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極度恐懼
不要讓教派紛爭敗壞了我們的教義問答。
——約翰·克勞·蘭塞姆：《我國的兩大傑出人物》
羅森堡案件將美國置於痛苦的進退維穀之中。正當麥卡錫的寵兒羅伊·科恩（Roy Cohn）向歐洲人吹噓他在處置羅森堡夫婦的案件中起了重大作用時，他已經使人們更加懷疑這一審判是同麥卡錫的政治迫害密切相關的了。盡管嚴格地說這兩件事互不相關，但在歐洲，普遍的看法是這兩種現象是同出一源的。
麥卡錫嶄露頭角之時，正是許多歐洲人對發生在美國和蘇聯的“並行不悖的劣跡”保持高度警惕的時候。一名年輕的美國駐法外交官的妻子在麥卡錫主義大行其道時寫道：“毒素隨著一陣可怕的大風吹過大西洋上空。”1這位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智力有限卻誇誇其談，而且一向極不誠實（他說他的跛足是在戰爭中負傷所致，其實是他從樓梯上摔下來造成的）。瑪梅因·凱斯特勒覺得此人十分討厭，把他描繪成一個“爪子上長毛的惡棍”（雖然她相信他在挖出滲透者的工作中幹得很出色）。理查德·羅維爾寫道，在當今的政客中，“能夠那麽有把握、那麽迅速地發現美國人思想中的陰暗麵，無人能出其右者。”2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麥卡錫振振有詞地大談什麽“現在有一個大陰謀，其規模之大，用心之險惡，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那個時期，阿爾傑·希斯、羅森堡夫婦以及其他美國親蘇的間諜受到審判，這些審判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奧威爾的預言。喬·麥卡錫從這些審判中受到鼓舞，居然指控喬治·馬歇爾將軍也在為蘇聯的政策效力。參議院下設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在他主持下進行了一係列審訊，在這種氣氛中，一時間指控和黑名單竟然蔚然成風。亞瑟·米勒被判處監禁（後未經上訴被撤銷）。莉蓮·赫爾曼(1)被列入黑名單，她將這個時期稱之為“邪惡的日子”。
亞瑟·米勒寫道：“I．F．斯通(2) 自費出版篇幅僅為4頁的新聞周刊，他堅持不懈對這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不服從每個問題均須符合反共宣言的規定。縱觀美國新聞界，沒有一個記者能像他那樣毫不畏懼地頂住這股風浪。”他還寫道：“美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小的共產黨，而美國的行為卻好像美國已處於一場流血革命的邊緣。”31950年時，美國共產黨擁有3.1萬名黨員，到了1956年減少到了幾千名，其中大多數據說都成了聯邦調查局的秘密特工。威廉·科爾比曾說：“聯邦調查局用它支付給特工的經費養活美國共產黨，對這一句古老的箴言，我始終深信不疑。”4而在作家霍華德·法斯特看來：“當時的美國共產黨實際上已成為美國司法部的一個分支機構了。”5
卡迪拉克汽車發亮的鍍鉻尾部裝飾、時髦的短筒女襪、果凍、呼啦圈、弗裏奇戴爾電冰箱和食物攪拌器、高爾夫球、露齒而笑的艾克、梅米式的帽子：歡迎進入“美妙的五十年代”。這就是《生活》雜誌裏的美國，那裏是繁榮的消費經濟，一個對自己心安理得的社會。但是在這一切的背後卻是另一個美國——陰霾密布、焦躁不安、陰暗無光；在這個美國，擁有一張保羅·羅伯遜的唱片就可能看成是一種顛覆行為，那裏有一本一位耶魯大學的曆史學家同其他人共同編寫的教科書叫作《美國曆史尋蹤》，這本教科書對孩子們提出了如下忠告：“聯邦調查局敦促每個美國公民，隻要他們發現他們的同胞涉嫌參與共產黨的活動，應直接向聯邦調查局的辦事處報告。聯邦調查局人員訓練有素，他們會根據我們這個自由國家的法律來甄別這些報告的真實性。隻要美國公民遵照這種方式來處理他們對他人的懷疑而不是私下亂說和公開宣揚，那麽他們的行為就是符合美國傳統的。”6另一位曆史學家寫道：“鼓勵年輕人告密是極權社會的一大特征，但是冷戰卻把告密列入捏造的‘美國傳統’。”7這種陰暗的精神狀態，在詹姆斯·迪安的厭世、馬龍·白蘭度的冷漠、(3)萊尼·布魯斯（Lenny Bruce）的語言暴力中均有所反映，預示著後來發生的群眾性抗議運動。不過在當時還隻是孤立的、彼此間互不關聯的現象，在絢麗奪目的“官方文化”中是找不到蹤影的，淹沒在米基·斯皮蘭（Mickey Spillane）腐蝕人心的喋喋不休的說教或炫耀“美國上尉”（Captain America）的豐功偉績之中。這位美國上尉是《奇人異事》（Marvels）中的喜劇性英雄。此人原為反法西斯的英雄，轉眼間搖身一變而成為反共鬥士，現在他發出了警告：“共產黨人、間諜、叛徒和外國的代理人，你們聽著！美國上尉身後有著忠誠而自由的人民支持他，他正在搜尋你們，並準備同你們鬥爭到底，直到把你們這些蛀蟲一個不剩地挖出來。”8
這是麥卡錫身邊的“可怕的哼哈二將”羅伊·科恩和大衛·沙因（David Schine）的美國。一位評論家把科恩說成是一個“不可言狀的”惡棍，而沙因則是一個“穿人衣的馴服的猴子”。科恩19歲就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法學學位，後來成為一個出色的律師，25歲時就擔任了麥卡錫在非美活動委員會的顧問。科恩這個人野心勃勃，傲慢自大，每當聽到《星條旗》這首歌曲時就要熱淚盈眶。沙因則是經營旅店業的腰纏萬貫的富豪子弟，曾就讀於安多弗(4) 學校和哈佛大學，是科恩的密友。沙因喜歡泡夜總會，開高速汽車和出風頭。1953年初，科恩為他在麥卡錫的國會小組委員會裏謀到一個職務。沙因沒有什麽資曆可言，隻寫過一本愚蠢的書叫作《共產主義界說》（Definition of Communism）。這本書隻是在他義父擁有的各大飯店客房裏和吉迪恩出版社出版的《聖經》放在一起。(5) 1953年春，因羅森堡夫婦的審判，歐洲人對美國在歐洲的存在普遍感到憤怒。此時科恩和沙因接受任務去國外視察美國駐外官方新聞機構。3月5日克裏姆林宮宣布斯大林逝世，他們是在蘇聯宣布了這個消息後來到歐洲的。他們下一步采取的行動，是盡可能消除斯大林主義在海外依然存在的精神毒素。在察看了美國新聞署（USIA）設在7個國家的圖書館之後，他們宣布，在200萬冊上架圖書中，有3萬冊是親共作家的著作，他們要求將這些書籍下架。美國國務院為謹慎起見，根本不想為它所設的圖書館提供保護，而是下了一道指示，禁止“一切有爭議的人物、共產黨人、共產黨同路人等等的資料，包括繪畫。”（要知道，每年這些圖書館要接待3600萬讀者。）就這樣，數以百計的美國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無端因政治問題，遭到丟棄在垃圾箱裏的悲慘命運。
