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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組織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企圖挑撥魯迅與中共的關係。6月9日，已經病重的魯迅口授了一封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

魯迅提及毛澤東見諸文字者為數不多，這是十分難得的一次。基於此點，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多次講話中都提到了魯迅，稱讚“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聯名發表了《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魯迅病逝後，黨中央委托馮雪峰主持治喪工作。馮雪峰還特意把毛澤東的名字寫進了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1937年1月，馮雪峰回延安匯報工作，毛澤東一再關切地詢問魯迅逝世前後的情況，表示了對魯迅的深切的懷念之情。

毛澤東說：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毛澤東愛讀魯迅的書，非常推崇魯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學功績，在其著作、報告、講演和口頭談話中，有不少關於魯迅的論述。僅130萬餘字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中就達20處之多。

1937年10月19日，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講，談到心目中魯迅的崇高地位：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裏，他忍受著，反抗著，正如陝北公學的同誌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裏勤謹地學習革命理論一樣，是充滿了艱苦鬥爭的精神的。陝北公學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裏有真理，講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鋒分子的場所。

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曆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鬥爭。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們為了永久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在延安開辦了魯迅師範學校，使後來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偉大。

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參加鬥爭的，後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德國的考茨基、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就是明顯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並把同誌拿出去獻給敵人作為見麵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做鬥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下的文學青年，教他們堅決鬥爭，打先鋒，開辟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裏，主張打落水狗。他說，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汙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

綜合上述這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文藝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毛澤東的演講，被陝北公學學員汪大漠記錄下來。汪大漠將演講記錄稿帶到武漢後，交給曾協助魯迅編過《海燕》雜誌的左聯重要成員、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胡風將毛澤東的演講稿刊載於自己主編的《七月》雜誌上。

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這篇題為《論魯迅》的演講記錄稿，後編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給予高度評價：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評價魯迅的短短四句話中，毛澤東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在毛澤東對古今中外人物的品評中，還沒有第二個受到過如此高的評價，他把對魯迅的評價推向了最高峰。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這一篇專門談文藝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學作品就是魯迅翻譯的《毀滅》。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49年7月，全國文聯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會議召開期間，各位代表都獲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這就是毛澤東和魯迅的雙人像章。這枚像章為銅質，圓形，直徑2.2厘米，中上方一麵飄卷的紅旗，有毛澤東和魯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樣，下方“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15個繁體字呈半圓形。毛澤東與魯迅雙人像章的出現，反映了毛澤東對魯迅的深厚感情。

毛澤東對魯迅著作的品評

據長期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大量接觸魯迅作品，是在1938年8月《魯迅全集》20卷本編輯發行之後。

1938年l月12日，毛澤東寫信給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青年哲學家艾思奇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個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

毛澤東在此之前已經讀了一些魯迅作品，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係統地讀到魯迅的全部著作，因此對《魯迅全集》充滿著濃厚的興趣。

1938年8月，中國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魯迅全集》，毛澤東通過上海中共秘密組織得到了一套。毛澤東對這套《魯迅全集》十分珍愛。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毛澤東的不少書籍和用品都丟棄了，可是這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卻一直伴隨著他。新中國成立，進了中南海後，有一天，他在書房裏閱讀這套《魯迅全集》，一邊翻閱，一邊飽含深情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書保存下來不容易啊！當時打仗，說轉移就轉移，有時在轉移路上還要打仗，書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謝那曾為我背書的同誌們！”

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他也隨身帶著幾本魯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讀。有一天，外事活動後回到住地，離開飯的時間不到半小時，他又拿出魯迅的書讀起來。開飯時間到了，工作人員把飯菜放在桌子上，輕聲催他吃飯，他說：“還有一點，看完就吃。”毛澤東一邊用筆在書上圈圈畫畫，一邊自言自語道，“說得好！說得好！”一直把20來頁書讀完，才去吃飯。他一邊吃，一邊笑著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愛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

