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欣賞的一部清代滑稽小說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一語，由於毛澤東的引用而廣為人知。

1971年9月13日夜，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軍用三叉戟飛機向中蒙邊境飛去，這是他在謀刺毛澤東失敗後準備向蘇聯叛逃。飛機已經快要進入蒙古國，周恩來將情況急報毛澤東，並請示是否要攔截林彪的飛機。毛澤東沉思良久，從容鎮定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無法可設，由他去吧！”

毛澤東博覽群籍，可以說無所不讀，除了讀古代典籍中文史哲方麵有代表性的著述外，還有興趣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流傳不廣的書。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輯和整理毛澤東的著作和談話時，對一些引文做注釋，需要查很多書，有的就很難查到出處。比如這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當時大家知道這句話肯定是一個俗語，但這個俗語出自哪裏，一直找不到。直到多年後，有人查出這句俗語出自清朝嘉慶年間一個叫張南莊的人寫的一本講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說——《何典》。

“九一三”事件後，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林彪時，還直接引用過《何典》中的許多言辭，說是“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意思是說藥隻能夠醫治不會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無藥可醫了。毛澤東認為林彪得的正是這種病。

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被指定為接班人，並被寫入了黨章。但九大後，林彪與毛澤東的矛盾卻日益加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與陳伯達等聯手鼓吹“天才論”，並堅決要求設立國家主席，自己想當主席。毛澤東憤然寫下《我的一點意見》後，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從中去掉，不要向下傳達。毛澤東為挽救他，“批陳保林”，把林彪的名字從文中去掉了，陳伯達則成為被批判的主要對象。但結果林彪變本加厲，加緊了篡權的步伐，甚至陰謀刺殺南巡途中的毛澤東。真是不可救藥！

在毛澤東看來，林彪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樣，得了“死病”，就是把“九轉還魂丹像炒鹽豆一般吃在肚裏，隻怕也是不中用的”。

毛澤東還引用了《何典》中的兩句：“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黃，嘴上說得好聽，口袋裏卻沒有好藥。在毛澤東看來，林彪是“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麵講好話，背後下毒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騙子！林彪陰謀敗露後，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正是“一雙空手見閻王”！

這幾句話用以描繪林彪，真是既形象又貼切，在座的人聽了感到很新奇，就問毛澤東這幾句話是從哪裏來的。毛澤東說：是從一部小說裏麵看來的，魯迅寫過一篇序文，推薦了它，這部小說叫作《何典》，作者是清嘉慶年間上海人張南莊。

於是，當時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來，用大字體重印了一次，16開本，政治局委員人手一本，連中央委員都沒有資格分到。郭沫若還是後來想方設法才弄到了一本。

《何典》係清朝嘉慶年間上海才子張南莊所著的諷刺性滑稽體章回小說，共十回，12萬字左右。張南莊書宗歐陽詢，詩法範仲淹、陸遊，著作等身，而身後不名一錢，無力付梓。鹹豐初年太平軍攻入上海時，張南莊的其他著作盡付一炬，獨《何典》幸存。雖是吉光片羽，但亦足顯其絕世才情。

《何典》的奇特之處在於采用了別具一格的“幽默”文體，一反舊小說的所謂“文人氣”，無章無典，無規無矩；滿目髒字卻不下流，油嘴滑舌卻很嚴謹。作者主要通過對“下界陰山”“鬼穀”中的“三家村”土財主活鬼一家兩代的不同遭遇和福禍的描寫，嘲笑了陰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醜惡現象。在鬼蜮世界，到處都是“有錢使得鬼推磨”的金錢至上觀念，也充斥著“殺人弗怕血腥氣”的冷漠和殘酷。作者借此譏諷了我國封建社會“人吃人”的黑暗現實。舉凡敲詐、貪汙、**、造反等人間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裏照樣應有盡有。作者的想象力極為豐富，書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餓殺鬼、催命鬼、劉打鬼、黑漆大頭鬼、青胖大頭鬼等形象，還有什麽趕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無不栩栩如生，讓人讀來歡天喜地、笑斷肚腸。

張南莊以“過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說了自己的語言風格和構思方法，稱《何典》是逢場作戲，隨口噴蛆；見景生情，憑空搗鬼；“新翻騰使出花斧頭，老話頭箍成舊馬桶”；“天殼地蓋，講來七纏八丫叉；神出鬼沒，鬧得六缸水淨渾”。其風趣幽默於此可見一斑。現在人們聽到不著邊際的話，愛問“語出何典”，殊不知這就與張南莊張大才子有關！

1926年年初，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在廠甸舊書攤上購得光緒四年（1878年）上海申報館印行的滑稽小說《何典》，十分高興，迅即加以校勘標點，又略加注釋，交北新書局出版（1926年6月），一時頗為暢銷，到1930年4月已印到第四版。

