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理運動
僅僅用依地語寫作是不夠的，凡是人總有一些話要說。
——Y. Z.佩雷茨
尼古拉斯·納勃科夫1952年舉辦規模宏大的藝術節，為考驗美國秘密宣傳工作的能量提供了一個機會。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1)的格言“媒介即信息”究竟有什麽含義，這句格言中的“信息”究竟指的是什麽，政府的戰略家們一直沒弄明白。或者，正如前戰略情報局人員、艾森豪威爾的特別顧問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後來所言：“我們搞的鬼把戲之所以老出問題，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該說什麽話。”1要給“信息”下一個定義，還有誰能比一位廣告經理更合適呢？
20世紀50年代初期，有一個人為美國的文化戰擬定了一個進程表。這個人獨自做的工作超過了任何人，此人就是C.D.傑克遜。傑克遜是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後來又擔任艾森豪威爾的心理戰特別顧問，堪稱美國最有影響的隱蔽戰戰略家之一。傑克遜1902年出生於紐約，其父從事由歐洲進口大理石和岩石，是一個實業家。傑克遜1924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後，進入自家的公司，跑遍了歐洲，在歐洲建立了廣泛的聯係，在後來的歲月裏，這些關係成為他的寶貴財富。1931年他加入亨利·魯斯的時代-生活雜誌王國，任廣告部經理。戰爭期間，他成為美國重要的心理戰專家，出任海外戰況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verseas）的副處長（負責北非和中東），後來又擔任心理戰處的副處長和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副職，屬艾森豪威爾將軍麾下。
戰後，C.D.傑克遜又回到時代-生活雜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時代》雜誌的副總裁。他是艾倫·杜勒斯的“紐約幫”的早期積極分子，是派克大道牛仔幫(2)的一分子。1951年他應邀參加一個由中央情報局出資的研究項目，目的是為美國情報機構的重組提出建議。參加這項工作使他成為中央情報局通過“真理運動”和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進行的隱蔽行動的“外聘”負責人，當時他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在這個崗位上，他匯集了一大批包括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內的美國名人，這些人非常樂意讓委員會借用他們的名字。他還是自由歐洲電台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是委員的還有傑伊·洛夫斯通，亞瑟·施萊辛格也不時參與其事。他同時還擔任黑人團體聯合基金（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ation）的董事、波士頓交響樂團托管班子的成員，同事中還有冷戰鬥士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雅各布·卡普蘭和愛德華·塔夫特（Edward Taft）；他還是林肯藝術規劃中心、大都會歌劇院協會（與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惠特尼，Cornelius Vandebilt Whitney，一道）以及紐約卡內基公司等機構的董事。
艾森豪威爾在指揮歐洲和非洲各戰役時就與傑克遜熟識，並在怎樣調動觀眾方麵受教於他。正是在傑克遜的說服下，艾森豪威爾在競選總統時同意雇用一家公共關係公司，開總統候選人雇用公關公司之先河（此舉導致一位作家開玩笑地用香煙廣告詞寫了一首“我愛艾克”的順口溜）。不久，艾森豪威爾作為美國第34屆總統入主白宮。在他任命他的工作班子時，他作出了一項重要決定，任命C.D.傑克遜為他的心理戰特別顧問。這一地位使傑克遜成為非正式的宣傳部部長，擁有幾乎無限的大權。
