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胡適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說過這樣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一時成為青年毛澤東“楷模”的胡適，其實隻比毛澤東年長兩歲，1891年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原名嗣，學名洪，安徽績溪人，留學考試時改名胡適，字適之。1962年2月24日逝世於台灣。
胡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家私塾受過9年傳統教育，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學，先入康乃爾大學習農科，後轉入文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學習哲學。
毛澤東還在湖南長沙讀師範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名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後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
1917年，胡適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古代中國邏輯方法之進化》。在此期間，胡適熱心探討文學改良方案，並試作白話詩。而他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通信，以及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的發表，更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同年，胡適學成歸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至此一發而不可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
“五四”時期，胡適連續撰寫《曆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相繼完成《國語文法概論》《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作用。
胡適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複興”，並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胡適的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的國學進行一番有係統的研究。因此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於再三聲稱自己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並推廣其“科學方法”。
“五四”洪流中相互激賞和支持
毛澤東和胡適是在北京大學結識的。
胡適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應在北大任教的恩師楊昌濟之召來到北京，隨後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個銀圓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胡適那時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所以毛澤東曾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的學生。後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昌濟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到西方尋找真理的願望，響應蔡元培、吳玉章在北京發出的號召，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在將近一年裏，毛澤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準備工作上。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對此很不理解，毛澤東的解釋則是：“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一年多後，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又說到這件事：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隻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黎錦熙——著者注）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由此可見，毛澤東最後決定不去法國勤工儉學，一方麵在於他要了解中國的國情，研究國內的問題；另一方麵與胡適的態度有關，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與胡適討論過，胡適讚成、支持他留在國內研究問題。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與此同時，胡適在北京的《每周評論》上發表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毛澤東如期把《湘江評論》寄給了胡適。胡適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36號上撰寫了《介紹新出版物》（署名“適”），高度評價了《湘江評論》：
《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麵。《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民眾的大聯合》這篇文章正是毛澤東寫的，“民眾大聯合”的思想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
毛澤東當時是讚成胡適主張的“多研究些問題”的，他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發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所列的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共計71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8大類又分列出81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製應否施行問題”等，合計144個要研究的“問題”。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進京。湖南“驅張運動”的大本營也隨之從長沙移師北京。到北京後，毛澤東就住在北長街20號（原北長街99號）福佑寺這個喇嘛廟中，立即與各方麵協商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和“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毛澤東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爭取胡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
1920年1月15日的胡適日記中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胡適晚年旅居美國，在1951年5月16至17日的日記上，胡適回憶說：“毛澤東依據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適所說這段史實，在毛澤東給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證。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澤東在離開北京之前分別給陶毅、周世釗的信中說：
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誌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兩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誌，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
……如果自修大學成了，自修有了成績，可以看情形出一本雜誌。
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毛澤東利用船山學社的校舍開辦的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的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1922年4月，自修大學的校刊《新時代》創刊。11月自修大學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辦。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培養了一批青年人，他們中的大部分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幹部。
胡適“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20年11月25日，他在給羅章龍的信裏指出：“我不讚成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他論述了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意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麵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毛澤東經曆了實驗主義，又超越了實驗主義，開始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那麽，此時的毛澤東，又是如何看待胡適的呢？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的《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對當時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做了分析，其中，他把胡適劃為“非革命的民主派”，有民主性的一麵，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
因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帶頭進行了文學革命，於是，一些人就認為胡適是徹底的反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因為胡適在某種特殊曆史背景下中說過“西化”之語，不少人就據此認為胡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盤西化”者。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胡適對於國學的推廣和普及不遺餘力。主要表現在他先後兩次關於中學古文教學的公開演講及為清華學生開列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
在兩次演講中，胡適對於中學古文的教學給予很大的關心和熱情，認為沒有相應的國學知識，青年們對外則不能代表中國，對內則將沒有意義。胡適堅信，國學一定可以擁有更加光明的未來。
1923年，胡適在《努力周報》的增刊《讀書雜誌》第7期上，發表了為清華學校（1928年改為清華大學）的學生擬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開的書目包括三部分：工具之部，有周貞亮、李之鼎《書目舉要》，張之洞《書目答問》等15種；思想史之部，有《老子》《莊子》等91種；文學史之部，有朱熹《詩經集傳》、姚際恒《詩經通論》等78種。
胡適在一長串書單子的前麵，聲明兩點：一是他擬這個書目，不是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而是為那些想學得一點係統國學知識的普通青年人設想；二是他擬這個書目，是想為青年人提供一個“下手的方法”。他還說：“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真興趣……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的方法來……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
