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聯合部隊
“陛下，哪些東西在您治下？”
“一切都在我的治下。”國王的回答出奇的簡單幹脆。
——安東尼·德·聖埃克蘇佩裏:《小王子》
不付出代價是得不到文化的自由的。此後的17年中，中央情報局向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有關項目投入了幾千萬美元。身負如此重大責任，中央情報局實際上是在起著一個文化部的作用。
中央情報局極力把文化變成冷戰武器的一大特點就是把“非官方”團體或“朋友”有係統地組織起來，成為一個網絡，形成一支非官方的聯合部隊。這就是慈善性質的基金會、公司企業以及其他機構和個人創造性的聯合。這些機構和個人與中央情報局密切合作，提供掩護，並為該局在西歐的秘密活動提供經費來源的渠道。此外還可以依靠這些“朋友”在國內外為美國政府的利益講話，但是又表現得他們講這些話純粹出於自發。這些個人和機構保持著“非官方的”身份，實際上卻是中央情報局委任的從事冷戰風險投資的資本家。
組建這樣一支聯合部隊的靈感來自艾倫·杜勒斯。在他同他的兄長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合夥開辦薩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時，他就開始在戰後籌建基金會了。1949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表麵上是“一批非官方的美國公民”發起的，但實際上卻是中央情報局野心勃勃的外圍組織之一。1949年5月11日在紐約登記注冊成為法人組織後，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宣布其宗旨是“利用逃亡的東歐人多種多樣的專長來開展各種項目，以此積極地與蘇聯的統治地位作鬥爭。”1委員會堅信，這場鬥爭的勝利不僅要依靠物質手段，也要依靠思想的力量。不久該委員會就打進了文化冷戰的所有領域。國務卿艾奇遜宣稱：“國務院對於建立這樣一個組織感到非常高興。國務院認為這個組織的宗旨非常好，歡迎它加入這個行列並予以全力的支持。”2國務院對委員會公開表示祝賀，其用意就是掩蓋它的官方背景，同時也掩飾它完全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操縱下運作的事實。該委員會百分之九十的經費是由中央情報局從無須任何憑證的特殊經費中提供的。在艾奇遜的支持背後還有一個被掩蓋起來的情況。雖然委員會的章程中有一條說“本法人組織的任何活動均不得用於宣傳”，但是恰恰相反，這個機構的建立就是為了做這件事的。3
1950年12月，艾倫·杜勒斯轉入中央情報局，從此他就成為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不掛銜的後台老板”，同卡梅爾·奧菲一道工作。奧菲在該委員會一年前成立之時起，就一直替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監管這個機構。現在由杜勒斯來負責組織其下屬各委員會、確保預算撥款、製定戰略。杜勒斯作為建立自治機構(1)的創始人之一，他懂得美國的冷戰計劃的成功要看它“能否在表麵上獨立於政府之外，看上去是反映熱愛自由的個人自發的信念。”4單從這方麵來看，冷戰時期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有限公司）在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下將外交政策機構“公司化”這一點上堪稱楷模。
自由歐洲全國委員會下麵分設了各種委員會和小組，許多董事會和管理委員會。讀讀這些委員會成員名單猶如在讀《美國名人錄》一般。相互密切聯係至關重要。保羅·法萊裏（Paul Valéry）曾經開玩笑地評論說，歐洲人的雄心壯誌要由一個美國的委員會來管理。這種相互聯係又給這句玩笑話增添了新意。在德國任高級專員的盧修斯·克萊，曾經為創辦《月刊》雜誌大開綠燈；考爾斯出版集團的總裁加德納·考爾斯（Gardner Cowles），同時也是法菲爾德基金會的管理班子成員之一；此外還有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亨利·福特二世；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托管人卡爾普·霍比（Culp Hobby）曾允許中央情報局利用幾個家庭基金會作為管道；弗朗西絲·斯佩爾曼（Francis Spellman）是冷戰骨幹分子；時代-生活雜誌的經理C.D.傑克遜是心理戰老手；約翰·休斯（John Hughes）任美國駐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大使；另外還有朱利葉斯·弗萊希曼，亞瑟·施萊辛格，塞西爾·B．德米爾（Cecil B.DeMille），斯皮羅·斯庫拉斯（Spyros P. Skouras），達瑞爾·紮努克（Darryl Zanuck）和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其中有企業家、律師、外交官和馬歇爾計劃的行政官員、廣告業經理、媒體大亨、電影導演、記者、工會工作者，當然還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工，這部分人數量不少。