傑克遜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加強美國進行隱蔽戰的能力。這個時期的心理戰和宣傳行動分散在國務院、經濟合作管理局（主管馬歇爾計劃）、軍事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各部門，而中情局內部，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又常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鑒於這些政府部門之間在組織上時常爭論不休，部門之間又相互競爭、明爭暗鬥，傑克遜認為它們的所作所為簡直就像是“專業的業餘者”，他抱怨說，“華盛頓在這方麵根本沒有統一的政策，是一個真空地帶”。他強調說，這個領域“既存在著機遇，又是一個難題。機遇就是為美國在世界上重新獲得活力，但這並不是僅僅依靠金錢就能贏得的，我們要依靠思想。迄今，我們的原動力就是自我保護和金錢，我們必須代之以美國早期那種執著追求理想的動力。在我們麵前存在著使美國的主張在全世界恢複活力的機會……問題在於如何才能做到維持我們的影響力而不必事事退縮。”簡言之，需要為美國的心理戰製定一個“全麵的政策框架和具體計劃，其目標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能夠不戰而勝。”2
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記者會上解釋說：“冷戰的目的不是占領他國領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國。我們的目標更為微妙，更為廣泛，更為徹底。我們是試圖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這個真理就是美國需要一個和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機會爭取個人最大限度的發展。為普及這個真理，我們將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稱為‘心理戰’。不必糾結於這是一張5美元的鈔票，還是一個5個音節構成的單詞(3)。所謂的‘心理戰’就是爭取人的思想，爭取人的意誌的一場鬥爭。”3
為了克服政府各部門之間在隱蔽行動上的分散和相互競爭狀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曾建議組建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協調心理戰行動。盡管國務院對此持反對意見，喬治·坎南還是極力支持這個想法，並說服杜魯門總統簽署了一項秘密指令，於是，1951年4月4日心理戰略委員會宣告成立，就是這個委員會（不久該委員會的名稱就簡化為PSB(4) ）奉命來製定傑克遜建議的“政策框架”。
PSB的“教義性”或“意識形態性”計劃，最早是在一份代號為PSBD-33/2的戰略文件中提出來的。這份文件至今尚未解密，但是一名心懷焦慮的PSB官員查爾斯·伯頓·馬歇爾（Charles Burton Marshall）曾寫過一份很長的內部備忘錄，無所顧忌地引用了這份文件中最令他感到憂慮的段落。他在備忘錄中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專斷地製定一個內容廣泛的教義體係，這個政府怎能不帶有極權主義色彩呢？”他接著評論說：“這份文件對於這一點隻字未提。文件主張以統一取代多樣性。文件企圖提出一種體係來證明‘某種類型的社會信仰和社會結構’是正確的，其中提出了‘一整套有關人類願望的準則’，涉及人類思想的所有領域，從人類學和藝術創造直到社會學和科學方法論，無所不包。”馬歇爾（他成為PSB的一名堅定的反對者）接著批評了文件要求“製造一部‘機器’來生產思想，‘係統地、科學地為美國生活方式塑造形象。’”馬歇爾說：“文件預期能在協調機製下‘生產學說’，文件鼓勵‘從速采取行動來激勵思想的創造與傳播’……它預言，通過這種努力，會帶來一個‘長期的思想運動’，其目的不僅是反對共產主義，而且還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打破另一種學說體係，因為這種思想體係為‘敵視美國的目標’提供了思想基礎。”他得出的結論是直截了當的：“這與極權主義別無二致。”4