接著，禁書行動加速進行，國務院和美國新聞處所有駐外辦事處（柏林、不來梅、杜塞爾多夫、法蘭克福、漢堡、慕尼黑、漢諾威、斯圖加特、弗賴堡、紐倫堡、巴黎）之間，電報來往不絕：“薩特的所有著作均須從一切美國機構的藏書中撤下。”“下列作者的著作必須清除：達希爾·哈米特、海倫·凱（Kay，Helen）、吉恩·韋爾特菲什（Weltfish，Gene）、蘭斯頓·休斯、愛德溫·西弗（Seaver，Edwin）、伯恩哈特·斯特恩（Stern，Bernhard）、霍華德·法斯特。”“下列個人的所有著作（重述如下）必須清除：約翰·艾布特（Abt，John）、J．朱利葉斯（Julius，J．）、馬庫斯·辛格（Singer，Marcus），內森·威特（Witt，Nathan）。”“奉命已清除下列作者的所有著作：杜波伊斯（Dubois．W．E．B．）、威廉·福斯特、馬克西姆·高爾基（Gorki，Maksim，原文如此）、特羅菲姆·李森科（Lysenko,Trofim）、約翰·裏德（Reed，John）、阿格尼絲·史沫特萊（Smedley，Agnes）。”9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也遭禁，連所有配有羅克韋爾·肯特插圖的書籍也一並遭禁。1953年4月20日，美國駐法大使館致電國務院：“美國新聞處設於巴黎和各省的圖書館已將下列圖書撤下：霍華德·法斯特：《傲慢的人和自由的人》（The Proud and the Free）、《不可征服的人》（The Unvanquished）、《孕育在自由中》（Conceived in Liberty）；達希爾·哈米特：《瘦漢》（The Thin Man）；西奧多·哈夫（Theodore Haff）：《查理·卓別林》；蘭斯頓·休斯：《疲憊的布魯斯歌手》（Weary Blues）、《白人的行徑》（Ways of White Folk）、《茫茫大海》（Big Sea）、《神奇的曠野》（Field of Wonder）、《遲到的夢想蒙太奇》（Momtage of a Dream Deferred）、《不是沒有笑》（Not Without Laughter）、《白人史》（Histoires des Blancs）。”10
由於政府機構和駐外使團屈從於麥卡錫，美國文化的聲望遭到粗暴踐踏。1953年，美國新聞署運往海外的書籍從每年平均為119913種驟降為314種。許多從圖書館撤下的書籍曾遭納粹分子焚毀。再度遭受焚書之災的有托馬斯·曼的《魔山》（Magic Mountain）(6)、《湯姆·佩因選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弗洛伊德的著作、海倫·凱勒的《為什麽我成為社會主義者》，以及約翰·裏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梭羅(7) 的《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也成為美國的禁書。就在此時，此文在毛澤東的中國也遭禁。麥卡錫發動的文化清洗似乎勢不可擋，使美國自詡為言論自由的先驅名譽掃地。
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的反納粹戰士托馬斯·曼曾逃脫了極權主義統治來到美國，不想他的美國國籍卻並沒有給予他所期待的保護。麥卡錫主義分子譴責他對共產主義過於軟弱，而《坦言》（Plain Talk）雜誌又給他戴上了“美國頭號同路人”的帽子，因此他極想離美國而去。他將此稱為“在有空調的屋子裏做的一場噩夢”。11達希爾·哈米特又讓科恩和沙因立了一功。哈米特因拒絕指認“公民權利保釋基金”的捐款人而於1951年被判處6個月徒刑，在監獄裏服刑22周。這個基金組織是為向被捕的共產黨員提供保釋金而建立的。1953年他被傳喚到麥卡錫的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作證，他再次拒絕提供名單，這一次他可以求助於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8)了。於是科恩和沙因要求國務院的各圖書館撤下哈米特的所有著作。全國廣播公司（NBC）的電台也停播他的《薩姆·斯佩德曆險記》，因而哈米特的主要收入來源就被剝奪了。他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作戰，最終卻於1961年在貧困潦倒中去世。盡管聯邦調查局力圖阻撓，他還是按他生前的請求被葬於阿林頓國家公墓。12
大多數根據國務院的指示遭禁而當時還活著的作家，在埃德加·胡佛的聯邦調查局都存有大量無稽可笑的檔案。羅伯特·舍伍德、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馬爾科姆·考利（在他的檔案裏，悉尼·胡克被稱為聯邦調查局的線人）、約翰·克勞·蘭塞姆、艾倫·塔特、霍華德·法斯特、F．O．馬西森、蘭斯頓·休斯等人的活動和行蹤都受到監控。其中當然也少不了那些在沃爾多夫飯店會議上表現惡劣的人。當海明威向他的朋友們抱怨說他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監視時，朋友們都認為他已逐漸脫離了現實生活。他的長達113頁的檔案於80年代解密，這份檔案證實了海明威的懷疑：他確實被胡佛手下的人跟蹤、竊聽、襲擊，為時達25年以上。在他自殺前不久，精神極度壓抑，他用假名住進了明尼蘇達的一間診所。那家診所的心理醫生為此還與聯邦調查局聯係，問他們是否同意海明威以假名登記入院。13
詩人威廉·卡洛斯（William Carlos）的檔案材料將他形容為“一個心不在焉的教授型人物，他那種表現主義的風格，則可能被理解為某種‘暗語’。”僅憑這一點，當他在1952年被任命為國會圖書館的詩歌顧問時，就沒有通過安全審查，終於未能擔任這個職務（這個職位在1956年前一直空缺）。1951年，詩人路易斯·昂特邁耶（Louis Untermeyer）被列入了聯邦調查局的“安全索引”（他被歸入“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物”類）。14此後不久，由於“極度恐懼”，他在寓所閉門不出達一年半之久。15散文家默裏·肯普頓（Murray Kempton）認為胡佛是“一個十足的狂人”，他想象胡佛在“睡夢中也懷疑在某地有某人拒絕對他表示敬畏”。16
