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重新統一思想
一位藝術家必定是反動的，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反對他那個時代的常規而不是隨波逐流；他必須進行一點反抗。
——伊夫林·沃
我選擇西方。
——德懷特·麥克唐納
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1951年成立於紐約。委員會背後強大的支持者是悉尼·胡克，他成為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據勞倫斯·德諾夫維爾說，他也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位“外聘顧問”。另一名紐約市立學院的畢業生歐文·克裏斯托爾擔任執行理事，從而獲得年薪6500美元。1954年索爾·斯坦因接替他的職務，其時年薪提高到8500美元。他是直接從美國新聞署來此任職的，在新聞署，他工作的單位專門從事意識形態分析。美國自由文化委員會作為代表大會正式的下屬機構，也要反映其總部的自由主義者與中左派廣泛的聯合。但是，雖然代表大會能做到將凱斯特勒這樣的強硬路線積極分子排斥在外，卻對美國委員會無能為力。結果美國委員會很快就分裂成溫和分子和好戰分子兩大派。賈森·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解釋說：“在那個年代，你對待共產主義不是強硬，便是‘軟弱’，兩者必居其一。”愛潑斯坦還記得戴安娜·特裏林（Diana Trilling）一副欲火中燒的神情，“在一次飯局上，站在利奧奈爾（Leonel Trilling）的座椅後麵說：‘你們這些男人，我都嫌你們不夠硬3！’這些人實在可笑，真是一批井底之蛙。”1
同特裏林夫婦一道生活在這個井裏的是一個保守派知識分子的強大組合，其中有詹姆斯·伯納姆、阿諾德·貝奇曼、彼得·維雷克（Peter Viereck，其父曾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同情者）、藝術評論家克萊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以及《評論》（Commentary）雜誌的編輯、有關共產主義的非正式顧問埃裏奧特·科恩（Eliott Cohen）。這批人被稱為“上西區（Upper West Side）的基布茲”(1)，另外再加上魯斯出版集團的一些經理們。不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講，他們都是一批傲慢的反共分子。歐文·克裏斯托爾回顧道：“像貝奇曼和特裏林夫婦這樣的一些人都是狂熱的親美派，戴安娜·特裏林尤甚。他們認為我們這些人沒有盡到責任，沒把事情辦好。戴安娜攻擊起來尤其尖酸刻薄。”2另一位局內人回憶道：“在許多美國人中間，有一種狂熱的優越感。他們覺得，我們打贏了這場戰爭，現在我們要按我們的方式來重組歐洲。這批人大都是來自紐約身佩手槍的人，他們總以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不願與我們同流合汙，而我們這些人則是格調甚低的綏靖主義者。有幾個人甚至認為代表大會已經遭到共產主義者的滲透。”3
美國委員會中代表溫和派的是亞瑟·施萊辛格，冷戰研究者萊恩霍爾德·尼布爾、詹姆斯·法雷爾、《紐約客》的理查德·羅維爾（Richard Rovere）、6次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前社會黨主席諾曼·托馬斯、《黨派評論》的編輯威廉·菲利普斯和悉尼·胡克。特別是胡克，他願意同兩派都保持和睦友好關係。此時，他正在靠攏中央情報局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953年艾倫·杜勒斯接替了他的職務）和心理戰略委員會（PSB）的第一任主任戈登·格雷（Gordon Gray），以此來為美國委員會爭取利益（在胡克的自傳中，他一字未提他與這兩個人的接觸）。4他與高層情報界人士的這些接觸證實，他已經深深地卷入了秘密文化戰之中，而這一點胡克是不想承認的。胡克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標題是《揭露瞞天大謊：一項基本戰略》。這篇文章被PSB、C．D．傑克遜和中央情報局剪報存檔。胡克在這篇文章中講到國際共產主義對民主構成的威脅，要求“盡一切可能以有效的政治戰來保衛民主的生存……民主國家在政治戰中采取攻勢來對付極權主義政權，並將攻勢保持下去……這場政治戰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勝利，現在尚難預料。但是，用五六架轟炸機的錢來發動這場戰爭肯定是值得的。”5在胡克看來，美國委員會是美國政治戰的武器庫中的反坦克火箭炮，而他還是以他慣有的熱情為加強這一武器而努力工作。
