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梁啟超
近年來，在熱播全國的紅色經典青春勵誌電視劇《恰同學少年》中，有這樣振奮人心的一幕：青年毛澤東大聲背誦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然後不斷有他的同學加入背誦的行列，最後一群熱血沸騰的青年大聲齊誦《少年中國說》。這感人的場麵，折射了梁啟超對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那一代青少年的巨大影響。
青年毛澤東說：“梁固早慧。”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生於廣東新會，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別署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同學湘生的信中，評價梁啟超說：“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後治各科。”
梁啟超確實“早慧”，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少年天才：四五歲就讀完了“四書”《詩經》；6歲在父親教導下，“五經”卒業；除經學外，還讀《史記》《漢書》《綱鑒易知錄》《古文辭類纂》等；9歲，能做千言的文章；12歲，便中秀才。
中秀才後，梁家更是對他寄予厚望，送他到廣州深造。15歲時，梁啟超進入當時廣東省最高學府學海堂學習。
17歲時，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二人見麵之後，聊了好幾個時辰。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佛家語），當頭棒喝之後，使他一時不知所措，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麽學問。於是退出學海堂，拜康有為為師。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盡舍訓詁之學，接受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與政治主張，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史稱“康梁”。
1895年春，梁啟超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了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運動。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影響。
1897年，梁啟超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的主要見解皆來自於康有為，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感情的筆觸，闡發康有為雜亂、高深的思想，從而使“君主立憲”深入人心。
青年毛澤東對梁啟超的崇拜和效仿
1910年秋，毛澤東走出閉塞的韶山衝，到五十華裏之外去上學。那學堂就是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
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起過當年的情形說：“我在這個學校很有進步。老師們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經書的老師，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對讀經書不感興趣，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刊，講的是康有為的維新運動。其中一本叫作《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那時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
風靡一時的《新民叢報》，是梁啟超在日本創辦的。
1898年的戊戌政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遇難，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啟超認為，中國當時的貧弱落後、受列強欺淩，不隻是因為有“最腐敗之政府”，更因為有“最散弱之國民”，而後者為更重要、更深層次上的原因。於是他決心致力於思想啟蒙工作，以提高國民的素質。
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以“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為宗旨。這個報刊1901年年末停刊後不久，梁氏又於1902年2月在橫濱創刊《新民叢報》。當時都遭清廷禁止在國內發行的這兩種報刊，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緒皇帝，反對慈禧太後，主張君主立憲；但更重要的是，梁啟超以此為陣地發表了一係列鼓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介紹和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價值標準、倫理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在長期囿於封建文化觀念的中國知識界中，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新民叢報》於1907年冬季停刊。毛澤東在1910年下半年讀到的，已經是幾年前的舊雜誌了。但是對於一個來自閉塞山村的少年來說，其中的一係列主張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自然更啟發毛澤東從全新的角度來思考中國，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說的，對這些文章，他是“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他從這裏受到的影響，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現在的韶山紀念館裏，保存了一本當年毛澤東讀過的《新民叢報》（第四號）。其中刊載了梁啟超《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文中解說了“國家”和“朝廷”兩個概念的差異。梁啟超說：
固有國家思想者，亦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在梁啟超這段文字的旁邊，毛澤東批了一段話：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製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製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製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是現在見到的毛澤東對政治、對曆史見解的最早文字記錄。於此可見毛澤東在讀《新民叢報》的時候，就在思考著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是一種十分可貴的讀書態度。後來他投身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鬥爭，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1911年春，辛亥革命前夕，毛澤東來到長沙，進入湘鄉駐省中學。長沙是當時革命黨活動的一個基地，在這裏他第一次讀到革命派的著名報刊《民立報》，這才知道有個同盟會。由湖南人黃興領導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傳來後，毛澤東非常激動，以致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牆壁上。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公開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裏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在以後進入省立高等中學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師範的五年半的學習中，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忘記梁啟超。在現在保存下來求學時期的毛澤東的讀書批語、筆記和書信中，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都能看到梁啟超的影子。如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鬥爭中，對“籌安會”的鼓噪，梁啟超曾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上大總統書》等文，譏斥“籌安”諸君子，強烈反對帝製複辟。後來參加蔡鍔討袁世凱起義後，梁氏又連著《軍中敬告國人》《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袁世凱之解剖》等文，筆力雄渾、銳利酣暢，社會影響很大。毛澤東在第一師範讀書，通過學友會，將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三人有關反袁及對時局不滿的文章，編印成冊，題為《湯康梁三先生對時局之主張》，廣為散發。
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注中，常有“參見梁啟超”的某種評論，或將書中文意與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對該書的理解。在致黎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就是直接援引梁啟超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關於“英雄”、“豪傑”的曆史作用；將人分為“聖賢”與“愚人”兩類；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為特征的佛家平等觀念；尤其是以“變化民質”、“啟迪民智”為救國圖存的根本要義等，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所反映的這些觀點，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出自梁啟超的影響。