1953年7月10日，艾森豪威爾舉行內閣會議討論文化審查問題，所作的結論顯得有些心虛：“我們的審查工作不能做得像一個莽漢或納粹分子。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也不要急於求成，那樣我們就可以不動聲色地去做。現在必須新選出一些書籍來，使之符合法律。”17美國需要作出合理的反應，而上述的反應卻談不上符合美國的需要。在整個歐洲，信件雪片似的寄到美國的駐外機構，對禁書一事提出了批評。英國人在戰後還決定讓德國的圖書館繼續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留在書架上，直到這一決定成為笑柄才撤下。由此可見英國人對禁書一事的看法很不明朗。部分原因是因為艾森豪威爾不想同麥卡錫一道蹚這股渾水，他想用他自己的反共十字軍討伐戰略來壓倒麥卡錫，這一戰略得到了他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此時，麥卡錫甚至對艾森豪威爾也產生了懷疑。一時謠言四起，說戰後的歐洲在艾克的最高統帥下，大量的共產黨人滲透到美國政府機構中來，尤其是駐德國的美國政府機構。令人驚訝的是，煽動誣告並向艾爾索普兄弟公司提供嚴重滲透信息的正是尼古拉斯·納勃科夫，他宣稱共產黨的第五縱隊實際上已經控製了艾森豪威爾的司令部。
受到攻擊的還有國務院的美國之音。由於麥卡錫在電視上導演了一些有關共產黨已經滲入美國對外廣播事業的離奇審訊，那些曾為建立這一事業出力的工作人員一股腦地被開除。1953年3月，美國之音的一名製作人要求音樂圖書館錄製《印度之歌》，但是圖書館館員告訴他不能錄製，因為“這首歌的作曲是裏姆斯基-科薩科夫，而我們不能用任何俄國人的東西。”
麥卡錫對國務院的攻擊真可謂毫不留情，到了艾奇遜也不能幸免時，這些攻擊可以說已發展到頂峰了。艾奇遜被說成是“一個穿條紋褲的(9)外交官，說話時裝腔作勢地學著一口英國口音，傲慢自大，對共產黨卻是關懷備至”。對於杜魯門主義的設計師艾奇遜的指控，說他對共產主義過於軟弱，聽起來有點空洞。麥卡錫本人大概也不相信。但是艾奇遜注重外表，用蠟為他的胡須定型，購買服裝必去薩維爾區確是事實。同先於他的墨索裏尼一樣，麥卡錫也是主張自給自足、不仰仗外國的，他要的是“美國製造”。他是為粗人說話的，而粗人是排斥艾奇遜這類人持有的英國化價值觀的。麥卡錫主義是一場運動，至少在一個特定時期是一場運動，挑起了一股平民主義對於當權人物的憤怒情緒。反過來他的煽動行為又被當權的精英視為對他們的侮辱。麥卡錫代表的是英格蘭的羅斯（Rowse）所蔑視的“愚民”；他厭惡名門貴族的趣味，這些高雅之士對於粗俗的、鄉巴佬的或商業性中產階級的文化是不屑一顧的。政治官僚如艾爾索普兄弟(10)者把麥卡錫視為“平民主義的中心人物，他煽起一股反對美國外交精英的怒火……他們還認為（麥卡錫）攻擊國務院實際上是攻擊美國戰後外交政策所奉行的世界主義。沒有人明確地這樣說過，但是看來艾爾索普兄弟十分清楚，如果麥卡錫真的把國務院裏的國際主義者搞下了台，那麽結果就是一股新的孤立主義浪潮襲來。”18
萊曼·柯克帕特裏克（Lyman Kirkpatrick）說：“幾乎聯邦政府中所有的自由派都成了懷疑對象。”柯克帕特裏克在麥卡錫時期曾任中央情報局的總監（Inspector General）。“當時的氣氛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盛行的指控和審訊都通往斷頭台。盡管華盛頓並沒有斷頭台，但是個人的職業生涯就此毀滅，潦倒終生，這種命運也許更為可怕。”19在麥卡錫使國務院的士氣從此一蹶不振之後，他又把目光轉向了中央情報局，“這是一個更大也更重要的目標，尤其是這個目標可以為他個人贏得更加輝煌的名聲。”20
損失最大的莫過於聚集於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處的那些“國際主義者”了。時至1952年底，麥卡錫聞知布雷頓的那個機構曾“向親共組織提供大量補助”，於是這位參議員就懷疑起這個機構來了。21這是一個重要時刻：麥卡錫的非官方反共主義即將動手破壞（或摧毀）中央情報局花了最多心血建立起來的、也是最有效果的非共產黨左派外圍組織網絡。亞瑟·施萊辛格解釋說，“中央情報局在文化方麵的政治活動，本來應該通過美國新聞署或其他類似的機構公開地進行，但是它沒有這樣做，這也算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件怪事。原因是如果約瑟夫·麥卡錫知道美國政府在為非共產黨的左派雜誌、社會主義的和天主教的工會組織提供經費，就會引起很大麻煩。所以中央情報局就采用秘密的方式來做這件事，以免引起麥卡錫注意。”22一名中央情報局派駐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官員說：“一切都必須在預算外進行，因為隻要一納入預算，國會肯定不會批準，可以想象得到，那時國會中就會出現一片可笑的嚎叫，‘他們都是共產黨！他們都是同性戀者’，或者什麽別的。”23
曆史學家凱·伯德解釋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有了一個麥卡錫，許多隱蔽行動都承擔著風險。麥卡錫一度曾經威脅要揭露這些隱蔽行動，因為在他看來，一個美國政府的獨立機構，即中央情報局，居然同左派沆瀣一氣。美國素有成熟的民主社會之稱，在美國，允許一切理性的政治辯論。一旦揭露出來，美國會感到十分尷尬，就會名譽掃地。但是，還有一些重大的情報活動，有著長遠的含義，那就是在政治上取得一致的意見，把西歐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內，維持一個西方聯盟。如果把這種情報活動也宣揚出去，也是具有很大威脅性的。”24
由於麥卡錫的警犬在四處搜尋中央情報局進行的非共產黨左派的計劃，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可能地退居幕後。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卻開口說話了。1952年3月初，委員會舉行了一次內部會議，討論如何應付麥卡錫。當時在委員會內部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詹姆斯·法雷爾和德懷特·麥克唐納對於麥卡錫主義的危險是毫不懷疑的。法雷爾強調說：“雖然不是在世界範圍內，但是在美國，已經挫敗了斯大林分子的威脅。可是在我們這裏卻因此又出現了一批麥卡錫主義的知識分子。”25他接著將麥卡錫主義界定為“無知主義”，其目的無疑是要通過施加壓力，造成一種順從和歸於正統的局麵。麥克唐納提出兩種立場：“一個叫作‘純立場’，意思就是在公民權利和文化自由問題上不要劃分為共產黨和非共產黨，對兩者一視同仁；另一個叫作‘不純立場’，指的是隻保護……那些被誣告為共產黨或受到證據不足的指控的人民。”26他希望委員會采取前一種立場，但是他認為至少是應該采取後一種立場。伯特倫·沃爾夫（Bertram Wolfe）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今天美國之所以麵臨危險，恰恰是因為我們未能揭露斯大林主義者。如果我們不能做好這件事，那麽手持大棒的人就會來做這件事。”27
