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X”雜誌
那麽我們今後做什麽呢？隻要有可能，那就堅持業已證實的事實——千萬不要忘記，如果有人要改變觀察問題的方法，這些事實是可以改變的。
——奧爾德斯·赫克斯：《加沙的盲點》
《邂逅》（Encounter）雜誌（1953年至1990年印行）在戰後的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該刊之活躍、熱鬧，堪稱文壇上的一次雞尾酒會。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該刊發表了她的著名文章《英國貴族》，尖銳而又妙趣橫生地分析了英國上層階級和非英國上層階級之間在道德觀念上的區別。該刊還發表艾賽亞·伯林的《非凡的十年》，4篇有分量的論俄國文學的文章，弗拉基米爾·納勃科夫論普希金，歐文·豪論伊迪絲·沃頓，大衛·馬昆德（David Marquand）的《自由的複蘇》，豪爾赫·路易斯·博爾格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說，理查德·埃爾曼（Richard Ellmann）、賈拉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W．H．奧登、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伯特蘭·羅素、赫伯特·裏德、修·特雷弗-羅珀等人的評論文章。這些人都是《邂逅》雜誌刊行的幾十年中最出色的思想家。這本刊物在英國、美國、亞洲和非洲都享有讀者群。它關注的文化問題無所不包，但是奇怪的是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卻緘口不言或觀點曖昧。該刊討論的所有問題顯然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反共冷戰思維。該刊從來沒有做到收支平衡，一直有著巨額赤字，如果要消滅赤字，非增加一倍發行量不可。這本刊物充滿智慧，但其肆意揮霍卻與情報界保持密切聯係有關。邁克爾·喬斯爾森稱之為“我們的一筆巨大財富”。
戰後經濟緊縮導致西裏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的《地平線》（Horizon）於1950年停刊，隨後就是約翰·萊曼（John Lehmann）的《企鵝新作》（Penguin New Writing），《倫敦雜誌》（London Magazine）則財政狀況拮據，而F.R.利維斯（Leavis）的《觀察》（Serntiney）盡管得到洛克菲勒的慷慨捐贈，也差一點停刊。隻有《新政治家與國家》興旺發達，每周發行量高達85000冊，雖然有人企圖搞垮它，但這本刊物明顯地恢複了其強大生命力。喬斯爾森向《二十世紀》提供補助就是破壞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家刊物與英國文化自由學會一道，既拿到了錢也接到了指示，要它們“同《新政治家與國家》進行一場長期的爭論”。1中央情報局對1950年英國在柏林大會上不光彩的表現一直耿耿於懷，急切地想衝破英國中立主義的霧障，因為正是這種霧障迷住了英國知識分子的眼睛，以致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那些靠近《新政治家》的人尤甚。金斯利·馬丁（Kinsley Martin）的雜誌對徹底背離莫斯科的社會主義觀點表示不敢苟同，這深深地刺痛了美國的冷戰鬥士們。
英國情報機構也希望能有一份刊物代他們發言，駁斥《新政治家》那種愛憎交錯的矛盾政策，反對它那種毫無主見又極端簡單化的立場。於是情報研究局就支持《論壇》，將該刊的內容摘錄下來，通過外交部的官員在國際上散發。這一舉措反映了情報研究局的這種行動方向。馬爾科姆·馬格裏奇和伍德羅·懷亞特（這兩人都與情報研究局有著密切聯係）1950年4月同《論壇》的編輯托斯科·法夫爾討論了該刊的前途問題，但是馬格裏奇發現“他們現在顯然財政極為拮據，我對他們說，為了冷戰的利益，必須對《新政治家》進行反擊，為此他們必須把刊物繼續辦下去。我的看法是，《新政治家》作為宣傳工具之所以能夠取得卓著的業績是因為他們很聰明地確定了一個前提，那就是表麵上是左傾，骨子裏實際上卻是相反。”