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魯迅

毛澤東生前多次坦言：“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的兩位偉人。毛澤東是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學造詣很高；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革命家。他們的國學造詣都很深厚，都是國學大家。他們雖然未曾謀麵，但是毛澤東對魯迅充滿了尊敬和敬仰之情，多次給予魯迅很高的品評。

“魯迅算不算國學大師”

魯迅，原名周樹人，和毛澤東一樣屬蛇，但年長毛澤東一輪，1881年出生，浙江省紹興縣人。17歲離開家鄉，就讀於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轉到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1902年，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赴日本留學，先在東京弘文學院，後去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

在日本，有兩件事促使周樹人改變了初衷。一是他無法忍受那些有著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日本學生對中國學生的無端歧視。二是在觀看日俄戰爭教育幻燈片時，畫麵上一個被指控為俄軍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抓捕後要被砍頭示眾，而畫麵上許多中國同胞卻麻木不仁。這極大刺痛了他的心靈。他痛感：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他認為首先要改變國人的精神。於是，他棄醫從文，立誌於文學。

1909年回國後，周樹人先後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紹興府中學堂、紹興初級師範學堂等任教。辛亥革命後，應蔡元培之邀，他來到南京，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後隨臨時政府遷北京，繼續在教育部任職，直到1926年8月離開。

在北京工作時期，周樹人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和新文化運動，結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他以自己犀利的雜文和新穎的小說為新文化運動呐喊。1918年5月，他第一次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短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揭露封建製度“吃人”的本質，發出“救救孩子”和推翻這個社會的呼聲。此後，連續創作了《藥》《孔乙己》等優秀白話小說和大量雜文。

1926年，魯迅因參加北京“三·一八”反帝愛國運動，支持學生，聲討軍閥政府，被北洋軍閥政府通緝，8月被迫離開北京，先後在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開展了左翼文化運動，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殘酷迫害和鎮壓。1927年10月，魯迅來到上海。他不顧反動當局的迫害，積極參與革命的文藝運動，以滿腔的熱情宣傳進步思想，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1930年3月，魯迅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任常務委員，與瞿秋白等人一起領導左翼文藝運動。

1933年，魯迅擔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與宋慶齡等一起為營救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關押的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而鬥爭。他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我無條件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

正當他全身心投入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奮鬥之時，病魔卻無情地奪走了他的生命。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病在上海逝世。上海民眾自發地為他舉行公祭。新中國成立後的1956年，他的遺體被從萬國公墓遷葬至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魯迅一生創作了大量小說、散文、雜文、詩歌等作品，如《祝福》《阿Q正傳》《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為中國和世界留下了800多萬字的煌煌著譯。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種文字。他以筆為武器戰鬥一生，被譽為“民族魂”、中國現代文學的旗幟和奠基人。毛澤東評價他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寫照。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他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有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

魯迅先生的著作收入《魯迅全集》。繼1981年版《魯迅全集》出版之後，2005年，《魯迅全集》以嶄新的麵孔與廣大讀者見麵，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新版文集中增收了魯迅佚文24篇、佚信18封以及《兩地書》原信68封，《答增田涉問信件集錄》約10萬字，總卷數由1981年版的16卷增加至18卷。這次修訂對注釋進行了大量的增補和修改，新版《魯迅全集》新增注釋1000餘條。

2006年，由國學網、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百度國學頻道等單位聯合主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評選”活動，評選出的“十大國學大師”是王國維、錢鍾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和馮友蘭。此次評選活動通過網絡、郵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來自兩岸三地以及海外華人的120多萬張選票，其中王國維以最高得票數位居榜首。而康有為、辜鴻銘的落選和魯迅的入選則引起了各界強烈爭議。“魯迅算不算國學大師”，成了這場熱點爭議中的焦點。

