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X”雜誌02

1953年3月份，克裏斯托爾已經到了巴黎，忙著為這本雜誌出樣本。巴黎辦事處心目中的新雜誌應該是代表大會的喉舌。在喬斯爾森的指導下設計了4種不同的封麵。雜誌的刊名叫《展望》。克裏斯托爾和斯彭德（他當時還在美國）都不同意用這個刊名，覺得“展望”一詞過於平庸。於是他們絞盡腦汁，翻遍辭書，在許多同類詞中反複推敲，提出的刊名有《研討》《文化與政治》《群言》《視野》《見證》《寫作與自由》（克裏斯托爾想避免使用“自由”這樣的詞，因為它帶有一股令人生厭的味道）《信使》《四海》《東西方評論》《指南針》《紐帶》《交流》《當代》《轉折點》《環視》，等等。一時克裏斯托爾幹脆稱它為“X”雜誌，27也許這倒是這本雜誌最恰當的刊名，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某種神秘感。《邂逅》這個刊名最初出現在1953年4月27日克裏斯托爾致沃伯格的一封信中，克裏斯托爾卻並不喜歡這個刊名。

1953年4月30日，亞曆山大·科爾達簽署了第一張金額為250英鎊的支票，由此可以推想維克多·羅斯柴爾德也在這時做過同樣的事，不過沒有任何記錄可以證實他究竟何時開始“捐款”的。在他們的掩護下，從這份刊物創辦時起，英國情報機構就向《邂逅》提供經費了。錢越來越多，通常都是定期地裝入一個褐色信封送到《邂逅》的辦事處來。負責此事的交通員是伍德豪斯辦公處的一名工作人員。雜誌的辦公室主任瑪戈特·沃姆斯利（Margot Walmsley）也來自伍德豪斯辦事處。她直接從情報研究局職員的崗位上來到《邂逅》雜誌，在此後的20年中一直充當該雜誌與英國外交部的“聯係渠道”。沃姆斯利後來對喝得醉醺醺的弗蘭克·克莫德說，如果他想了解有關《邂逅》雜誌的任何情況，隻管問她，她是“無所不知”。沃姆斯利於1977年去世，死前從未透露過她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員。

後來，先由情報研究局把錢存入出版商塞克爾和沃伯格的私人賬戶，沃伯格就會開出一張金額相等的支票付給英國文化自由學會。沃伯格同時也是該學會的司庫。然後再由英國文化自由學會把相同數額的經費轉給《邂逅》雜誌。此時該學會僅僅是情報研究局向《邂逅》雜誌輸送資金的出麵機關，別無其他功能。用情報界的術語來說，這種提供經費的機製叫作“三級遞送”。英國女王政府就是通過這種資金流通辦法向斯蒂芬·斯彭德支付薪金的。伍德豪斯本人從來沒有向斯彭德講過這種安排，盡管他有許多機會向他說明情況。伍德豪斯回憶道：“他的孩子同我的孩子同在一所幼兒園，我們常常在那裏相遇。我估計他是了解這一情況的，所以並沒有覺得有必要特地向他把情況挑明。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在這方麵是訓練有素的。”28後來斯彭德一口咬定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有這種安排。

1953年6月，《邂逅》雜誌開始啟動並運作，辦公地點就設在牛津街119號B座的英國文化自由學會外邊，9月份才遷入位於海馬克特（Haymarket）的新址。最初，十二期雜誌的印刷費和其他開支是用法菲爾德基金會“捐贈”的4萬英鎊支付的，根據喬斯爾森的意見，克裏斯托爾和斯彭德對這筆錢的具體數目“秘而不宣”。克裏斯托爾自5月份起一直在倫敦。他的妻子、曆史學家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和他們的孩子威廉也都來倫敦和他團聚。不久，斯彭德從辛辛那提來到倫敦。他們兩人都算是《邂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這家公司於12月登記注冊，大部分股份屬於法菲爾德基金會董事長弗萊希曼和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司庫皮埃爾·博洛梅。