馬歇爾還反對PSB仰仗“非理性的社會理論”來強調精英階層的作用，“這不禁讓人想起帕累托(5)、索雷爾(6) 和墨索裏尼這些人”。這些人不正是詹姆斯·伯納姆在其《馬基雅維利》一書中提到的典型人物嗎？也許，在PSBD-33/2文件起草過程中，這本書就在手頭作為參考，更可能的是伯納姆本人就在一旁助一臂之力。馬歇爾責難的正是伯納姆的精英統治論。馬歇爾接著說：“個人的作用被降到了第三等。據稱精英階層是唯一發揮作用的社會群體。精英階層被界定為一個‘人數不多的群體，但是他們有能力也有興趣來左右有關教義的事情’。這些見識超群的人物從思想上操縱著人們的態度和觀點的形成，至少也使這些人易於接受某些態度和觀點，反過來，這些受到操縱的人又引導著公眾輿論。”5按照馬歇爾的詮釋，PSB打算在世界各地區對精英分子開展工作，希冀精英階層接受“策劃人的哲學”。利用當地精英分子可以掩蓋此種努力源於美國的事實，從而使之看起來像是自發於當地。但是，這一計劃不僅僅是針對外國人的。文件雖然不承認也有向美國人宣傳的意圖，但是美國確實在軍隊中實施一項思想灌輸計劃，向軍人灌輸所謂的正確思想，其手段是把這種思想注入向軍人發行的連環畫書籍，並通過隨軍牧師向他們作宣傳。6
馬歇爾先生對美國秘密文化戰計劃的基本內容提出的批評確實是一針見血。PSB文件的思想基礎就是精英統治理論，同中央情報局開展對“非共產黨左派”的工作、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模式如出一轍。在評論利用知識界精英來傳播“策劃人的哲學”時，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唐納德·詹姆森並非諷刺地說過這樣的話：“至於說到中央情報局企圖通過這些活動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態度，他們的用意顯然是造就出一批人來，這些人出於自己的思考和信念，堅信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7
但是心理戰的策劃人對馬歇爾的批評置若罔聞。心理戰略委員會（PSB）的主席雷蒙德·艾倫（Raymond Allen）莊嚴宣告：“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體現的原則和理想是要輸出的……全世界的人都應予繼承。我們應當喚醒所有的人對自身基本需求的認識。我相信，從堪薩斯州的農人到旁遮普的農人，這種基本需求都是同樣的。”81952年5月，新近得以強化的PSB正式受命監督中央情報局代號為“Packet”的心理戰計劃執行的進度和時機，並監督中央情報局對海外“輿論引導者”施加壓力的行動。這些輿論引導者包括深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新聞記者和評論員、藝術家、教授和科學家。把這些人爭取過來，讓他們回到爭取“自主和自由”(7)的事業上來，需要製定具有“學術性的行動計劃，包括舉辦講座、研討會，出版專著和學術性刊物，建立圖書館，進行人員交流，資助教授，等等。”根據這道指令，PSB現在負責監督“道德重振行動”、“自由十字軍”、自由歐洲電台、“和平與自由”（Paixet Liberte）組織、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甚至對船隻海上廣播、“三維電影”以及民歌、民俗、民間故事和巡回故事員都管了起來。時至1953年6月，Packet計劃還隻是PSB的“教義宣傳計劃”的一部分，在一份新的文件中，其心理戰的目標被界定為“借用知識分子、學者、輿論製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範圍內“瓦解那些為共產主義和其他敵視美國和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礎的學說和思維模式”。按邏輯推斷，這場說服教育運動將會在信念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被共產主義俘虜的專業人員中製造思想混亂、產生懷疑乃至失去信心。9中央情報局接到命令，要它對一切支持這個計劃的目標的活動予以高度和持久的重視。在建立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裏，PSB“終於穩固地確立了自身的地位，成為製定和執行外交政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0