反對魯迅入選者認為，國學大師對國學的研究一定要深要透，要成為專家，“魯迅不但沒有做到這點，還推行白話文毀滅文言，怎麽能算是國學大師呢”？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吳相洲教授說：“魯迅應該說是文學大師。魯迅在國學上倡導少讀甚至不讀古書，而對西方的一些東西比較推崇。而在國學方麵，有很多人的造詣和貢獻都要比魯迅大。”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助理孟憲實也表示了類似看法：“魯迅在‘整理國故’中確曾做過一些工作，但和他的小說散文創作相比，這並不是突出的成績。他還曾努力貶低傳統，對國學也沒有推崇。這好像不是國學大師應有的態度。”

而作為我國著名國學名家薑亮夫的弟子、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章祖安則指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後文化的學者，成就卓著也稱不上國學大師，“誰聽說過研究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的被稱為國學大師的？”按照這一標準，如魯迅這樣的大文豪也未必能稱得上國學大師了。

而支持者則指出，魯迅不但有巨大的文學成就，還有深邃的魯迅思想，傳統文化方麵底蘊也很深厚，應該當選“國學大師”。清華大學的劉石教授列出了評選魯迅為“國學大師”的四點理由：第一，魯迅是真正的國學研究大家，他在每一個研究領域都達到經典的高度。比如其《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自成體係的中國小說通史，為中國小說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始終影響著後學；第二，魯迅開創了將文學與文化結合起來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其《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對文學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論的啟發意義；第三，魯迅在古籍整理方麵有重要成果，“比如他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就非常嚴謹、規範，已具有現代古籍整理的特點”；第四，魯迅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極其深遠，堪稱中國人的“精神導師”。

在很多人心目中，對國學的定義，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而且這還是在曆史長河中，被封建君主改造過的傳統文化與學術。在21世紀的中國，這樣的國學定義自然顯得不合時宜。國學的概念，到了今天，其範疇和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對於國學這個概念，大部分學者都傾向推舉國粹派學人鄧實在其《國學講習記》對國學的定義：“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也就是說，除了我們熟悉的那些傳統文化經典，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這些也應當屬於國學範疇。

國學網等幾家機構組織的這個活動，顯然是以一個寬廣的定義，而不是狹隘的定義來闡述國學的，不然蔡元培、魯迅等人也不會入選大師的行列了。同時，這也反映了網友對國學這個定義應是心裏有數的，對於國學這樣的傳統文化概念也有著新的認識和體會。從活動第一輪的投票結果來看，入選的這些大師，不僅有王國維這樣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麵有著深刻造詣的大師，也有偏於中國教育事業的蔡元培。魯迅的入選也是網友們的一致推選。

一些人關注的是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的一麵，卻忽視了魯迅自日本求學時期以來一直堅持的“新生”觀——取今複古，別立新宗。魯迅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批判，具有曆史背景，當時複古派的猖狂和國內環境，趨使魯迅隻能更多地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思想中存在一個複古的一麵，這複古與複古派恢複到儒教本源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是要返回到先秦文化，去梳理“民族固有之血脈”，其終極目標是新生。

魯迅在日本時期就發表了《文化偏至論》，提出“取今複古，別立新宗”的論斷。魯迅所要反對的，是戕害中國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文化；魯迅所要發揚的，是中國脊梁人物身上的品質。扼要地說，魯迅所要複的，是前人創造文化的動因，而非成果，他所提倡的新宗是古今合璧的新生。魯迅對先秦文學的價值做了獨到的認可，這表現在對屈原文學成就的高度評價——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另外指出老子思想的致命弱點，是“不攖人心”，人心枯槁，生命力萎縮；孔子思無邪的詩教理論，讓中國人的心聲得不到充分抒發，必然導致詩歌精神的枯萎——詩歌本來應該是最能表達情感的。

回國十年時間裏，魯迅主要研究古代小說，魯迅更加深入地體察中國先秦文化以來的演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的與眾不同在於，他以文學家、思想家、學問家的三重身份去梳理中國文化，見解不僅獨到而且深邃，所以近百年來無人能出其右。這期間，魯迅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批判和否定居多，但魯迅已經開始以先秦文化為題材創作小說：《不周山》《奔月》《鑄劍》，開始了建構先民生命力體係的工作。