這些人都是“知情者”（witting）。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話，所謂“知情者”指的是“本行中的內行”。他們懂得當地的語言，識得密碼，熟悉習俗，辨認各種標識。凡是“知情者”都可以加入俱樂部，說特殊語言，懂得各種暗號，知道交朋友的重要性。那些“不知情者”則被排斥在俱樂部之外，這樣的人“對他周圍發生的事情沒有知覺，對於指導封閉的情報圈的各種高級概念一無所知。”5中央情報局特工唐納德·詹姆森可以放手去接觸那些有能力參與隱蔽項目的美國同胞，把他們網羅進來。他回憶說：“在那段時間裏，凡是美國人，我都可以跑去找他，對他說‘我是中央情報局的，我想向你了解這個那個’，最不濟的我也能受到有禮貌的接待，並同他們討論一些問題。”6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到哪兒去都不用敲門，門總是為他們敞開著。
杜勒斯的自由歐洲委員會（大家熟知的就是這個名稱）成立整整12個月後，這個“非官方”行動的核心組織已經從“試驗性的起始階段轉入一項廣泛的、目標明確的計劃，以相當大的規模開展了各種行動”。手中掌握這樣一件工具，正逢其時，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起來以爭取“思想上的勝利”了。此時，自由歐洲委員會已擁有413名工作人員，其中201名是美國人，許多人是歐裔，委員會擁有212名具有專長的東歐流亡者。7第一年的預算就高達1703266美元。另外還有1000萬美元的預算專用於委員會於1950年在柏林建立的自由歐洲電台。在短短的幾年中，自由歐洲電台就建立了29個播送站，用16種語言進行廣播。任何人隻要他支持斯大林政權，電台就“用德摩斯梯尼或西塞羅在《斥菲利浦篇》中(2)慣用的一切伎倆加以痛斥。”8自由歐洲電台還從鐵幕後麵招募通風報信者，監聽共產黨方麵的廣播，搜集西方知識分子的反共講演和文章，將其“研究”成果在國際上散發給學者和記者（包括隸屬於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學者和記者）。
自由歐洲委員會的籌款機構叫作自由十字軍，該組織的重要發言人和宣傳者是一名叫羅納德·裏根的年輕演員。自由十字軍被用作洗錢機構，把洗幹淨的錢用於支持後來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比爾·凱西主持的一個計劃，即紐約的國際難民委員會，據說這個難民委員會還參與協調工作，幫助納粹分子從德國偷越國境前往美國，美國則指望這些納粹分子能幫助政府進行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
杜勒斯把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安插在重要崗位，通過他們牢牢地控製著自由歐洲委員會。如果發生了問題需要通過“非正常渠道”加以解決，杜勒斯隻需召集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到紐約的一個俱樂部或一家飯店開個會就行了。絕密文件中記錄了一係列杜勒斯在尼克博克俱樂部(3) 和德雷克飯店主持的會議，（在這家飯店舉行會議，就在那裏租一間房。究竟有多少冷戰戰役是在飯店的房間裏發動的呢？）另一些會議則就在中央情報局總部裏杜勒斯或威斯納的辦公室裏舉行。
《洪堡的禮物》中講故事的人曾說：“美利堅合眾國就是一次大行動，一次非常大的行動。”在評論美國精英分子自願充當“武裝民船(4) 船員”的忘我精神時，亨利·基辛格寫道：“那一代美國人的光榮在於他們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並具有高超的技巧，勇於承擔起他們的責任。通過重建歐洲、鼓勵歐洲團結起來、建立經濟合作機構、保護我們的盟友，他們拯救了自由。這種迸發出來的創造力堪稱美國曆史上光榮的一頁。”9中央情報局的一名項目官員、格羅頓學院的校友亨利·布雷克（Henry Breck）則用另一種說法來表達：“當然，如果你參加的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你就必須戰鬥，而上層階級在戰鬥中是最奮勇向前的，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遭受的損失是最大的。”
當他們不是在俱樂部裏或飯店裏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布雷克所稱的上層階級照樣熱衷於尋歡作樂。威斯納和他的同僚們精力旺盛，充滿自信而且口若懸河，此時他們全身心地投入社交聚會，享受人生，其程度並不減於他們致力於把世界從共產主義威脅下拯救出來。威斯納十分喜愛跳一種叫作螃蟹橫行步的舞。傳奇式的馬丁尼酒消費者（有時不論什麽酒，隻要他能買到，他都狂熱地購買）。安格爾頓總是隨著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樂曲在舞會上不拘一格地自由起舞，常常是不用舞伴，一個人跳得非常起勁。英國軍情局六處代號叫“C”的莫裏斯·奧德費爾德（Maurice Oldfield）也極愛跳舞。珍妮特·巴恩斯（Janet Barnes）回憶道：“莫裏斯經常到長島來拜訪我們，晚上就在樹下翩翩起舞。”10當世界變得越來越古怪時，“各種現象也越來越複雜”，這批人的“一生每時每刻都像一把火一樣熊熊燃燒。”
這批人瘋狂地宴飲，白天卻照樣盡職盡責地工作，似乎令人難以置信。這些世界新秩序的經紀人之所以能夠繼續燃燒下去，精力沒有很快耗盡，就是因為他們可能獲得的利益實在無比巨大。狂歡後的第二天，他們又忙於保住他們的投資，增加他們的資產。秘密行動特工威廉·科爾比說：“有些美國人會願意有人把錢轉入他們的賬戶上，然後用不同的方式把這些錢捐獻出去。我們就跑出去四處去物色這類美國人。如果你去任何一個美國的機構、公司或其他什麽單位，對他們說，‘為了國家利益，你願意把這筆錢轉作他用嗎？’他們會對我們表示敬意並說，‘絕對沒有問題，我十分高興為你們效勞。’把錢轉到世界各地用於我們想達到的目標是很容易辦到的事。這可能並不是巨額資金，但是小筆的錢都能按照我們的方向支付出去。這種資金一路轉過去，最後就是不加掩飾地交給使用者。我就幹過這樣的事。一般是把一捆捆的當地貨幣放進我的汽車後備廂裏，把車開出去，然後把鈔票放進另一個人的汽車裏。”11