喬斯爾森正是依靠這批溫和派盡力使美國委員會在政治上與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協調一致。但是施萊辛格和他的盟友卻無力製約這批難以駕馭的強硬派。美國委員會和巴黎的代表大會之間的分歧很快就表麵化了。美國人對納勃科夫在巴黎舉辦的大型藝術節嗤之以鼻，指責代表大會淺薄無聊。埃利奧特·科恩在政治上的極端性隻不過稍遜於詹姆斯·伯納姆。他問道：“這種熱鬧喧囂會不會使我們看不到我們應有的作用和目標？如果我們雙目失明，我們還會看得見圍困我們的人嗎？”6另一位批評者嘲笑代表大會吸引的隻是一批附庸風雅之徒和唯美主義者，破壞了代表大會作為一種嚴肅的知識界力量的名聲。7
美國委員會中迷戀於權力的傾向日益明顯，在1952年《黨派評論》主辦的研討會上達到了頂峰。這次研討會明確了知識分子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一種新的積極的關係。一期接著一期，該雜誌將這次研討會稱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文化”。編輯們寫道：“美國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用一種新的角度來看待美國和美國的製度，這已是明擺著的事實。這次研討會的目的就是要對這一事實進行考察。就在10年多以前，美國還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敵視文化和藝術的國家。從那時起，潮流已經變了，許多作家和知識分子現在覺得他們與國家及其文化靠得更近了……從政治上看，這就意味著他們認識到美國的民主有著真正的積極價值：美國的民主不僅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神話而是一個現實，我們必須通過反對俄國的極權主義來捍衛這個現實……歐洲已不再是文化的神聖殿堂，它再也不能確保它那豐富的文化傳統可以用來激發對美國生活方式的批評並證明這種批評是有根據的了。曆史的車輪已經轉了一個圈，現在已經輪到美國來保衛西方文明了。”8
20世紀30年代，紐約的知識界幾乎毫無例外地一律傾向於莫斯科，其代言人便是紐約市的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創辦的刊物《黨派評論》。這本刊物最初是共產黨領導的約翰·裏德(2)俱樂部（John Reed Club）的機關刊物，它創造了一種高深精妙的語言來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但是1939至1940年之間發生的事件摧毀了它的根基。隨著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許多知識分子開始背離列寧主義的正統共產主義，轉向持不同意見的托洛茨基激進主義。有些則幹脆脫離了左翼，向政治上的中間派、甚至是右派靠攏。這時，《黨派評論》又創造了一種截然相反的語言，為反斯大林主義說話，並根據非共產黨的概念重新解釋激進主義。
就像許多回頭浪子一樣，知識分子從30年代那個“黑暗時期”走了出來，又回到了美國這個概念上來了。他們“興奮異常地發現新的可能性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勢湧現在他們麵前，無論是生活上還是思想意識上，都有新生之感。過去他們對於一個客觀存在的世界似乎都不屑於去看它一眼，而現在每個人都摘掉了馬克思主義的有色眼鏡，蜂擁向前去看看這個被他們鄙棄的世界。”9這些“獲得新生的”知識分子曾經追求過某種東西來取代出賣過他們的曆史絕對真理，現在他們在“美國”找到了答案，或者說得巧妙一點的話，是從“美國主義”中找到了答案。《黨派評論》主辦的這次研討會同科普蘭的“向大眾歡呼”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人們第一次發現了美國的存在。威廉·菲利普斯寫道：“美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已經獲得一種新的意識，感到他們是屬於自己的故土的，而且普遍地開始覺得他們的命運與他們的國家命運是密不可分的。”10由於知識分子在思想感情上產生了一種密不可分的聯係，於是美國也就開始用一種新的目光來看待他們。利奧奈爾·特裏林評論說：“才智已經和權力不可分了，這也許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現在才智本身已被視為一種權力。”11