由於C.D.傑克遜可以毫無阻礙地接觸PSB及其所包含的政府各部門的秘密策劃，他就成了這個小圈子裏最吃香的人物。這個小圈子被認為是一個“無形的政府”。傑克遜的地位猶如一個東方君主或德爾菲神諭所的女祭司(8)，要接見源源不斷的來訪者。來訪者就範圍廣泛的各種問題向他求教。從他記錄下來的有關這些來訪的詳盡材料中，我們可以窺視到一個秘密世界的真相。PSB官員帶來他們擬定的各種心理戰計劃，其中包括把各種宣傳印刷品用氦氣球飄送到鐵幕的那一邊。英國情報研究局的亞當·沃森也來找傑克遜，帶來一份有關英國心理戰政策的備忘錄，“沃森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對於英國政府來講，這絕對是唯一的史無前例的行動。這時他提出了要求與我們分享幾乎所有的秘密情報的問題，而我們過去從來沒有做過。我告訴他，我們的情報部門對這一情況是十分清楚的，不久即將加速分享情報，我覺得是有希望的。”沃森成為C. D.傑克遜的一名重要關係。傑克遜最初認識沃森是1951年在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當時沃森負責與中央情報局的聯絡工作。此後，傑克遜與他密切合作，並把他推薦給納爾遜·洛克菲勒（1954年，洛克菲勒接替了傑克遜在白宮的職務），並說沃森“非常願意（與美方）建立一種有效的、非官方的、無拘無束的互利關係”。11有證據表明，在此後的多年裏，沃森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一名強有力的（不過也是十分謹慎的）盟友。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則派來了朱利葉斯·弗萊希曼，他來與傑克遜商討代表大會“讚助大都會歌劇院訪歐的可能性”，後來又派丹尼爾·貝爾“來談有關米沃什(9)（原文如此）以及在文化代表大會資助下即將召開科學界會議的問題。”12
由於C.D.傑克遜在白宮任職，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在華盛頓也就有了強大的盟友。湯姆·布雷頓很快與傑克遜建立了關係，兩人定期舉行會晤，商討一些“積攢起來的問題”。他們在波士頓交響樂團1952年赴歐洲巡回演出問題上的合作，使傑克遜深信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作用十分重要，他讚揚代表大會說，這是“我所知的在歐亞兩洲團結知識分子反對共產主義和中立主義方麵取得重大進展的唯一外圍組織”。13而且他對代表大會的許多活動分子評價甚高，並將其中的幾個人推薦為參與政府工作的候選人，其中包括悉尼·胡克、詹姆斯·勃納姆（“一個‘玩陰謀詭計部門’的雄辯的發言人”）、《新領袖》的編輯索爾·萊維塔斯（“毫無疑問是站在天使們這一邊的”）以及丹尼爾·貝爾。貝爾曾為魯斯的《幸福》雜誌工作，據C.D.傑克遜說，此人“熟諳共產黨的冷戰技巧”14，他還是尼古拉斯·納勃科夫長期的崇拜者。推薦納勃科夫加入心理戰行列的正是C.D.傑克遜，他認為納勃科夫適合在敏感崗位上工作，這份推薦書於1950年呈送到陸軍部長的辦公室。
C.D.與代表大會的聯盟關係延續了許多年，（1954年他擔任美國委員會的理事），為代表大會謀求了無數的利益，更不用說他對代表大會關懷備至的支持大大提高了代表大會的威望。如果文化代表大會需要報道，C.D.就在魯斯雜誌工作，可以保證做到。如果它要與自由歐洲委員會和自由歐洲電台協作，C.D.就可以充當聯絡人，如果它需要“私人”捐款，C.D.就可以拜訪他在企業界廣泛的關係，請他們提供經費。但是，最重要的是，對於一個在首都沒有幾個支撐者的組織來說，C.D.可以為它帶來政治上的聲望。勞倫斯·德諾夫維爾曾說：“在華盛頓，沒有人因為支持這樣一個組織而贏得聲望，也沒有人想通過支持這個組織為自己贏得聲譽。大多數人覺得這個組織十分神秘。我們創建了這個組織，但是我們在華盛頓卻沒有任何真正有力的機構來支持它。”15
在遭到如此懷疑的境況下，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還興旺發達起來，這一點不得不歸功於邁克爾·喬斯爾森付出的巨大努力。
在過去幾年中，邁克爾·喬斯爾森的工作負擔十分繁重。在狂熱的工作過後，喬斯爾森從爭取人的思想和意誌的鬥爭中退下來作一短暫的休整。1953年2月14日，他與戴安娜·道奇以世俗的婚禮結婚，證婚人是勞倫斯·德諾夫維爾。兩人都是再婚。喬斯爾森曾於1940年與科利特·朱伯特（Colette Joubert）在哈瓦那結婚，但他們離婚了，也斷絕了聯係。喬斯爾森對此總是守口如瓶，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到過她。但是他卻保留了《紐約時報》的一張顏色已經發黃的剪報，是一篇關於科利特在她的寓所慘遭殺害的報道，說她被捆綁，封住了嘴，窒息而死，死前曾遭性侵犯。