凡是同意用這種方式同中央情報局合作的公司和個人被稱為“無聲的渠道”（quiet channels）。這種渠道也能通過反方向的接觸建立起來。項目官員李·威廉姆斯（Lee Williams）回憶道：“美國某些私人團體找上門來，這是常有的事。我們並不總是去找他們。我們所做的事，在道德上講，總是覺得說不過去，但是因為兩方麵在意圖上存在著共同點，我們在道德上的不安也就煙消雲散了。”12
1956年匈牙利暴動剛剛過去，韋爾奇葡萄汁公司的總裁、卡普蘭基金會會長兼司庫（該基金會的資產共1400萬美元）的J.M.卡普蘭寫信給艾倫·杜勒斯，主動提出要把他“無窮的精力和智慧貢獻給當前最重要的粉碎共產黨陰謀的任務，願意為這一事業尋找並創造任何可資利用的機會。”13嗣後，杜勒斯就安排一名中央情報局的“代表”約見卡普蘭。很快，卡普蘭基金會就被視為一筆資產，一條為中央情報局項目提供秘密經費的可靠渠道，這些項目中就包括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以及以老牌社會主義者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為首的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
要把大宗的資金投入中央情報局項目而又不至於引起接受者對資金的來源產生懷疑，利用慈善性基金會是最便利的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央情報局大規模地打入基金會領域。雖然拿不到這個時期的具體數字，但是1952年國會一個委員會的首席法律顧問奉命對美國各基金會進行調查後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盤根錯節而又能自我維持著長期存在的集團手中集中了無可比擬的巨大權力。它不同於公司的管理層，其權力不受持股人的約束；不同於政府，其權力不受人民的製約；它也不同於教會，其權力也不受有著牢固基礎的教規的約束。”141976年一個特別委員會奉命調查中央情報局的活動，就該局60年代中期滲入基金會領域的問題提出了報告：1963—1966年期間，共有164個基金會為多達700個項目提供了1萬美元以上的資助，其中至少有108個基金會的資金部分或全部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金。更重要的是，這164個基金會在這個時期資助的國際活動，幾乎有二分之一用的是中央情報局的資金。
“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等基金會，是“最好的也是最不令人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151966年中央情報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這種方式“尤其適合用於實行民主管理的會員製組織，因為這類組織必須向那些不知情的會員和合作者以及對他們懷著敵視態度的批評者保證，基金會的資金來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私人來源。”毫無疑問，這樣一來，中央情報局能夠資助的隱蔽行動計劃，其範圍就可以不受任何限製。比如從50年代初以來，該局就通過這些基金會資助過青年組織、工會、大學、出版社以及其他機構。16
“中央情報局還有一個專管掩護機構的部門。這個部門的任務就是幫助我們提供借以掩護我們的行動的機構，比如基金會。”布雷頓接著解釋說：“對於細節問題，我是不過問的。財務處會處理這些問題，由他們去同掩護部門的官員商量。這隻是我們使用的一種工作機製。法菲爾德基金會就是其中之一。我說不出所有這類機構的名字，我記不住。不過這隻是一個把這個口袋裏的錢放到另一個口袋裏的過程。中央情報局從來不缺錢。”17
錢的來來往往的過濾要經過一大批基金會，有的是負責主辦的外圍組織，有的隻是管道。為人所知的知道內情而為中央情報局“輸送”資金提供方便的有170多個基金會，包括霍布利澤爾基金會（Hoblizelle Foundation，向法菲爾德基金會輸送資金）、利陶爾基金會（Littauet Foundation，向法菲爾德捐款）、普賴斯基金（Price Fundation，中央情報局的門麵機構）、拉布慈善基金會（Rabb Charitable Foundation，從冒牌的普賴斯基金會那裏拿中央情報局的錢）、弗農基金（Vernon Fund，同法菲爾德一樣，也是一個冒牌基金會，其董事會隻是一方橡皮圖章），還有惠特尼信托公司（Whitney Trust）。這些機構的董事會成員都是一些美國的社會、金融和政治各界的頂尖人物。這些基金會宣稱它們都是“私人”基金會，是有用意的。後來這成為一個笑柄：凡是美國的慈善機構或文化機構，隻要它們的文件上常有“自由的”或“私人的”字樣，那必定是中央情報局的外圍機構。這就是運作中的聯合部隊，參與者來自大學校友網絡、前戰略情報局網絡、董事會網絡。