《何典》是一本很“另類”的書，流傳不廣，魯迅因為寫小說史要買這本書，想了不少辦法，始終沒有找到。劉半農運氣好，竟於無意中得之，他放下教授架子來出版這本書，據說也有一點不得已的情況——那時國立大學拖欠工資日趨嚴重，教授愈教愈“瘦”，非另外想點辦法不可了。

《何典》出版問世後，風靡一時，跟魯迅的大力推薦有關。

劉半農深知魯迅對古代小說研究有素，於是請他為新版《何典》寫一篇序。魯迅很快就把題記寫來，其中講起《何典》一書的價值：

我看了樣本，以為校勘有時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於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甚而至於翻筋鬥，嚇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過去……這一個筋鬥，在那時，敢於翻的人的魄力，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

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從成語中，另外抽出思緒；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於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都看做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會於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

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發生，文化人在書齋裏坐不住了，《何典》開場白中的“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成了對時政最好的注解。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稱《何典》是他做嬉笑怒罵文章的範本。同時，文壇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適、周作人、林語堂等，也不斷提到和向讀者推薦這本書。

然而，也有一些當時的“文人雅士”，他們責難《何典》“不入流”。劉半農說：“憑你是天皇老子烏龜虱，作者隻一例地看作了什麽都不值的鬼東西。”因而引發一場文壇大戰，被陳源攻擊為“大學教授而竟墮落於斯”。魯迅怒而撰文：“即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

20世紀20年代的文壇上圍繞《何典》的論戰，肯定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也可以肯定，他正是此時期讀了《何典》，並且反複讀了一生。

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兩次寄書給遠在蘇聯求學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買了一批書寄去，但中途丟失了。1941年1月，他寫信說：“關於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誌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後。”

毛澤東隨信附上一張書單，並注明了冊數，具體內容如下：

精忠嶽傳２，官場現形記４，子不語正續３，三國誌４，高中外國史３，高中本國史２，中國經濟地理１，大眾哲學１，中國曆史教程１，蘭花夢奇傳１，峨眉劍俠傳４，小五義６，續小五義６，聊齋誌異４，水滸傳４，薛剛反唐１，儒林外史２，何典１，清史演義２，洪秀全２，俠義江湖６。

這張書單共列20多種書，其中許多屬於人們所熟悉的明清時代的小說。但也有一些書顯得比較冷僻，一般人別說沒有讀過，恐怕聞所未聞，比如《何典》。

張南莊擅長運用生動的方言俚語展開敘事，處處閃爍著民間的智慧。他的語言風格與毛澤東的審美趣味有著共同之處，這也是毛澤東引用和推薦《何典》的原因之一。

《何典》中的方言俚語，是二百年前的上海話，是迄今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上海話文字資料。張南莊不愧為當時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他對上海話中的俗諺成語駕輕就熟，順手拈來。書中大量熟語至今還活躍在上海人的口中，比如吃辛吃苦、拍手拍腳、拍台拍凳、疑心疑惑、號粥號飯、挨肩擦背、強頭倔腦、牽風引頭、性命交關、一無事事、立時三刻、三日兩頭、七支八搭、無千無萬、斯文一脈、刁鑽促掐、尋孔討氣、捋舌八哥、地頭腳根、眉花眼笑、賊忒嬉嬉、閑話白嚼蛆、日頭曬肚皮、碰鼻頭轉彎、捏鼻頭做夢、有天無日頭、關門勿落閂、鹽瓶倒醋瓶翻、張親眷望朋友、風掃地月點燈、釘頭碰著鐵頭、扳隻葫蘆摳子、螺螄殼裏做道場、鄉下獅子鄉下調、外甥弗出舅家門、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千揀萬揀揀著了頭珠瞎眼、閑時弗燒香急來抱佛腳，等等。作者把很有特色的上海俚言土語運用得非常自如，足見其才學過人。

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反對“黨八股”。毛澤東所列舉“黨八股”的罪狀，其中一條便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即寫文章或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麽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或者隻有死板板條條框框，缺乏生動活潑的語言，像癟三一樣隻有幾條筋，沒有血肉，瘦得難看。鑒於此，毛澤東強調宣傳和文藝工作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因為“人民的語匯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在毛澤東看來，《何典》正是“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典範。他對《何典》語言的化用和引用，實際上表達了對這種審美取向的認同與欣賞。

毛澤東1965年的詞作《念奴嬌·鳥兒問答》的最後兩句是：“不須放屁，試看天翻地覆！”“放屁”一詞使全詞幽默橫生，很可能是借鑒自《何典》。因為何典的開篇第一章的“詞曰”中的兩句就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