邁克爾和戴安娜在牙買加度蜜月。回到巴黎後，邁克爾向他新婚妻子“坦白”，說他受雇於中央情報局，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是該局下屬的組織。從喬斯爾森與代表大會的關係中，戴安娜早就察覺他所做的並非僅僅是他名片上印著的進出口生意人，曾經以為他是為俄國人做事。聽了他的“坦白”，她鬆了一口氣，因為她已經知道他是站在“正確的”一邊。戴安娜也被取了一個假名，叫瓊·恩辛格（Jean Ensinger）。從此時起，他們結成了某種合作夥伴的關係。
戴安娜·喬斯爾森很適合擔任這份工作。戴安娜曾經是富布賴特獎學金的獲得者(10)，對勞工事務具有豐富的知識。起初她為一家勞工報紙當文摘編輯，後來又轉入馬歇爾計劃的勞工處，該處歸傑伊·洛夫斯通和歐文·布朗管轄。戴安娜心情愉快地回憶說：“那時我年輕，一臉青春氣息，在所有勞工領袖中間非常吃得開。”她在勞工處的工作是編寫有關歐洲共產黨工會組織的報告，因而得以接觸截取的絕密材料。因為工作的敏感性，擔任這項工作需要通過中央情報局的安全審查。戴安娜後來得知，她的薪金是從中央情報局手中掌握的馬歇爾計劃對應資金中支付的。
“瓊·恩辛格”和“喬納森·F．薩巴”兩人一起編寫電報和備忘錄，編成密碼，然後發往華盛頓。這些電報會在喬斯爾森的寓所裏，馬丁尼雞尾酒觥籌交錯間遞交給中央情報局的交通員。戴安娜回憶道：“所有這樣的官員都帶有清一色的設有活底的公文包，電報就放入這樣的公文包裏。因為他們的包都是一個式樣，一裏之外就可以認出他們來，這確實有點滑稽，就像演戲一樣。我們也閱讀發過來的電報，然後我就把它們扯碎放到抽水馬桶裏衝掉。”16戴安娜生來就是幹這一行的。她知道如何保守機密，甚至對她的母親也是守口如瓶。有一次，一名交通員出去為她的初生兒買食品，這個名叫詹尼弗的初生兒是喬斯爾森夫婦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孩子。當交通員回來時，戴安娜不得不將他介紹給從美國趕來照顧孩子的她的母親。戴安娜看到桌上放著一本《簡·愛》，於是她就結結巴巴地介紹說：“呃，這是羅徹斯特先生。”她母親說：“真巧，羅徹斯特先生，跟《簡·愛》裏的名字一樣。”她母親一點也沒有起疑心。戴安娜沒有直截了當地用交通員的真名李·威廉姆斯，其實用了也不會暴露什麽，倒是說明在這場大遊戲中，她已沉迷於複雜的想象。當戴安娜的母親最終了解真相後，同樣“十分興奮”。17
戴安娜現在已經完全適應了喬斯爾森幹的這個行當，她對丈夫非凡的專業知識的欽佩也與日俱增。華盛頓方麵布置的任務往往十分緊急，而代表大會那些知識分子的脾氣又常常變化無常。喬斯爾森居間協調的能力如此高超使戴安娜驚歎不已。後來她說：“如果沒有他，代表大會什麽事也做不成。代表大會全盛時期的氣氛，根據我的想象，真可以同肯尼迪執政最初的一百天相比，那真叫激動人心。你覺得每一處發生的每件事都跟你有關。一切都是欣欣向榮，充滿活力。邁克爾對每件事都了如指掌。早晨，他可能在談玻利維亞劇作家的事，下午可能又在談亞洲的作家問題，晚上他又會同尼古拉斯通電話，用四種不同的語言交談，簡直令人眼花繚亂。我還記得我們和斯特拉文斯基坐在巴黎的咖啡館裏，他的妻子教給我怎樣烤薄餅。這真是一段非同尋常的日子。冷戰，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一切就像是法國革命或牛津運動(11)。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18
喬斯爾森夫婦經常與湯姆·布雷頓見麵。他定期到歐洲來視察工作。他們一道到餐館去吃飯，或者到羅蘭-加羅去看網球賽，他們也會帶布雷頓去維洛冬季運動場看自行車比賽。“這個運動場引起人們恐怖的回憶”，在維希政府時期，大批猶太人就在這個運動場被包圍並遭逮捕。喬斯爾森夫婦同歐文·布朗也保持定期的聯係，有時是在一家叫作“冷漠”（L'Indifférent）的同性戀夜總會的餐桌上。有一次他們到達那家夜總會時，看到布朗把一大把現鈔交給一個“從馬賽來的打手”。19那時，布朗正在組建“地中海委員會”，這是一個由暴徒組成的組織。當時馬歇爾計劃提供的物資和美國向大西洋公約組織供應的軍火，正源源不斷地運往法國，碼頭工人卸貨時，就出錢雇用這些暴徒，到法國各港口去執行保衛任務。
布朗在他的活動中扮演各種不同角色。對於他這種能力，布雷頓麵帶苦笑地評論說：“一個人能拋頭露麵，雇用打手在馬賽的港口暴打共產黨暴徒，同時又對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感興趣，真是少見。”20
戴安娜解釋說：“美國勞工聯合會才是真正體驗過共產主義的組織，顯然這才是打架的好地方。布朗就喜歡這種暴力行為，諸如在馬賽破壞罷工之類。到一個夜總會去同一個工會組織的痞子見麵，看著布朗給他們錢，我和邁克爾覺得十分有趣，我敢肯定歐文對他與知識分子打交道一定也同樣覺得有趣。歐文既不懂畢加索的畫，也不會欣賞波德萊爾(12) 的詩。我猜想，代表大會的這群人對歐文之所以有吸引力僅僅是因為他覺得它有魅力，同這批人接觸感覺頗好。”21