如果能對曆史作重大改寫的話，那麽記載斯彭德和克裏斯托爾的關係時，應將他們這段密切合作稱為度蜜月。克裏斯托爾說：“斯蒂芬和我完全是兩種不同的人，我們在一起相處得這樣好是想不到的事。”29斯彭德也說：“我同歐文·克裏斯托爾一道工作感到十分愉快。”30他們確實彼此以朋友相待，那時如此，後來也是這樣，但是他們在業務關係上從一開始就很成問題。斯彭德為人就像柳條一樣柔軟，能屈能伸，十分重感情，為了避免與他人發生衝突，甚至到了畏首畏尾的地步，而作為一個編輯，他對業務可說是“一竅不通”。31克裏斯托爾則恰恰相反。他非常執拗，永不妥協，多年來習慣於布魯克林區那種好爭論、情緒化的知識分子行為。他同拉斯基和胡克一樣都身材矮小，與他們有著共同的特點，脾氣不好。一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說：“出身於布魯克林的前托洛茨基分子歐文·克裏斯托爾居然能跑到英國去同那裏的知識分子打交道，為他們修改文章，實在是難以想象的怪事。”32不僅是斯彭德和他的英國朋友需要對克裏斯托爾保持戒備，喬斯爾森也早就發現此人難以駕馭。娜塔莎·斯彭德說：“歐文是最不怕同巴黎辦事處爭吵的一個人。”33娜塔莎記得斯蒂芬曾告訴她，克裏斯托爾在電話裏對喬斯爾森大喊大叫，說他如果想辦一份“禦用雜誌”的話，那就另請高明吧。

7月，克裏斯托爾給喬斯爾森送去了第一期目錄：丹尼爾·德盧奇芒《論印度》；阿伯特·加繆短文《死亡冥想錄》；弗吉尼亞·伍爾夫筆記摘錄；兩篇日本短篇小說；克裏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回憶厄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的文章；萊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關於羅森堡夫婦(9)的文章；尼古拉斯·納勃科夫論蘇聯音樂；約瑟夫·查普斯基對安德烈·馬爾羅《沉寂的聲音》的評論；歐文·克裏斯托爾對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主辦“科學與自由大會”的評論；赫伯特·呂蒂（Herbert Lüthy）論近期東歐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暴亂和伊迪絲·西特韋爾（Edith Sitwell）關於好萊塢的文章。馬格裏奇、斯彭德、休·賽頓-沃森（Hugh Seton-Watson）、J．K．加爾布雷思和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答應撰寫一些書評。原來第一期上也準備刊載凱斯特勒和阿隆的文章，但由於納勃科夫警告說這兩人反共過激，他們的文章就從目錄上被刪除了。喬斯爾森閱後擔心第一期上政治性不夠強，就把他的意見寫信告訴了克裏斯托爾。克裏斯托爾在回信中直言不諱地說：“你用晦澀難懂的語言講到‘政治內容’的問題，我不敢肯定你的意見是否符合我們預期的效果。這本雜誌無疑應該是一本‘文化性’的刊物，在議論文學、藝術、哲學問題時，政治已經融於其中了。就每一期的內容而言，政治和文學文章的比率自然是不同的。在第一期中，政治內容相對地屬於次要地位，因為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爭取讀者。至於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想達到什麽目的以及如何達到這些目的，我心中自是十分明白。但是，巴黎辦事處對我們說三道四，施加壓力，對我們的編輯工作發指示，那樣我就無法有效地工作了。”34

在另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中，克裏斯托爾再次與喬斯爾森爭辯，對他說：“我們這些在倫敦工作的人並不都是低能兒。我深信我們比你們這些在巴黎的人更了解情況。你和你在巴黎的同事們認為雜誌的封麵設計得很糟，是不是？好吧，也許你們是對的。但你們也可能錯了，因為封麵設計畢竟不是你的專長。我認為封麵很好，當然也不無可改進之處。馬格裏奇認為封麵非常好……你認為第一期的內容政治性不夠強，是不是？……這說明你顯然沒有仔細研究那份目錄……你認為第一期的文學性太強了，是不是？那你就錯了……也許我的理由是錯的，不過我確實認為，《邂逅》雜誌對於代表大會有著更重要的意義，這一點連你也沒有充分地認識到。顯然，如果我們能夠達到《證言》這樣的地位，你就滿意了。我的天哪，夥計，我們其實已經超過了它（也許我又自以為是了）。我們這份雜誌具有一種潛力，在幾個月之內，它就能成為一本英語的文化期刊，其影響所及遠不止於英國，還會擴展到亞洲。給我們幾個月時間，我們就會成為知識界崇拜的偶像，不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亞洲的還是歐洲的，甚至於美國的作家，都將為能在這份雜誌上發表文章感到光榮。我說這些話是嚴肅的。如果我錯了，那時你就去另找一位編輯。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你必須給我們時間，讓我們放手去做編輯工作……你對銷售量的看法讓我困惑不解：你說你對‘影響力’的重視超過了銷售量，難道銷售量不是衡量影響力的標準嗎？”35如果克裏斯托爾了解是誰在財政上支持《邂逅》雜誌的，那麽他最後提到的有關銷售量的問題就是多餘的了。