2盡管情報研究局支持《論壇》，但法夫爾還是不相信僅僅依靠這種支持就足以確保該刊長遠的前途，於是在1951年歲末，他就開始議論要創辦一份“盎格魯-美利堅中間偏左的出版物”。法夫爾寫信給歐文·布朗，信中提到創辦這樣一份刊物的計劃“已經取得進展。有幾個人催促我立即開始行動，我已經直接或通過信件與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莫裏斯·埃德爾曼（Maurice Edelman）、狄克·克羅斯曼（Dick Crossman）、亞瑟·施萊辛格、大衛·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討論過這個想法——這本刊物不應同代表大會摻和在一起，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3讓這份刊物不要同代表大會發生聯係，其理由顯然是因為美國政府曾同意不在英國進行宣傳活動。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已宣布暫時停止將（中央情報局的）錢用於這個特定的國家。這是有關這件事的某種君子協定。”4但是不久，這種情況就要發生變化了。
英國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是相互獨立的，但是創辦一家新刊物來彌補英國知識界反共力度之不足，在這個問題上，兩家卻進行了反複磋商。1951年初，根據弗蘭克·威斯納的提議，在倫敦舉行了一係列會議，雙方的合作才開始透露出來。威斯納在軍情六處（MI-6）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聯絡官金·費爾比（Kim Philby）的陪同下（費爾比的朋友伯吉斯，Burgess，和麥克萊恩，Maclean，幾個月後叛逃到蘇聯），來到倫敦同英國情報機構商討“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據費爾比稱，在軍情六處和外交部人員參加的一係列會議上，威斯納詳盡地闡明了他情有獨鍾的一個問題：凡是對我們感興趣又顯然受人尊重的團體給予政府資助，其秘密經費的來源必須加以偽裝。威斯納以他慣常的隨意風格說：“必須確保公開與我們合作的人必須有合情合理的經費來源，要符合他們的身份，這一點極為重要。”在他談到這一點時，費爾比注意到外交部的一位官員信手寫了一張紙條，上麵寫的是“財源合情合理又符合身份的人=有錢人”，5他覺得十分有趣。
在威斯納赴倫敦“執行使命”期間，創辦一家高水平刊物的問題才首次明確地提了出來。兩國的有關部門看到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威斯納和他的英國同行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簡稱SIS）一致認為，進行這個項目需要花很多錢，因此他們決定聯合行動。1951年歲末，這個聯合行動計劃獲得雙方高層的批準，並交給各自的下屬機構貫徹執行。費爾比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在華盛頓的助手約翰·布魯斯·洛克哈特（John Bruce Lockhart）。他是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的侄子。老洛克哈特曾是兩次世界大戰中情報工作的首腦，因從事間諜活動，1917年曾遭蘇聯逮捕，被監禁在克裏姆林宮。在他的叔父、情報界的明星級演出之後，年輕一代的洛克哈特作為一個模範情報人員就脫穎而出了。戰時他曾領導SIS在意大利的軍事C組，是在歐洲向共產黨內部滲透的專家。洛克哈特在華盛頓也相當受尊重。他在華盛頓與威斯納建立了密切關係。威斯納有意讓他的兒子小弗蘭克進拉格比學院（Rugby College），曾就讀於該校的洛克哈特就熱情地替他安排。威斯納信任洛克哈特，而費爾比卻不信任他，反倒因為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而不喜歡威斯納。他形容威斯納“年紀輕輕已經謝頂，而且還開始發福，讓他擔任這樣重要的工作，似乎顯得太嫩了些。”6