另一名成員告誡委員會“要防止一種傾向，不要陷入預設的爭論之中，以致最後站到了‘官方’立場上去了……委員會已經在扮演捍衛政府現行路線的角色了。它應當關注的是發現新的難題和懸而未決的問題。至於其他的問題則由一個龐大的宣傳機器去處理。”28讚成這個觀點的有《紐約時報》的副編輯理查德·羅維爾，他說：“顯然，我們的任務是讓美國和歐洲都明白，同時反對麥卡錫主義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是可能做到的。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文化遭到政治的破壞。”29不過，悉尼·胡克、丹尼爾·貝爾、克萊蒙特·格林伯格和威廉·菲利普斯的觀點卻反映了大多數人的看法，這些人是不讚成從總體上譴責麥卡錫主義的。
瑪麗·麥卡錫寫信給漢納·阿倫特，告訴她委員會內部立場分歧。她在信中透露她“已獲悉胡克這一派的路線。在胡克等人看來，麥卡錫的所作所為與一個以爭取文化自由為宗旨的委員會並不相幹。”30還有人秘密地告訴她，“委員會認為美國並不存在共產主義威脅，它關注的是籌款，以便能在西歐反對共產主義，或者說與中立主義作鬥爭。中立主義現已成為頭號威脅。此人對我說，這件事隻能‘你和我知’。”31瑪麗·麥卡錫接著寫道：“這裏普遍認為最大的危險是中立主義的複活。胡克和他那一幫人覺得，如果他們在此時此刻有所懈怠，那麽，斯大林主義（此詞原件拚寫有誤，照錄）將再度滲入政府和教育領域，最終將在海外實行綏靖主義。我很難說這是不是一種真正的恐懼（聽上去是那麽不可思議），或者是不是一種合乎邏輯的推理。我不相信這些人真的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潛在危險以如此大的規模存在於美國，以致到了振臂一呼立即複活的程度……他們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30年代的情景再現，那時在教育界、出版界和戲劇界等領域中，共產黨的同路人的勢力十分強大，當時斯大林主義成了一席盛宴而他們卻一杯羹也分享不到，反倒成了社會上的另類，經濟利益被剝奪，讓人說閑話，受人辱罵。這些人滿腦子功名利祿，想的都是他們一幫人能飛黃騰達，壟斷文化領域，一想到遙遠的30年代斯大林主義短暫得勢的時期真是不寒而栗……在他們的睡夢中，這種情景也會浮上心頭，覺得比今天的現實還‘更加真實’。因此，他們幾乎無視目前正在惡化的現實，以致覺得麥卡錫參議員無足輕重，同他們沒有什麽關係。”32
此時，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內部在麥卡錫主義問題上的分歧尚鮮為人知。但是到了3月29日，委員會主辦了一場辯論會，會議的名稱叫作“保衛自由文化”，會上公開了委員會的分歧。這一場公開辯論在沃爾多夫·阿斯托裏亞飯店的“星光廳”舉行，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在上午的會議上，德懷特·麥克唐納、瑪麗·麥卡錫和理查德·羅維爾發言反對麥卡錫參議員。但在下午的會議上，30年代美國左派的寵兒馬克斯·伊斯特曼發表了一篇講話，從中可以看出在與會者中間非激進化的進程是多麽的徹底。他不承認當時有什麽政治迫害存在，並指責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路人無中生有地造出“政治迫害”的說法是他們的“誹謗戰術”。伊斯特曼說：“作為一個在歇斯底裏的30年代被燒得半死的巫師(11)，我請你們相信，今天美國人所作所為實際上就相當於主日學校的學生們在野餐時做的搜捕女巫的遊戲，你們稱之為搜捕女巫式的政治迫害。”33他接著指責聯邦政府的行政係統“未能與自由的敵人的滲透作有效的鬥爭”，捎帶著他也指責了自由協會、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和美國公民權利聯合會（伊斯特曼為該會成員），譴責他們“都是一批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分子，他們在文化自由的名義下竭力幫助那些武裝起來的敵人在全世界範圍內摧毀一切自由權利。”34
有些報道說聽眾非常吃驚，有的則說聽眾歡欣鼓舞。理查德·羅維爾在上午的發言中，責備歐文·克裏斯托爾，說他“總是希望別人在談到共產黨人時直言不諱，而他卻很少在談論麥卡錫時也能直言真相。”他指責麥卡錫同那些蘇聯的曆史學家一樣對事實熟視無睹，他心情沉重地總結說：“當前，無處不存在著恐懼，這是確定無疑的，或許也是不可避免的。”35那麽現在按照伊斯特曼的說法，這種恐懼感隻能說明羅維爾本人也是受了蘇聯宣傳的欺騙。
會後，羅維爾寫信給施萊辛格，對伊斯特曼大放厥詞感到悲哀，請求他對此采取一點行動。那麽施萊辛格又向誰求助呢？施萊辛格後來回憶道，他是向弗蘭克·威斯納求助的，這也許並無多少作用。他雖然知道在柏林發起建立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最初中央情報局是投入資金的，但是他後來卻“認為出錢的是一些基金會。同所有的人一樣，我認為他們是在做好事……我並不知道一切支出都是中央情報局開支的。”半個世紀之後，在這件事情上，施萊辛格對他同中央情報局的任何正式關係，仍然是有保留的：“有時我在喬·艾爾索普家裏遇見弗蘭克·威斯納，他會社交性地問問我關於美國委員會的情況，我也會對他講一些情況。”36所以，可以設想，1952年4月4日施萊辛格寫信給威斯納也是“社交性”的，其中也透露了某些事情。威斯納注意到，他透露的“一切情況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十分值得警惕的景象。”37根據施萊辛格的信件，威斯納草擬了一份內部備忘錄，標題是“據報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內產生危機”，內容特別說明問題，值得全文加以引用：
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威斯納致政策協調處副助理處長的備忘錄
內容：據報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內部發生危機