克裏斯托爾顯然不想充當喬斯爾森用來墊腳的肥皂箱(10)。斯彭德發明了一個詞，叫作“克裏斯托爾大國主義”，用來形容他這位同事的一意孤行。在接二連三的以換人相威脅之後，喬斯爾森（有可能）真的會去物色另一名編輯來取代克裏斯托爾。但是當時《邂逅》雜誌創辦伊始，需要穩定，喬斯爾森隻好繼續用克裏斯托爾，別無選擇。

巴黎辦事處在第一期上撤銷了凱斯特勒和阿隆的文章，在這場鬥爭中贏了克裏斯托爾。但是他們卻又必須承認，萊斯利·菲德勒的那篇文章確實使他們感到深深的不安。起初，克裏斯托爾隻是約請菲德勒提供一篇論卡爾·馬克思的稿件，但菲德勒對此不感興趣，交來的是一篇關於羅森堡夫婦的文章。如果克裏斯托爾真的需要一篇“挑釁性”的文章的話，那麽這篇文章應該算是正中下懷。

朱利葉斯和埃塞爾·羅森堡夫婦，在被處決的那個早晨，在辛辛那提監獄裏坐下，給他們的兩個年幼的孩子羅伯特和邁克爾寫信：“永遠記住你們的父母是清白的，我們不能違背我們的良心。”這是那封信的結尾。1953年6月19日晚，剛過8點，太陽落山前幾分鍾，猶太教安息日宣布開始。那天正是羅森堡夫婦結婚14周年的前夕，他們在電椅上被執刑。先是朱利葉斯，然後是埃塞爾。埃塞爾在被綁在電椅上之前，她轉向監獄的女看守，伸出手來把她拉近，吻了吻她的臉頰。

羅森堡夫婦被指控向蘇聯提供了美國原子彈秘密，於1951年3月被判定有罪。考夫曼（Kaufman）法官在猶太會堂慎重考慮了對他們的判決之後，回到法庭宣判羅森堡夫婦死刑，根據是“他們進行了邪惡的陰謀活動，目的是毀滅一個虔誠地信仰上帝的國家”。36在和平時期對一個人因從事間諜活動而判處極刑，在美國還是第一次。自發動冷戰以來，國際上對此的反響如此強烈，這是對美國宣傳機器提出的挑戰，美國必須立即作出反應。羅森堡夫婦有罪與否（他們有罪這一點並無疑問）不是主要問題，對於大多數觀察家來說，這案件本身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美國的戰略家們的任務不僅要使全世界都相信判決是不可爭議的，而且還要證明量刑也是恰當的。

薩特宣稱：“兩個無辜的人被處死，事關全世界。”他對法西斯主義的界定不是“他們殺了多少人，而是他們殺人的方式”。他補充說，對羅森堡執行死刑意味著“一種合法的屠殺，此例一開必將使一個國家血流成河”。37為了使全世界都認識到這是一件事關世界的大事，共產黨人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爭取仁慈寬厚的運動，在共產黨控製的報紙上組織了廣泛的報道，動員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到美國駐外使館去請願。英國政府接到了有數千人簽名的請願書和抗議信。巴黎宣布法國政府每天平均收到50份電報、函件和請願書。

在法國，羅森堡事件成為團結一切與美國有過節的人的焦點象征。全法國都舉行了抗議活動，其中有一些激化為反美暴動。在協和廣場舉行的一次“釋放羅森堡”的群眾聚會上有一人死於非命。38梅爾文·拉斯基雖然對和平時期判處極刑也感到“不安”，但是他卻嘲笑這些抗議活動，說這都是“時髦的反美情緒”的產物。39但是，就在巴黎成立“法國保衛羅森堡委員會”的那一天，11名捷克前共產黨領導人在布拉格被處決，所有共產黨支持的保衛羅森堡夫婦的遊說集團卻沒有一個張揚這件事；他們也閉口不談斯大林槍斃了更多的共產黨員；在蘇聯，工人隻要兩次遲到5分鍾就被送往強製勞動營，對這樣的事件，他們也是三緘其口；蘇聯藝術家奉命參加一個為紀念普希金百年誕辰舉辦的雕塑競賽，一等獎得主的作品是一尊斯大林閱讀普希金作品的雕像，對此他們也是一字不提。