約翰·布魯斯·洛克哈特與勞倫斯·德諾夫維爾的關係也很好。他們是在戰後的德國建立聯係的，安排德諾夫維爾和喬斯爾森與英國情報研究局的克裏斯托弗·蒙蒂·伍德豪斯在倫敦舉行會晤的正是洛克哈特。伍德豪斯才華橫溢，11歲時就閱讀歐裏比德斯和盧克萊修(1)的著作。戰後就讀於牛津大學新學院，師從理查德·克羅斯曼和艾賽亞·伯林（伯林在為學生輔導時用低沉的嗓音滔滔不絕，在牛津大學，他是唯一能將認識論Epistemological這個詞像一個單音節詞那樣一口氣念出的人，並以此而聞名牛津）。71939年，伍德豪斯以兩門功課均達優秀的成績畢業，當時他夢想能夠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同時講授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但是戰爭爆發了。此後他接受的完全是另一種教育：軍營操練場上列隊、射擊、跳傘、遊擊戰、破壞、情報等都是他的必修課，最終導致他在希臘進行英勇的遊擊戰。8
伍德豪斯是一名老派的孤膽間諜，在策劃推翻伊朗總理穆罕默德·莫薩德的行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他同金·羅斯福一起參加了SIS和中央情報局策劃的政變，扶植伊朗皇帝、極右的君主政權上台。9從德黑蘭回到英國後，伍德豪斯受指派在情報研究局擔任高度機密的工作。他擁有SIS提供的位於聖詹姆斯公園地鐵站對麵單獨的辦公處，辦公處的工作人員是一批級別較低的外交部官員，名義上是情報研究局的人，實際上卻是伍德豪斯掌管的半自主小組的成員。
伍德豪斯不願在他自己所屬的俱樂部，即改革俱樂部（Reform Club）裏談“業務”，他同意在皇家汽車俱樂部與德諾夫維爾和喬斯爾森會晤。德諾夫維爾是該俱樂部的海外會員，他為這次見麵特地與喬斯爾森從巴黎趕到倫敦。就在這家俱樂部裏，1952年暮春時節，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對戰後知識界的曆史進程進行了重大幹預。在皇家汽車俱樂部餐廳裏舉行的午餐會上，他們為創辦並秘密讚助一份新的知識分子刊物製定了一個計劃。伍德豪斯奉命來執行這個項目，他十分痛快地承擔了下來。伍德豪斯曾為外交部的各地區司工作過，由他來執行這個項目，算是一件事務性的工作。不過他是心理戰的熱心倡導者，這件事倒是完全屬於這一工作範圍。皇家汽車俱樂部裏的那次對話使他深信，創辦這家雜誌肯定將是對隱蔽宣傳戰的一種微妙的貢獻。
伍德豪斯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英國人必須了解情況。雙方同意，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將通過中央情報局指定的聯絡官員就有關該刊物的“行動”程序與伍德豪斯進行磋商。此外，SIS希望英國方麵經情報研究局同意向這個項目提供一小筆捐款。伍德豪斯建議用這筆錢來支付英方編輯及其秘書的薪金，認為這樣做可以防止發生中央情報局操縱英國公民這種不妥當的情況。他進一步說明，英國外交部對這個項目的興趣主要在於獲得一個載體，依靠它向亞洲，比如印度和遠東的知識分子傳播反共思想。為了確保這份刊物在英國勢力範圍內發行，外交部準備出資購買一定數量的刊物，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運往這些地區並在當地發行。除了上述經費之外，這份刊物的財政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負責。喬斯爾森確認，資金將通過法菲爾德基金會提供。當然這家雜誌應該被當成一家企業來辦，以免引起懷疑。最後，喬斯爾森告訴伍德豪斯，這份刊物需要配備兩名聯合編輯。這兩名編輯的候選人需通過兩國情報機構的審查。雙方同意，這兩個人選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負責物色並與之接觸。在工作機製安排妥當之後，會議結束時達成一項協議：這件事將由喬斯爾森和德諾夫維爾來推動，然後再與伍德豪斯見麵協商。與此同時，伍德豪斯開始物色“出麵人物”，即威斯納所說的“有錢人”，通過他們把情報研究局的錢轉給這家雜誌。