僅舉法菲爾德基金會的董事會為例，就可以看到一張錯綜複雜的聯絡圖。董事長是瓊基（即朱利葉斯）·弗萊希曼。他是威斯納的政策協調處的一名簽約顧問，後來又成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深知內情的掩護者。弗萊希曼的表兄弟傑伊·霍爾姆斯是1953年注冊成立的霍爾姆斯基金會的董事長。霍爾姆斯1957年開始向自由文化代表大會捐贈小量的資金。從1962年起，霍爾姆斯基金會正式成為中央情報局向代表大會提供經費的渠道。以瓊基為董事長的弗萊希曼基金會也是法菲爾德基金會的捐款人。弗萊希曼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中還有瓊基的侄子查爾斯·弗萊希曼，在60年代初他被吸收進來擔任法菲爾德基金會的董事。
另一名法菲爾德基金會的理事是美國最傑出的出版商卡斯·坎菲爾德，他是格羅西特和鄧拉普·班塔姆圖書出版公司（Grossetand Dunlap，Bantam Books）的董事，同時又是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Brothers）的董事兼編輯委員會主席。坎菲爾德是《上帝的失敗》一書的美國出版人，他同情報界有著不加掩飾的聯係，他既是前心理戰官員，又是艾倫·杜勒斯的私人密友，1963年他為杜勒斯出版了他的著作《情報術》。在40年代末期，他還是世界聯邦主義者聯合會的積極分子和籌款人。當時這個組織的主席是科德·邁耶，後來成為湯姆·布雷頓的副手，是他揭露說，“我們使用的一種手段就是讓我們的成員中那些在專業組織、行業聯合會或工會中有影響的人去做遊說工作，使這些組織在年會上通過有利於我們的決議。”181954年，他成為一個叫作藝術民主委員會的領導人，後來他作為創始人之一建立了ANTA，(5)這個組織在1945年（原文如此）作為美國戲劇界的對外事務機構恢複活動，坎菲爾德與喬克·惠特尼（Jock Whitney）並肩協作。惠特尼也是中央情報局另一條“不聲不響的”渠道。坎菲爾德又是法菲爾德基金會另一名董事弗蘭克·普拉特（Frank Platt）的朋友，此人就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在60年代末期，普拉特為喬斯爾森在坎菲爾德的哈珀出版公司謀到一個職務。坎菲爾德還是法國-美國協會（法美協會）的托管人，與他一道工作的有C.D.傑克遜、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大衛·洛克菲勒和威廉·伯登（William Burden，法美協會會長）。
威廉·阿米斯特德·莫埃爾·伯登（William Armistead Moale Burden）既是法美協會的會長，同時也是法菲爾德基金會的董事。伯登是康莫多爾·範德比爾特(6)的曾孫，在美國權勢集團中是一位響當當的人物。他是外交委員會的理事，外交委員會是個民間的思想庫，其成員均為美國企業和社會的精英分子，起著影子外交政策製定機構的作用（其他成員還包括艾倫·杜勒斯、約翰·麥克洛伊和大衛·洛克菲勒）。戰爭期間，伯登為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情報機構工作，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顧問委員會主席。1956年他成為該博物館的董事長。那一年，他還是國務院“海外圖書”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他從前曾經擔任過負責航空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因而他又是一個在航空方麵投資有著特殊利益的資本家。他在紐約與布朗兄弟公司、哈裏曼公司和斯卡德、斯蒂芬和克拉克公司都有合作關係，同時還在無數的公司裏擔任董事，其中包括美國金屬有限公司、硫黃與石油聯合公司、西羅·德帕斯科公司和哈諾佛銀行。他還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教職工委員會的特邀成員，政府讚助的“向法蘭西致敬”（Salute to France，1955年春成立於巴黎）的聯合主席，1960年還擔任過美國駐布魯塞爾大使。
法菲爾德基金會另一名主管加德納·考爾斯，是設於艾奧瓦州的加德納·考爾斯基金會的捐款人，他的大量免稅資產來自考爾斯雜誌和廣播公司的巨額利潤。他還是自由十字軍組織的法人，《曆史》期刊的讚助人，該刊由美國曆史學家協會出版，據說資金也來自“私人捐款”。這本刊物同自由十字軍一樣，也是冷戰的產物，其“讚助人”中包括威廉·多諾萬，德懷特·艾森豪威爾、艾倫·杜勒斯和亨利·魯斯。
在法菲爾德基金會擔任主管時間最長的要算約翰·“傑克”·湯普森（John “Jack” Thompson）了。從1956年至1965年，他擔任此職長達10年之久。湯普森被科德·邁耶招募，參加了中央情報局。1945年，美國派代表團赴舊金山參加成立新的聯合國組織，他們兩人都是美國代表團的助理，從那時起就互相認識。湯普森早年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受業於萊昂內爾·特裏林（Lionel Trilling），在紐約文化圈裏頗有名氣。喬斯爾森的女兒珍妮弗叫他“傑克叔叔”。