盡管如此，梅爾文·拉斯基的分析仍不免顯得過於簡單化了。美國駐巴黎大使道格拉斯·狄龍（Douglas Dillon）1953年5月15日致電國務院，敏銳地提醒說，法國大多數人都認為（對羅森堡夫婦）判處死刑是“沒有道理的”，並警告說，“人們要求對他們寬大處理也並非都是不自覺地接受了共產黨的欺騙。”40

顯然，爭取寬大的運動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共產黨的陰謀。美國情報機關的一份報告聲稱，在西歐，“要求仁厚寬大的輿論近來已出現在社會黨和獨立的報紙上，這種要求來自社會黨的官方團體；在英國，工黨的輿論也表示支持。這些來自非共產黨方麵的要求是基於他們對羅森堡夫婦究竟是否有罪存在著某些疑問，而且他們也較少認為這場運動是出於共產黨之手的宣傳，更多的是對死刑不滿和對烈士的崇拜。”41

整個美國心理戰機器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此後的6個月裏，直到6月份羅氏夫婦被處決，心理戰機構使出了渾身解數來說服非共產黨世界相信美國的司法是公正的。心理戰戰略委員會（PSB）奉命負責協調這場運動，其目的是要把羅森堡夫婦歸入共產主義反麵典型人物中去，把共產主義描繪成一個怪物，要製服它就需要獻出“血淋淋的犧牲”。PSB根據美國駐外使館的電報和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撰寫材料呈報總統和他手下的人，向美國各種駐外機構發出了大量的指示。但是，一方麵是PSB炮製的報告在歐洲報界得到傳播，另一方麵許多美國的駐外代表卻繼續要求寬大處理。駐法大使狄龍仍然對“執行死刑在歐洲產生的反麵效應”深為關切，強烈要求“為了更高的國家利益”重新評價這一判決。42

由於對羅森堡夫婦的死刑判決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特別是對外國心理上帶來的衝擊以及對美國的威望和美國領導層造成的影響，PSB不得不對此進行檢討。43C.D.傑克遜也在稍稍改變他的立場。雖然他堅信羅森堡夫婦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受一百次懲罰也是罪有應得”，他同時卻又在想盡辦法要獲得他們自己所作的坦白交代。如果能拿到他們的坦白交代，那麽整個案情就可能發生變化。1953年2月23日他寫了一封信給司法部部長赫伯特·布勞內爾（Herbert Brownell）：“從羅森堡夫婦（至少其中的一人）那裏再作一次努力，打破一個缺口，是值得一試的……”他接著寫道：“突破羅氏夫婦並非無足輕重的‘三等’問題，這是一個應該由心理醫生來解決的問題。比如，能不能找到一名技術高超的猶太裔的精神病醫生，如卡爾·班熱（Karl Binger）大夫，在未來的30天內取得羅氏夫婦的信任，如果他們表現出願意合作的跡象，那麽可將行刑時間推遲30天或60天，以便把工作繼續做下去。”44

5月，C.D.傑克遜又想出一個主意。在一份“僅供白宮存檔用”的備忘錄中，他寫道：“與布勞內爾談過，敦請他在羅森堡夫婦身上試用一下神經戰，如有必要，可包括由總統下令暫且推遲處決日期。布勞內爾建議由監獄男女看守向他們表示善意，使他們抱有某種希望。敦促布勞內爾讓監獄男女看守、監獄醫生以及一切有關人員都來製造一種印象，使羅氏夫婦感覺到情況有些微妙之處，但不要使他們感到這是一種離間之計。這就不是警察所能做到的了。布勞內爾答應按照這個思路做些工作。”45監獄女看守是如何去討好他們的，至今也隻能是一種揣測，但是從埃塞爾臨刑前的舉動中可以推斷，女看守確實做得不錯了。

1953年6月19日已確定為行刑日。在那天舉行的內閣會議上，心神不定的艾森豪威爾承認，他對他收到的郵件中（關於羅森堡案件的判決）表達的“那種真誠的懷疑感到震動”。他說，這樣一個確鑿的案件，“我們的司法部門居然受到如此強烈的抨擊，實在是件怪事。”46赫伯特·布勞內爾向艾森豪威爾保證說：案件本身“並無疑問……僅僅是個按法律規定辦事的問題。”艾森豪威爾厲聲反駁說：“公眾並不懂什麽法律規定。”對於這一點，布勞內爾的說法是，“判決應該由誰來決定，是壓力集團還是司法部門？共產黨的目的是要顯示艾森豪威爾也是可以被壓力製服的。”47這時C.D.傑克遜插話說，他承認確實有些人對這次死刑判決很不理解，因為富克斯(11)這樣的間諜也並沒有被判極刑。對於這一點，傑克遜的朋友亨利·卡伯特（此人新近被任命為艾森豪威爾的有關共產主義的策略專家）信心十足地回答說：“一切都很容易講清楚。”艾森豪威爾卻不耐煩地嘟囔說：“對我來說並不容易。”48