周末，邁克爾和戴安娜就去逛古玩店和左岸的畫廊，放鬆一下。午餐時他們就在街頭吃三明治，喝阿瓜維特酒(13)，然後到弗洛爾咖啡館（薩特愛去的地方）喝茶，或者去“兩個醜八怪”(14) 喝茶。星期日，他們就去楓丹白露(15) 野餐，或**舟於塞納河上。有時他們約請德諾夫維爾，組成意氣相投的三人組。他們之間既有友情，同時也因為共同的秘密結合在一起。有一次德諾夫維爾與喬斯爾森同去購物，買回兩幅布拉克的畫，非常自豪。許多年後，喬斯爾森的女兒詹尼弗成了現代畫派的專家，她無奈地告訴他，這兩幅是贗品。
經喬斯爾森認可，巴黎的自由文化代表大會正在贏得一種名氣，被認為是一個組織健全的知識分子抵抗共產主義的中心。通過《證言》雜誌，代表大會也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其中也議論當時一些重大藝術和文化問題。雖然代表大會在德國的下屬機構經曆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但是喬斯爾森還是可以依靠梅爾文·拉斯基（還有《月刊》雜誌，代表大會1954年已將該刊從福特基金會手中接管過來）在那裏為代表大會的利益工作。設於其他國家的附屬機構也都經曆過初創時期的種種困難，共同的難題都是能不能在近期把知識分子團結起來一道工作而不要陷於口舌之爭。但是這些機構的問題與美國委員會掀起的風暴相比，隻不過是茶杯中的波瀾而已。
(1)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通訊理論家，後來他以這句格言為名，出版了《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1967）。
(2)派克大道牛仔幫（Park Avenue Cowboys），指時尚富家子弟團夥。派克大道是紐約市的一條街道，街上多豪華大公寓，為奢華時尚的象征。
(3)心理戰的英文是psychological warfare。其中psychological一詞有5個音節。這句的意思是，不用把心理戰想得太複雜。或譯為，這個5個音節單詞的含義跟5美元一樣簡明。
(4) PSB是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的縮寫。
(5)帕累托，前已注。其社會學理論是一種社會精英論，認為社會必然要受上層社會精英分子的統治。有人認為，法西斯主義受這種精英論的影響很大。
(6) 索雷爾在俄國革命後宣布支持布爾什維克，認為它能促使人類在道德上再生。
(7)自主和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漢語都可譯為“自由”，但其含義稍有區別。Liberty側重在“不受奴役”，有“解放”之意，而freedom則側重於政治權利，如言論、思想、宗教信仰自由。
(8)原文為Delphic oracle，直譯為海豚神諭所，起源於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神的故事。傳說阿波羅化作海豚來到皮托。將該地改名的海豚，即德爾菲（Delphi）。並在那裏設立神諭所，由一名女祭司在他的啟示下傳達神諭。因其名氣大，人們不斷來這裏祈求神諭，而神諭往往含糊而費解。
(9)指捷斯洛·米沃什。此處作者加上“原文如此”，似表示作者對此存有疑問。當時米沃什應仍在法國，也並非科學界人士。
(10)富布賴特獎學金獲得者（Fulbrighter），該獎學金是根據阿肯色州參議員富布賴特於1946年提出並通過的法案成立的。其基金大部分靠美國向國外推銷剩餘物資而來。美國政府用這筆基金作為對外交換學者、教師的獎學金，在為美國培養中國問題專家中也發揮過重要作用。
(11)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發生於1833年牛津大學，是一場在英國教會中恢複天主教教義儀式的運動。
(12) 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國現代派詩人。
(13)阿瓜維特酒（aquavit），北歐產，常用作開胃酒。
(14) 兩個醜八怪（Les Deux Magots），巴黎聖日耳曼大街一家著名咖啡館，因店裏有兩個古怪人偶得名。畢加索、海明威、薩特都是這裏的常客。
(15) 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巴黎東南近郊的小鎮，美麗浪漫。直譯為藍色噴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