曆史學家卡羅爾·布賴特曼（Carol Brightman）寫道：“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知識界的重要人物大概是第一次確認現在的知識分子不必非要站在對立麵不可了。擁護國家並不降低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品格。”12《時代》雜誌刊載了一篇標題印在封麵上的重要文章，題為《文學界：從此岸到彼岸》，這篇文章證實了知識分子的這種新觀念。文章的結論是：“抗議者已轉變為認同者。當一個嶄新的國家出現在麵前時，知識分子就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13正是在這一時刻，已經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那些人開始從“否定派”轉變為“肯定派”；這時，紐約市的左派理論家們同他們那些渾身長刺的戰友們，如德懷特·麥克唐納，已經厭倦了階級鬥爭，而且那些胸懷大誌的學生們也不大可能再去要求他們寫推薦信了。德懷特·麥克唐納後來寫道：“我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為一個激進派，後來又從一個溫和的共產主義同情者轉變為一個堅定的反斯大林主義者，轉變速度之快，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14他的傳記作者在描述他的轉變時寫道：“德懷特具有強烈的獨立性，他自稱是一個懷疑論者，他還拒絕接受任何民族主義的忠誠，所有這一切都標誌著他的政治觀點，並以此維係著他的政治生命。他的轉變並不是背叛他的信念。他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是他自己經過痛苦的自我解剖後發現，除非他‘變得不那麽邪惡’，否則他已經沒有賴以生存的政治立足點。對於他來說，這是一種令人沮喪的兩難境地。即使他繼續讚同激進主義的傳統，或者至少持有不同政見，他仍然感到自己同那些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大眾文化的精英們格格不入。他還是支持美國在海外擁有權力並維護國內的各種製度的。”15菲利普·拉夫看到這種事態發展感到十分驚恐，他警告說：“反斯大林主義幾乎已經成為一種謀求生存的立場。這種立場如此之重要，以致所有其他應予關注的問題都可以置之度外，結果就是他們企圖把反斯大林主義變成一種人生觀，甚至變成一種曆史哲學，而這是永遠不可能做到的。”16
“專門從事”反斯大林主義的總部就是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以及一些其編輯在委員會擔任理事的雜誌，具體說就是《評論》《新領袖》和《黨派評論》。但是正當這個反斯大林主義的中心即將接管並利用這家雜誌之時，《黨派評論》卻處於瀕臨歇業的境況，部分原因是美國財政部威脅要取消其免稅待遇。悉尼·胡克於是在1952年10月10日向助理國務卿豪蘭·薩金特（Howland Sargeant）遞交了一份戲劇性的請願書，為《黨派評論》辯護，說這本刊物在海外，特別在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做鬥爭中是一個非常得力的載體。丹尼爾·貝爾在與亨利·魯斯協商中主動地充當了調解人。魯斯捐贈了10000美元，挽救了這本刊物（同時，魯斯還向美國委員會捐贈了70股時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丹尼爾·貝爾後來寫道：“據我所知，這筆贈款從來沒有公開宣布過，甚至該刊的撰稿人和一些主筆對此也不知情。”17魯斯的這筆投資得到了什麽回報，卻誰都不清楚。賈森·愛潑斯坦後來說，“《黨派評論》上刊載過的內容很快就在《時代》和《生活》上詳加闡述。”18魯斯向一份原來是美國共產黨喉舌的刊物給予慷慨的財政支援，無疑對冷戰期間議論甚多的所謂“非激進化”進程增添了新的一筆。