直到“五四”前夕，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仍然認為，中國積貧積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舊，道德太壞”，“二者不潔，遍地皆汙”。因此，根本的解決還在於從改變“人心道德”、“變化民質”入手。這種觀點與梁啟超《新民說》基本一致。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在長沙創立學會，確定以“新民”為學會之名。在為新民學會起草會章時，毛澤東提出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也正是梁啟超《新民說》中之觀點的具體化。
梁啟超寫文章不屑於恪遵古文“義法”，不滿足於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筆自然，辭以達意，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衝冠，或熱淚濕紙”。一時學者競效之，號曰新文體，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毛澤東當時就是被這種“魔力”所感染並起而仿效的。
1913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第四師範學習。國文教師袁仲謙先生是前清舉人，最重古文教學，很欣賞毛澤東的才氣縱橫，筆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啟超的“野狐筆”，勸他多讀古文。為此，毛澤東曾經下工夫熟讀《昭明文選》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他還從舊書店買回一套二十多冊的《韓昌黎全集》，反複研讀，揣摩其筆法，終於能寫出一手入格的古文來。袁仲謙在評語中，甚至稱讚得意弟子毛澤東的文章“深得孔融筆意”。
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1912年，梁啟超由日本回國。1918至1920年旅歐期間，梁啟超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於是他決意退出政壇，潛心研究學問，以西學的方法研究國學，回歸到書齋，回歸到國學，立誌通過國學的研究和傳播，“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學派”。
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梁啟超是從“整理國故”開始的。他就與胡適等人一起積極參與了整理國故的運動，並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梁啟超認為：“史學為國學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國學研究，也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曆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煌煌專著。
1922年起，梁啟超在清華學校兼課。《清華周刊》的記者約請梁啟超撰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梁啟超於1923年4月26日撰成此文。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的正文開列五類圖書目錄：（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有《論語》《孟子》等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有《尚書》《逸周書》等21種；（丙）韻文書類，有《詩經》《楚辭》等36種；（丁）小學書類及文法書類，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等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世說新語》等30種。以上5類書共計133種。
正文後收附錄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開出《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等25種書。梁啟超稱此為“真正之最低限度”書目。第二篇是《治國學雜話》，是談學習國學的個人切身體會。強調“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趣味”，工作之餘，“隨時立刻可以得著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讀書”，“在學校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幼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還介紹了閱讀國學書的一些基本方法。第三篇是《評胡適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在《評胡適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梁啟超直截了當地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讚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麵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麵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為是不合用的。”“不是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裏頭的書十有七八可以不讀。真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卻又不夠了。”梁啟超認定“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他說：“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麽把史部書一概摒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麽《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鑒》是要‘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才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梁啟超還批評胡適列了許多煌煌巨著，讓青年人無從下手。如僅《正誼堂全書》（清人編輯的宋代至清代數十位理學家的文集匯編）就有100多冊，叫青年們從何讀起？再如所列文學史之部書籍《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大略估計，總數在1000冊以上，叫人從何讀起？
胡適的書目，給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閱讀、使用，大致還差不多；推薦給文科的大學生閱讀，顯然不大合適。梁啟超的書目，最大好處是離各科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和需要較近，他們能用得起來。
梁啟超開的詳細的書目，因文字很多，現僅將他開的簡要書目抄錄於下：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典集隨所好選讀數種。
梁啟超強調，這份書單子上的書，是務必要閱讀的。“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1925年，梁啟超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墨子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中國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飲冰室文集》。
1927年，梁啟超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晚年毛澤東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
多年後，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在語言文字上對自己的著作和黨內文件的要求非常嚴格。
1942年，毛澤東在為整頓黨的文風而作的報告中列舉“黨八股”的罪狀有“空話連篇”、“裝腔作勢”、“無的放矢”、“語言無味”和“不負責任”等，這與梁啟超早年所舉報章之“五弊”頗見神似。毛澤東認為文章和文件是“給群眾看”，“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既要“分清條理，去掉空話”，又要“合文法”，要“以通俗的語言解釋許多道理”給人民群眾聽。這些思想與梁啟超所稱輿論應具備的“常識”、“真誠”、“直道”三本和“浸潤”、“強聒”、“見大”、“主一”、“旁通”、“下逮”六德有聯係。雖然梁啟超“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但毫不誇張地說，比起梁啟超的“縱筆所至不檢束”來，毛澤東的文風要更勝一籌。
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回憶，毛澤東1958年3月30日對梁啟超有過一番評論：
毛主席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
毛主席又說到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於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