美國方麵的聯合編輯人選是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的執行理事歐文·克裏斯托爾。克裏斯托爾生於1920年，其父為服裝轉包商。1936年入紐約市立學院，在那裏他結識了歐文·豪（Irving Howe）、丹尼爾·貝爾和梅爾文·拉斯基。在市立學院求學時，參加了托洛茨基派的反共左傾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克裏斯托爾身材矮小，於是他就在政治上練成一身發達的肌肉來彌補他在生理上的缺陷。這在市立學院的本科生中是有代表性的。他隨時準備撲向他的對手，這種好鬥的特性為他贏得了知識分子拳擊手的稱號。1940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他就去芝加哥當了一名貨運管理人員，同時協助編輯前托洛茨基派的刊物《調查》（Inquiry）直到他應征入伍。1944年入伍為步兵，經曆了在法國和德國的戰鬥，1946年退役。退役後他去了英國，為《評論》雜誌工作，1947年回到紐約，擔任該雜誌的編輯主任。
英國方麵的聯合編輯人選是斯蒂芬·斯彭德。斯彭德1909年生於一個開明的名門家庭，童年時，父母對他嗬護備至（“我的父母不讓我接近那些粗野的孩子”）10，養成了不太活躍卻又隨和可親的性格，對烏托邦甚為向往。在牛津大學求學時期，受到W.H.奧登的影響。斯彭德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詩集》（Poems）後名聲大噪，這本著作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裏影響了人們對性和政治的觀念。很快他就與奧登、塞西爾·戴·劉易斯（Cecil Day Lewis）和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齊名，號稱“三十年代詩人”。在30年代的10年中，政治滲透到文學殿堂的深處，在這種環境下，斯彭德加入了共產黨，雖然幾個星期後就退出了。他隻不過是那種“英國式的時髦布爾什維克”，用這句話形容斯彭德這種政治上朝三暮四的人，是十分準確的。後來他在談到自己改變信仰的原因時說，這“完全是我生性既脆弱又開放”。11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Sr.）在談到愛默生時有一句名言，說他就像“並無迷宮的線索”，安尼塔·克莫德（Anita Kermode）把這句名言顛倒過來形容斯彭德是“沒有線索的迷宮”。12詹姆斯還有一句名言用於斯彭德也十分貼切：“他是一個把握不住的人。”
斯彭德後來推測，他之所以被選為代表大會這份新創辦的雜誌聯合編輯之一“是因為我寫的一篇文章《失敗的上帝》”。其實個中原因是他同美國的友好關係，這可能比他不讚成共產主義更為重要。1948年，斯彭德寫了一曲美國讚歌，題為《我們在歐洲的思想戰必勝》，在這篇文章中他聲稱：“雖然美國的政策麵前有一些半信半疑的盟國和一些三心二意的朋友，但是美國在言論自由方麵取得的偉大成就，完全可以在歐洲贏得思想界重要人物的人心……如果美國願意，她一定能夠在當今的歐洲起到教育者的作用。她本身就會使成千上萬的學生了解美國文明和美國自由觀念的精髓……現在我們必須麵對現實，不要指望宣傳和政治大棒能起什麽作用，而是要向歐洲人顯示美國的文明、教育和文化在當代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13斯彭德以難以抑製的**接著寫道：“隻要美國和英國有學識的人說一句”，歐洲的學生就會“將之奉若聖明”。還說：“馬歇爾計劃固然很好，這並不錯，但是還需要在歐洲強化西方的傳統文明，用美國的信心、經驗和知識來創造一個新歐洲”。14這種觀點在歐洲許多知識分子中間得到響應。雷蒙德·阿隆宣告，他“完全相信，對於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來說，除了接受美國的領導，別無選擇。”15我們不能說美國對文化界的幹預在當地就沒有支持者。斯彭德和阿隆這樣的人就認為歐洲的生存必須依靠美國這個救世主。
斯彭德還有一些品格得到他未來的雇主們的青睞。作為“麥斯奧戴幫”(2)的一員，他是與倫敦文學界貴族聯係的重要環節。這批文學貴族是至今仍然勢利地迷戀布盧姆斯伯裏(3) 時代的殘渣餘孽，但是這群人立即對斯彭德的魅力崇拜得五體投地。