中央情報局通過歐文·布朗獲悉《黨派評論》麵臨財政困難，起初對此甚為關注。在魯斯捐款的一年前，悉尼·胡克為爭取《黨派評論》和《新領袖》繼續辦下去，曾寫信給歐文·布朗，要求給予援助。胡克寫道：“我們在歐洲的朋友向我們提出忠告，說西歐的反美情緒和‘中立傾向’正在加強。就在這個時刻，出色的反中立的民主喉舌《新領袖》卻因成本提高麵臨消失的危險。這本刊物的消失將會是一場文化災難。”19對於《黨派評論》，他也說過同樣的話，請求布朗保證這兩份刊物在海外發行四五千份。布朗把這個問題轉告了國際組織處的布雷頓。不久之後，《新領袖》的編輯索爾·萊維塔斯就親自來到湯姆·布雷頓的辦公室。布雷頓回憶道：“天哪，我還記得這個家夥坐在我的辦公桌對麵，請求我掏腰包。”20
萊維塔斯是一個俄國移民，曾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道工作，在美國情報界有著強有力的支持者。C.D.傑克遜稱讚他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因為他提供唯一在大西洋兩岸都有的文獻，其特點是客觀、不偏不倚、親美、高質量，同時又是左傾的。傑克遜還說他無疑是站在天使們這一邊的。21艾倫·杜勒斯肯定也是這樣認為的。1949年，萊維塔斯刊載了杜勒斯的一篇文章，主張建立一個“國內安全委員會”來調查國內的種種顛覆勢力，並用“民主的製度推毀它們”。艾倫·杜勒斯協助白宮重組了美國的情報機構，在這一點上，“與英國的軍情五處首腦為《新政治家》撰文十分相似”。22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雖然《新領袖》拚命要求財政援助，以償還它欠下的4萬美元債務，但是從1950年4月份起，《新領袖》卻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其裝幀之華美可與《時代》雜誌相匹敵。一兩年後，當萊維塔斯坐在布雷頓對麵時，他又找到一個可以為他解困的天使。布雷頓同意向《新領袖》提供補貼，並作出了具體安排。在布雷頓的辦公室裏，至少有三次把現金交到萊維塔斯手中。布雷頓說：“數目不大，每次大約10000美元。盡管如此，也足以使雜誌不至於破產。”23
就在此時，布雷頓的副手科德·邁耶也接手處理《黨派評論》的問題。除了魯斯捐贈的10000美元之外，1953年初，該雜誌從美國委員會的“藝術節賬戶”上拿到一筆2500美元的補貼。“藝術節賬戶”上還有納勃科夫上一年舉辦藝術節留下的一些剩餘經費，別忘了，這個賬戶就是中央情報局通過虛假的法菲爾德基金會輸送經費的管道。當《黨派評論》接受這筆補貼時，其聯合編輯之一威廉·菲利普斯是美國委員會的文化秘書。菲利普斯後來說他不記得有過這麽一筆贈款，而且總是一口咬定他的雜誌從來就沒有接受過中央情報局的讚助。
中央情報局補助美國期刊是違反自己的法規的。根據其章程，中央情報局不得支持國內的組織。在《黨派評論》和《新領袖》這件事情上中央情報局違反規定有兩點極有說服力的理由：第一，這兩份期刊為美國和歐洲一道反共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思想上的橋頭堡，而這兩部分知識分子卻因地緣政治和文化差異是相互隔離的；第二，當《黨派評論》和《新領袖》的立場在意識形態市場上遭到嚴肅的責難時（他們很快就會遇到這種挑戰的），預計這兩家雜誌都會“怒發衝冠”，按喬斯爾森的說法，給他們財政支持等於準備了一麵盾牌，可以抵消他們的憤怒。
(1)上西區，紐約市曼哈頓島西北部的高檔藝術社區。基布茲（Kibbutz），以色列的公社性質的集體居民點，主要從事農業，現也有部分工業，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實行“按需分配”，是以色列資本主義大環境中特殊的社會組織。
(2)約翰·裏德（1887—1920），美國詩人、冒險家。他短暫的革命作家和活動家生涯使他成為一代激進知識分子的英雄。作為美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他是列寧的密友，親曆了俄國十月革命，寫出了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後因叛國罪被起訴，逃往蘇聯，死後葬於克裏姆林宮宮牆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