法菲爾德基金會的其他董事中有威廉·範登·霍伊維爾（William Vanden Heuvel），紐約的一名律師，與約翰·肯尼迪和羅伯特·肯尼迪兩兄弟以及亞瑟·施萊辛格關係密切，他還是緊急援救委員會的委員，同他一起工作的有威廉·多諾萬和卡斯·坎菲爾德，約瑟夫·弗納·裏德（Joseph Verner Reed），特裏頓出版公司總裁和佛羅裏達州霍布·桑德公司的副總裁，ANTA國際交流項目的戲劇顧問小組成員；小弗雷德·拉紮勒斯（Fred Lazarus, Jr.），弗雷德拉紮勒斯基金會的主要捐款人（該基金會於1956年向法菲爾德基金會捐贈了一大筆錢），後又任全國藝術捐贈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唐納德·斯特拉勒姆（Donald Stralem），聯合社區保衛服務有限公司總裁，與其妻珍妮都是謝爾特·羅克基金會（Shelter Rock Foundation）的捐款人（中央情報局1962年通過這家基金會把資金“輸入”法菲爾德基金會的金庫，然後支付給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當年，斯特拉勒姆接替弗萊希曼任法菲爾德基金會董事長）；懷特洛·裏德（Whitelaw Reid），前《紐約先驅論壇報》編輯；拉爾夫·P．黑尼斯（Ralph P. Hanes），黑尼斯基金會董事（該基金會設於南卡羅來納州）。黑尼斯和他的妻子芭芭拉是弗萊希曼和威斯納的好友，他們夫婦二人曾與弗萊希曼夫婦和威斯納夫婦一同乘船前往巴哈馬群島旅遊。最後當然還有邁克爾·喬斯爾森，他在法菲爾德基金會的信箋上的頭銜是國際部主任，並從基金會領取中央情報局付給他的薪金。
當時美國的權力結構具有一種類似“**”的性質。法菲爾德基金會也免不了帶著這種性質。這種私人機構握有大權的製度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模式，許多規模不大而性質相同的團體在這種製度下負擔起捍衛美國（也可以界定它們自己）的利益的責任。履行這種責任的最上層人物就是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而又野心勃勃的WASP(7)，給他們的獎賞就是讓他們進入福特基金會或者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會。這兩個基金會自覺自願地充當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和美國的情報機構有著密切的關係，或幹脆就是情報機構的人員。
福特基金會成為社團法人是在1936年，至50年代末，基金會的資產已高達30億美元，是福特財團的龐大財富中最大的一個免稅機構。德懷特·麥克唐納描述福特基金會的情況時說：“這是一個用錢堆起來的機構，那些想從中分得一杯羹的人把它圍得水泄不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福特基金會的文化政策設計師們完全是依據政治上的重要任務來製定其文化政策的，而這些當務之急正是美國在全世界地位上升的支柱。在某些時期，福特基金會簡直就是政府在國際主義宣傳領域裏的延伸。基金會與馬歇爾計劃和中央情報局在某些具體項目中密切合作，參與在歐洲的隱蔽行動，這是有據可查的。威斯納可以使用馬歇爾計劃的對應資金，這是經其策劃人理查德·比斯爾簽字同意的。比斯爾於1952年到福特基金會任職，當時他就準確地預言，“在私人基金會工作的個人可以施加的影響力絕不亞於他在政府任職的影響力，沒有人能阻止他施加這種影響。”19比斯爾在福特基金會的任期內經常與艾倫·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報局官員會晤，其中包括他在格羅頓學院的同班同學特蕾西·巴恩斯，就一些新的想法“相互交換意見”。1954年1月，他突然離開基金會加入中央情報局，擔任艾倫·杜勒斯的特別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經使福特基金會變成冷戰思維的先鋒了。
比斯爾曾在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直接領導下工作。霍夫曼從1950年開始擔任福特基金會的董事長。他是從馬歇爾計劃的主管人崗位直接轉到福特基金會的，因此他滿腦子都是歐洲存在的各種問題，並一直思考著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他對心理戰的一套語言十分熟悉。他大談什麽要“發動和平攻勢”，與亞瑟·凱斯特勒相呼應。（1950年，凱斯特勒大聲疾呼：“朋友們，自由已經發起了攻勢。”）福特基金會的發言人羅伯特·梅納德·哈金斯（Robert Maynard Hatchins）指出：國務院“受到國內政策的多種幹擾，以致它再也不能夠為美國文化製定一個全麵的藍圖。”比斯爾對於這一論點也是同意的。
1952年，在詹姆斯·勞克林（James Laughlin）的主持下，啟動了一項國際出版計劃。這是福特基金會在戰後首批為國際文化外交提供資助的項目之一。勞克林是“新方向”（New Directions）叢書的出版人，出版過喬治·奧威爾和亨利·米勒(8)的作品，是受尊重的先鋒派利益的保護人。最初，勞克林動用50萬美元贈款創辦了《展望》雜誌（Perspectives），對象是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非黨左派”（該刊以法、英、意、德四種文字刊行）。勞克林強調，該刊物的宗旨並不側重於從美學和理性角度通過辯論說服“非黨左派”人物背離他們的立場，從而“打垮”左傾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通過提高“國外知識分子對美國非物質領域的成就的尊重來促進和平。”20