對寬大處理所寄予的一切希望都開始破滅了。甚至連邁克爾·喬斯爾森也動了感情，曾要求對羅氏夫婦實行寬大。戴安娜回憶說：“邁克爾認為他們是有罪的，但是不應當處決他們，因為這樣做，就公共關係而言，影響確實是惡劣的。他曾以個人名義給艾森豪威爾發過一份電報，要求從寬發落。”49此外，喬斯爾森還安排丹尼斯·德盧奇芒於1953年6月13日給白宮發出一份請願電報，這份以西方聯盟（Western Union）的名義發的電文是這樣寫的：“文化自由國際代表大會的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協會懇請您寬大處理羅森堡夫婦。我們相信，對您來說，寬厚是符合西方民主的人道傳統的，這必將有助於在世界範圍內推動爭取自由的事業。”50甚至教皇派厄斯十二世（Pope Pius Ⅻ）也進行了幹預，請求艾森豪威爾把正義和仁慈結合起來，但是毫無效果。戴安娜·喬斯爾森說：“為執行死刑，我們那時真是感到心力交瘁。真是愚蠢哪！”51

7月底，歐文·克裏斯托爾收到萊斯利·菲德勒的文章，題目是《羅森堡案件的附言》。菲德勒原先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40年代早期脫離左翼，現在正撰寫許多“惡毒攻擊共產主義的文章，其中充滿令人生疑的心理學分析，他要求所有的左派都來贖罪，以致哈羅德·羅森堡（Harold Rosenberg）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表了一篇長文進行批駁，文章的題目是《偷閑的自由主義和罪惡的過去》。”52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菲德勒寫下了他對羅森堡案的思考。

菲德勒注意到，起初，甚至共產黨人也不想與這對夫婦為伍，承認他們是共產黨，因為這兩個人“對於他們全盤間諜活動至關重要，而且其罪行又昭然若揭”。他在文章中把羅森堡案件分為兩種不同的性質，一是“實際的案情”，二是“傳奇式的案情”。至於後者，由於一個精心策劃的神話，羅森堡夫婦被塑造成受冤屈的烈士，把案件說成是德雷福斯式的冤案(12)。於是，古老的光輝事業的旗幟就迎風招展，而世界各地思想開明的人們就成了“道德上被人訛詐的犧牲品”。53接下去他譴責共產黨人，說羅森堡夫婦的苦難遭遇是他們一手造成的，後來又按照共產黨的旨意製造輿論，並且在裏麵添油加醋，美國歧視黑人的每個事件也都被他們用來作為證據，進一步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菲德勒說，歐洲掀起反美主義浪潮時他正在那裏，目睹了共產黨組織的群眾聚會，人頭攢動，聚集在美國駐羅馬大使館外麵高喊“處死殺害羅森堡夫婦的凶手”，但是他看到的不是憤怒而是歡樂，示威過後，“他們便去喝上一瓶酒，對這一天的工作感到心滿意足”。至於羅森堡夫婦，他們“並不可愛，他們有的隻是滿腔仇恨”，不過還“富有人情味”，他們“關愛他們的兩個孩子，關心他們的扁桃體手術，在家裏也會發生口角”。但是這對夫婦的表現又推翻了菲德勒的說法，以致他實在難以編寫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於是他隻好接著寫道，實際上他們的“人性已經泯滅”，他們說的都是“陳詞濫調”，直到他們被處決的時刻也沒有改變。他寫道：“他們的殉道顯得那麽荒唐，以致無法稱之為真正的悲劇。”菲德勒在談到羅森堡夫婦在辛辛那提監獄分別被拘禁在各自的牢房裏相互通信時，他更感興趣的似乎是埃塞爾的文筆（或者說缺乏文采），說朱利葉斯對妻子表現得不夠親密，把她當成同謀犯則又憤憤不平。“我們一生中看到的共產黨間諜，在法庭上都不說真話，都裝成堅信自己是受害者，新近的一例就是阿爾傑·希斯(13)。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不過我們總是希望他們在同配偶私下說悄悄話時總該說真話。”54但是他們除了用密語交談外，不能說什麽別的，於是菲德勒問道：“既然他們算不得烈士，也稱不上什麽英雄，甚至連人都談不上……那麽這樣的人除了死以外還有什麽別的選擇呢？”55