綜上可知，顯而易見，魯迅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毛澤東與魯迅的互慕和神交

魯迅先生雖然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對毛澤東卻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魯迅向左聯文委書記馮雪峰以及茅盾打聽中央蘇區和毛澤東的情況，極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圍剿”鬥爭中的戰績，因為他們把氣焰囂張的國民黨反動派“嚇壞了”。魯迅對英勇作戰的紅軍十分欽佩。

1932年秋，在戰鬥中負傷的陳賡從鄂豫皖紅四方麵軍來到上海養傷，在馮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魯迅曾在家中兩次會見陳賡。陳賡講述的紅軍英勇戰鬥的情形以及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給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魯迅非常重視這次談話，以後一再提及，認為確實比《鐵流》《毀滅》裏寫的內容更動人。他曾一度想寫一部反映蘇區紅軍戰爭題材的小說，但是終因沒有實際生活經驗而未動筆。

1933年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臨時中央博古提議，可以讓魯迅來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持中央蘇區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魯迅身邊的聯絡員馮雪峰不讚成博古的意見，認為博古不了解魯迅，低估了魯迅在白區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並提出還是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為好。

1934年1月，因為馮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難以保證，黨中央把他調到瑞金，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毛澤東此時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無情打擊”，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權，被排擠出核心領導層。處境艱難的毛澤東聽說馮雪峰來到了瑞金，便專門拜訪了他。毛澤東非常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雪峰向毛澤東介紹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特別詳細地介紹了魯迅的情況。毛澤東對馮雪峰講述的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曾經說過，全中國隻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後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還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的詩詞，認為他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了非常開心。

“山大王”當然隻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毛澤東性格中的主導麵是“虎氣”：藐視強權，對現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澤東的詩詞中，對於“山”可謂情有獨鍾。他獨創的“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中國革命離不開山。魯迅以“山大王”氣概來評論這位革命家詩人的作品，確是獨具慧眼。所以毛澤東聽到馮雪峰的轉述，發出會心的大笑。

對於“山大王”的評價，毛澤東還有過更為直接的認同。1973年5月，毛澤東召見新接班人王洪文，問及王之年齡，王答已38歲。毛澤東說：你比我強多了，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還在井岡山喝南瓜湯呢。王洪文立即稱頌“主席那時已經是偉大的革命領袖了”。毛澤東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為寇，殺富濟貧。”

一天晚上，毛澤東再次約見馮雪峰。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隻談魯迅。”毛澤東接著說，“我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後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幹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群眾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毛澤東還對馮雪峰說，“我也想重讀一遍，可惜當地找不到這部書。”毛澤東又問魯迅這幾年寫了些什麽，馮雪峰扼要介紹了魯迅到達上海後所寫的文章，尤其是在幾次論爭中的文章。

馮雪峰接著透露，臨時中央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問：“幹什麽？誰主張的？”馮雪峰解釋說：“不是正式主張，隻是隨便說說。”毛澤東歎息道：“這些人真是一點也不了解魯迅！”馮雪峰還把魯迅不想離開上海，並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崗位上，總能打一槍兩槍的想法詳細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感慨地說：“這才是實際的魯迅！一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於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將艱巨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願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於能夠維持不墮，就因為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

1935年10月，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帶領紅軍衝破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經過萬裏長征，勝利到達陝北。魯迅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寫下了著名的《亥年殘秋偶作》一詩，其中有“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鬥正闌幹”的句子，表現了魯迅遙望北鬥星，對遠在陝北的紅軍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無限牽掛之情。

1936年3月29日，魯迅抱病和茅盾一起為紅軍東征勝利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了賀信：“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奮鬥，為你們的後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歡迎與擁護。”“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

魯迅從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類和中國的將來”，看到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無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馮雪峰奉黨中央之命離開陝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組織建立聯係。馮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魯迅的家中，同魯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魯迅講述了紅軍長征的經過、遵義會議情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魯迅靜靜地傾聽著，馮雪峰每次提到毛澤東，提到毛澤東周圍的中共領導人，魯迅總是流露出親切信任的表情。魯迅還委托馮雪峰把自己抱病編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購買的火腿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