1．隨備忘錄附上亞瑟·施萊辛格致我本人的函件。此件揭示的一切情況均值得我等警覺。在收到此函前，我對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的事態並不知曉。我急於想知道政策協調處對此事的看法。此事也許並非茶杯中的波瀾。
2．我對該委員會內部的混亂的第一個反應是，按照我們的觀點，無論是反對麥卡錫還是支持麥卡錫，兩種立場均不正確。在這樣一批有頭腦的人中間發生這樣的問題，實在是最不幸的事。在美國，一個完全獨立的爭取文化自由的委員會，其成員實際上應該是一批致力於爭取文化自由的美國公民個人。這樣的人對麥卡錫主義持有某種立場，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據我了解，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並不是這種性質的組織。如果說這個組織不是由中央情報局一手建立起來的話，那也是在我們的號召下成立的，其目的是為我們在歐洲的行動提供掩護和後援。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麽我們就要對它的行為、行動和公開言論負責。基於此，該委員會提出麥卡錫主義的問題，無論是反對還是支持，都犯了嚴重錯誤，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樣一來，就把我們卷入了一個極為敏感的國內政治問題，從而為我們招來麻煩，批評我們不該幹預和我們不相幹的事務。
3．如果你同意上述分析和我的反應，我們就應當立即考慮，對於這種火上澆油的事，我們應當做些什麽來挽回局麵。假定可以這樣做的話，我主張對麥卡錫主義的爭論從頭到尾的記錄，都要一筆抹掉，爭論到此為止。我知道這樣做兩派都會不滿，但是也許可以說服兩派成員，我們談論的必須是美國以外的歐洲乃至全世界的事。這一點我們必須堅持到底，否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暴露無遺，而且會由於我們介入了國內政治問題而遭到嚴厲的譴責。要求他們團結一致，協調合作，使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至於被斷送，才可能會有所成效。無論情況如何，這是我能想出的唯一辦法。38
這份備忘錄的意義是多方麵的。備忘錄表明，施萊辛格提醒了弗蘭克·威斯納注意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中那些使他感到煩惱的事態發展（施萊辛格早先就曾向納勃科夫抱怨這個組織中充斥著一批“神經過敏的”反共分子，這個組織正在演變為“這批雜種的工具”）。39備忘錄揭示了該委員會的老根。它雖然標榜自己是一個“自由的”和“獨立的”組織，其實卻是中央情報局在西歐更大行動的後援組織。40備忘錄還表明，威斯納明確表示要對美國委員會的行為、行動和公開言論負責。這個機構是中央情報局建立起來的，在威斯納看來，它做事和說話的自由隻限於學術範圍。如果它真是一個公民個人組成的獨立團體的話，那麽它就可以隨心所欲，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了。但是這個委員會是名實不符的：它隻是威斯納的禦用工具之一，這樣一個機構隻能隨聲附和而不能另彈別調，如果有必要，就必須三緘其口，一言不發。按照法律規定，中央情報局理所當然地無權幹預一個國內組織的業務的。這一點，在威斯納的備忘錄中也是得到認可的。
另外，威斯納可以毫無顧忌地寫下“銷毀一切記錄”這樣的話，也使我們對於中央情報局對這類組織的態度感到困擾。中央情報局對它的出麵機構的活動擁有否決權，現在威斯納主張使用這一否決權了。從備忘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威斯納知道他有一條直接通往美國委員會的線，現在他要動用這條線去說服該委員會中的兩派捐棄他們之間的分歧，把有關麥卡錫主義這個話題一股腦地拋到九霄雲外去。
湯姆·布雷頓說：“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僅僅是一個出麵機構，為的是製造一種美國方麵也參與歐洲活動的印象。當他們開始提出麥卡錫問題時，天哪，那不是太讓人尷尬了嗎？特別是艾倫（杜勒斯）。在艾倫的頭腦裏，一定會有充分的理由想，真不應該有這麽一個美國委員會。如果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裏有某個人公開承認他反對麥卡錫，他一定會吃驚得瞠目結舌。他當然也是惱恨麥卡錫的。但是他知道，你必須十分謹慎而巧妙地來對付他：不要讓他發火，也不要讓他插手任何事。像伯納姆或施萊辛格這樣有身份的人站出來就麥卡錫爭論起來，確實是難以想象的，至少艾倫是這樣想的。”41
顯然，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附屬機構把麥卡錫主義甩在一邊，這是一個政策性問題。正如一名英國的活動分子後來所回憶的：“我們絕對不能批評美國政府或當時正在風頭上的麥卡錫主義，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42這正是德諾夫維爾和伍德豪斯商議他們的“行動和方法”時討論的問題之一。外交部曾指示情報研究局，它的任何活動都“不得讓人感到是在以某種方式攻擊美國”。他們兩人之間討論的問題也算是對外交部這條指示的補充吧。《邂逅》雜誌對於麥卡錫主義這個問題所做的貢獻應該放到這個大環境中去認識。一般來講，雜誌做到了避免談論這個問題，即使對此做一番考察，其基調也遠非譴責性的。在一篇論點極為含糊的文章中，托斯科·法夫爾鬥膽提出，“麥卡錫主義得以興起，是由於美國存在著一種情緒，同1914年英國國內的那種情緒是類似的，當時英國享有的百年安全感破碎了。”“對敵人（德國佬）的深切仇恨，對英國的正義事業懷有的強烈信念，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持不同政見者憤怒的容忍”，據法夫爾說，這一切都是當時的情緒。1945年和平時代來到之時，“一個新的原子彈時代也同時來到，加之一個強大的對手蘇聯正在興起”，“美國一夜之間喪失了（它的）安全感。”這兩種情緒確有雷同之處。此後發生的一切就是試圖（盡管很“痛苦”）進行調整。雖然麥卡錫的出現令人遺憾，但還是應當把它看成是美國“堅持不懈地追求新形勢下的國家安全，追求一個安全而民主的新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法夫爾總結說，“與歐洲人那種厭倦的精神狀態，對這方麵取得的成就所持的懷疑態度相比，美國的這種追求具有無限的可取性。”43
