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喜讀《曆代通俗演義》
1936年,毛澤東和黨中央由陝北保安進駐延安,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1937年1月31日,毛澤東專門致電在國統區開展工作的李克農:
請購整個中國曆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的演義)。
毛澤東所說的“演義”,就是蔡東藩的《曆代通俗演義》。
蔡東藩(1877—1945),字椿壽,號東藩,浙江蕭山臨浦鎮人。幼時嗜讀《通鑒》,作詩填詞一揮而就,有“神童”之稱。於清光緒十七年考中秀才,清末以段貢生考入選,調遣江西省以知縣候補。1911年到省不久,他因看不慣官場的陋規惡習,月餘後稱病返歸故裏。
蔡東藩與邵伯棠是好友,邵伯棠清末為上海會文堂編書。辛亥革命那年蔡東藩在上海與邵伯棠見麵,應約,也為會文堂編寫《中等新論說文苑》,當年冬天便出版。自此蔡東藩與上海會文堂書局有了聯係。邵伯棠於辛亥革命前曾為會文堂編寫一部《高等小學論說文苑》。武昌起義後,邵伯棠去世,會文堂為符合時勢的需要,請蔡東藩修改此書。蔡東藩為其修訂重版。此後蔡東藩就以每月數十元的稿酬長期為會文堂編書了。
1914年夏,袁世凱廢除了《臨時約法》,妄想恢複帝製,蔡東藩義憤填膺。他深知欲改造祖國,應先喚起民眾,遂萌發了“演義救國”的思想,從通俗的曆史演義著手,以一己之所學訴諸史筆,借中國曆史上救亡圖存的事跡,用通俗演義之方法宣傳教育,以期激勵國民的愛國情操。這也正是書生報國的意思。
為了符合時勢的需要,蔡東藩寫曆代演義並不按時間順序,而是先寫了《清史通俗演義》,1915年開始至1916年完稿出版。其後,寫了《西太後演義》和《曆朝通俗演義》(《中華全史演義》)。
1921年至1923年間,蔡東藩完成了《宋史》《唐史》《五代史》,其中1922年完成了兩部。1924年至1926年完成了《南北史》《兩晉》《前漢》《後漢》,其中1924年完成了兩部。
蔡東藩的全部通俗演義共11部,1040回,651萬字,如加上《西太後演義》(後改名為《慈禧太後演義》)和《中華全史演義》共13部,724萬字。10年間平均每天寫作2000字。
《曆代通俗演義》以演義小說形式再現了上起秦始皇、下訖民國的2166年間的中國曆史,是前所未有的巨著,是一部具有二十四史規模的龐大卷帙之作。蔡東藩也因此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曆史演義作家。蔡東藩為了寫這部《曆代通俗演義》,光看正史就達4052卷,還不包括其他眾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以他個人獨力完成這部巨構,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跡,被人譽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
“演義”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周黨傳》:“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據《辭海》解釋:“謂敷陳義理而加以引申。”演義小說在我國有很悠久的曆史。早在唐代便有說三國故事,北宋時期“說三分”已盛行,後來發展為“平話”,如《三國誌平話》《五代史平話》等,這便是演義小說的前身。如果再上溯,那麽在敦煌發現的《伍子胥變文》《昭君變文》等說唱曆史故事的寫本,該是演義小說的鼻祖了。如果按章太炎之說,“演義之萌芽,蓋遠起於戰國”(《洪秀全演義·序》)。那麽“演義”的起源就更早了。
演義小說由於采用了章回體形式,深得民眾喜愛,故而得到迅速發展。到了明清時期,曆史演義小說在民間廣泛地流行起來。
一生酷愛讀史的毛澤東為何愛讀蔡東藩《曆代通俗演義》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東藩成功實現了曆史著作中曆史真實和趣味性相統一,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蔡東藩的作品用章回體,取其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用白話,取其淺顯易懂。這些,他和明清以來的“演義”作家並無區別。蔡東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對曆史真實的嚴格追求。可以說,他是在用研究曆史的精神和方法寫“演義”。他自稱所編曆史演義,“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他的前後漢、兩晉、南北史絕大部分史料根據正史。唐五代以下,除正史以外,雜史筆記,博采旁搜,但記述乖牾的一概不錄。其中有些事情,經戲劇、小說傳播,幾乎是家喻戶曉、眾口一詞的了,原是演義中絕好的趣味資料,但他絕口不談。他引用曆史資料非常認真。凡是曆史上可靠的記載,沒有猶豫地寫入演義。至於事情有出入的,他用三種方法處理:
第一種,有些事情有不同看法的,蔡東藩隻介紹情況,不作肯定。如宋初的“燭影斧聲”是件疑案,他在《宋史通俗演義》第十二回中寫道:
小子通考野乘,也沒一定的確證。或說是太祖生一背疽,痛苦得了不得。光義入視,突見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執著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閃躲,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至暈厥,一命嗚呼。或說由光義謀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於如何致死,旁人無從窺見,因此不得證實。獨《宋史·太祖本紀》隻雲:
“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遺命,及燭影斧聲諸傳聞,概屏不錄。小子也不便臆斷,隻好將正史野乘,酌錄數則,任憑後人評論罷了。
第二種,遇到史書上某些問題,蔡東藩對於某些說法認為不可靠的,在演義中予以批駁。《元史通俗演義》第五十七回,脫脫賜死滇邊,蔡東藩注雲:
餘少時閱坊小說,至《英烈傳》中記載脫脫自盡事,由丞相撤登及太尉哈麻主使,其實當時隻有哈麻,並無撤登,正史俱在,不能臆造一人。
第三種,在有些事情並無史實可據,蔡東藩也有想當然的描寫,但運用批注說明是自己的意見,態度是審慎的。如《宋史通俗演義》第十七回中說楊業被擒,撞死在李陵碑上,臨死大呼曰:“寧為楊業死,毋為李陵生。”這當然是從“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脫胎來的。但在蔡東藩批注中則說明:“兩語不見史傳,係作者從楊業口中,警醒後世。”
由此可見,蔡東藩的著作有正文,有注,有批,除表示他自己的曆史觀點以外,對史料的取舍也做了一些說明。
《曆代通俗演義》融曆史與文學為一體,以很強的可讀性為讀者所接受,從而為普及中國兩千多年曆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蔡東藩在演義情節的設置上,巧妙地運用了“笙簫夾鼓法”、“剝筍脫殼法”、“層巒疊翠法”、“畫龍點睛法”、“避實就虛法”、“烘雲托月法”、“摹聲繪形法”等許多演義小說中的傳統筆法,把原本是枯燥的史事,演義成令人不忍釋卷的文學作品。同時,在行文上多用短句,在遣詞造句中也以朗朗上口為目的,使讀者不覺厭煩,形成了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字美。
《曆代通俗演義》為世人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華通史,可以當作《二十四史》的輔助讀物;為後起的“紀實文學”開了先河,作了先導,是文學和史學熔為一爐的可貴嚐試。
1941年1月,毛澤東寫信給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列的書單中,就有《清史演義》,即蔡東藩的《清史通俗演義》。
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臥室床邊陳列著許多書,其中就有蔡東藩的《曆代通俗演義》,足見毛澤東生前對蔡東藩著作的喜愛和反複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