悉尼·胡克看到這篇文章的校樣時吃驚不小。詹姆斯·法雷爾在談到胡克時曾說，他總是“用邏輯的機器對複雜的、活生生的史實進行斷章取義的分析。他使用的這種‘選擇重點’的分析法無異於ledgerdemaine(14) ……各式各樣的問題和矛盾……都會糾纏在一起，他應該把它們理理清楚。”56胡克可以立刻找到別人的漏洞（對自己則可能並不如此），他確信菲德勒的文章會給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帶來麻煩。他寫信給克裏斯托爾（校樣是克裏斯托爾先前寄給他的），建議此文在發表時加上致歉的附言：“文中所言不應理解為對死者的攻擊。死者作為人，理應受到我們的尊重，但在羅森堡夫婦的政治生命中，他們放棄了做人的原則，使自己成為政治的象征。因此，我們在這裏所作的分析不涉及人的品格而是在剖析一個政治神話。”57胡克還含混地提出了一個看法，認為菲德勒的文章另有含義，但是因為這篇文章對人的卑劣本性進行了抨擊，以致文章的言外之意消失了。

有關菲德勒文章的消息不脛而走，在一周之內，《邂逅》雜誌的第一期一萬份很快銷售一空（其中有多少份是外交部“預購”的則不詳。據湯姆·布雷頓說，中央情報局為這期雜誌的發行也提供了經費）。由於英國缺乏高水平的期刊，《邂逅》雜誌首次亮相本來也不會遭到冷遇。現在《邂逅》雜誌已是家喻戶曉，人人都在談論這本刊物。如果哪次晚宴上沒熱烈討論《邂逅》，那就不能稱其為一次真正的晚宴。克裏斯托弗·伊舍伍德稱讚該刊的創刊號“生動活潑，令人振奮”。倫納德·沃爾夫的文章稱，他發現創刊號上的每篇文章都“超過了一般水平”，說菲德勒的那一篇“尤其出色”。

遠在異地的梅爾文·拉斯基推斷，菲德勒的文章肯定會使《邂逅》雜誌經曆一場艱苦的鬥爭。1953年10月22日斯彭德收到的三封論點相同的信件已露端倪。斯彭德寫信給喬斯爾森，其中引用了E. M.福斯特的一封信，信中福斯特對那篇關於羅森堡的文章表示極為憤慨，“這倒並不是因為文中所舉的事實（這些事實大概是真實的），而是因為文章對羅氏夫婦生命的最後幾天表現出的蔑視和冷酷。最令人憤慨的是文章那個所謂‘充滿同情心的’結尾部分。作者用一種神秘的筆調斷言，這是一個有人性的人，隻是采取了非人性方式的行動。這個有人性的作者本意是可以赦免這個人的。我想知道如果把文章的作者也判處死刑，他會采取什麽方式的行動？”58

斯彭德告訴喬斯爾森，米約什也不喜歡這篇關於羅森堡夫婦的文章。T.S.艾略特則更甚，他在回複斯彭德約請他撰文的信件中說，他對《邂逅》雜誌將產生的效果表示懷疑，因為這本刊物“顯然是在美國的主使下出版的”。如果他想寫點什麽來影響美國輿論的話，發表在美國出版並在美國銷售的報紙上是不是更合適呢？斯彭德解釋說：“關鍵是艾略特的這番話道出了個中底細，即我們試圖將這本雜誌辦成表麵上是英國的文化刊物，以此來掩蓋為美國做宣傳的真麵目。”59休·蓋茨克爾曾評論說：“我們通過一些有美國背景的人來發表政治見解必然會遭到人們的懷疑。”斯彭德同意這一觀點，他得出的結論是，“任何直言不諱的反共情緒隻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接著對喬斯爾森說，他覺得這些信件“令人十分不安”，還說，“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信件中暗含著批評我寫的文章是為美國的意圖服務，這當然使我感到很痛苦。”60娜塔莎·斯彭德說，“當時英國存在著一種幼稚的反美主義。享有盛名又受到尊敬的人士滿口都是反美的陳詞濫調，說美國是一個處於青春期的國家等等。斯蒂芬經常受到這些人的批評，還說他們家裏一本《邂逅》雜誌也不要，因為它的美國味道過於明顯。這使他非常生氣，因為該雜誌的投稿人都是他在美國時敬佩的人物，他要為他們辯護。”61