萊斯利·菲德勒的看法是，歐洲人對麥卡錫主義之所以產生的環境沒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他強調說，全世界有許許多多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資本家”，“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僅僅因為麥卡錫大聲疾呼要防止共產黨的滲透，就認定他的整個的觀念是荒唐的”，這些人先入為主地認為“結社是無罪的”，所以，凡是受到麥卡錫指控的人，他們就挺身而出去保護他們。菲德勒沒有譏笑美國人由於懼怕麥卡錫就不斷地今天一個說法明天一個說法，議論不休。他的結論是，這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就像一架風車(12)對他發動攻擊是“白白浪費了力氣”，而此時還有“真正的怪物”需要我們去打敗它們。44
英國年輕的保守派佩裏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不過“較為溫和”而已。他在1954年11月份的《邂逅》雜誌上宣稱，“美國的曆史就是光明與黑暗交錯，將來也會是光明與黑暗並存。我們越早接受這一現實，就能越早充分利用她所具有的多方麵的長處而不必為她的缺點喋喋不休。神話創造了一個美國上帝。這個上帝辜負了人們的期望。但是美國上帝卻與共產黨上帝不同，後者就近仔細看時，原來是個魔鬼，而美國上帝卻化成了人。”45《邂逅》雜誌能夠毫不畏縮地對共產黨國家內部的文化壓製進行過細的考察，這一點大家都會記得的。但是為麥卡錫主義開脫卻顯得它的目光並不敏銳：這本雜誌把對手的過錯看成一根大梁那樣粗大，卻把自己的過錯看成一根小刺那樣細小。
人們一定會期望，那些宣稱尊重自由事業的人應該有辦法，對攻擊或詆毀自由事業的人或事進行一番譴責。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提出麥卡錫主義的問題顯然是正確的。但是中央情報局卻錯誤地企圖壓製這場辯論。威斯納這個人是不會認為這僅僅是細節問題而按兵不動的。所以，在他的備忘錄中，他建議采取措施向他們呼籲“要團結一致、協調合作，使我們所作的努力不至於被斷送，這可能是有效的。”他們的建議很快就成為有組織的行動了。在巴黎“傑作”節準備就緒時，1952年4月，納勃科夫寫信給亞瑟·施萊辛格，以不可思議的精確性響應了威斯納在其備忘錄中提出的看法。他寫道：“坦白地說，我要譴責美國委員會內部產生分歧。這種分裂將對代表大會和我們在法國的組織所做的工作帶來難以估量的危害。”他警告說：“應該向歐洲人講清楚，麥卡錫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場運動46……我深信，我們必須打擊麥卡錫個人的行動和方法，但是我對反對麥卡錫主義所作出的決議究竟有什麽用處，是不是符合邏輯，是抱有懷疑的。作出這樣的決議會向人們，至少是向歐洲人暗示麥卡錫代表著美國正在進行的一場真正民眾性的運動。我想強烈地表達我的意思，這種分裂最終會對我們在這裏的工作帶來致命的打擊。”47
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官員李·威廉姆斯透露，如果代表大會下屬各委員會、分支機構或編輯人員行事過分越軌，出了問題，中央情報局行使否決權而又不露痕跡的一種方法是繞過一切行政程序，讓代表大會內部一名高層人員直接通知違犯規定的人。48這一任務通常是交給朱利葉斯·弗萊希曼來做。其中有名的一例就是由他出麵警告《邂逅》雜誌的編輯們，如果他們堅持要發表有爭議的文章，他們的經費就可能沒有來源。納勃科夫似乎也承擔過類似的任務，美國委員會闖入了麥卡錫問題這片地雷陣以及此後發生的一些情況，他們兩人都起過這樣的作用。納勃科夫“被置於這種地位”，在這類事件中居間斡旋，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這是誰下的命令，或者更可能是他非常機智地完成他的任務。
在麥卡錫的十字軍討伐處於高峰時期，約翰·斯坦貝克寫道：“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進行反擊，而不是退避三舍，那麽事情本來是可以不發展到這個地步的。”49約翰·亨利·福克（John Henry Faulk）寫道：“問題出在許多受害人，以及所有的美國人，都接受了有罪的判決。他們認可了那些所謂治安人員的權利，讓他們提出指控，作出裁決，宣布判決，而我們卻都保持沉默。我們覺得沉默可以確保我們自己安全。”50
蘇聯迫害作家和藝術家的規模之大，是美國的麥卡錫運動無法比擬的，盡管規模大小有所不同，兩者卻有著一些共同點。艾爾索普兄弟曾造訪“麥卡錫在國會山上的巢穴”，在那裏他們看到了蘇聯那場噩夢中的一切情景，就連麥卡錫本人也有些像蘇聯的黨政官員或秘密警察。艾爾索普兄弟寫道：“候見室裏通常擠滿了鬼鬼祟祟、形跡可疑的人物，從他們的外表看，就像是一些被買通的國務院工作人員。”51“麥卡錫本人已逐漸謝頂，加之腦袋不斷地微微顫動，使人感到他有一種煩躁不安的心緒。盡管如此，他還是很像好萊塢電影裏出現的長著堅強下顎的密探。來訪者可能發現他厚實的肩膀向前弓起，一隻大手裏拿著電話聽筒，向通話的對方，某個神秘的夥伴發出隱晦的指令，‘是，是，我在聽著呢，不過我不便講話。什麽？想搞我？是嗎？把那個家夥的問題弄清楚。’參議員抬起眼望了望來訪者，觀察一下來訪者對這出戲有什麽反應。‘是嗎？你聽我說，你可以漫不經心地向一號提一提這件事，摸清他的反應。行嗎？’在這出戲裏，還有一點動作使表演增色不少，因為在打電話時，他會用一支鉛筆敲擊電話聽筒。這是華盛頓的一種‘習俗’，據說敲擊可以把電話裏安裝的竊聽器的接觸點震斷。總之，一方麵國務院擔心麥卡錫參議員的朋友們對他們進行偵查，而麥卡錫參議員顯然也害怕國務院的朋友們在暗中監視他。”52
威斯納的備忘錄在這一點上是有道理的：他之所以要中止這場爭論，是因為麥卡錫正在製造“神經質的恐懼和內部相互猜疑的不良氣氛”，就美國在國外的活動而言，這種氣氛會從根本上危及中央情報局爭取非共產黨左派所作的努力。
但是，在美國委員會中保守派內部，卻把艾爾索普所講的一切視為毫無根據的想象而置之不理。悉尼·胡克寫道：“有些人應該更了解情況，他們斷言，美國正在經曆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政治恐怖和歇斯底裏時期。把美國的現狀描繪成如此可怖完全是肆無忌憚地誇大事實。”53對於有人說麥卡錫主義“正在製造一種恐怖氣氛”，克裏斯托爾也嗤之以鼻。亞瑟·米勒聲稱，由於國會對政治上的異教徒進行調查，百老匯因愚蠢透頂的麥卡錫主義而受害不淺。克裏斯托爾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批駁說，“米勒犯了‘表達荒唐’的錯誤。”541953年，克裏斯托爾說過一句名言：“美國人民都知道麥卡錫參議員是一位堅定的反共鬥士，而那些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對此卻一無所知。”與此同時，斯蒂芬·斯彭德卻得出了一個令人喪氣的結論，他說“美國作家不時要曆經一種虔誠的反共情緒，以致他會懷疑，當人們口稱萬福瑪利亞(13)時，他實際上是在稱頌萬福麥卡錫。”55