國際文化出版計劃委員會中集中了一批冷戰鬥士，其對象也包括美國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感到“美國正盛行對商業化大眾文化的崇拜，以致他們的創作遭到損毀。”馬爾科姆·考利從開始就支持《展望》，認為該刊展現的美國遠不是僅僅會製作“電影、偵探小說、連環漫畫以及廣告壓倒內容的雜誌”。一位學術界人士佩裏·米勒（Perry Miller）強調說：“任何有關美國方式的宣傳都應摒棄在外，清除這樣的貨色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宣傳要素，其意義是無可比擬的。”21但是，《展望》從來就沒有達到期望的標準。歐文·克裏斯托爾在談到這本刊物時稱它是“福特基金會一份可悲的刊物”。22在這本刊物失敗後，福特基金會立即毫不費力地說服了拉斯基，接手讚助他創辦的《月刊》。1948年10月在盧修斯·克萊的支持下創辦的這份刊物，最初是由美國高級專員公署的秘密經費出資，接受官方資助使這份刊物的獨立性受到玷汙。拉斯基早就極想用其他方麵財源來取代原來的官方補貼。福特基金會執行官謝潑德·斯通（Shepard Stone）之前在德國，曾在克萊領導下工作，由於他的幫助，拉斯基終於獲得了福特基金會的一筆贈款，1954年10月份的《月刊》正式宣布，“從現在起，我們已成為一家絕對自由和獨立的刊物了。”
1953年1月21日，艾倫·杜勒斯因為感到在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執政的情況下，他在中央情報局的地位將來可能並不穩固，於是他約他的朋友大衛·洛克菲勒共進午餐。洛克菲勒相當明顯地暗示，如果杜勒斯決定離開中央情報局，他完全有理由指望應邀擔任福特基金會的董事長。杜勒斯無須為他的前途擔憂。這次午餐後過了兩天，《紐約時報》發表消息說艾倫·杜勒斯將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福特基金會的新任董事長很快也宣布了。他就是20世紀美國權勢集團的代表人物約翰·麥克洛伊。他在進福特基金會之前曾任助理陸軍部長、世界銀行總裁和駐德國高級專員，1953年他還擔任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董事長（Chairman of Chase Manhattan Bank）和外交委員會主席。在約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後，他又被指定參加沃倫委員會。(9)自始至終，他一直保留著七家大石油公司律師的職務，同時還擔任無數公司的董事。
作為美國駐德高級專員，麥克洛伊曾答應為數十名中央情報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其中就有勞倫斯·德諾夫維爾。雖然他們都是專員公署的正式雇員，私下卻隻對他們在華盛頓的上司負責，隻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有義務向麥克洛伊說明他們的任務是什麽。麥克洛伊在政治上深諳世故，在他擔任福特基金會理事長之後，對於中央情報局不可避免地會對基金會發生興趣采取務實的態度。基金會有些執行官擔心中央情報局滲入基金會將有損其正直與獨立的聲譽，為解除他們的憂慮，麥克洛伊強調說，如果基金會不與他們合作，中央情報局會悄悄地在基金會基層招募人員或安插他們的人進來，通過這種手段滲入基金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麥克洛伊的辦法是建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中央情報局的問題。這是一個以麥克洛伊為首和另兩名基金會官員組成的三人委員會。中央情報局每次要利用基金會時，都必須同這個委員會商議，無論是利用基金會作為管道還是掩護，都要征得基金會同意。麥克洛伊的傳記撰寫人凱·伯德（Kai Bird）曾對此加以說明：“這些要求將經過三人委員會審核，如果委員會認為這一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不違背基金會的長遠利益，這個項目建議將會傳達給內部成員和其他基金會官員，但不讓他們知道這個建議來自何處。”23
作出上述安排之後，福特基金會就正式成為中央情報局能夠用來對共產主義進行政治戰的機構之一了。福特基金會的檔案中存有一大批合作項目的記錄。東歐基金（East European Fundation）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外圍機構，喬治·坎南在其中起著重大作用。這個基金從福特基金會獲得大量的資助，它與契訶夫出版社建立了密切的聯係，該社從福特基金會那裏拿到52.3萬美元用於購買在俄國禁止出版的圖書，並將西方的經典作品譯成俄文。基金會還向比爾·凱西的國際緊急救援委員會捐贈50萬美元，還向中央情報局的另一個外圍機構世界青年大會捐贈大筆款項。基金會還是外交委員會(10)唯一的捐款人，這個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庫，對美國外交政策有著巨大的影響，其運作有嚴格的保密製度，規定檔案解密期為25年。
1947年成立於華盛頓的當代藝術研究所在接受福特基金會的巨額捐款後於1958年擴大了國際項目計劃。在中央情報局指定的托管委員會成員中包括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他是前國務卿艾奇遜的女婿、中央情報局的全國評估委員會（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成員之一。他的兄弟麥喬治·邦迪於1966年任福特基金會董事長（他是從總統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的崗位上直接到福特基金會任職的，這就是說在他擔任特別顧問的各項職責中負有監管中央情報局的責任）。從福特基金會得到好處的還有赫伯特·裏德、薩爾瓦多·馬達裏奇、斯蒂芬·斯彭德、艾倫·科普蘭、艾薩克·丹森（Isak Dinesen）、瑙姆·加伯（Naum Gabo），馬撒·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羅伯特·洛厄爾、羅伯特·佩恩·沃倫（Robert Penn Warren）和羅伯特·裏奇曼（Robert Richman），這些人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文化名人代表大會（Congress of Cultural Leaders）的成員。這實際上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衍生物，而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本身也是福特基金會的最大資助單位之一，在60年代初期接受了基金會高達700萬美元的捐贈。