出乎胡適意料，該書目發表後，立即遭到了質疑。1923年3月11日，《清華周刊》的記者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對胡適開的書目提出了兩點疑問，實際上是兩點批評：一方麵，書目“範圍太窄”，隻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學史著作，遺漏了中國文化史的其他門類如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等著作；另一方麵，書目所列圖書太多了，太專深了，不合乎“最低限度”四個字，沒有考慮到學生們的實際程度，學生們讀不完，也未必都讀得懂。記者希望胡適先生替清華學生另外擬一個書目，擬一個稱得上“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
胡適在答書中寫道：
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我隻好在原書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還應加上一部《九種紀事本末》（鉛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書：
《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九種紀事本末》《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間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壁遺書》《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抄》《宋六十家詞》《元曲選》《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政見的分歧與分道揚鑣
1945年3月27日，國民黨行政院發表胡適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胡適長談，希望胡適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談話中，胡適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中國共產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
同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人訪問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適的學生，又是胡適的摯友。毛澤東以學生的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
從延安回到霧都重慶，傅斯年在重慶的報紙上，通過文章向自己的老師兼朋友胡適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
胡適見到傅斯年的文章後，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
潤之先生：
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
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現譯傑弗遜。——著者注）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此時正值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於胡適電報之前兩天，也催迫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會談，電報說：“坦率告訴（中共），我們認為暴動的發展已無前途，中國同誌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並解散其部隊。”對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非常不滿，1949年底，毛澤東去莫斯科終於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但毛澤東並沒有放棄對自己的這位曾經的“老師”的爭取和“統戰”。
1945年9月6日，胡適被國民黨任命為北大校長。1946年7月5日，胡適從美國回到上海，受到蔣介石、孫科等國民黨黨政要員的熱情款待。
1946年11月，胡適不顧眾人的反對，脫去自己極力標榜的“自由”和“民主”的外衣，趨炎附勢，出席了所謂的“國大”。作為第一個大會執行主席，主持通過了蔣介石炮製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以其在海內外思想文化界的獨特影響力，粉飾了蔣介石“民主”的偽裝，竭盡全力為其“捧場”。此時，胡適雖然還是心向學術，但由於不甘寂寞、不肯疏遠於政治，抱定英美式民主的政治理想，漸漸陷入蔣介石的政治泥潭，再也拔不出腳來。
1948年11月20日，在內戰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胡適在北平傅作義的華北“剿總”講演時，還在信口雌黃，大講“和比戰難”、“苦撐等變”，把國民黨的內戰比作“聖戰”，是“民主、自由、平等與集權、恐怖、殘忍，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鬥爭”，肆意攻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
據胡適的學生季羨林回憶：“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
於是，1948年12月14日，胡適登上了蔣介石派來的專機，走上了與共產黨決裂的道路。
1949年，毛澤東針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中對個人民主主義者進行了批評和勸告，其中幾處直接或間接提到了胡適。
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毛澤東寫道：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製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麵……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裏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分。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胡適沒有搭乘蔣介石的飛機直接去台灣，而是於1949年4月6日，在解放軍的隆隆炮聲中再次登上從上海開往美國的輪船，與祖國訣別。他在美國租賃的紐約東81街104號那所破爛不堪的公寓裏度過了那段幾乎使他的經濟狀況和健康狀況陷入絕境的困苦日子。為了避免坐吃山空，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隻得屈尊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聘請，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做一個管理中文圖書的小職員。
毛澤東預言21世紀替胡適恢複名譽
1949年4月29日，胡適剛剛抵達紐約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史學家陳垣致信於他。該信於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報》以《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為標題發表。在信中，陳垣誠懇地規勸胡適正視現實，幡然覺悟，批判過去的舊學問，回到新青年之中，為廣大的人民服務——一封給胡適的公開信能夠在共產黨機關報發表，毫無疑問，毛澤東始終給胡適敞開著大門。
然而，胡適囿於他頑固的反共情結，在日記中表示了對該信的“鄙視和厭惡”，並於1950年1月9日在台灣《自由中國》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明確表示了拒絕“挽救”的強硬態度。10月，他又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這篇反共文章，這使得毛澤東爭取胡適的希望從無奈中走向了破滅。
此時此刻的胡適，已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共騎士，利用美國人和蔣介石別有用心地套在他頭上的種種光環，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共言論，為危機四伏的國民黨黑暗統治映照出一絲隱晦的亮色——胡適自己關閉了毛澤東為他敞開的大門。
1954年，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後來轉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師胡適。胡適由學界泰鬥一下變成聲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稱他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成立了專門批胡的機構即周揚所稱的“討胡委員會”。在郭沫若“委員長”的領導下，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八輯約二百萬字，另有別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三十本，總計有三百萬言之多。
這些批判文章，在大陸可能沒有一個人通讀過，可胡適全部都讀了，並在有些地方做了些富於諧趣的批注。對這種自上而下發動的批判，胡適將其看作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胡適一再和友人說：“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適對自己早年曾欣賞和支持過的毛澤東，似乎越來越反感。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頁。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裏：
遊仙·贈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
胡適說這首膾炙人口的《蝶戀花》“沒有一句通的”，此話講得太過，已不是什麽詩歌評論，恐怕已是**裸的詆毀了，可謂“胡說”、“胡批”。
胡適經過“嚴密”地“論證”，還請教了湘籍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最終得出了毛澤東詞《蝶戀花》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韻的結論。按“蝶戀花”詞牌要求，毛澤東的詞的確“出格”了、“破韻”了。但這樣的韻腳犯忌，一向重視用韻、深諳格律的毛澤東自然很明了。1958年12月，毛澤東在該詞作的“作者自注”中說：“上下兩韻，不可改，隻得仍之。”“不可改”說明毛澤東是為了不因韻害意而“破格”。如此用韻，意與聲諧，渾然天成，所以也就“隻得仍之”了。詩言誌，既然格律是為了表情達意服務的，“情動繩墨外，筆端起波瀾”（臧克家語），這時又何必膠柱鼓瑟呢？毛澤東在遵循詞律的大前提下，根據表達需要而作一點靈活變通，不也可以看作是他“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詩論的一種藝術嚐試嗎？所以，胡適的批評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了，有違自己一向主張的“嚐試”精神，同時也或多或少是一種有失大家氣度的“泄私憤”。
盡管如此，晚年的胡適，還是不無欣賞地對身邊人說：“共產黨中，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麽？批判嘛，總沒有什麽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學生”並沒有全盤否定“老師”，對其評價還是十分公正的。這恐怕是胡適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吧！毛澤東的話是很真誠的，顯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同時也是表示對胡適已無爭取的可能性。
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頤年堂的一次講話中，再次肯定了胡適，“他對中國啟蒙運動起了作用”，“不能全盤抹殺胡適”。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與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又一次提到了胡適，此時，胡適已經去世兩年多了。毛澤東說：“《紅樓夢》寫出來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很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