喬斯爾森從一開始就反對成立美國委員會，在麥卡錫“飛黃騰達”之初，他就覺得他的想法得到了證實。布雷頓也認為成立美國委員會並不明智。他後來說：“我認為這是胡克的主意，但我看這是一個錯誤。在我看來，結果是建立了一個同巴黎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對著幹的組織。美國委員會中有些人從本質上講是同麥卡錫一鼻孔出氣的。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人的耳朵可以通到國務院裏有影響的人物那裏，這就會給中央情報局帶來麻煩。”56盡管有這些保留意見，弗蘭克·威斯納還是說服了當時還是行動處副處長的艾倫·杜勒斯，使他相信在美國建立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分支機構是必要的。後來（也許就在同時？）梅爾文·拉斯基說，這是“隱蔽工作固有的、不可分割的特性的一部分。中央情報局不能參與國內事務，但是你又必須建立一個美國委員會。怎麽就不能建立一個美國委員會呢？這確實難以講通。既然你說你是國際性的，那麽美國到哪裏去了呢？這好像是一場職業拳擊賽，而拳擊手卻隻戴著一隻拳擊手套。作為隱蔽活動，這可是一大漏洞，可是你隻能戴一隻手套。這該怎麽辦呢？”57
在支持還是反對麥卡錫的問題上，美國委員會的兩派用尖刻的言辭相互公開指責，已呈解體的局麵。麵對這種形勢，喬斯爾森和他的中央情報局上級為此感到擔憂是理所當然的。如果美國委員會就此散夥，它還會以原來的名稱重建，但勢必將施萊辛格、羅維爾以及他們“明白事理的朋友們為代表的溫和派”排斥在外，這就是危險所在。喬斯爾森最不願看到的就是一個執行強硬路線的壓力集團同歐洲的工作相對抗。
正當麥卡錫參議員謀劃向中央情報局開刀時，艾倫·杜勒斯接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的兄長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個虔誠的新教徒，同時又是堅定的反共分子，這就使他不可能向麥卡錫提出挑戰。但是艾倫·杜勒斯卻與他的兄長不同，他決心不讓這個“來自威斯康星州的暴發戶”毀掉中央情報局。他警告他的雇員，沒有得到他本人的批準跑到麥卡錫那裏去，不管他是誰，一律開除。有些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已經開始接到麥卡錫的同夥打來的神秘電話，其中有個巴爾的摩的神秘人物叫尤利厄斯·阿莫斯（Ulius Amoss）。此人是美籍希臘人，曾被戰略情報局開除，現在經營著一家私人情報機構名叫“國際情報服務基金會”，麥卡錫暗中與他簽訂了一個合同，利用他經營這個機構去搜集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的醜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接到匿名電話說，“據了解，他們酗酒，和女人有桃色事件。打電話的人對他們說，如果他們過來（向忠於麥卡錫的人）報告他們所知的一切有關中央情報局的情況，他們就不張揚這些醜事。”60
不過，阿莫斯證實，他是無權打開信封探究秘密的，更不能對這個間諜機構的成員進行認真的調查。麥卡錫的第一槍是射向威廉·邦迪的，而且是當著邦迪的麵打了這一槍。邦迪是中央情報局全國評估委員會（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的委員，他曾給阿爾傑·希斯保釋基金捐獻過400美元。按照麥卡錫的邏輯推理，這意味著邦迪必定是一個共產黨員。湯姆·布雷頓回憶道：“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恰巧在艾倫的辦公室裏，邦迪也在那兒。艾倫對他說：‘你先出去，讓我來處理這件事。’邦迪休了幾天假，艾倫直接找了艾森豪威爾說，他才不想理睬這個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家夥搞的鬼。”61其實，杜勒斯告訴總統，如果麥卡錫不停止攻擊中央情報局，他就辭職不幹了。
對布雷頓的國際組織處的雇員的審查尤其嚴格，因為據說這些人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義。布雷頓手下的工會行動負責人被解雇，因為他在30年代很短的一個時期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這還不算什麽，接下來發生的事就更為嚴重了。1953年8月底，布雷頓與理查德·比斯爾在緬因州駕舟遊弋。那時比斯爾暫時放下了他在福特基金會的工作短期休假，趁此機會他就享受一下他的那艘“海上女巫號”遊艇。當遊艇泊在佩諾布斯科特灣（Penobscot Bay）時，布雷頓接到一份急電，通知他麥卡錫分子在中央情報局內部發現了一名“赤色分子”。此人就是1951年由艾倫·杜勒斯招募進來的布雷頓的副手小科德·邁耶（Cord Meyer Jr.）。事情發生的時候，杜勒斯和布雷頓都在休假，麥卡錫一腳踢來，邁耶毫無防備。他被停職，停發工資，接受安全審查，隻好在家裏讀卡夫卡（Kafka）的著作《審判》（The Trial）。此時重讀這本書，邁耶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刻地理解“那個迷惘的英雄所經曆的痛苦，他永遠不會知道究竟是誰根據什麽使他受到指控”。64
科德·邁耶不是赤色分子。他甚至連粉紅色也談不上。指控他的文件長達3頁，其中所列舉的事實包括他同哈洛·沙普利（Harlow Sharpley）在同一場合發表演講。沙普利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天文學家，以其左傾的政治觀點而聞名。還有一條是他同全國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員理事會的聯係。這個理事會曾被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列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這兩項未經證實的罪名可追溯到戰後最初的幾年，那時邁耶一度是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的一名領導人。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是一個開明的組織，它的建立是為了與極端保守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並立，可供退伍軍人選擇。邁耶還是世界聯邦主義者聯合會的創始人，這個組織號召建立世界政府，與其說它是自由主義的組織，還不如說它更接近烏托邦主義。