但是，菲德勒顯然不是斯彭德想為之辯護的人。蒙蒂·伍德豪斯還記得斯彭德“多少有點發脾氣，說他再也不想參與這場宣傳戰了”，聽到此話，伍德豪斯“吃驚不小”。“我還以為他同我和所有其他的人有著一致的觀點，同意在思想界對共產黨人作出反應是可取的。我認為他陷入了悲觀沮喪的狀態，對於他這樣一個人來說，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了。”62斯彭德確實也承認關於羅森堡夫婦的那篇文章並沒有得罪什麽人，而且他還曾為之辯護，說這根本不是一篇宣傳性的文章，但是人們還是認為這篇文章表明《邂逅》雜誌內部藏著一匹特洛伊木馬，這使他深深地感到憂慮。63

安東尼·哈特利（Anthony Hartley）在《旁觀者》上發表的看法也含有這層意思，甚至說得更明白。他宣稱，在這本刊物的創刊號中他已經嗅到了“傲慢的官方文化的味道”。他說：“《邂逅》如果變成純粹的冷戰武器的話，那是令人十分遺憾的。”64劍橋大學的導師、評論家格雷厄姆·霍夫（Graham Hough）把《邂逅》雜誌比作“英美共同扶養的畸形兒”，它並不像它自己宣稱的那樣自由，“它擺脫不了‘固執己見’和‘定式思維’，”他還說“它對文化的概念也是十分奇特的”。他筆鋒一轉，直指《邂逅》雜誌的讚助人說，“這種文化自由的概念居然允許（菲德勒）寫出或發表這樣的文章。對於這樣的概念，我是不想為它多費腦子的。”65

《星期日泰晤士報》上“阿提庫斯”專欄(15)的一篇文章用詞更為尖刻。該文稱《邂逅》雜誌反映的是“美國占領國家的警察觀點”。A.J.P.泰勒（Taylor）在《傾聽者》（Listener）上發表的文章則根本無視有關羅森堡夫婦的文章所引起的軒然大波，隻是抱怨說，“這一期雜誌中沒有一篇文章會激怒讀者，以致該把雜誌燒掉或扔進廢紙簍裏。沒有一篇文章含有政治顛覆性……連孩子們都可以放心地讀所有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是年長的、學業有成的作者寫的。”66瑪麗·麥卡錫問漢納·阿倫德：“看到《邂逅》了嗎？這無疑是迄今最為乏味的一本雜誌，讀起來就像是那種早就過時的、陳腐不堪的大學本科生編的學院刊物。”67

斯彭德私下對朋友們說，他一直反對刊載菲德勒的文章，但是他覺得“不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同克裏斯托爾唱反調”，而且他也理解克裏斯托爾在他新的工作領域裏需要顯示一點個人的色彩。但是他在私下裏也說過，菲德勒的文章能讓“英國讀者看到某種類型的美國知識分子的醜惡嘴臉，從這一點上看，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68他的這種看法倒是同哈羅德·羅森堡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哈羅德·羅森堡對菲德勒的淺薄感到失望。他寫道，“人們普遍認為所有的美國人都靠廣告生活。這篇文章除了印證了這一看法外，別無他物。”

菲德勒的文章在《邂逅》的讀者中引起如此有分歧的評價，同時也使兩位聯合編輯之間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1954年3月，斯彭德致函喬斯爾森，抱怨克裏斯托爾從來沒有接受過他的任何建議；除非克裏斯托爾承認他在某些問題上是“無知的”。否則《邂逅》雜誌將有失去其已確立的地位的危險。他進一步指責克裏斯托爾在辦雜誌的問題上無視他的存在（實際上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他確實不在，據娜塔莎·斯彭德說，那時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讓他代表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去外國訪問了）。斯彭德勸告克裏斯托爾說：“我寫這封信給你，是因為我已經數十次向你口頭上提出過意見，但毫無效果。我必須弄明白，有些關於改進雜誌的計劃是不是由於你不願同我或其他人商量而被擱置一邊？”69喬斯爾森站在斯彭德一邊，不斷寫信給克裏斯托爾，責備他不聽勸告，並警告他一定要改進雜誌的外觀，“使讀者感到這本雜誌值得一讀，而不是像我們迄今所做的那樣，讓人感到雜誌提供的隻是一堆‘垃圾’。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隻能對雜誌造成傷害。”70