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在柏林成立之初，喬斯爾森就親身體驗過英國代表那種桀驁不馴的特點，許多美國的戰略家對英國知識階層那種優越感十分厭煩。斯圖爾特·漢普夏爾解釋說：“這裏麵有著一些重要的背景。我的看法是，1949年福特基金會派人來到倫敦，在一家飯店裏舉行了一個規模盛大的聚會，把知識界的重要人物都召集來了。那時，福特基金會的資產甚至超過了整個英鎊區的資本儲備，所以知識界的要人都到場了。福特基金會承諾為他們提供一切，但他們卻說，‘不必了，我們過得很好，謝謝你們。我們有的是精神，對我們來說，這就足夠了。’英國人實在令人掃興，不過他們也確實要了幾樣東西，但數量很少，以致美國人認為這些英國人神經不正常。其實這裏麵隱藏著深奧的背景，一種弗洛伊德式的反美主義。這有點像溫徹斯特學院式的勢利眼碰到了中國的左派那樣格格不入，集中反映在恩普森（Empson）和福斯特(4)這樣的人身上，我記得福斯特曾在紐約與利奧奈內·特裏林同住。特裏林（他曾寫過一本評論福斯特的著作，是一個情緒化的親英派，那時他還沒有去過英國）心情十分緊張。福斯特為出席某個場合提出要買一件襯衫，特裏林就陪他去了布魯克斯兄弟商店。福斯特到了那裏之後，看了一眼就說：‘天哪，這裏的東西，我大概一樣也不想買。’這就是我要說的總結性看法。”16
斯彭德曾在戰後德國的英占區專員公署工作，對於政府在文化政治領域的需要是配合得很好的。此後他在美國多年，受到約翰·克勞·蘭塞姆、艾倫·塔特以及兩個保守分子本·塔特（Ben Tate）和愛德華·塔夫特參議員的庇護。斯彭德的魅力同樣感染了他的英國同事。這樣一個人自然是美國求之不得的。美國人需要利用這樣一座橋梁來爭取那些不聽話的盟友。他的妻子娜塔莎曾說，他最傑出的才能就是很容易受騙。她說：“當然，斯蒂芬具備一切條件被選中來做一個出麵人物：他是背離了（共產主義）信仰的名人之一，而且他還那麽單純以致非常容易受人愚弄。他的父親就曾受過勞埃德·喬治（Lolyd George）的欺騙。他們一家人都對別人深信不疑。他們家的人從來想不到別人會對他們撒謊。”17後來的情況表明他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多麽慘重的代價。
1953年，斯彭德在辛辛那提教書。2月份他接到喬斯爾森來信，邀他去巴黎討論出版《證言》的英文版問題。斯彭德從克裏斯托爾處獲悉，“一兩個星期以前，我匆匆地去了一趟巴黎，花了很多時間同喬斯爾森、弗朗索瓦、邦迪和梅爾文·拉斯基討論了這件事，我與喬斯爾森同去倫敦。一天，與沃伯格、馬格裏奇和法夫爾商量過這件事。”18
在這次倫敦會晤前不久，德諾夫維爾和喬斯爾森再次與伍德豪斯見麵。他們之間做成了一筆有關出版問題的“交易”。根據所作安排，奧威爾書籍的出版商弗萊德裏克·沃伯格同意這本新刊物使用他的出版公司的名字。在一封喬斯爾森致沃伯格的信函中，他確認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將立即支付所有與出版和發行《邂逅》雜誌相關的費用，並對一切可能的指責承擔責任。”喬斯爾森向沃伯格講明一點：“他和他的公司都不要過問該刊物的一切編輯事務。”19
伍德豪斯與德諾夫維爾第二次見麵時，兩人之間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德諾夫維爾的資曆絕不比伍德豪斯遜色。德諾夫維爾出生於倫敦。在他擔任路透社記者之前曾就讀於市立學院和哈佛大學並獲得學位。伍德豪斯回憶道：“我們相處得極好，觀點一致。”他還說，“我同我的美國同行們的關係總是十分融洽，隻要他們不太愚蠢的話。”他說這番話的語氣卻暗示他們當中確實有些人十分愚蠢。“拉裏(5)到倫敦來，我們每次都要見見麵，而我去華盛頓時，我就同我在華盛頓的工作人員亞當·沃森一道去看他。”20在此後的幾年中，他們經常見麵，直到德諾夫維爾回到美國而伍德豪斯繼續留在英國擔任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由於他們在工作方麵僅僅在這個領域是相同的，因此當他們在皇家汽車俱樂部喝酒時，談論的總是有關《邂逅》雜誌的運作和方法以及“英國方麵一般的行動情況”。