毛澤東閱讀《魯迅全集》非常認真仔細。從他在書上批畫的情形來看，凡是原書中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們一一改正過來。例如，《魯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盯梢》裏有一段文字：“那裏麵有張泌的《浣溪沙》調十首，其九雲：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從，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這首詞中的“消息未通何計從”的“從”字，如果僅僅從詞義來看，看不出是一個錯字；但從詞律的音韻來看，顯然是錯了。毛澤東讀到這裏時，便將“從”字改為“是”字。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八顯示，原詞確實是“是”字，而不是“從”字。1981年新版《魯迅全集》據此做了改正。

在魯迅的著作中，毛澤東最愛讀、談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傳》。在論述一些重大現實問題時，毛澤東常常運用阿Q的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1937年3月，毛澤東會見了到延安訪問的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談到《阿Q正傳》。這是毛澤東談魯迅作品的第一次書麵記載。毛澤東說：國內有一部分帶著阿Q精神的人，揚揚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作“屈服、投降與悔過”，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

在與斯諾談話時，毛澤東批評蔣介石否認統一戰線的事實，便以阿Q為例，說蔣介石是阿Q主義者，是看不到統一戰線存在的自欺欺人。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阿Q鬥爭起來還算英勇，缺點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加上黨八股。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讚揚“《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魯迅在這篇小說裏，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特別指出：“我勸看過的同誌再看一遍，沒有看過的同誌好好地看看。”

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他說要將《阿Q正傳》印發給大家，提醒與會的中央委員們不要像阿Q一樣，自己的毛病別人說不得，一觸即跳。

在1959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道：“阿Q這個人是有缺點的，缺點就表現在他那個頭不那麽漂亮，是個瘌痢頭，因為他就是講不得，人家偏要講，一講就發火，發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贏，他就說兒子打老子。”在這裏，毛澤東講這些話，意在說明有缺點要允許別人講，有缺點或犯錯誤的同誌要準備聽閑話，準備多聽一點。

魯迅的七律《自嘲》是毛澤東最為推崇的作品。魯迅在書贈柳亞子的條幅上有“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的跋語，但毛澤東透過作者的自謙領悟到的則是展現詩人人格的嚴肅主題。所謂“偷得半聯”，據郭沫若考證，出自宋人的詩句“飯飽甘為孺子牛”，經詩人對“孺子牛”這一典故的改鑄，確實是起了質的變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出自《自嘲》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聯，認為“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還說“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學他“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如同魯迅稱讚毛澤東詩詞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特別看重《自嘲》中的這一聯，都是別具隻眼。經毛澤東的弘揚，這一聯已是公認的作者的人格自畫像，是概括魯迅精神的最為精辟的警語。郭沫若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樣評價此聯：“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毛澤東多次書寫此聯。1945年10月在延安時書寫過；1958年12月在武昌應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之請求，再次書寫，現在傳世的墨跡正是這一幅。

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魯迅的戰鬥方法很值得學習。”“魯迅戰鬥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隻準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

在推崇魯迅的同時，毛澤東也實事求是地指出魯迅的某些不足。1939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給周揚的信中曾說過：“魯迅在表現農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麵和封建主義的一麵，忽略其英勇鬥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麵，這是因為他未曾經曆過農民鬥爭之故。”新中國成立後，在同音樂工作者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指出：“在中醫和京劇方麵他（魯迅）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他對地方戲還是喜歡的。”

毛澤東最愛魯迅的雜文

1957年前後，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比較多地談及魯迅的時期，而他談得最多的是魯迅的雜文。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中央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3月6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共匯集了33個問題，即毛澤東所說的“33個題目”。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道：

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裏。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麽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麵，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說：

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麵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裏麵就沒有片麵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誌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誌。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所寫的一封信中指出：“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是引魯迅為知音了，因此又說：“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魯迅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顯然又提升了。

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同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時說：“我勸同誌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

晚年的毛澤東，“讀魯迅”的興致並沒有因體衰多病有所減少，反而更甚。他在考慮起用一大批老幹部時說，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大概也是借用了魯迅在《準風月談·關於翻譯（下）》的說法。毛澤東還號召各級領導幹部“讀點魯迅”。