《邂逅》雜誌創辦後的兩年內，斯彭德和克裏斯托爾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無法彌合的程度。斯彭德告訴喬斯爾森，“我同歐文已無法一道工作，因為我們之間已無合作的基礎和辦法，因此我覺得再與他合作下去就顯得不真誠了。”71正當喬斯爾森殫心竭力地解決這個問題時，另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發生了。

(1)歐裏比德斯（Euripides，公元前484—前406年），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盧克萊修（Lucretius，約公元前93—前50年），拉丁詩人，其六卷長詩《物性論》是了解這位詩人的唯一作品，44歲時自殺身亡。

(2)“麥斯奧戴幫”，原文為MacSpaunDay，是麥克尼斯，斯彭德、奧登和戴·劉易斯（Mac Niece，Spender，Auden，Day Lewis）四人名字簡化後組成的一個詞。

(3) 布盧姆斯伯裏（Bloomsbury），倫敦的一個教區，大英博物館所在地，曾是貴族們居住的高級住宅區，現為文人、學者集中的一個教區。這裏指一些英國文人仍擺脫不了對貴族的崇拜。

(4)指E. M.福斯特（E.M. Forster，1879—1970），英國小說家、散文家，生於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美國文學評論家特裏林曾著有評論福斯特的論著。

(5)拉裏（Larry）為Laurence的昵稱，此處指勞倫斯·德諾夫維爾。

(6)約翰·班揚（John Bunyan，1628—1688），英國清教牧師和傳教士。班揚的忠告，指班揚所著《豐盛的恩典》一書中《適時的勸勉：給受苦之人的忠告》。

(7) 艦隊街（Fleet Street），弗利特街的另一譯名，倫敦幾家大報館的集中地，此處借指倫敦報界。這個俱樂部應為新聞界人士聚會地。

(8)弗萊明（Ian Lancaster Fleming，1908—1964），國際知名的驚險間諜小說作家，代號007的英國諜報人員詹姆斯·邦德的形象就是他創造的。

(9)羅森堡夫婦（the Rosenbergs），即朱利葉斯和埃塞爾·羅森堡（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朱利葉斯為美共黨員，美陸軍通訊兵工程師，埃塞爾的兄弟格林格拉曾參與美國原子彈的研製，向羅森堡提供了原子彈的資料，羅氏將情報送給了蘇聯駐紐約副總領事。事發後羅森堡夫婦被捕。1951年3月6日以叛國罪判處死刑，1953年6月執行。

(10)肥皂箱（soap-box），西方一些人常在街頭或公園演說，進行煽動，演說者往往為了站得高一些，就用肥皂箱墊在腳下。

(11)富克斯（Klaus Fucks，1911—1988），德國物理學家，間諜。1942年入英國籍，1944年被派往美國從事原子彈研製工作。1950年被捕後供認，自1943年起向蘇聯提供情報，被判處14年徒刑。1959年提前釋放。

(12)德雷福斯（Albert Dreyfus，1859—1935），猶太裔法國軍官，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著名冤案的當事人。1882年進入軍界，1894年調入國防部，被控向德國提供軍事秘密，同年12月被判處終身監禁，由於證據不足而引起抗議，鬥爭十分激烈。1899年軍事法庭複審後減刑為10年監禁，兩年後宣布無罪釋放。

(13)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1904—1996），畢業於哈佛法學院，美國共產黨員。1936年進入美國國務院，曾任聯合國（舊金山會議）臨時秘書長、卡內基基金會主席和《時代》雜誌編輯，並作為羅斯福的顧問出席雅爾塔會議。1948年，《工人日報》和《時代》的編輯、共產黨員錢伯斯指控希斯為共產黨間諜，被判刑5年。希斯在法庭上否認並作偽證。此案為麥卡錫關於共產黨員已滲入國務院的說法提供了依據，參與調查此案的尼克鬆參議員（後來的美國總統）也因此一舉成名。

(14) 原文括注“原文如此”。疑為“戲法”（legerdemaine）的錯拚。

(15)阿提庫斯（Atticus）專欄，似也可以譯成“文藝專欄”。阿提庫斯（公元前109—前32年）是羅馬騎士，原名提圖斯·龐波尼烏斯（Titus Pomponius），因長期居住在雅典城（Attica），又對希臘文學和語言有深厚造詣，遂改名為Atticus，是著名的文藝讚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