所謂“運作和方法”，據伍德豪斯說，主要是指“經費的注入和聯絡方法”。德諾夫維爾後來解釋說：“不要以為那時做事情都有章可循。在那個時期，一切都是全無章法。”21為了彌補這種雜亂無章，馬爾科姆·馬格裏奇就作為英國軍情六處和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之間的聯絡人參與其事。馬格裏奇從兒時在克羅依登與他父親一起在工黨的競選活動中高唱《紅旗》歌起，走過了一段漫長的人生苦旅。他在1933年出版的著作《莫斯科的冬天》中描述了他的俄國烏托邦之夢是如何破滅的。這是一本從左的立場揭露蘇聯神話的首批著作之一。他的這本著作標誌著他在政治上開始轉變，直到他成為軍情六處的一名特工。作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也是反對中立主義的中堅分子。他站在親美的立場上分析說：“如果說我同千百萬西歐人一樣，同意美國必然成為20世紀中葉自由事業的支柱，這並不說明美國一切製度都是完美無缺的，也不是說美國人無一例外的都是正人君子，或者說美國生活沒有半點瑕疵。這隻不過是說明，在人類曆史上發生最可怕的衝突的這個時期，我對自己的立場作出了抉擇。其他人遲早也都會作出他們的抉擇，而且我準備始終不渝地站在我選擇的立場上，希望自己有足夠的勇氣來支撐自己而不感到沮喪，有足夠的信念使自己不至於陷於混亂而走上歧途，有足夠的信心來維護我所歸屬的文明和以這種文明為基礎的宗教，遵從班揚(6)的忠告，忍受人生旅途中經曆的危險和羞辱，因為為了達到目的，這樣做是值得的。”22
馬格裏奇在《魔鬼的小樹林》（Infernal Grove）中寫道：“對於情報工作來說，秘密猶如做彌撒時的法袍和供香，或者降神會的黑暗環境一樣，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守秘密，至於這樣做有無特定的目的則無關宏旨。”23盡管馬格裏奇懷疑秘密的必要性，但他仍然為那種匕首加大氅式的秘密活動感到激動不已。馬格裏奇對於自己躋身代表大會新的出版冒險活動感到十分高興。他的第一個任務是一定要找到一些“有錢人”作為這本新雜誌的私人讚助者。在艦隊街(7) 一個俱樂部的一次會議上，馬格裏奇終於能夠向伍德豪斯報告，他已經物色到兩名人選，他們表示願意充當輸送經費的渠道。
第一位是移民電影導演亞曆山大·科爾達（Alexander Korda）。科爾達是伊恩·弗萊明(8)的朋友，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的一名前雇員（他曾擔任洛克哈特的電影海外發行顧問）。他對於同英國情報機構建立密切聯係很感興趣。在與馬格裏奇接觸中，他表示同意情報研究局利用他的賬戶作為向新雜誌提供補助的渠道。馬格裏奇物色到的另一條渠道是他的老友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勳爵。羅斯柴爾德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與這家刊物保持著密切關係，但他始終隱藏在幕後，從來都是隱姓埋名。
此外還有一些實際問題需要解決。馬格裏奇和沃伯格（中央情報局的專案官員稱他們為“表兄弟”）1953年2月同赴巴黎落實一些問題，當時擔任英國文化自由學會秘書的賈斯珀·裏德利（Jasper Ridley）奉命為他們兩人購買機票，預訂飯店住房。回來後，沃伯格要求裏德利開一張英國學會賬戶的100英鎊支票支付他在巴黎的“開支”。那時裏德利每周的薪金是10英鎊，看到這一大筆開支吃驚不小。他後來回憶說：“我想沃伯格領取的那100英鎊不是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就是為他那楚楚動人的妻子帕梅拉·德貝約（Pamela de Bayou）買了首飾。”24
1953年3月5日，邁克爾·喬斯爾森寫信給斯蒂芬·斯彭德，簡要地講了馬格裏奇、沃伯格、法夫爾、納勃科夫、邦迪和他本人見麵商談的情況：“我們需要創辦一份影響力超過《地平線》的雜誌，類似《月刊》。你和克裏斯托爾可以組成理想的編輯小組。此外還需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也許可以吸收馬格裏奇和胡克參加。他們表示願從1953年7月起在歐洲工作一整年。馬格裏奇和沃伯格願意將馬格裏奇新近成功地為英國學會籌集到的經費投入這份雜誌。”25斯彭德在寫給克裏斯托爾的信中提到過這一安排。他寫道：“看來我們兩人都要受聘於英國委員會了。”26這句話他隻說對了一半。美國人克裏斯托爾的薪金是從中央情報局的法菲爾德基金會的基金中支付的，而斯彭德的薪金則來自英國財政部撥給的秘密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