麥卡錫最終於1954年底失勢，1957年死於酒精中毒。德懷特·麥克唐納把麥卡錫主義定性為“一首嘲諷性的英雄史詩……是我國政治史中的幕間插曲，將來的考古學家會把它歸入神話而不是曆史”，66他這番話隻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願望而已。美國為驅除麥卡錫培養出來的惡魔還需要進行多年的鬥爭；在當時，麥卡錫“信奉的價值觀以及他發動十字軍討伐所依據的假設，大多數都沒有受到應有的批駁”。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言，“麥卡錫受到譴責，而且也倒台了，但不是麥卡錫主義。”67對真理的追求，對事物尋根究底的願望，理性的探索過程，這一切都因為與政治迫害相關聯而受到了汙染。
或許情況恰恰相反？問題也許可以這樣提：如果沒有杜魯門主義，會出現麥卡錫主義嗎？背離查明真相的基本規則是否就是冷戰思維的本質所在呢？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恐懼和敵對情緒，人們難以作出正確判斷，或者如默裏·肯普頓所言，“由於人們的注意力過分集中於極端情況”，以致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反倒使他們忽視了常態”。威廉·富布賴特參議員後來強調說：“我們的領導人已經拋棄了取證的常規，以致使他們一遇到有關共產主義的問題，他們就出麵幹預。畢竟，誰又聽說過碰到魔鬼還需要公平對待呢？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的腦子裏想的是什麽，我們還要對他實際所做的事情詳加分析，這就不免有迂腐之嫌了……反共意識形態使我們不必承擔對具體事實和具體情節進行分析的任務。就像古代人一樣，隻要我們有了‘信念’，就不必再講什麽實證思維了。我們就像中世紀的神學家一樣，我們的哲學事先就替我們解釋了一切，一切不符合這種哲學的東西，立即就被認定為錯誤的，或者就是謊言，或者隻是一種幻覺。（正統的反共意識的）害處不在於其一目了然的謬誤性，而是它將現實加以歪曲和簡單化，在於把它變成普遍適用的東西，並將之提高到業經證實的真理的地位。”68
(1)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美國劇作家。《邪惡的日子》（Scoundrel Time）是她的回憶錄之一，詳述了她及其朋友們遭受迫害的經曆。
(2) 斯通（I. F. Stone，1907—1989），美新聞工作者，編輯出版《斯通周刊》（1952—1967），後改為雙周刊。他始終反對冷戰和麥卡錫主義，也公開批評蘇聯的鎮壓措施。
(3)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和馬龍·白蘭度均為美國著名的戲劇和電影演員。
(4) 安多弗（Andover）應為英格蘭的安多弗語法學校（Andover Crammar School）。該校建於1571年。最初以教拉丁文為主，後來再增設其他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課程，為貴族學校。
(5) 美國旅店房客的床頭櫃上常擺有一部《聖經》，由教會提供，住客可以取走。沙因的著作大概並無銷路，因而也放在這裏由客人自取。
(6)托馬斯·曼（1875—1955），德國傑出小說家。早期擁護納粹主義，後轉變立場，呼籲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國家社會黨的野蠻行徑，並同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魔山》即反映了他立場的轉變。
(7)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與愛默生齊名的美國超驗主義作家。但《論公民的不服從》一文表明他已逐漸放棄超驗，反對奴隸製和美國發動的對墨西哥的戰爭，主張人必須不顧一切地聽憑自己的良知行動。
(8)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均涉及公民權利，統稱為“權利法案”。權利法案於1791年12月15日成為憲法的一部分。其中第五條的內容中包括“人民不得因同一罪行接受兩次生命或肢體之危害”，這就是哈米特可以援用來保護自己不被判罪的依據。
(10)原文為political mandarins like the Alsop brothers，指約瑟夫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兄弟（Joseph and Stewart Alsop），但他們並非官僚而是報道政府和國際事務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就讀於格羅頓預備學校，前者畢業於哈佛，後者畢業於耶魯，就其出身而言，兩兄弟大概均屬名門貴族。
(11)原文中“政治迫害”一詞是“Witch-hunt”（搜捕女巫），西方曆史上曾發生過搜捕女巫、捕獲即燒死的事，後轉意為迫害持不同政見者。伊斯特曼在30年代曾遭迫害，死裏逃生，故以此喻自己。下文所說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學生做遊戲的內容就是搜捕女巫。
(12)這裏指攻擊麥卡錫的人就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樣，攻擊的並非真正的敵人。
(13)萬福瑪利亞（Ave Maria），天主教徒向聖母瑪利亞所獻禱詞的第一句。
(14)尤維納利斯（Juvenal，公元55/60—約127年），羅馬最後一位也是最有影響的諷刺詩人，其詩作抨擊君主暴政和貴族統治。
(15) 在西方，龍是邪惡和凶殘的化身，此處用以喻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