爾辭職的消息傳到巴黎，喬斯爾森對此怒不可遏。他憤怒地寫道：“從特裏林夫人接到電話到法雷爾在報上發表辭職消息，這中間足足有24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弄不懂委員會為什麽就不利用這段時間讓法雷爾撤回原來的辭職聲明，代之以一篇有關的每個人都能接受的聲明。”52

到此為止吧，再維持下去就有害無益了。歐文·布朗接到一封信，要他向美國委員會繳納三年的會費，他幹脆來個置之不理。1956年10月，弗萊希曼退出董事會，理由是他處理巴黎的事已經夠忙的了。1957年1月31日，悉尼·胡克致函納勃科夫稱，美國委員會由於財政拮據，“出於無奈，隻好中止其作為一個組織的生命。”

(2)莫希幹人（Mohican或Mohegan），定居在美國今康涅狄格州泰晤士河上遊的印第安人的一個分支，後擴展至新英格蘭其他地區。莫希幹人曾起義而獲獨立。17世紀早期在對英戰爭中遭慘敗，白人逐漸移居莫希幹人的居住區，從此莫希幹人四散。現尚有一支混血後裔留在康涅狄格州。凱斯特勒將托伯格比作“多瑙河畔的莫希幹人”，有讚美他具有不畏強權、愛好獨立之意。

(3)象限，是平麵直角坐標係橫軸和縱軸劃分的四個區域，每個區域叫一個象限。《象限》這個刊名寓意澳洲為地球表麵的四分之一。

(4)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1909—2001），美國女作家，其小說大多寫密西西比州小城鎮人們的生活。

(5) 吉安·卡洛門諾蒂（Gian Carlo Menotti，1911—2007），意大利作曲家，後入美籍。

(6)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國哲學家。1947年發表一組論文《人道主義與恐怖》，為40年代後期的蘇聯辯護，而1955年又發表一組論文《辯證法的冒險》，轉變了立場，被認為背離馬克思主義。

(7)原文為limousine，特指駕駛室與後座間設有自動玻璃隔斷，三排座，車內設有帶冰箱的酒吧、彩電和電話的高級轎車。

(8)阿修羅（Arthuro），疑為梵文Asura的英文音譯。原為印度教神話中的惡神，好與天神戰鬥。

(9) Milyii Stiva、Dear Little K?nigskind、Caro Ted和Chat均未查到出處。

(10)以斯特拉文斯基為首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均為20世紀享有國際聲望的音樂家：布拉赫爾（1903—1975），法國作曲家，1960年起即在創作中采用電子音樂。夏維茲（1899—1978），墨西哥指揮家和作曲家。達拉皮科拉（1904—1975），意大利作曲家。奧涅格（1892—1955），法國作曲家。馬利皮埃羅（1882—1973），意大利作曲家。馬丁（1890—1974），瑞士作曲家。米約（1892—1974），法國作曲家。以上音樂家都是音樂界革新派，支持當代音樂，唯查爾斯·明希（1891—1968），德國指揮家，以指揮拉威爾、勃拉姆斯、德彪西的作品而聞名。所以他才推薦反對當代音樂的意大利指揮家、傑出國際指揮大師托斯卡尼尼（1867—1957）。

(11) 國家大通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後來與美國曼哈頓銀行合並，現為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Manhattan Bank）。

(12)托赫（Toch，1887—1964），奧地利先鋒派作曲家。克申內克（Ernst Krenek，1900—1991），奧地利出生的美國作曲家，十二音音樂的骨幹。興德米特（Paul Hindermith，1895—1963），德國作曲家，早期作品反傳統，後反對勳伯格的十二音音樂。韋伯恩（Anton Von Webern，1883—1945），奧地利無調性音樂作曲家。

(14) 皮埃爾·布萊（Pierre Boulez，1926—2016），當代法國傑出的作曲家。五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深受十二音體係的影響。1954年曾舉辦了一係列先鋒派音樂會。

(15)原文為“巴爾幹化”（balkanized）。巴爾幹化，前已注。

(16)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曆史學家，曆史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

(17)治安團精神（Vigilantism）。治安團是美國社會中自發組織起來的防止犯罪和騷亂的團體，任務是清除社區中的害群之馬。常用作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