中央情報局最初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人之一是弗蘭克·林賽，從其籌建之始直到柏林秘密會議，德諾夫維爾一直向他匯報工作。林賽是戰略情報局的一名退役人員，1947年他是第一個提交書麵備忘錄建議美國成立一支冷戰隱蔽力量的人。這份文件引起了弗蘭克·威斯納的重視，於是邀請他參加政策協調處，負責歐洲方麵的行動。1949年至1951年，林賽擔任了政策協調處的副處長，負責在西歐組建“留守”小組。1953年林賽加入福特基金會，卻仍保持著與情報界的密切聯係。
後來，沃爾德馬·尼爾森（Waldemar Nielsen）加入福特基金會與林賽一道工作，擔任人事部主任。尼爾森在基金會工作期間一直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工。1960年他升任理事長領導下的海外情報活動委員會的執行主任。在各種身份掩護下，尼爾森一直與C. D.傑克遜密切配合，同傑克遜一樣，“對於許多高級官員根本不重視心理因素，是很看不起的”，尼爾森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一位密友，對於代表大會的各種努力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
文化代表大會與福特基金會之間的主要聯絡人是謝潑德·斯通，此人是美國政府和民間機構參與世界事務的體製與程序方麵的專家，頗有名氣。他戰前曾任《紐約時報》編輯，戰後在德國的約翰·麥克洛伊手下任公共事務主任，後來為G-Z（陸軍情報部門）工作。在此期間，他以掩護身份向《月刊》雜誌提供政府資助。作為心理戰的老手，約翰·麥克洛伊對他甚為賞識，1951年推薦他接替即將卸任的心理戰略委員會主任。但是斯通並沒有得到這個職務，而是去了福特基金會。在他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始終與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以致許多人認定他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一名特工含糊其詞地說：“謝潑德不是中央情報局的人，雖然他很可能在這個池塘裏釣過魚。”241953年，他應喬斯爾森之邀，在歐洲逗留一個月，會見過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主要領導人。從1954年起，他擔任福特基金會國際事務部主任，因此他在代表大會的作用自然身價百倍。
洛克菲勒基金會並不亞於福特基金會，同樣也是美國冷戰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於1913年，其主要捐款是傳奇式的人物約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RockefellerⅢ）。基金會的資產超過5億美元，還不包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1.5億美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1940年成立於紐約。是美國一家重要思想庫。1957年，該基金物色了一批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者進行一個特別研究項目，其任務是試圖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作出明確的界定。第二小組接受的任務是研究“國際安全目標和戰略”，小組成員包括亨利和克萊爾·布斯·魯斯（Henry and Clare Booth Luce）、勞倫斯·洛克菲勒（Laurence Rockefeller）、湯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代表喬克·惠特尼的公司）、納爾遜·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弗蘭克·林賽和中央情報局的威廉·邦迪。
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政府之間相互交匯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福特基金會。約翰·福斯特、杜勒和迪安·臘斯克都是從洛克菲勒基金會首腦的崗位上轉到國務院擔任國務卿的。其他冷戰驍將如約翰·麥克洛伊和羅伯特·A．洛維特也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理事中的顯赫人物。納爾遜·洛克菲勒在基金會的重要地位確保他能夠與美國情報界保持密切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負責拉丁美洲的所有情報活動。後來他在巴西的夥伴J.C.金（King）上校則成為中央情報局負責西半球隱蔽活動的首腦。1954年，納爾遜·洛克菲勒經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其任務就是審批各種隱蔽行動。如果他需要了解有關中央情報局的某些特殊情況，他隻需請他的老朋友艾倫·杜勒斯直接向他介紹就可以了。這些活動中最具爭議的一項是50年代代號為中央情報局MK-ULTRA（或稱為“滿洲裏候選人”，Manchurian Candidate）的思想控製研究，這個研究項目就是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
與納爾遜·洛克菲勒同樣重要的是他的兄弟大衛·洛克菲勒，他掌管大通曼哈頓銀行基金會的捐贈委員會，同時又是該銀行的副總裁，後來又擔任總裁。他還是外交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國際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11)執行委員會主席，又是艾倫·杜勒斯和湯姆·布雷頓的親密私交。布雷頓回憶說：“在艾倫允許的情況下，我經常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大衛通報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他與我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都是非常讚成的。他與我同樣感到，隻能通過我們的方式才能贏得冷戰的勝利。有時大衛還會給我錢去做未列入預算的工作。為了在法國開展工作，他給了我許多錢。我記得有一個人在推動歐洲青年組織統一起來的活動中十分活躍，大衛就給了我5萬美元交給此人。這個年輕人帶了他的計劃來見我，我把這個計劃告訴了大衛，他就立刻開了一張5萬美元的支票。中央情報局從來沒有給過這麽多錢。”25
在冷戰年代，這類不要任何代價的免費交易助長了政府的種種冒險行為，也是外交政策半私人化的一種副產品。不過，這種習慣做法後來就引發了奧利弗·諾思式的災難。(12) 這個比喻是恰當的，因為正像伊朗門事件的這位設計師那樣，早期的中央情報局的朋友們也是“帶著堅毅的目光，懷著堅定的使命感和不可動搖的信念，深信隻要目的是正確的，就可以不擇手段。”26他們從來沒有因為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任務產生懷疑而感到內疚。
(1)自治機構，QANGO，由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第一個字母縮寫而來，全譯應為“準自治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由政府資助。
(2)這裏提到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西塞羅（Cicero），分別為公元前384—前322年的古希臘政治家和公元前102—前43年古羅馬的政治家，兩人均以雄辯著稱。但是《斥菲利浦篇》為德摩斯梯尼痛斥馬其頓國王菲利浦二世的著名演說，西塞羅的著名演說為《斥安東尼篇》，疑原作引用有誤。
(3) 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原意為紐約的荷蘭籍移民，這個俱樂部大概是荷籍紐約人組織的。
(5)ANTA為American National Theatre and Academy的簡稱，可譯為美國全國戲劇協會，或（美國）全國戲劇研究院。
(6)康莫多爾·範德比爾特（Commodore Vanderbilt），美國航運和鐵路巨子，其家族為美國豪族之一。
(7)WASP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縮寫，指祖先為盎格魯-撒克遜族的白人新教徒的美國人，後也用來指享有特殊社會地位的美國人。
(8)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國作家，其作品因對性的露骨描寫在英美一度成為禁書。
(9)沃倫委員會（Warren Commission），美國總統約翰遜指定的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肯尼迪被刺真相，主席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沃倫，故名。但麥克洛伊在任此職前應為國際複興開發銀行的總裁，與本書所說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不符。
(10)外交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設於紐約，也可譯為對外關係委員會（理事會），以區別於國會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和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11)International House，也譯為“國際學舍”或“國際學生公寓”。1924年約翰·洛克菲勒三世開始資助的麵向各國大學生和學者的非營利項目。
(12) 奧利弗·諾思（Oliver North），即1987年揭露伊朗門醜聞的美軍海軍陸戰隊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